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契诃夫小说里的故事让我感到沮丧，却又带着一些惊奇。

　　那些故事里的人物，常常在日常生活的某一刹那顿悟生活的庸俗、无聊、虚伪、无意义，那一刻他们觉得再也无法欺骗自己继续这样的生活了。可是，生活总还是要继续的，而且人并不是领会到庸俗就能超越庸俗。大多数时间，即使生命偶尔闪现了灵性之光，我們还是走在庸常生活的大道上。有时我们会忍不住高喊：“我要走遍天涯，去寻找一个可以安顿我那受辱的感情的地方。”喊完了，就继续走，或者跑起来，不久又慢下来，最后，停下来。

　　契诃夫真是一个冷酷的医生，他把人性和世界的残酷撕碎了给我们看，血肉模糊、毫无遮掩，偶尔流露的温情永远无法冲淡命运的悲惨。也许，对于渴望伟大、高尚、自由的灵魂来说，悲惨，是人类难逃的宿命。

　　

　　小说家在作品中虚构故事，而我们，又有谁不在生活中不断创造着自己的故事呢？在我们的记忆里，在我们的言说中，我们有意无意地把未经加工的事件创造成个人的传奇、寓言、故事抑或趣闻。创造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会努力去逃避那艰难而又令人困惑的生存现实。创造故事是我们包容甚至超越那种随意到可怕的生活境况的尝试。有一定阅历的人，往往不得不承认，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时甚至是最关键的部分，都取决于随机发生的事情，即偶然的故事。

　　心理学家拉康认为故事的产生起源于匮乏：“故事中必定有某种事物丧失或不在，这样叙述才能展开；如果每件事都原封不动，那就没有故事可讲；这种丧失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它也令人激动；欲望是我们无法完全占有的事物激起来的，这是故事给人满足的原因之一。” 每个人都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作为我们不完美甚至悲惨生活的补偿。现实生活中，每一个还算健康的男女都有故事，这些故事帮助他们创造和维持人格的完整。

　　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没有故事，那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那些没有故事的人，也将丧失将自我意识与他人进行沟通、融合、碰撞的机会。

　　一些故事被散播到大地的角落在黑暗中生长，一些故事被虚无的火光吸引，飘向天空。故事离开了主人，它们游荡在四野，自由自在。偶尔，一个故事抵达另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冲撞另一个故事。新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一茬儿又一茬儿。

　　二

　　俄罗斯作家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他们能够激起你对于世俗生活的厌倦，让你感受到“置身于苦难却仰望天国”的精神追求。拒绝庸俗、渴望一种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在托尔斯泰那里是列文的苦闷，是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在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里表现为一种受难的反抗和拯救；在契诃夫这儿则是对庸俗日常生活耐人寻味的批判。在几乎所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宁可受苦也不沦于平庸的信仰。

　　契诃夫小说里的人大都是弱者，他们无力反抗现实，现实也不太会回馈给他们安慰。《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死了儿子，只能向小母马倾诉自己的痛苦；《万卡》中九岁的万卡生活艰难，给乡下的爷爷写信，爷爷应该是收不到的，因为信封上他只写了“乡下爷爷收”；《第六病室》的医生和《农妇》里的玛宪卡一样被迫害致死；《小公务员之死》中的伊凡死于自己的一个喷嚏。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契诃夫在塑造他们的形象的时候却总没忘记给他们投射神性的微光。

　　契诃夫没写过长篇小说，他的小说全集摆在我家客厅的书架上，空闲时我经常翻看。一个短篇，有时几十分钟就能读完。契诃夫的小说吸引我，重要原因在于他总在追寻生存的意义。我们似乎不太追问生存意义，除非生活遭遇重大变故，感觉活着没意思，才会想想有什么值得挣扎着活下去的理由。一般说来，中国人容易找到的存在价值往往在亲情上。当十九世纪俄罗斯宗教的神圣地位被科学和理性推翻后，人们一直在寻找原来宗教现成提供的关于生存价值的答案，而时代的发展让那个答案变得模糊了。俄罗斯民族也曾怀疑是不是还存在一个关于生存价值的答案，但他们对答案的追寻一直绵延不绝。纳博科夫曾评价契诃夫的人物都活得像精灵，总是志存高远，但面对现实却软弱无能、自相矛盾、一事无成。在我看来，对无解的答案的追寻正凸显了这些人物的魅力。

　　曾经我以为这些故事只属于契诃夫的十九世纪俄罗斯小人物 ，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想，这些故事属于很多人，甚至属于所有人。当然，这些故事也属于我。

　　每次读完契诃夫的作品，我都会在书桌前静默片刻。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这样问自己：就这样过一辈子了吗？就这样过一辈子了吗？

　　婆婆退休在家，经济上他们没有什么压力，身体也还健康，除了一些简单的家务基本没其他事情。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很好的自在时光，但婆婆常对我说感觉活着没什么滋味儿，找不到人生的乐趣和价值，就是“混吃等死”。

　　她对我说自己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每天习惯性地惦记着三顿饭及两次下楼锻炼，再没别的想法。

