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构建理论宣传体系，加强宣传员对基层群众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宣传；注重编译、出版机构的建设，加快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发挥电影、戏曲传播功效，通俗阐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这些富有智慧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2-0033-05
中国共产党在非执政状态下，以独特的方式向少数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执政后，党依靠国家政权力量，通过宣传教育、心理疏导、制度规约、政策影响等路径肃清旧社会落后的社会意识；运用批判诉苦、学术争鸣、思想改造、正面宣传、舆论引导、价值渗透等方法，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这就培育了国家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完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多元向一元的过渡转换，奠定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核心地位。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历史语境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接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由此，社会形态、社会制度、阶级阶层、社会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多样复杂的情况。
1949年全国文化馆共有896所、公共图书馆55所、博物馆21所。1950年全国报纸出版物接近8亿份、杂志3500万份、图书2.7亿册；1952年全国报纸出版物16亿多份、杂志2万多份、图书78574万册。[1]24-30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基础事业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相对全国6亿多人口来讲，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当时，整个教育事业也不景气，1949年小学、中等、高等学校的数量为347 026.6所，毕业人数101.9万人，招生人数734.5万人，在校人数2 577.6万人，文盲率高达70%左右。
1949年底全国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为450万左右，到1956年底增加到1 200万。党员的数量突飞猛进，虽然在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一些不具备党员素质条件的投机分子也混进党的队伍中来，“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独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这时，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就会希望加入我们党，而且有不少的坏分子积极地要钻入我们党内来。”[2]68很多新党员对于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知之甚少，入党动机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党员队伍鱼龙混杂。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主观主义一度盛行，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攀升。不少同志认为革命的实践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新政权的成立主要是民主革命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然需要借鉴已有的经验成果。这种经验主义的存在使得一部分同志忽视了理论的学习，对党制定的方针政策，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在工作中意志不坚定，思想产生了动摇。此外，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滋长，干部高高在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在一些政策贯彻落实上，采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对待人民群众，以强硬的态度命令老百姓，逐渐失去党员干部纯洁高尚的品质。对此，如果不及时肃清和纠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很难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欢迎新社会，热爱新国家。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身上散发着浓厚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气息。如超阶级、超政治的清高脱俗思想，亲美、崇美的崇洋媚外思想，对新生的政权持迟疑观望的思想，轻视群众的自负狂傲思想等等。知识分子身上暴露出来的通病，如果不及时加强思想改造，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其思想意识的毒瘤便会侵蚀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突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但广大农民群众文化修养较低，意识形态仍处于落后的状态，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很多农民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如“在租佃关系比较发达的苏南地区，农民情愿要‘田面，而不要‘田底，对共产党发动的土地改革认为‘没啥道理。”[3]146在婚姻观念上，“男尊女卑”式的传统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婚姻制度的阴霾禁锢了广大妇女的身心。江西省广昌县新安乡李桂金不愿意嫁给中农吴和升，他的父母便劝告：“去吧！我们没钱还人家！”、“女儿呀！你不能在娘身边长老，总得要去的。到了人家家里，一切要忍耐，好好顺从婆婆和丈夫。”[4]封建制度成了扼杀妇女身心的刽子手。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做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整顿文艺，注重编译、出版机构的建设，加强大众传媒机构的舆论引导，重视电影、戏曲的宣传功能等路径选择，来塑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
（一）构建理论宣传体系，加强宣传员对基层群众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宣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省委、市委、县委都设立宣传部门，构成了理论宣传垂直体系。参照苏联在人民群众中间设立宣传员和鼓动员制度的已有经验，决定先在华东、华北、东北、中南等地区组织动员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青年团员等宣传员加入到理论宣传队伍中。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依据既定的宣传方针，深入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时事政治的正面宣传，构建自上而下的宣传体系。
