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尽管在历史谱系、学理基础和话语风格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等层面又不谋而合。如何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质壁分离，促进二者的融合和共生、对话与交流，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必须予以关注和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范式差异
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交互壁垒，走向二者的融合与共生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唯有在彼此的不可通约性中解读其范式差异才能谋求融通的契机和动力。（一）历史起源背景层面的差异
历史背景往往蕴含着促进事物发生与发展的动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脱胎于不同的时代和国度，在历史背景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欧正处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的到来使机器化大生产日益代替自给自足的小作坊和家庭手工业生产，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已将触角伸向各个角落，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谋求更多的剩余价值。显然，时代的主旋律已开始由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平等的民主革命运动转变为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成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统治阶级，备受摧残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争取民主与平等的呼声愈发响亮。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运而生。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中华文明滥觞于远古的农耕时代，伴随零散自发的农耕生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从此生根发芽，绵延不绝，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内涵和底蕴。古代先民习惯将农耕丰收寄托于阳光雨露和山川土地的恩泽，于是有了对日月风雨和山川谷物的崇拜，进而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逐渐由“天道”引申出“人道”，发展出世代相传的“自强不息”“恩泽天下”以及“厚德载物”等价值观。历经岁月沉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致经历了远古时代巫术图腾崇拜的普遍化、到五帝文明和夏商周时代宗教祭祀乐舞的逐步规范化、到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后的制度化、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哲学化阶段。”[1]至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了下来。
（二）学理基础构成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不是各自的独唱，而是在借鉴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才实现了批判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藏的范畴、理论、原则和方法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首先有一个批判和借鉴的过程。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世和传播铺设民主、自由和科学的康庄大道，那么德国古典哲学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长壮大的摇篮。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含的唯物辩证法成功地提炼和萃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同时吸收转换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19 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国人心灵的活水，其学理构成也是丰富多元的。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历史的意识形态阵地曾占据主流地位，成为大多数人的价值遵循，道、法、佛多种派系林立，都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各国的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绘画、音乐、舞蹈，以及自然科学都被中国所接纳和吸收，进而融入到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大熔炉之中。如此深厚广泛的学理基础同时也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性、包容性特征。
（三）功能定位层面的差异
功能定位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终极旨归，其价值在于对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需要的满足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功能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批判哲学，其创立的意义在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哲学理论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现实功能定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了纯粹思辨哲学的主观臆想，把人类的意识形态幻象从天国拉到人间，成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并成为世界范围内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及民族求得自由和解放的行动指南。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延绵不断的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是14 亿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支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定位在于增强社会认同、规范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3]可见，在现实性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人树立文化自信的来源，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是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精神动力。只有浸润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才能不忘本来，开辟未来。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耦合共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理基础、话语风格和价值指向等层面存在一定的范式差异，但仍有互通共融的理论特质和契合要点。在认识论层面上，二者都强调实践的第一性；在思维方法上，二者都蕴藏着深邃的辩证法智慧；在历史站位上，二者都秉持人民本位的价值立场。（一）认识论的契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传统知行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揭示现存世界的本质，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创造性地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哲学研究当中，将政治经济学的剖析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建都建立在可靠的实践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科学实践观去反观、透视和理解现存物质世界，把对象、现实和感性都当做实践去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经院哲学，其根本宗旨和主要任务在于改造世界。科学实践观是创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机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主义的锐利武器，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彻底划清界限的分水岭、试金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想，这充分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荀子极为深刻地分析了“知”与“行”两对范畴的内在关联，并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6]意指知与行可以相互转换，先行而后知，行是知的起点和终点。宋代诗人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7]的千古绝句无不教诲中国人如若要收获真知必须潜心实践，书本得到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才能不断更新和充实知识的宝库。被誉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站在荀子的肩膀上，进一步深化了知行关系学说，并指出：“夫人必知之，而后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者也。……喻之深，察之广，由是而行，行必安焉。”[8]其中“知”是指理论知识层面上的知晓、获悉，所谓“行”则指个人要亲身践行对家庭、君主和社会的责任，“行”是“知”的基础和来源，离开“行”无法获得“真知”，而“知”可以更好地指导“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告诫人们：“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9]其意指“知”引领“行”，“行”确认“知”。“知”与“行”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共同体。躬行践履、行笃知明的实践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推动中华文明经久不衰、源远流长的重要品质。
（二）辩证法的契合：唯物辩证法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唯物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也包含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0]对立统一规律给予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量变质变规律体现了事物发展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在重视量的不断积累的同时要善于抓住时机积极促成事物的质变；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揭示了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只有不断完成自我否定的过程才能实现自我蜕变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博大精深，企图在短时间内全部领悟是不现实的，唯有在具体实践中坚持个性与共性、绝对与相对、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才是对唯物辩证法最大的尊重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闪烁着丰富多元的辩证法思想。老子曾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道”作为老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独一无二的，其本身包含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运动、作用、变化和发展形成适宜万事万物生长的适匀状态。在《老子》一书中，老子用了多对范畴来阐述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洞察其中的奥妙，我们不难发现老子对事物对立统一关系的阐述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眼光。《周易》是一个以太极为起点，以八卦为核心的系统。“一分为二”是《周易》的根本观点。书中所提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12]折射的就是阴阳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韩非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所展现的辩证法色彩溢于言表，“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13]其深意在于表明君臣以计算之心相待，计算的结果还是要互相合作。君主对于群臣，应该适当安排，使其互补而不是互相伤害。
