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恒

　　1979年保安中学一面斑驳的红砖旧墙上，贴了一张公布当年中考成绩的白纸，上面写着200多名考生的名字和各人各科的成绩。我的名字排在第23名：语文69.5分（全乡第一），数学0分（全乡倒数第一，其他科目的成绩就省略了），总分139分。随后校长宣布：前12名同学到县城中学（都安高级中学和都安瑶族中学）去读，其余在保安中学就读（当时全县公社中学都有高中班，两年制）。显然校长公布分数之前已经知道了录取的结果，我呢，算是留在保安中学的“火种”了，而数学〇分让我郁闷了好一阵子。十多年后我把中考数学〇分这件丢人的事跟作家红日说出来时，他淡然一笑，我当年也是〇分。我分析我的语文考得好一些，完全得益于我的语文老师，从小学到初中，教我语文的是同一个老师，他是十足的“课霸”或者“教霸”，他几乎霸占了所有的图（美术）音（音乐）体（体育）课，全部拿来上语文。他上课根本不理你的课程表，他的房间跟教室相连，上课预备钟声刚响，他就拿课本站在讲台前面了。数学老师来到走廊上透过窗户一看，就被他从镜框上射出的没商量的眼神挡了回去——我讲够了你再来。平时他为全班同学拟好的作文，全由我笔记，再让同学们抄写。除此之外，我背书背得很厉害，不像女同学唱歌一样背得顺溜，但选择其中的某些段落来背就短路了卡壳了。中考数学〇分并不意味着我要彻底放弃数学，读了高中后，我利用课余时间找老师找同学补习初中阶段的数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个道理我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明白了。然而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恶补，我的数学成绩仍然一塌糊涂。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大脑原来跟我家那几块山地是一样的，它们不可种水稻，只能长玉米。水稻就是数学，玉米就是语文嘛。

　　我开始阅读文学书籍。一天，有人告诉我，供销社的商店进了4部《封神演义》。那个年代偶有好书一般都不上架。那天，我拿着半个学期节省下来的两块钱悄悄地来到商店，怯生生地问售货员：有《封神演义》吗？他愣了一下，当他确信这话出自我的口时，从柜台后面踮起脚尖审视着我。我当时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呢？毫无疑问，一脸菜色，衣衫满是补丁，怎么联想都不会想到是个读书人。所以他说，有《封神榜》你也不会读。我急忙解释，我会读《封神榜》，也会读《封神演义》。当晚，我得到《封神演义》，给我的不是售货员，而是在商店工作的堂姐夫，当然不是白得。高二的时候，我开始把老师布置的作文和平时写的一些文字投给《都安文艺》（后来有一段时间改为报纸型《澄江》）、《广西日报》和《广西文学》。当时，我只知道这三家报刊的通讯地址。我们当时在校吃饭要蒸饭，早上蒸一次午餐吃，中午蒸一次晚餐吃。我每天蒸一次饭，分两餐吃，这样我投一次稿需要的3分钱邮票就可以从每周的“搭蒸票”（蒸饭的柴火票）的5毛钱里挤出来了。当投稿的邮票花了差不多两块钱时，我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变成铅字。每一次被退稿回来，那些牛皮信封就被晾在学校干事房间的窗口上，我连去取回牛皮纸信封的勇气都没有。高考落榜回乡后，我没钱买书，就到村完小去借阅老师的书报，都是些《广西日报》《河池教研》和《广西教育》之类。后来，父亲用来卷烟的书报，我都要把上面的文字先看一遍。父母为了让我看书，只安排我砍柴，只要家里有柴火烧了，余下的时间任我支配。家里的两盏小煤油灯，也被我霸占一盏。我在山上砍柴的时候，都会仔细地观察每一根刺丛和每一片树叶，希望发现诸如铁皮兰、罗风木、山豆根、珍珠草、金银花之类的山货——那可是我的稿纸、邮票和信封啊！白天，我到村小的后山砍柴之前，先到学校跟老师谈文学，借机弄到一些白纸、废旧油印试卷和作业本之类。有时谈着谈着就忘了上山，傍晚空手返回时就到屋旁抱起一捆柴火弄出很大的声响，让家人以为我扛回了柴火。街日子是我期盼的日子，我挑着山货去卖，拿作品到邮电所去投寄，我成了乡亲们眼中最爱赶集的人。乡亲们以为我每次赶集回来，可能又买回了面条、味精、酱油，甚至香油，他们哪里知道，邮电所那个邮筒不知吞噬掉了我家多少的油盐钱啊！稿件丢进邮筒后，那个姓蒙的邮递员，便是我望眼欲穿的人了。每当他的身影在山路上一出现，我就激动不已，尽管我知道他带来的可能是编辑部的牛皮信封，还有藏在信封里面我已经背熟了的退稿信，但是，我不相信蒙邮递员永远不会不带给我一本有我名字的杂志。是的，我不相信！我买稿纸、信封、邮票的钱有一部分是父亲给的，有一部分是我上山挖山货换来的，还有就是奶奶把亲戚朋友给她的钱一毛两毛给我的。尽管我上街时连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素粉都舍不得吃，但我还是为自己“不务正业”浪费家里的养命钱而愧疚。1982年春节临近，父亲把一年当挑夫、做石匠活和我跟他到七百弄乡的深山里烧木炭卖攒下来的25元钱交给我：去买两丈布料，你们兄妹四个每人做一件新衣裳。父亲又特别交代一句：剩下的钱你就买邮票吧！我当即眼泪就啪嗒啪嗒地落下来，原来父亲是理解我的，是支持我的！那天，我没有买我的布料，用8块钱买了两本书、5本稿纸和30枚邮票。山村完全被黑暗包裹的时候，我才揣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走进家门。火灶旁，父亲不停地抽着旱烟。良久，大妹打破沉默，对小妹说：妹，我们不做新衣服了，大哥写字（作）出门多，给他缝一身新衣吧……那一夜，我泪湿枕头，彻夜未眠。父母怎么养得起我这个“文人”呢？是我该为自己挣点钱的时候了。

