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除此之外，现代以来崇尚暴力美学的诗歌无疑也是造成伦理失范的帮凶，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到顾城的“杀人是一朵荷花”，暴力被语言的脂粉美化，诗歌在扩容美学以获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敬畏与虔信的灵魂内核。真正的诗歌伦理应从暴力中拯救语言，而非成为新的施暴者。在最新修订的诗歌《鸟踵》一诗中，钟鸣含沙射影地讽刺道：“求金玉满堂，非同则异，得反而反，变化，/遂称‘反道德’是一种道德，不知则有知，//（再推下去就是杀人是一朵花，不是杀人）。”钟鸣：《鸟踵》，《把杆练习》（自编诗集，未出版），2018。而在此诗更早的版本中钟鸣则更直白地写出：“我所见的文人不过是道德的成功者而已。”钟鸣：《鸟踵》，《旁观者》，第940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或许充斥着语言暴力的诗歌在立意或内容上是“道德的成功者”，但从诗歌伦理的层面来看，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失败。
因而，在探讨钟鸣诗歌伦理的语境中，区分伦理与道德十分必要。为厘清二者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此处不妨重申齐泽克精彩的见解：“道德事关我和别人关系中的对等性，其最起码的规则是‘你所不欲，勿施于我’;相反，伦理处理的是我和我自己的一致性，我忠实于我自己的欲望。”〔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弗洛伊德—拉康》，第8页，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3辑，何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诗歌伦理生成于对自身的聆听与思考，忠实于内心思考与表达的欲望。相形之下，诗歌的道德则是难以预测的，走向顶峰或触碰禁区都更为轻易。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准则构成了伦理与道德的交接点。”〔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第73页，沈清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从纷杂繁多的道德命题中选出诗歌伦理的关键在于确定有效且可控的准则，这也是窥探诗人欲望的唯一方式。
一、耳语：诗的私密与失真
耳语或诞生于亲密者的暧昧呢喃，或传递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耳语意味着不宜公开或不愿公布。私密性是耳语的核心特征，也是钟鸣诗歌最为关注的伦理命题。在一部关注信息时代自由与隐私问题的著作中，互联网被看作是一位残忍的史官：“创世以来，人们便不断谈论八卦，传递谣言，以及羞辱他人。这些社会实务现在移往互联网，并在那里呈现出新的规模。从地方小团体中容易被忘记的耳语，一变而为永久性的人类生活的编年史。”〔美〕丹尼尔·沙勒夫：《隐私不保的年代》，第18页，林铮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数字或编码的形式，在网络编织的史书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人间私事”在新媒介中成为永久性“丑闻”。美国小说家霍桑的名作《红字》中，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而在信息时代，危机无处不在，时刻潜伏在人们自以为安全的虚拟空间，如随时引燃的炸弹，稍有不慎便可能在网络暴力的胁迫下烙上永久的数字式“红字”。对此，钟鸣曾在诗中发出犀利的诘问：
我们有“私”吗？公开后将不存在，
并非名义上这样。我们能否有被公开后
仍然存在的那种“私”，那种恪守，
因传种的原理而被爱和它的狭义撬动？
——《中国杂技：硬椅子》
