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灿灿

　　人是身体性的存在，直面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生老病死，都关乎身体，令我们忽而想起身体，驻足打量它、珍视它、爱怜它。可在其余的时候呢？人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言及身体，却旁顾其他。我们把身体当本钱、工具，我们在意的却是身体之外的事物，比如某种精神、存在的意义，甚至是物质与金钱等等。文学创作忘却身体也久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坛上先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等，反映了社会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理想和思想的迅猛变化，其表现重心无关身体。九十年代出现的“身体写作”，为了迎合阅读消费市场，把性體验从身体的整体存在体验中割裂出来，大肆渲染性器官的官能感受，我们很难称之为“身体存在”的写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西作家傅菲的著作《我们忧伤的身体》出版，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这是一部叙述各种有关身体故事的身体传记，也是一部直面“身体即存在”问题的思考者语录。

　　身体是脆弱的、有限的，作者在这部以身体为主题的散文集里，从不讳言这一点。作者直接以身体的器官或部位为每一篇章的主题，脸、耳朵、眼睛、唇、手、脚、骨头等，他甚至大方地跟人们谈论起，与身体必然联系着的疾病和死亡。这本书并不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身体颂歌，反而因其正视身体的有限性而有着淡淡的忧郁色彩。作者在书中谈到了诸多名人身体病痛的感觉，记录了亲朋好友的生病与死亡，真诚地袒露了自己作为身体存在的个体，因肉体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各种“痛”与“怕”：怕伤、怕饿、怕痛、恐高，等等：

　　一次，下班回家，我趴在餐桌上，对老婆说，快给我一杯糖水。我双手止不住地打抖，冒大颗的虚汗，浑身瘫软……我忍受不了饥饿，饿了内心发慌，什么都吃，能塞肚子就行。我还有恐高症。站在高处往下看，脑发晕，缺氧，腿软，心悬，有向下栽的感觉。这些文字描述了细微而真实的身体体验，也呈现了一个身体问题思考者的勇气。承认身体的有限性，其实也就是在承认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人类因身体的物质性而面临认知体验的局限性以及病痛死亡的必然命运，但无时无刻不在探索未知领域，突破日常生活的局限，追求超越性的自我以及存在的无限意义。古希腊人无法解决有限性存在与追求超越之间的矛盾，把身体与精神理念分离开来，并创作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表现无法摆脱这两种冲突的痛苦。承认身体的有限性与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对有限性存在的妥协与让步，而是站在身体赋予我们的“有”与“无”边界，重新审视存在;也不是从某种凌驾于身体之上的精神角度拷问存在，而是以身体的眼光重新打量世界、“体贴”存在。

　　身体因其物质性而具有有限性，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身体并不等同于物质。我们凭借身体得以认识理解世界，但在这一过程中，身体并不是等同于器官或物质工具来使用的。“我”的眼睛看到“日出江花、春来江水”，马上联想起‘旧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即刻感觉到“能不忆江南”;《红楼梦》中分别从林黛玉和刘姥姥的眼光描绘了贾府，但毫无疑问，林黛玉和刘姥姥观察到的贾府是不一样的。我们使用身体并不仅仅是得到了某些信息，而是伴随着无法剥离的、切身的感觉和体验。这本书谈到“耳朵”“眼睛”等身体器官，其实是在谈通过身体对世界的感知与体验，因此在貌似枯燥的各章标题下，生动的故事和形象的语言就像大海里翩翩游来的鱼群，姿态各异而又绵绵不绝，引人入胜。作者说到自己的重度失眠的体验，“夜晚是一口热锅，‘我是沸水里的活鱼”;母亲借米空手而归后，坐在灶边盯着灶火，“灶膛的木柴啪啪地响，仿佛一种催促声”，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灶火，火苗在她眼球里跳跃。她的眼球那么大那么空，以至于容不下一滴泪水，像天空容不下雨”。书中所展现的每一种器官既提供、塑造了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也是人与世界相遇时的身体体验，其方式与内容不可剥离。

　　这种切身感觉与体验还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特征。身体感官及各部分都在积极融入世界，身体成为事物交汇的场所。就如《耳朵》篇中，作者用了一连串奇妙而又精到的比喻描绘了人的听觉：“耳朵，是树枝上的叶子，感受风的震颤;是镜泊里的水，抚摸鱼的游动;是草尖上的露水，触摸时光的滑走……”这些诗意精妙的比喻是建立在对身体通感准确的把握上的。我们听到风儿吹过的声音，仿佛看到树枝上叶子的震颤，草尖上的露珠慢慢变小。世界以身体的方式与“我”相遇，并融会在一起。

　　身体的边界，就是存在的边界。身体的个体性不仅使得“我”的存在与“你”的存在截然不同，二者绝无重合的可能，更使得我们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个性化的。书中的每一个有关身体器官与疾病的故事，也是一个个有关存在的故事。寻找智障儿子的张姓父亲的脚、喇家村史前遗迹中一具护着四个幼童骨骸的成人骨骸、邻居燕燕的狂犬病和糟老五的破伤风等，这些器官、疾病的故事因其被承载的身体的个体性以及身体经历的个体性而独一无二，又因其身体体验与经历而生成某种意义，它们从黑暗的虚无中浮现出来，鲜艳夺目，却又摇曳生姿。

