（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 121001）
一、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比以往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格局调整加速，受到公共危机与科技革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竞合交织、错综复杂的新特点。中国共产党格外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形成每一时期特有的国家安全思想。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和多极多元的世界格局，对我国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以我国国情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我国传统治国安邦思想中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精华，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开创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的总体安全观以保障人民安全为根本宗旨，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安全等集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总体安全观。这一论述立足于全局角度、战略高度，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做出了总体部署和系统规划。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次数达历史新高，分别有55 次和18 次，并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国家安全。[2]
二、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语言不仅仅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存在，还是国家安全的次分支领域和塑造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刘跃进将国家安全分为国民安全、主权安全、文化安全等12 种。[3]刘海涛提出语言和文化关系紧密，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要素之一。[4]张治国将语言安全分为三类：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语言安全。内源性语言安全包括主体语言安全、少数民族语言安全、方言安全等；外源性语言安全包括外语安全；双源性语言安全指跨境语言安全[5]。（一）汉语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主体语言是各国的主要语言，在使用人数及利用状况等方面占主导地位，并通常经过宪法或其他语言文字法的确认。汉语作为我国的主体语言，其历史悠久，书写体系完备，使用人数最多，在现代化数字时代能够快速适应时代的发展，如在人工智能上的应用。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多民族和谐发展与维护国家统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语言文化强国。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承载着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使命。《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到：“到2020 年的时候，在全国范围内要基本普及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明确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6]。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普通话普及率从70%提高到80.72%，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比例超过95%。在一些偏远地区，汉语普及率还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目前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任务，也是克服各地区之间语言交流障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语言安全、体现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和多语种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文字国情。在全国总面积50%-60%的土地上，分布着拥有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7]。各民族分散分布于不同地域，人口数量不平衡，语言传播具有较强的地域性。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没有完整的书写体系，以口头表达为主。我国宪法曾明确规定：“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传承，作为世界语言资源大国，我们有义务好好利用、开发和保护珍贵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传承，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稳定。以苏联为例，其地域广阔，少数民族语言众多、民族差异大，少数民族语言被看作是民族属性的重要标准。列宁时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多元化语言政策；斯大林时期则由宽到严，采取了相对严苛的政策，之后又采取了的单边双语制。短时多变的语言政策，最终使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竞相为各自共和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立法。[8]为少数民族创造出几十种书面语言，但其用途大多是翻译政治文件与文学作品。少数民族语言承载着政治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然而苏联赋予语言的政治价值并不稳定，最终导致了国家危机。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关乎到民族团结，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有重要意义。
（三）方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广泛分布于我国各个地区。当前我国汉语使用人数约12.8 亿，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约0.6 亿，在汉语使用人口中，以普通话为母语者约1.8 亿，以汉语方言为母语者约11 亿[9]。汉语方言作为近11 亿人的母语，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积淀，成为我国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的重点内容。我国丰富的方言资源，极大丰富了语言多样性，处理好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与主体语言的关系对国家文化安全、语言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方言是我国语言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是应对突发公共危机，解决国内跨地域问题的关键。在我国的突发医疗危机应急语言服务中，基于方言识别的语音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国疫情期间的跨省区援助，各地方言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众多交流上的困难，影响救援的进程。由北京、湖北等地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战疫语言服务团”，制作并发布了“方言通”，及时帮助医疗团队解决了医疗中的交流问题。基于方言语言理论，将方言翻译与语音识别、文本分析等相关技术充分融合，有效解决了因方言不通造成的各类问题，解决了突发公共危机，维护了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四）外语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外语是国家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的桥梁和“钥匙”，是国家之间开展国际对话的媒介。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经历了从“俄语独大，英语受压”到“全民学英语”，继而到“英语热降温”，再到“多语种黄金期”的演变[10]。我国人民的总体外语水平，尤其是英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能用英语从事贸易、外交、文化交流的人数快速增长，同时对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逐步变得更全面、更合理。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服务于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我国对外语重视程度的提高反映着国家培养新语言人才资源能力的提升，是国家语言安全意识逐步增强的重要标志。外语能力影响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的能力，是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将外语发展作为国家语言战略的核心问题，9·11 事件后，提出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关键语言”战略，鼓励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八种“关键语言”，其中汉语排在第二位。资助项目从幼儿园、中小学一直持续到大学，并培养新师资，提供语言资源库。从另一角度看，美国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不仅是为了培养语言人才，也为开发海外市场提供了便捷助力，为海外战场装备了“语言武器”，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获得了潜在的收益。伴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外语能力必然在未来发展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11]
（五）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跨境语言指分布在不同国境的同一种语言，兼有本国语言与外语的特点，我国的大多数跨境语言都是少数民族语言。跨境语言不仅是一种语言资源，同样可以视为是一种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是实现国际交流的天然桥梁和纽带。中国的少数民族有55 个，其中跨境而居的有33 个，陆地边界线2.2 万公里，其中1.9 万多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跨境语言研究在我国有较大的应用价值[12]。当前，世界各国现代化加速发展，各国之间出现新的关系，跨境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文化接触与交流。对跨境语言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跨境民族发展中的问题，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安全与信息安全。跨境语言对维护边境安全，促进边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跨境语言的优势突出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其沿线国家众多，涉及语言种类复杂，每种语言都独具特色。跨境语言以其天然纽带的身份，在推进构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网、承载多元文化融合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跨境语言进行研究与规划，对维护我国的对外交流，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三、国外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及其启示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拥有不同数量的少数民族和不同种类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语言和跨境语言对于维护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团结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世界上典型的面向少数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民族语言教育、外语教育的相关政策，为我们提供一定的思考与启示。（一）英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与启示