在“人人互联”的信息时代，人们不再有秘密，乔治·奥威尔笔下那种“看不见的、无所不知的权威”时刻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私”成为一种“奢侈品”。哪怕最为私密的个人记忆也不具备真正的“私”。人们曾固执地认为记忆是每个人绝无仅有的私物，无法被暴力篡取，亦无法被权力褫夺。遗憾的是，“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76页，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个人的记忆往往需要借助他人的记忆而重建，唤醒回忆亦需要许多外在的线索。回溯一个兼具火热躯壳与冰冷内核的吊诡时代，记忆的书写成为拯救自我、疗愈内心的唯一方式，在历史记忆的容器内盛满隐微而私密的情绪与感知。《中国杂技：硬椅子》正是对某种集体记忆的复写，勾连起整个文化的记忆。在一个过于容易忘却的时代，以对记忆的建构反抗生命中的遗忘，是身陷伦理困境的写作者们最后的努力。
失真是耳语的另一特征。耳语有时也意味着谎话、诬告或谣言。怕被偷听而窃窃私语的耳语者，有时也是告发他人的举报者。在新旧媒介的迭代中，来自权力底层的絮语渐渐被耳语或闲话所消解。钟鸣的《风截耳》便揭示了这一现象。诗中共出现21处与“耳”相关的意象，诸如伶俐的耳朵、结实的双耳、招风的耳朵、沾满泥屑的耳朵、化为风色的耳朵、落在垅上的耳朵、粉饰的耳朵、禹的耳朵、在逃的耳朵、污染的双耳等，在一连串奇幻怪异的修饰下，耳朵的形象变得清晰饱满，饶有趣味。这些耳朵意象都与风相关，诗的开篇即点明“风里生出小兽和伶俐的耳朵，听宇宙的声音”。风中生出的耳朵，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的顺风耳，拥有灵敏的听觉，逖听远闻，消息灵通。什么秘密都難逃过这双伶俐的耳朵，先秦的管仲早就提醒过世人隔墙有耳，钟鸣则在诗中重申：“墙头上刮过风，粉壁里一定插有/双耳，结实的双耳，昆虫的密探”。只要有风吹过的地方，就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私”或“秘密”。生长在风中的耳朵无处不在却难觅踪迹，让人猝不及防，要描摹它们的形状，只能求助于神话与现实的交界地带，用亦真亦幻、似是而非的传说不断呈现它的轮廓。无论包裹着怎样天马行空的想象抑或不可思议的传奇，最终都能在耐心地抽丝剥茧般的细读中还原其真实。钟鸣的诗歌尤其擅长类比和隐喻，在由意象编织的平行空间中展开词语的矩阵，诱导读者对照镜子完成拼图。比如下面这段诗中，就包含了几处互锁拼图的碎片：
疾行如风的野兽吞掉了耳朵里的神，人们
再也不得空闲，只有云车风马
露出了蹄筋和毛发，弄清了风的起源。禹的耳朵里
有三个窟窿，通过这些黢黑的窟窿，
风刀切断了人的命脉，再没人涉水过河，
像壮士那样唱“风萧萧……”。
——《风截耳》
鐘鸣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谣言之神都是从耳朵里冒出来的，大概是因为谣言的主要对象是耳朵。耳朵装满了平衡感和声音的各种胚胎。”② 钟鸣：《涂鸦手记》，第1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耳朵里的神”指谣言之神，“身上挂满尖锐的工具和折射的镜子”。
②同时，它也使人联想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名为《耳中人》的短篇小说，钟鸣另一首名为《耳人》的诗便来源于这个故事。失去了寄住在耳中的守护神，人们便不再有空闲和自由，只有“云车风马”这些神灵的车乘，隐约透露“风的起源”。代表圣人异相的“禹耳三漏”在诗中被解构，禹的三个耳朵眼被描述成了三个黢黑的窟窿，通过这些窟窿，风如刀般截断了人的命脉，再无荆轲般的勇士带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咏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面对污损破败的语言，面对无所遁形的隐私，面对窸窸窣窣的耳语，诗人以风截耳，割断暗中的背叛，阻拦麻雀的喧嚣，毁车杀马，毅然决然。
二、耳人：意象与词语的准则
钟鸣《耳人》一诗化用了《聊斋志异》中“耳中人”苦修导引之术的儒生谭晋玄，在某日打坐之时，忽然听见耳中有人说话，遂以为自己修炼得道。等几日后耳中再次传来“可以见矣”的声音时，他轻声回应，耳中便生出貌如夜叉的三寸小人。正当儒生惊异之时，邻人突然来访，耳中人仓皇逃离。耳中人失踪后，儒生便得了疯癫，医治半年后才痊愈。见蒲松龄：《耳中人》，《聊斋志异》，第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的典故。若从现代心理学角度去解释，不妨认为儒生谭晋玄因对道家修行之术极为痴迷，笃信不疑，乃至有些走火入魔而出现幻听，听到自身潜意识的窃窃私语，继而出现幻视，半睡半醒间看见梦中的幻影。实际上，人们因对某事痴迷沉醉乃至出现幻觉并不罕见，对于画家、音乐家、小说家、诗人而言，更是如此。回忆曼德施塔姆写作的情形时，其夫人娜杰日达写道：“我认为，对于诗人而言，幻听症是某种职业病。