　　身体的个体化决定了我们存在的个性化，但不意味着彻底的孤独。身体是我们与世界相遇的场所，我们都拥有身体，因此我们拥有感知理解世界的同样方式，也拥有相同或相似的感觉与体验。身体使得人类有相互理解的可能与前提。这本书并未提到身体如何使人们相互理解成为可能这一问题，但是其中讲述的每一个身体故事，都在瞬间击中读者内心深处的世界，对每一个作为身体存在的故事主角有了最切身的理解和感悟。所有的这些故事中，最让笔者动容的是小女孩傅日静之死。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作者以不长的笔墨，叙述了这个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极大打击的悲伤事件，在行文中也并未进行过多的情绪宣泄，但是其笔下流露出来的悲哀，却极大地感动了笔者，并对日静产生了深深的同隋和怜悯。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日静的疾病使得她与家人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从身体流逝而令人极其无助难过，作者在叙述中，也是以家人而非旁观者的视角，身处生与死的临界点上体验、诉说着人如何遭遇作为身体之死的死亡。作为身体性的存在，人的死亡从根本上说首先是身体之死所带来的无法替代、无法改变、难以承受的虚无与困惑，这一切，都激发了同为身体存在的读者感同身受的体验和思考。文学叙事中的死亡叙事，也必须首先直面这种作为身体之死的死亡，才能更富有深入人心的深度与力量。当代著名小说《活着》以描绘人的各种死亡而著称，但笔者认为，死亡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是身体存在的绝境，人物如何遭逢面对这一绝境，其他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福贵在遭遇一个个家人死亡后又是如何看待死亡、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乐观，小说还缺乏更切实、切身的叙述。在表现死亡这一方面，笔者认为此书《我们忧伤的身体》因对作为身体存在的人之死的自觉意识而有了更深入出色的表现。

　　身体并非物质，也并非机器，是我们与世界相遇的方式以及对世界的切身体验。我们与世界、他人以身体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与世界、他人的沟通中，身体似乎消失了，我们听到了远处的声音，但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特别感觉到耳朵的存在。身体是个体性的、有限的，但身體与世界及他人的关联性特征又使人类通达精神与理想、理解世界与他人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身体存在又极富灵性特征，精神与灵魂实则是身体的灵性表征。

　　从身体存在的角度来审视文学创作，最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人物”还原为“人”。“人物”不是某种思想、精神、意识甚至是性格的载体，而首先是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人物是有着个性化身体的人，因此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有必要首先想象这个人物的容貌、言行、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等，即把人物落实为作为身体存在的个体。作品人物出场露面，读者认识人物就如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人一样。当代作家格非在品评《金瓶梅》时谈到，绣像本批评者认为，《金瓶梅》描绘一个极其次要的人物，即孟玉楼姑奶奶死去的丈夫时，用三个字“孙歪头”写活了一个人。格非认为，写活了的原因在于“要知道‘孙歪头其实不是名字，而是叙事”，但他很可能意识到这种说法的牵强，随后补充说，“作者将原本属于形象描写的‘状貌”强拉到他的名字（称呼）之中，从而完成了最小化的人物塑造——孙歪头三字一出，其人仿佛立刻就站在读者面前”。这段话其实绝妙地解释了“孙歪头”三个字之所以写活了一个人，是因为“孙歪头”是作为身体存在的“人”而非“人物”出现的，薛嫂怂恿西门庆去拜访杨姑娘，提到了她死去的丈夫，读者读到此处，仿佛置身于他们聊天的场景中，而“孙歪头”是闲谈时不经意提到的活生生的人一样。同样的例子还有比如《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老爹”：

　　包法利老爹在荣镇又住了一个月，他早上戴着漂亮的银边警官帽，在广场上吸烟斗，把居民都唬住了。他习惯于大喝烧酒，时常派女佣人去金狮客店买上一瓶，记在他儿子的账上;要他使围巾有香味，他把媳妇储备的科隆香水全用光了。

　　就是这么一个与作品的主题、主要情节没有要紧关系的人物，在爱玛琐碎平庸恶俗的日常生活中绝少露面，却让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原因也在于作者福楼拜并不是把他作为功能性的人物来创作的，不是为了实现叙事的某种功能，而是充分地尊重这个人物，把他作为生活中的、身体化存在的人表现出来的。在《我们忧伤的身体》这本书中，也有不少相似的例子，比如《脸》这一章中的满脸小窟窿的“老裁缝”、右脸上挂着肉瘤的“蓝仙”等等。

　　人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身体性的存在，身体既赋予了我们存在的边界，又让我们得以超越这些边界，经由身体与他人及世界相逢、相识、相交，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是我们存在的根基，也是我们存在意义的源头。我们有必要从身体而非抽离身体的精神角度重新认识存在，在文学创作中重新把身体置入存在，把“人物”还原为“人”，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忧伤的身体》的出版给人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