（三）历史观的契合：群众史观和民本传统的契合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归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同时批判旧唯物主义者从生物学角度审视人的形而上做法，认为人首先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从现实性上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实践观中考察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将人民群众提高到历史创造者的高度上并置于社会精英的对立面来考察，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形态变革和历史运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批判武器”，所有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都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向人自身本质的复归，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承载着民本固邦的优良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就是“以民为本”。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极力主张将人从天命神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提倡“仁者，爱人”，劝诫统治者应当实行仁政，构建一整套以“仁”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轻民贵”的治国理念。认为民众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应当打破君主与平民之间上下尊卑、高低贵贱的等级约束。荀子将君王与百姓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流水与泛舟之间的关系，道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汉代沿至唐宋时期，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民心所向对于江山社稷的稳定作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治理举措。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5]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都立着一个大写的“人”字。这是历史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史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人民本位思想的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也是二者得以融通的灵魂要旨和根本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融通的现实路径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互通共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脚步更加稳健，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是一个值得深思并需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时代考题。面对如此艰苦卓绝的工程，应立足我国国情，综合考量各种融通路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操性，综合动员相关主体的积极力量，推动多种融通方式的优化组合，以此才能答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何融通、谁来融通、如何融通的时代问卷。（一）努力打造齐抓共管的融通格局，积极调动相关主体的融通力量
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互通互融的进程中，14 亿中华儿女都担负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政府部门、各大高校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肩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民族精神品格和培育时代新人的光荣使命，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通上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和中介者的角色。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财政管理职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障，同时领导、组织动员相关的文化机构和理论专家，群策群力共同制定促进二者实现融通的路径规划。各大高校是培育国家栋梁的摇篮，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融通的重要阵地。为此，国内高校应利用已有的学科和人才优势，多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通、创新等方面的科技活动和学术讲座，力争在高校范围内渲染起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和实践气息，同时要加大对相关教师的培训力度，尤其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的学科素养和教学能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常年扎根于人文社会领域致力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具备更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现实洞察力，因此，更应当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解释和宣传工作，使二者的融通不仅限于校园而走向更宽广的社会。（二）积极构建时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融通形式，全领域清除融通障碍
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的形式上，二者的融通应当是时代的、民族的和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俱来的优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带有中国古代社会气息的文化成果，与现代文明可相辅相成，只有更好地融入到当代社会的发展中才能彰显时代价值。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应当以时代特征和时代问题为契合点，力求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并能够引起时代的共鸣。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必定要经历长期的民族化过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封锁闭塞的东方独唱，而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大合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和吸收应当严厉杜绝不加以分析直接嫁接或移植的错误做法，而应历经一个民族化培植和发育的过程，使其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样式和中国风格。至于大众性，则意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应当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一方面要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宣传和推广，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深化广大民众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认可和传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抽象的凝练化的理论表达，不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应当借助百姓所熟知的通俗的大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不应当只是作为尘封已久的古老记忆而被淡忘乃至抛弃，必须借助民众熟悉和欢迎的各种方式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深度挖掘交流互鉴的融通主题，全程性促进融通对话
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互通互融的主题上，应当力求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结合上实现二者的融通。从理论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融通首先应开展哲学交流与理论对话。虽然二者是风格迥异的文化范式，但在思想品格和精神气质上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只有从哲学维度上进行融通才能发挥互相构建的作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努力构建除在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和社会理想等层面上的平等交流，还需另辟蹊径积极开展其它层面、其它主题上的沟通与对话。当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方能确定中国哲学与时代对话的范围、路径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最后，应当加快建立客观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和体系，检验融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做出适宜的调整和优化。从实践层面上讲，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应当牢牢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直面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和矛盾，提出有效的理论主张与制度设计。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只有立足实践才能有效拓展融通的方式及其领域，从而使二者的融合更加坚固和稳定。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谱系、学理基础和话语风格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范式差异，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才为彼此的交互和融通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动力。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是实现各自向更高层面完善和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然，同时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只有打造齐抓共管的融通格局，开创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融通形式，深度拓宽平等对话的融通主题，才能构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思想宝库和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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