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

　　接下来，是漫长的告别。

　　在街头，在车站，在病床前，在旧书信里，在黄昏游弋时分，在回忆里。

　　我们紧紧地搂着自已的影子。我们在一堆灰烬里寻找昨日的大海。我们在一根火柴里，看见，在雨巷里，一个穿红短裙的人，披着雾气手捧蔷薇，走来，嗒嗒的脚步声被低咽箫声取代。火柴嗤嗤嗤嗤，刺鼻的磷味随啪吱的摩擦声炸开。烟，一团烟，翻滚着，成卷曲的旋祸，散开——这是所有告别的形式。

　　呜呜呜响的火车，我坐了一夜。我为了和你相逢。但更像是为了和你告别。我把拥抱带给你，也把拥抱带回来。我们甚至没有来得及告别——当我看着你走在街道上，街道铺满暗黄灯光，侧身进入窄小的栅门，把门锁上。我站在门口，看着你上楼，你回头看我，迟疑地站了一会儿，说：“你回去，已经很晚了。”我摸着锁孔，轻轻地叫着你名字，不停地叫着你名字。你返身下楼，把手伸给我。我搂住了你脖子……再一次松开。你看着我穿过了街道，海风掠过低低的树梢，你看着我低着头，沉默着，弯过街口。

　　相逢是为了告别。重逢是为了再次告别。我确信。和一个人的告别，分很多次完成，甚至需要一生。素有现代艺术教母之称的前南斯拉夫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1976年，于阿姆斯特丹遇见了德国行为艺术家乌雷，一见钟情。他们合作了《空间中的关系》后，又合作了《时间中的关系》《海上夜航》《情人·长城》。在12年里，他们从彼此深陷热恋到怨恨分离。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对朋友说，认识乌雷后，她一直饱受他的伤害，她永远不会忘记对乌雷的憎恨。不久后，乌雷与他的中国翻译结婚。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也有了新恋情。他们回到阿姆斯特丹生活，两人的房子仅隔了几个街区。有一次，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坐在客厅里，透过窗户，看见乌雷带着已有身孕的新婚妻子，走过大街。她的怨恨再次填满胸膛——她决定离开阿姆斯特丹，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做彻底的告别。2010年，她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行大型回顾展：《凝视玛丽娜》。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坐在桌子的一端，与来到桌前的观众一一凝视，面容端详宁静。静坐了716小时岿然不动，接受了1500多个陌生人与之对视。乌雷意外地出现了，坐在她面前。这对22年前的恋人，再次隔桌相对。她笑了一下，露出了深深的酒窝。乌雷深深做了一个呼吸，又摇了一下头。他们彼此深深对视。眼泪慢慢滚出她深蓝的眼窝，晶莹透亮，露珠状，流下来，像叶脉上的雨线。她伸出手。他握住了，笑了。十秒钟后她抽回手。他起身，离开了。她悲伤地低下头，闭上眼睛，等待下一个与之对视的人。她石雕般的脸庞，被往事的大雨淋湿。他们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可能看见了往日他们一起喝咖啡，一起在长城踏雪，一起在大海上迎接日出。也可能想起了在阿姆斯特丹的相遇，当年的誓言再次萦绕耳畔。或许，他们仅仅是端详彼此的脸，粗粝，苍老，像被命运寄出的一个旧信封，直到如今才收到。这是无声的告别，是劝慰，是祭祀。时间和命运共同完成了这个仪式。

　　姜夔是南宋文学家、音乐家，出生于饶州鄱阳，一生孤贫，靠卖字画和朋友接济度日。他爱流连花间，吟诗作赋，弹琴弄月。姜夔20多岁，客居合肥赤栏桥时，与操琴弹琵琶的柳氏姐妹不期而遇，登山游湖，刻骨相爱。“好花不与殊香人，浪粼粼。又恐春风归去绿成荫，玉钿何处寻？木兰双桨梦中云，水横陈。漫向孤山山下觅盈盈，翠禽啼一春。”在《鬲溪梅令》中，姜夔写尽了风月。次年，为了生计，姜夔沿江而上，去了扬州。18年后，姜夔再次到合肥，伊人杳无音讯，在赤栏桥流连忘返，柳色枯黄，满腹惆怅，作《鹧鸽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经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青山满苍寒，霜雪急欲来。他在《水龙吟》诉说：“我已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甚谢郎、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家国多难，身如飘萍，念念不忘的人，不可相见。至死之时，姜夔没有忘记柳氏姐妹，为她们作词计22首，横穿了他一生。一次偶然的相遇，柳氏姐妹成了姜夔生命的海峡。他无数次孤独地站在海岸边——孤灯下的大海，在他内心呼啸。他无法告别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大海。有时候，我想，一个人，在相爱的人心里，是以灯光的形式存在的。我们无法把灯光扫除出来，无法驱散。直至生命的最后，灯光随我们肉身，一起下坠，陷入永恒的黑暗。

