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林建法走了，和他在一起的太多画面和对话，总会时不时地出现在脑里和眼前，我想这也就是一个人走去而不会离开的缘故吧。若能把那些画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也许那就是林建法这一生又一部的人生剧。若能把那些对话分门别类地归串在一起，抑或就是关于那个人的生命对话录。

　　我和林建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第一次见面在哪儿？说了什么或者仅仅是如陌生人相遇一样彼此点了头？抑或被人介绍认识后，双方留了电话从此也就有联系了？像从甲地到乙地，从此有了路道样。在那太多太多的凌乱画面里，上天入地也找不到那最初的遗照在哪儿。而先自来到面前的，却是1991年，我在北京军艺读书时，因为《当代作家评论》发了别人写我“农人军旅”小说的评论，有一天阴差阳错，我被从军艺叫出来，和他及军艺两个写小说、做评论的老师站在魏公村的路边上，听他们谈着话，记往了那时他对那两个老师斩钉截铁说：“军旅小说真的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高山下的花环》很动人，和《红高粱》相比还是《红高粱》更有艺术性。”

　　1994年，我因为写了《夏日落》，种种原因，很长时间都在反省这部小说的得失和优劣。到年底，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聚会上，碰到了林建法被众星捧月样，坐在一个雅间的饭桌主座上，和满桌人聊着文坛和文学，而我始终寡言在一群作家和评论家的人堆里，到饭桌上碰杯声和说话声升至鼎沸时，他忽然过来把我拉到人少处，像兄长一样交代说：“《夏日落》是你写得最好的军旅小说了。军旅小说能往前走了你就这样写，如果不能往前走，你应该改弦更张写别的。”

　　2003年9月间，我参加了由林建法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组织的“新世纪汉语写作走向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前后用时四五天，我被他和王尧以“小说家讲坛”的名义安排了一场给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大学生的演讲。记得演讲的题目实在到一个篮子里装满了野草、青菜般——“我为什么写小说？”。可能因为实在，学生们反而更爱听，所以有“意外反响”后，他和王尧把我约在已是晚上10点的一个茶馆里，三个人谈到深夜才睡觉。我以为我和林建法与王尧的真正认识应该是从这年9月开始的。此前的认识都是杨树、柳树同在一条河边上，彼此都因为那条河水而生长，也因此被统称、同称为都是“河边木”。在这个活动上，大家说了很多以前不说的话，争论了此前不会争论的话题和分歧。

　　他说：“你为什么演讲时候左手颤抖呢？”

　　我说：“没有呀。”

　　他说：“当你自己演讲到激动时，你的手在半空抖得很厉害。”

　　我说：“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王尧道：“真的是这样。”

　　到后来，林建法又突然问：“你现在写什么？”

　　我：“一个名为《受活》的长篇。”

　　他：“是和《日光流年》样？还是和《坚硬如水》样？”

　　我：“应该和《日光流年》《坚硬如水》都不一样吧。我希望能够不一样。”

　　然后我们为一个共同朋友的作品好坏争起来，争得很厉害。我是站在力主包容作家那一边，说没有作家可以部部是经典，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起起伏伏、时好时坏是正常的。而他则认为，一个作家不应该有大起伏，即使这一部没有上一部好，也不应该哗哗哗地如电梯断了拉绳一样往下落。王尧在一边，一会儿站在他的立场上，一会儿站在我的立场上，既没有阻止争吵停下来，也没有火上浇油让争吵蔓延到无可收拾的地步去。末尾说到了活动后，大家要留一天时间都到山东龙口去，因为张炜在龙口挂职副市长，主导修建了万松蒲书院，要大家都到书院去参观。我说我家里有事必须活动完了就离开，林建法突然正正经经肃严说：“你如果不有始有终到最后，以后就别参加我的活动了。”我愕然。一个人说话和做事，为什么会如此强硬和生硬？而这时，王尧不知为何总是在边上默默地笑。就这样过了一阵子，他又举例上一年，他在南方哪儿组织的文学活动上，说好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到哪儿去参观，结果大会完了多数都走了。而莫言看大家都走了，主动留下才把最后那一天活动撑下来。