宣传员运用各种宣传方法向人民群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热点，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加强农业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如中共牟平县委利用土产交流机会，组织宣传员向群众进行时事政策宣传。“在六天的宣传中，共有十六万人受到了教育，他们对国家政策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都有了一些了解。如大家看了抗美援朝的宣传画，就表示要继续加劲生产，支援人民志愿军。又如妇女们听了宣传员关于婚姻法的讲话以后，了解到旧的婚姻不合理，新的婚姻自由幸福；有的妇女听了宣传员的讲话以后，还去动员别的妇女到宣传棚来听讲。”[5]中国满城县引导干部学习总路线认清今后努力方向，决定训练宣传员广泛宣传总路线；北京召开宣传员大会，普遍展开婚姻法的宣传；中共无极县发动宣传员宣传农业生产技术。这种自上而下的宣传网络，与中国具体实际相吻合，宣传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面对面、心连心地与人民群众进行交流，认真解答群众关切的问题，详细宣传党的政策纲领，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歌颂美好的社会主义。
（二）注重编译、出版机构的建设，加快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和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调整和改组编译和出版机构，设立出版行业的行政机构——新闻出版总署。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重新再编出版，大大满足理论学习的诉求，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化。1949年到1953年，人民出版社共出版列宁著作43种，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国家》、《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印刷370多万册。其中《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青年团的任务》等销量都在20万册以上。[6]1955年12月，《列宁全集》（第1卷）出版；1956年12月、7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29卷）出版。《论列宁主义基础》印了28次，共33万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印了17次，共133万5千册；《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印了13次，共77万1千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印了24次，共21万8千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册）印了24次，共21万8千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下册）印了23次，共18万5千册；《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高级组和中级组第一册到1953年6月底印了71万6千册。[7]
除此之外，梳理编纂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典作品，出版《毛泽东选集》也是非常必要的。195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1951年4月，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做好<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分精装和平装两种，合计106.6万册。1952年4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先后出版，第二、三卷的首次印行数都达到150万册以上，合计共印刷302万册。
（三）发挥电影、戏曲传播功效，通俗阐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占据绝大多数，无法正常阅读书籍、报刊。而电影和戏曲则可以突破传统媒介的局限性，以平民化的语言阐释深邃的思想理论，让人民群众在欣赏节目的过程中，轻松愉悦接受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熏陶。
1.借助电影媒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理论
新中国成立初，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影片逐步退出中国的舞台。取而代之是揭露旧社会黑暗、歌颂革命战场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表达翻身新中国成立后喜悦心情的影片。这一时期，创作的影片“无一不是紧紧地把握着为工农兵的方向。”“歌颂着工农兵在对敌斗争中或生产建设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8]1950年7月15日，济南电影院上演的《夜深沉》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黑暗；《堕落的女性》深刻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荒淫糜烂；《烟花女儿翻身记》描述了新社会铲除娼妓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身妇女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风雨江南》深刻表达人民群众反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剥削压迫的鲜明主题；《人民的新旅大》表现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领导，愿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旗帜下建设美好新社会的强烈渴望。此外像《铁道游击队》、《姊姊妹妹站起来》等影片也深受好评。这里面不乏有很多优秀的影片获得国际大奖，如《钢铁战士》（1950）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五项主要奖项之一的“和平奖”，这也是建国后最早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2.加强戏曲改革，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也扮演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重要角色。田汉改编的《白蛇传》，“表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妇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不可征服的意志，以及她们勇敢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她们在远非她们的力量所能抵抗的强暴的压迫者面前竟敢来抵抗，没有丝毫动摇，没有妥协”。[9]443剧中女主人公白素贞为了追求自己幸福自由的婚姻，不顾法海封建势力的百般阻挠，坚决抗争到底，表现了女性敢于追求自由民主婚姻、勇于对封建势力不屈抗争的精神和勇气。而对于许仙人物的塑造，原先是让其游离在白素贞和法海之间，对封建势力还心存幻想，苦苦哀求法海：“老禅师呀，我妻她身无过犯，为何要下此毒手？我妻一死，丈夫恩爱莫要提起，撇下这刚刚满月的婴孩，何人抚养？望求师父开恩饶恕，许仙我这里跪下了。”[9]184改编后的《白蛇传》更加注重许仙思想观念的转变，成功塑造了许仙由胆小怕事、对封建势力妥协退让到敢于向法海提出“打碎金钵把贤妻放！”[9]186的人物形象。《十二寡妇征西》讲述了在杨宗保中箭身亡后，杨家十二寡妇上阵抗敌的故事，显露了凄凉悲怆的感情色彩。在此基础上改编的《百岁挂帅》删除原先可怜悲惨的情节，突出杨家老少四代战场杀敌，贯穿着激昂的爱国情怀。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历史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式手段，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可喜成效。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人民群众政治理论素养普遍提升。不少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后，逐步和非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作为改造自我、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信仰。