　　“要望向更大的主体的存在呀，那里有令人喜乐的故事遍布四宇。”这是我那一瞬间脑子里冒出来的想对婆婆说的话。但一转念，我想婆婆不一定能听明白，就对她说，你去学佛呀。

　　三

　　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评述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吻》。年轻的士官在一处庄园被一个女人错吻了，这件事在这个年轻士官的心里不断发酵，变成了一件特别重大的事。这位士官之前从未吻过任何女人，他由这个吻展开了对美好生活的无尽想象。几天之后的晚餐上他鼓起勇气向军士们叙述自己的故事，令他震惊的是，故事只花一分钟就讲完了。“他本来以为会将这个亲吻的故事一直讲到第二天清晨呢。” 而其他人对士官的故事并不以为意，甚至有人说那一定是一个心理变态的女人。而士官似乎这时候才清楚了解了那件亲吻的事、他的焦躁、他的模糊的希望和失望，他感受到自己的生活空洞、贫乏、毫无光彩。当将军再派使者来邀请军士们到庄园参加晚宴时，尽管刚听到消息的一刹那士官心里腾起一股欢乐，可是他立刻扑灭它，上了床。“他存心跟他的命运作对，仿佛要惹它气恼似的，偏不到将军家去。”

　　在听契诃夫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体会到一种玄妙的时间意识。对于这个士官来说，如果这个故事没被讲出来，那就完全是他私有的故事，他可以反复咀嚼、想象，不断地充实，在这种真正个人化的时间感里，时间变得漫长了。

　　我们叙述故事，不仅把对事件的时间意识转化了，而且把事件本身也转化了。博尔赫斯说：“语言远远不足以充分表达思想和感受，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谎，文字本身就是谎言。”这是一段富有哲学意味的话。当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表达的已经不是事物本身了；当我们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当然也不是故事本身了。

　　记得一个朋友和我说过二十多年前她坐汽车回老家时发生的故事。她说，汽车上来了两个打劫的，要求每位乘客给他们20元，大家看劫匪带着刀，都乖乖地依次掏钱。“可是我那时没有20元，我的兜里只揣了100元，100元可是我将近一个月的工资，我真的是又害怕又心疼，那是我准备给女儿买奶粉的钱。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一直在问自己。当那劫匪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颤抖地跟他们说，我只有100元一张的，你们能不能补给我80元。结果你猜怎么着，那劫匪还真的补了我80元。

　　朋友笑嘻嘻地说着二十多年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她知道不会重现的往事。恐惧、颤抖、心疼在时光冲刷下变得可乐，当时的沉重变得比一根羽毛还轻。我想起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头写到的，在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时，“我”被其中的几幅照片所触动，尽管童年时期“我”的好几位亲人死在了纳粹集中营，但时间意识的远离及这件事不再会发生的想法，使得“我”似乎与希特勒达成了某种和解。

　　“与希特勒的这种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所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都被卑鄙地许可了。”这是昆德拉对这个故事的省思。

　　四

　　契诃夫并没有让自己故事中的任何角色经过反省或奋斗过上所谓的正当、优雅、价值感十足的生活。即使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功成名就的人，在浩瀚阔大的真理面前也显得渺小。《没意思的故事》中的老教授原先是一位声名显赫、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在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自己外表的衰老，更领会到自己心灵的冷漠和衰老。他经常失眠，眼前出现幻觉，他对周围的一切变得冷淡厌恶和漠不关心，甚至对熟悉的人和事产生一种陌生感。他疑心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对疾病和死亡产生了无名的恐惧和忧郁。契诃夫认为，像老教授尼古拉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些“失却了内心热情”的人，或者说是“缺少中心思想”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更坚强的东西，那么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症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

　　读契诃夫的日子，每天早上起床，我都会想这一天该怎么过。

　　院子里有个九十岁的老头，每天都由护工推着在院子里放风。他总是那么呆呆地坐着，眼神空洞，不说话，对路过的邻居也总是视若无睹。而护工，也总是神情冷漠地在滑手机，或是兴高采烈地和别的阿姨唠家长里短。

　　对于我来说，这是契诃夫故事的延续，更是一个关乎生命的恐怖象征。

　　很想对老爷爷讲一个契诃夫的故事，一个表面看起来没什么意思的故事。

　　我父母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在乡下，每天不停地劳作。他们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墓地，我妈说，只要还没四脚朝天，就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似乎听到我妈的呐喊：“我要深耕，去栽种希望，要活得更久，要拢住生命的火种。”到菜园看我妈种菜，我想起了何多苓的油画《春风已经苏醒》，画面中有一个女孩儿、一条狗、一头牛。狗和牛的身体围绕着女孩儿，但牛的目光从女孩儿的侧后方，越过她的肩头，望向画面前方；狗的目光则高过女孩儿的头顶，伸展向广阔的天空；女孩自身的目光则显得恍惚，似乎才从无垠的眺望中收回。这幅画在讲一个和契诃夫类似的故事，一个指向无形的时间，一个指向“中心思想”的故事。

　　我在父母的身上也看到了契诃夫的故事。契诃夫的故事里有两类人，一类人满足于庸常的生活，另一类人在庸常的生活场景中时常站起来眺望看不见的远方。他们不屈从于日常的生活，他们屈从于更大的未知。世界是荒谬的，信仰是虚无的，但如果你愿意闭上眼睛相信它的话，那么它会是一种可能的、美的、终极的虚无。笛卡尔说，人類是“自然的所有者和主人”，现代历史就是认同这个观念的历史。契诃夫在他的故事中呈现了对现代观念的反抗。信仰在前方，幸福在后方，没有信仰的人不配拥有幸福，这是契诃夫不断给我们演绎的故事主题。

　　刘永娟

　　70后，教书为生。桂林文学院签约作家。有作品在《民族文学》《广西文学》《黄河文学》《芳草小说月刊》《红豆》《南方文学》等刊发表。曾获2021年度《广西文学》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