许多诗人都说过，诗句是这样产生的，它起初是诗人耳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无形乐句，然后形式才逐渐确定下来，但仍无字词……我不止一次看到奥·曼试图摆脱这种曲调，想抖落它，转身走开……他摇晃着脑袋，似乎想把那曲调甩出来，就像甩出游泳时灌进耳朵的水珠。但是，却没有任何声响能盖过这曲调，无论是喧闹和广播，还是同一个房间里的交谈。”〔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职业和疾病》，《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第78页，刘文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灵感天降，犹如耳中人在诗人的耳畔低语。痴迷于诗的写作者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在耳畔萦绕的词语嗡营不休，无法摆脱，让人茶饭不思，寝食难安，直到耳中人说出“可以见矣”的允诺，让诗句跃然纸上，词语的“耳虫效应”方才罢休。这的确可以看作是一种职业病。“词语暴君”敬文东语，见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下篇）——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东吴学术》2018年第4期。欧阳江河认为，惯性的构词法使诗的生产变得太过容易，可以无限替换的“假词”时常变幻出不同的面具，在不同的语境中现身。欧阳江河所说的“假词”即是钟鸣在《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尔甫斯》一文中提到的“熟词”。钟鸣：《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尔甫斯》，《秋天的戏剧》，第4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凡在20世纪80年代前涉足诗坛的人很难逃离这些词语的“耳虫”。钟鸣是较早警惕“耳虫”的诗人之一。然而，使他避之不及的不是聒噪的“耳虫”，而是密探般的“听虫”“耳人”。
在钟鸣的自编诗集《把杆练习》所收录的《耳人》的修订注释中，钟鸣言及此诗是他与某人的绝交之作。《耳人》开篇所引的一段自白，源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比起凝练晦涩、面无表情的文言表达，钟鸣翻译的白话文更能使人体味到复杂的情绪：失望中透露着无奈，苦闷中夹杂着轻蔑，划清界限以明志，归咎自身以自慰。一句“只是偶尔与你相识而已”，让过去种种回忆都在故作轻描淡写中消解，同时也暗含交友不慎、识人不善的悔意。钟鸣补充道：“还有就是生活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本来都是微言之物，但因妙人寻常传述和不平常心理挂耳，便讹以为误解，其实暗剿早始，余不知而已，虽言有冲突，而事有始末，长短有定数，故非误会，遂也就有了山巨源一类。”钟鸣：《耳人》，《把杆练习》（自编诗集，未出版），2018。
《耳人》中塑造了一个“小矮人”的形象：“着红衣”，“念咒语”，“手捉鸾刀”，“像密探一样”。和蒲松龄笔下“貌狞恶如夜叉状”的耳中人相似，这个“小矮人”虽有着轻盈的身姿、高超的话术，却无心无脑、面目可憎，并且散发着充满诱惑的危险气息。他是四处打探秘密的告密者，捕捉每一声窃窃私语，用以换取“一锭金子”“一把锈弓”。他不怕枭首，不怕爱情，怕的是“文字狱”，是“鬼神嫉妒算计的空祠，暗剿的故垒”。他钻进皇帝的梦中，却也难逃“伴君如伴虎”的厄运：
奖你一条小白腿，
奏你一片金箔，
然后再揭你的羊裘，
砍你的头，铜镜子，
玉蟾蜍，在棺材里，
再为小小的死亡封侯。
——《耳人》
“小矮人”可以看作钟鸣诗歌中的一个原型形象，他以不同的名字闪现于许多诗篇中：在《将军与密探》中，他是让将军害怕的探子，“身揣暗箭，像团蜜”;在《蹴鞠小考》中，他是“与銮舆结亲，密告，审判”的“通奸儿郎”。他是吵闹于诗篇中的麻雀，聒噪不休而见识短浅;也是受困于诗行间的胖子，臃肿不堪却好大喜功。寄居于耳朵上的耳人从某种角度上看是声音所孕育的精灵：“是声音塑造了我们的耳朵，并在其上建立自己的展开方式。”一行：《声音》，《词的伦理》，第19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当视觉的觉察失效时，听觉便会放大，引领人们关注到某些被忽视的细节。钟鸣的诗歌也通过感官的延伸，打开多层次的意义，剖露时代伦理的截面。
三、优语：虚实相生的界限