　　举了这个例子后，他又异常郑重地对我道：“莫言能这样，你为(凭)什么不能这样呢？”

　　我无言。

　　那次活动我是自始至终到了最后离开的，之后凡参加林建法组织的活动都从未提前退过场。

　　2004年，不知为何林建法在他主编的刊物《当代作家评论》上，要每期发一个中篇小说。2003年底，他嘱我一定(必须)在2004年，给他写一个三到四万字的小说。到了2004年8月间，有一天他打电话来，问我给他写的小说写得怎么样，我说写完《受活》完全被掏空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他问：“三四万字也写不出来吗？”

　　我说：“脑子里想不出来任何故事来。”

　　他说：“你的《受活》去年底都已经写完了，这都过了8个月，怎么可能8个月还休息不过来？”

　　我：“……”

　　他：“无论如何，八月底你把我约你的小说寄给我，我要赶在第6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发。”

　　我：“……”

　　他：“我说的你都听到没？”

　　我：“听着呐。”

　　他：“那就这样吧——你写了我们还是朋友，如果不写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这就是2004年8月我写的大家都知道的那部小说(《为人民服务》)。放下电话没几天，为了应酬这约稿，我续着《坚硬如水》中的一个情节和情绪，开始写那几乎完全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小说。竟然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写了将近5万字，于是我又给他打电话。

　　我：“我可以在月底把小说寄给你。”

　　他：“叫什么名？”

　　我：“×××××。”

　　他：“多少字？”

　　我：“现在快到了5万字。”

　　他：“写完会有多少字？”

　　我：“至少会有6万字。”

　　他：“……”

　　我：“6万多字能发吗？”

　　他：“那你就随便写吧，我这儿发不了，写完你想给谁就给谁。”

　　我：“我是专门给你写的啊，你不要了可别怪我。”

　　他：“我领情——你给我的约稿已经完成了，你就一石二鸟给了别人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无比轻松。又几天那个小说写了8万字，完成后给一家党报旗下的出版公司签了出版合同，并又摘出4万多字作为中篇发在2005年《花城》第1期。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不再赘述了。

　　2005年，我写了《丁庄梦》。《丁庄梦》成书后，林建法到北京约了一堆朋友，大家在北京后海的一个餐馆里，都认为这个书名不合适，用很长时间为这本小说找书名，结果不了了之还是用名为《丁庄梦》。2007年底，我写完长篇小说《风雅颂》，那时是他一生精力最好时，一人同兼三个刊物主编，其中就有主办方是西北哪儿的《西部·华语文学》双月刊。为《西部》约稿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小说写完你给我，一定不要给别人！”后来我把小说给了他。给他时那部小说的名字叫《回家》。他看了小说打来一个电话说：“这个小说名字怎么能叫‘回家’呢？它的名字应该叫‘风雅颂’。”之后小说在《西部·华语文学》发出来，名字叫了《风雅颂》。出书也就叫了《风雅颂》。

　　《发现小说》是我主动向他投的稿。2010年10月到11月，我意外发现写《发现小说》这样的文字，竟然比写小说更轻松，速度也更快。那时候我颈椎、腰椎的问题很严重，可写《发现小说》用时一个多月就完了。写完后不知应该发到哪儿去，有哪儿愿意发这既非理论、又非随笔的关于小说偏见正说的文字去。于是求助他，就把稿子给了他。

　　在给稿前的电话上：

　　他：“多少字？”

　　我：“八九万。”

　　他：“能算理论吗？”

　　我：“是说算就算那一种。”

　　将电子版给他，他很快看完了。

　　他回电话说：“我原文照发，一字不改，这是我林建法做《当代作家评论》主编以来发的最长最长的理论文章了。”

　　我问他：“发了会不会有人议论是因为你我是朋友，才发这么长非驴非马的文章呢？”

　　他说：“让人随便议论吧。”