　　有相逢，便会有告别。告别是宿命。风一阵阵袭来，又远去。河水昼夜不停地奔向它所要去的地方。雪在山巅，终有一日完全融化。群山奔驰。我们站在古老的码头，江面茫茫，沉寂也是暂时的。客人从远方渡船而来，我们又渡船去了下一个骚站。繁忙的人，在夜间散去，又在白天汇聚。码头，每一个出发的人都是告别的人。多年前的一次，我坐在铅山河口码头的麻石台阶上，黄昏的绛色浸透了信江，码头空无一人。我想起在百年前，这里的码头聚满了南来北往的货客，从皖南，从闽北，从浙西，从鄂东，千里迢迢而来，各色的吆喝声不绝于耳。街面上，酒旗招摇，风铃叮当叮当，丝竹之声萦耳绵绵。当年的繁华不再，街巷清冷，破旧的木门被一阵阵冷风扑打。这是告别的果实。果实已经风干，储藏在时间的容器里。人只是容器里的颗粒状灰尘。

　　事实上，人的生命始于告别。我们告别襁褓，告别摇篮……我们告别故乡前往冰冷的异乡，我们告别熟悉的道路，我们告别更多相识的人……最后，我们告别这个世界。我们挥手。我们不停地回头。我们不停地写信。我们终于饮泣无声。告别，让我们停下来，而不是孑然远行。告别，让我们柔软起来，而不是行尸素餐。

　　我们不舍告别的，是珍贵的。所以，每一次告别都那么艰难苦楚。最痛苦的告别，也许是被迫告别自己的国家。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家庭，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当过火车司炉工、饭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杂务工。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服刑18个月后，经过苏联一些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获准回到列宁格勒。1972年，布罗茨基被苏联驱逐出境。作为伟大的诗人，他再也没有回国（入籍美国），1996年客死他乡。翻译家、诗人黄灿然说布罗茨基的随笔集《小于一》：通篇弥漫着冷冽硬朗的铁灰色。苦役、流亡，是他一生都不可改变的。1987年，他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说：“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一个终生视这种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在这种偏好中走得过远的人来说——其中包括远离祖国，因为做一个民主制度中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大文豪——突然出现在这个讲坛上，让他感到很窘迫，犹如一场考验。”在异乡24年，他始终忘不了自己的祖国，写下的诗篇也以怀乡为多。“……/那儿冬天靠劈柴御寒，吃的只有芜菁，/浓烟冲上冰冷的天空，薰得寒星禁不住眨巴眼睛，/没有新娘坐在窗前，穿着印花布的衣裙，/只有尘埃的节日，再就是冷落的空房，/那儿当初曾是我们相爱的地方。”（布罗茨基《无题》，叶尔湉译）祖国的一片树叶、一粒灰尘、一块木柴，在他眼里，都闪闪发光。无处告别，是世间最残忍的告别。

　　以遗书告别，会是怎样的情境呢？

　　……把我变成一匹拉车的马，一生吃力地拉着不计其数的平庸的、不合理的、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官僚主义事务。甚至现在当我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多少呵斥、训斤、训诲以及不过是思想意识的毛病向我袭来，而我本应是我国优秀人民引以为荣的人，因为我具有真正的、质朴的、渗透着共产主义的天才。文学——这新制度的最高产物——已被站污、戕害、扼杀。……

　　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我极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

　　最后希望告诉掌管国家权力的人，已经过了三年，尽管我多次求见，仍不接见我。

　　请把我安葬在母亲墓旁。

　　亚·法捷耶夫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

　　这封于1990年公之于世的遗书，写于法捷耶夫自杀前。这位以热爱列宁著称的作家，以《青年近卫军》扬名于世，以悲剧的死选择生——他是个善良淳朴的人，他以赴死的勇气和决心，去帮助曼德尔施塔姆、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但专制的制度，不允许有良知的人活下去，要么苟活要么死。法捷耶夫选择了后者————饮弹自尽。彻底地，坚决地，告别。

　　人至中年，对告别十分敏感，会触动隐藏起来的那根弦。前两个月，我目睹一个邻居生命最后的三小时。一个39岁的人，僵硬的眼神，急促的呼吸。我很难控制自己，只有以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在家中，情绪低落，呆呆地坐在门口，抱着一个火熄，但仍然感觉阴冷，不由自主地打寒战。我给一个朋友发短信说：“面对一个人的死，我显得多么無能为力。”朋友回短信说：“这正是我们要面对的，面对更多的彻底的离去。”

　　我曾说：“我们爱的人会死去。爱我们的人也会死去。我们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于尘土之中，雨水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恢复到初始的面貌。人站立的最后一个悬崖，是一个冰窟。”是的。我愿意这样想——告别是相逢的开始，而不是相逢的结束。即使重逢，也如初遇，心如大海倾斜，雪满南山。告别不是使人绝望，而是怜惜生命中的每一点一滴。我们走过的山梁，我们睡过的床，我们站过的窗前，我们看过的落雪，这些都是我们生命的路牌和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