《耳中优语》是钟鸣在1997年所作的组诗。对于这个歧义丛生的题目，至少可以作出三种解读：其一，意指观众从舞台上的伶人口中所听到的戏谑台词;其二，指涉某种善言或逆耳忠言;其三，原本应在公众场合高遏行云的声音，在特殊的语境中不得不成为私密耳语。因此，“耳中优语”有时也是耳语的形式之一。优语，即优伶谐趣无稽、轻蔑嘲讽的言辞，伶人在舞台之上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其目的不仅在于逗乐观众，博君一笑，也是在讥讽现实，借助戏中的虚拟空间构造虚实相生的反讽环境。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与戏剧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彼此影响，相互借鉴，而能令二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莫过于元杂剧。钟鸣写于1993年的诗《尔雅，释君子于役》便建立在元杂剧的基础之上。此诗以繁复的声部实现了文本与现实、文本与历史的共鸣。戏剧元素使此诗打开了更为多元的时空维度。全诗最后一节只有一句，却是点睛之笔：“花旦：还要不要生育呀？”在诗的结尾处粉墨登场的优伶，拖着悱恻缠绵的唱腔，道出略带轻蔑实则深沉的真实境况，刺破听者孤零零的心。诗中虚指的花旦形象在钟鸣的另一首名为《优伶》的诗中得到了延伸。优伶指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古时优伶善歌舞、通奏乐、会杂技，“以幽默滑稽的表演深得帝王欢心，成为帝王休闲享乐、祭祀祈福、歌功颂德的附庸”，
①
与此同时，优伶也在表演中伺机谏言于帝王和朝政。词曲理论家任半塘认为：“自古优工所以敢执艺事以谏，上陵下替，下则刺上者，正赖其勇于悖‘圣言’，斥‘儒训’，临渊若平，履薄若厚，当口则口，当身则身，不顾利钝，不患得失耳。”
②社会学家潘光旦肯定了优伶对于提升普通民众智识具有的重要贡献。因此，传统的戏剧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观照社会伦理与世道人心，担当着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而优伶作为戏剧艺术的载体，吐露发自肺腑的优语，向上讽谏，向下教化，集行使伦理教化之责于一身。
和钟鸣后期更为繁复的写作相比，《优伶》一诗的反讽相对直白，借优伶之口，在嬉笑怒骂间，冷嘲热讽那些文坛中念“图书馆的索引”，只会“耍嘴壳子”的滥竽充数者;讥笑蔑视那些追赶潮流、四处“采气”、
③玩弄语言游戏的“诗丐”们。优伶以调笑的话语说出善意的批评，绝不撒谎诓人，让赤裸的现实充盈听者的耳朵：
麻雀耍嘴壳子，并不念书。
他们念的是图书馆的索引。
上的是天堂的速成班，揣着
一堆鸟粪。没经过消化。
人的理解力证明了什么？
——那是大自然的听力，
物质和叶簇的喧哗和鞭刑。
——《优伶》
敏锐的优伶与诗人借助大自然的听力探寻自身的理解力。万物的声音如鞭刑带来身体的疼痛，重启麻木的感官。反推之，启用敏感的觉知，弥补道德的缺失，便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美学的準则。在噤声与喧哗并存的时代，面对麻雀式的聒噪、耳人散播的谣言，成为洞察万物的旁观者而非舞台上嬉笑怒骂的优伶，是钟鸣以其诗歌作出的伦理抉择。在钟鸣的文本语境中，诗歌文本与表演舞台同构，诗人与优伶重合，他以“优语般的诗歌”或“如诗的优语”抵抗语言暴力，建立诗歌伦理的准则，乃至明晰诗歌表达的界限。
【作者简介】张媛媛，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李桂玲）
① 孟明娟：《古代优伶谏言的社会功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6日。
② 任中敏：《弁言》，《优语集》，第2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③ 钟鸣认为：“采气分三种：一则采了，荡漾出新生，知恩戴德，青出于蓝胜于蓝，最该鼓掌，即使被新的天才踩入瓮中也值得，这是‘正道’;一则在原型上改变策略，方法，敷衍出去，少花些劳动，这是‘中道’，可以理解;一则就是‘下三流’——也就是干脆把别人作品当汽车零件拆了，而又不太像新牌子，新生命，再杀条血路，辟出真正的领域，只增加数量，并不真正改变质量，那中国的文学便还是没救。”见钟鸣：《跋》，《畜界·人界》，第4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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