　　也就在下一年哪一期《当代作家评论》的“小说家讲坛”栏目内，他以极小极小的字码将《发现小说》编排出来了。看出来他还是觉得字数多，又确实是非驴非马的那种随笔性的理论文，所以他在编排安排上，有了“藏匿”之用心。《发现小说》发表后，除了几个朋友应该很少有人看，是单行本出来才逐渐被人议论、被人接受的。再后来的什么时候他到北京来，我们坐在一家饭店说起这件事，他突然问我道：

　　“能再写一本《发现小说》那样的东西吗？”

　　我：“怕这辈子也写不出来了。”

　　他：“为什么？”

　　我：“小说家到底不是理论家。”

　　他笑笑：“发的时候不应该藏着掖着了，应该发的时候隆重推出了。”

　　我笑笑：“能发出来已经不错了。”

　　2012年前后，在很私小的朋友圈，大家经常议论林建法为人过度地黑白分明、“爱屋及乌，也疏屋及乌”之“毛病”。有朋友再三和我与王尧说，希望大家劝劝他，不然会使许多很好的同行之间无法相处。我俩也就找机会在沈阳他家里，等他不在时，把这个意思兜着圈子说给了傅任嫂。没想到嫂子没有听完就哈哈哈地笑，说：“你们不用兜圈子，我知道你俩说的是什么事情、为了啥。”之后嫂子告诉我和王尧道，她为林建法的这个毛病两个人在家经常吵嘴，怎么劝他就是不听，改不了。再后来，2013还是2014年，为了活动我到苏州大学去，那时林建法也刚好在苏州，我和王尧下决心要和他谈谈这“爱屋及乌，也疏屋及乌”的事，不然确实让朋友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尴尬。场地是季进安排的，把几个人拉到季进开茶馆的一个朋友处，天井院的老灰瓦，墙壁的青砖是被时间浸润、改变了的黑颜色，一个后院天井中间有棵非常大的树，树下是茶桌、杯子和碎石小砖地。喝着茶，说了几句人生美好的话，大家开始转入正题、直来直去讨论“那件事”，说林建法不该因为对某人有意见，就希望朋友们都和某人有距离。这次“谈话”是在尴尬、板正中磕磕绊绊进行的。我和王尧充当了“红卫兵”。被批判的对象是林建法。而在一边调节气氛、和稀泥的是季进。季进始终面带笑容掌握着分寸和火候，不让大家的争吵掉进冰窟里。而林建法，青脸大嗓据理力争说，中国的人际关系都是我和王尧这样的“烂好人”给搞坏的，以包容的名义把是非对错全都混淆了。然而坚持、争吵到最后，林建法还是长长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我太耿直了，以后还是改改吧。”

　　我：“不是耿直，是不包容。”

　　王尧：“要做文学鲁迅，做人学胡适。”

　　季进最后总结说：“是要内鲁迅，外胡适。”

　　末了四人以茶代酒在那棵大树下，举杯碰一下，都说了要“内鲁迅、外胡适”的话，去苏州城找既有鱼头又有面食的餐馆了。

　　再后来，林建法的身体有恙了。先是走路脚下拖着地，会突然腿上软一下，大家都以为他是过度疲劳了，劝他收起事业与文学心，好好休养一阵子。接下来这个腿软和拖地，就成了他们一家人沈阳、北京、苏州、南京、贵阳、昆明、深圳、郑州满中国地奔波和治疗，这成了中国作家和批评家，见面必要询问、叹息、彼此沉默的一桩事。又几年，我和他人与林建法，林建法与任何的同行、朋友及亲人，都是见了只能以目光为对话，以拉手、微笑为安慰的一桩事。现在想到最后和他见面还能以对话的方式交流是2020年12月的12日，几个朋友到沈阳他家里，他微笑着用右手食指在电脑上为去看他的朋友每人点写了一句话。

　　我说：“建法，你好!”

　　他给我点写的我们这一生最后的对话、回话是——

　　“连科 好好写 除了文学 我们什么都没有”

　　之后的见面就都是拉手、沉默和眼泪了。

　　2022年6月2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