如广大工人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后，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生产观的理解，逐步树立起劳动创造世界的基本观念，深刻领会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其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执政能力心存疑惑，抵触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但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能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由衷地赞叹。再次，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国家观念、集体主义思想、阶级意识得以培育。民主革命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的概念很模糊，很少有人主动关注国家大事、维护国家利益。但是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观念成为人民的普遍意识。特别是抗美援朝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从内心深处萌生了爱国的炽热情怀。为了支持抗美援朝，人民群众自发签订爱国公约，不少妇女典当首饰，为战争募捐款项。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少人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自发检举不法分子，不乏大义灭亲的壮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的学习，集体主义的思想被植入到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中去，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宁愿牺牲自我。大连化工厂的工人赵桂兰，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在危难面前，临危不惧，怀抱化学品雷汞，最后不幸伤残。新中国的成立，广大人民群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治上获得了自由，经济上得到了保障。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深感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特别是广大工人通过学习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与光荣，不少学生从小就把成为工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党政机关也将曾经是工人作为选拔干部的依据和标准，女孩在择偶时最看重对象是工人这一条件。最后，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人民的精神生活，向日常生活渗透。像“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等词汇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流行词汇，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并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因主客观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很多方针政策值得推敲和反思，方式方法上有待改进。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思想争鸣逐渐演变为政治批判，很多思想领域的问题被看作政治问题，将民主革命时期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运用到意识形态的传播教育中来，在思想文艺界形成了无人问津的“禁区”、“雷区”。不少文艺创作者为了明哲保身，不敢越雷池半步。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政治批判，致使导演和创作人不敢引火烧身，中国电影事业一度陷入困境。“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1部。1951年至1954年四年中，共计拍摄了16部。”[10]34此外，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由于要求过激、手段过粗、强度过硬，伤害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感情，遏制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知识分子不少出身于封建地主和小资产阶级家庭，身上带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到后来，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知识分子为了能顺利过关，不惜增加自己的“原罪”，在群众面前过分贬低自己，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声泪俱下，低头认罪，以真情打动群众，以便令自己顺利过关。即便这样，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不能过关。知识分子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深刻检讨自己存在的不足，向广大批判他的群众认罪，渴望能得到宽容和理解，但终究未能如愿，检讨不但没有顺利过关，反而引来更多的谩骂指责。冯友兰多次检讨也未能顺利过关，与好友金岳霖谈及此事，两人抱头痛哭。不少知识分子，无法忍受沉重政治负担和心理压力，便只好选择极端的方式来了结余生。如复旦大学中文系刘大杰教授在无法承受外界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选择跳江（黄浦江）来结束痛苦，但自尽未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便如同虚设，只要知识分子稍微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见解，便被无故地扣上“反共反人民”、“资产阶级”的骂名和罪名，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最后，无产阶级文化和阶级斗争思想的“过度宣传”，使得思想文化朝着单一化方向发展，主观主义卷土重来，埋下犯“左”倾错误的隐患。面对中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社会现实，在制定具体方针政策时，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中国具体实际，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国家蒙受损失。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混为一谈，把毛泽东信奉为完美的化身，当做辟邪祈福的神灵，加重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定程度上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埋下犯‘左错误的隐患，将人们的认识引入歧途”。[11] 48
参考文献：
[1]胡安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文化政策[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1）.
[2]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陈益元.革命与乡村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黄韵琴，李桂金.反对封建婚姻的斗争取得了胜利[N].人民日报，1953-4-16.
[5]中共山东省牟平县委宣传部.中共牟平县委利用土产交流机会 组织宣传员进行时事宣传[N].人民日报，1952-9-5.
[6]列宁的著作在我国广泛出版[N].人民日报，1954-1-21.
[7]谷力虹.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N].人民日报，1953-10-26.
[8]人民电影事业的胜利[J].新电影，1951（2）.
[9]田汉.田汉文集（第10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10]虞宝棠，李学昌.当代中国四十年纪事（1949—198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1]张志丹.道德经营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