英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注重以提升少数民族通用语能力为核心。英国的少数民族分为本土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的少数民族。目前，英国流行的少数民族语种不下10 余种。除了本土少数民族使用的盖尔语、威尔士语等，还有阿拉伯语、汉语、希腊语等。英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模式通常为“英语+本民族语+外国语言”，可看作为“1+1+1”模式。[13]英国政府从两个方面来加强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第一，提高少数民族的英语能力，重视英语学业成绩：如“教育行动区”计划、“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拨款”计划、“非洲裔加勒比裔学生学业成就”项目等；[14]第二，通过英语教学潜移默化的传播共同价值观与文化。[15]英国结合自己的国情和国家发展的需要为少数民族学习通用语制定了一系列的语言政策，如将少数民族的英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聘用双语者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教学，加大对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教育的项目支持等。
（二）中东欧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与启示
中东欧地区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为代表实行创新性少数民族语言权利保护制度。以宪法及立法的形式对法律承认的民族语言根据其使用人数、语言发展现状等方面的差异，开展不同级别与内容的保障。[16]在公共服务上，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场所及政府铭牌使用民族语与通用语双语进行标识；在司法与行政上，为少数民族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及文化进行正面宣传，开展双边语言教育工作，促进跨境语言交流；在传媒上，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如节目制作、播送、传播等给予资金支持[17]。中东欧的少数民族语言权利事务管理机制，为各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制度保障方面提供了典范。（三）马来西亚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与启示
马来西亚作为多语多民族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凝聚力，马来西亚在独立后将马来语定为国语，并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政府通过宪法及教育令不断地提高马来语的国语地位。宪法规定的语言政策，奠定了马来西亚独立后自由宽松的语言环境，大部分的少数民族能流利地讲3-4 种语言。马来西亚宽松的语言环境体现为，马来西亚政府将华语与泰米尔语教学纳入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可以使用不同语言进行教学。根据使用的教学语言的不同，小学类型分为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教学的三种学校。国民小学（马来语教学）中，允许华语与泰米尔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学分为马来语、英语教学与华语教学两种学校。[18]将多种语言纳入教学体系，成为教学语言，使得大部分马来西亚人受到多种语言的熏陶和影响，自然成为多语人。在现实社会交际中，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能够使用多语种进行交谈，标准的马来语只在课堂上使用。
综上，英国以提升少数民族的通用语能力为核心的语言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增强了国家文化认同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中东欧转型国家创新型以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为主的语言政策，使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有利于国家民族建构与国家统一；马来西亚鼓励多语教育的语言政策，符合国家的多语背景，满足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需求。英国、中东欧地区、马来西亚不同的语言教育政策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发展路径提供了启示。
四、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发展路径及启示
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19]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证各民族之间的信息畅通，可以有效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国家认同，是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发展之必需，也是国家安全之必需。[20]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确保少数民族使用与发展自己语言文字权利，维护语言资源多样性，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安全，是增加国家认同，维护民族团结，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全面开展多语种外语教育，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优势，培养多语种少数民族人才，储备大量的语言资源，是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展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的需要。（一）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我国多民族多语言的基本语言文字国情，决定了必须把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最主要的语言教育政策。《意见》指出“到2025 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要求大力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按照“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工作方针，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除保障学校教育之外，可采用多种途径配合学校教育。包括开展普通话培训周与常态化宣传教育；施行学龄前教育、学校教育与“职业技能+普通话”多模式相结合；逐步提高教师准入标准与待遇；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发多元化普通话学习资源等。增强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积极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最终有效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顺利展开。
（二）科学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作为多民族国家，科学保护与传承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项大工程，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与队伍建设，根据不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戴庆厦提出“语言保护的目的：一是使功能衰退的语言得以恢复语言功能；二是使濒危的语言得以保存其语言事实的记录；三是使功能健全的语言得以增强功能。语言的保护，关键在于保护它的使用。”[21]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传承，要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同时，依法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和使用。根据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的具体情况，开展不同层次、不同比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教学媒介语的教学模式，大力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比例。在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提供符合日常生活的教材资源的同时，尝试培养多语背景教师，建立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核心，多语种教育为补充的教育教学体系。（三）全面开展多语种外语教育
在新时代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全面开展多语种外语教育，符合我国国情与当今国际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多方面综合发展需求。语言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资源，一些发达国家语言政策，如英国的“英语+地方语言+外语”、美国的“关键语人才”计划、加拿大“双语+多语”等均以获取更多的外语资源的目标。同时，我国属于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具备开展“国家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教育的基础，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可以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语+英语（外语）”的教育模式。在单一外语语种情况不能满足新时代全球化、多元化需求的前提下，开展多语种的外语教育。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跨境语言占比接近三分之一，涉及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印欧语系等[22]。这些跨境语言，使得中国少数民族在掌握多语种外语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应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多语种外语教育的相关政策，同时培养多语种和多文化背景的语言教师，提供多语种教学资源和教学方式。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优势，采用系统性授课与针对性辅导教学相结合等方式，促进多元化外语教育。五、结语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下，国家安全是国家运行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在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我国的国家语言治理必须强调国家逻辑。[23]语言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分支领域与组成部分，具体体现为：国家通用语言承载着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使命；少数民族语言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稳定重要纽带；方言是应对国内突发公共危机，解决国内跨地域、跨省区协作沟通交流问题的关键；外语能力影响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的能力、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跨境语言对维护边境安全，促进边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英国、中东欧各国、马来西亚等国外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经验和启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和核心要义。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维护保护少数民族使用与发展自己语言文字权利，维护语言资源多样性，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安全，是增加国家认同，维护民族团结，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需求。全面开展多语种外语教育，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区位优势，培养多语种少数民族人才，储备大量的语言资源，是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展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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