　　我不是会刻私章吗？那一年，恰逢县里对偏远山区的瑶族村民扶贫，给七百弄乡（当时七百弄乡归属都安县）的瑶族同胞送猪仔。领猪仔需要盖私章，这机遇好像为我而来。我到山上砍来了一坨软木，还找到了家里两只沾满灰尘的牛角，把软木和牛角锯成扁头和正方头的两种不同的小块，用菜刀把六个面切平，然后在磨刀石上打磨。用了两天时间，几十个私章坯料做成了，我再用家里报废座钟的发条做成了一把刻刀，在父亲用的那一盒生产队的印泥里和了几滴煤油，算是万事俱备了，只等在章面上刻上“张三”或者“李四”，就是某某的“印把子”了。那天，正是七百弄的街日子，天没亮，我就向七百弄出发。因为到七百弄要走30多里的山路。家里人只知道我到七百弄去刻章，其实我还有一个比刻章还重要的秘密，那就是，我在七百弄有一个通了几回信但没有见面的瑶族女青年文友蒙凤姣，她在《都安文艺》发表的散文《甜甜的橘子》，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书信约定了，在今天会一会。到七百弄后，驻乡工作队正送来了一卡车的猪仔，衔着烟斗的瑶族村民纷纷提着竹笼来领猪仔，闹嚷嚷的在填表格盖私章。我心中窃喜，到兽医站堂伯父那里借来了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摆摊营业。谁知道原来我幼稚得可爱，县里面又不是第一次送猪仔来，已经领猪仔的人有私章了，等着领猪仔的人也早已刻了私章。更要命的是，我刚坐定，点燃一支烟，惬意地吐出第一口烟雾，转过头往左边一看，有一个叫黄世脉的大哥也在不远的地方摆着刻章的摊子，一看那派头，就比我专业、有实力，并且经营有些时日了。但我还是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他叫蒙国恩，他要刻一个木章。有意思的是，我刻好了章，左等右等没有人来领取。即使后来我知道，领猪仔的可以盖手印，但直至今日，蒙国恩为什么不来拿私章，对我来说还是个谜。说真心话，如果他为两毛钱工费而放弃了私章，我宁愿免费为他刻，因为我知道，当时一个农民家庭，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事需要两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