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津子围的小说创作聚焦于城市和人的现实体味，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乡土，则很少作为直接的书写对象出现在他的文字中。《十月的土地》是津子围又一部现实主义之作，昭示了他在文学视点上的转向，这种转向带有个人浓厚的情感温度。小说以20世纪20—40年代为背景，揭示了作家对“农民与土地”“人与人”“人与时代”之间联结的思考，在故事的架构、人物的塑造与情感的介入等方面，充分显示着津子围小说创作的鲜明色彩。
一、对“土地”的聚焦
无论是从小说的题目还是全文的线索来看，“土地”无疑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中心词。事实上，土地情结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原点”，而津子围通过章兆仁、章文德父子和土地之间的情结，深刻揭示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脐带关系”。小说中多次显露出章兆仁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心理。他是典型的农民，身上有着传统农民的品性：坚韧、能吃苦、勤劳、性格胆小，将土地视为自己生存的根基。“农民没有土地，就像没娘的孩子！文德你要记着，一辈子都给我死死地记着，没啥也不能没有土地，地就是咱们农民天大的事儿。”②③ 津子围：《十月的土地》，第25、71、34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本文所引《十月的土地》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章兆仁始终坚守着在农时下地干活、将自己与家族的生存基础全部寄托在土地这一广袤与厚重的资源上的传统。在章兆仁看来，儿子章文德也同样继承了自己对土地的复杂情感：“也许是命运捉弄，他章兆仁最爱泥土也最恨泥土了，后来到了章文德那里，爱和恨都传承下来，泥土的成分里融合了爱和恨，如同自己的身躯和血液一样，注定一辈子无法分离。”
②但事实上，章文德并不是简单地继承，章文德对土地已经超越了物质依附而上升为精神依赖。面对复杂的土质，章兆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土种什么粮食会有收成，对于不适宜开垦播种的土地并未表现出热情，而章文德希望的只是将荒地开垦，想办法让土地都能播种。父子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章文海也随后道出两人的区别：“爹稀罕土地，主要是稀罕土地种出的粮食，你不一样，你稀罕土地是真稀罕，像稀罕命一样稀罕！”
③
津子围对土地的书写，直指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本质。相比较于乡土小说中对人与土地关系的多维阐释，津子围反其道而行之，他所追溯的是土地最纯粹本质的自然性，或者说对生命的孕育，对精神起点的追溯。正如在文章的开始，章文德梦到自己变成一颗发芽的豆子，努力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艰难地生长。章文德的梦境也许正是作者的某种隐喻。章秉麟寄魂在章文德身上，魂魄虽然囚禁在身体里，但身体却被囚禁在土地上：“无论你怎么折腾，永远都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土地不属于你，而你属于土地，最终身体都得腐烂成为泥渣，成为土地的一部分。”
②③ 津子围：《十月的土地》，第366、368、93页。
小说结尾章文海冻到休克时被埋在泥土里而后“起死回生”，似乎印证着所谓的“泥土里能长生命”。
《十月的土地》以东北的乡土为创作土壤，津子围在小说中实现了“土地”意義的两次升华。一方面是章文德对传统的依附心理的升华，另一方面，则上升为民族与国家的宏大层面。一开始，章兆仁与章兆龙对家族土地所有权的争夺，并未跳出家族争斗的范围，这时土地单纯作为生产资料为农民所播种，是家族生存发展的根基。然而在历史的走向中，当国土已经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时，家族与个人必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土地已经无法成为纯粹的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而是代表着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广义上的国土。所以即使章文德失去了土地，但是他仍然要为土地而战。在《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展示出20世纪上半叶农村原始的生存状态，同时写出了在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的历史走向中人的精神走向。章文智最后一番话也正揭示了这一题旨：“我们不能被这巴掌大的土地给束缚住了，还是要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要从这盘剥人，捆绑人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还回做人的尊严，真正为人民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
②津子围以自然性为起点，以东北广袤的土地为资源，通过章家父子土地情结的继承与升华，深入到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形成了自己对土地独特的文学表达，同时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理性的眼光探究传统农民在历史中的新生，表现了东北人民精神觉醒的历程以及东北地域的历史化进程。
二、东北文化记忆
《十月的土地》可谓是一部厚重的东北地方文化史。小说叙述的是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历史图景，在其所体现出的新旧观念冲撞、农耕与现代化的冲突之外，涉及了对东北风俗的大量描绘。俚语小调、地方历史、民间传说的大量运用，透露出了津子围试图建立自己东北记忆的思想线索，在其流畅、掷地有声的叙述中，将东北丰富的民间资源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十月的土地》对东北地域特定的风俗情状的描绘，显示了东北地方民俗文化的特质。民俗是人类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特色鲜明、样式丰富的民俗活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表现的是人民在精神心理层面的深厚积淀。《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开掘了潜藏在他心里已久的东北资源，营造出小说中质朴粗犷的东北语言以及丰富的民间智慧与幽默气息。老庄头的“瞎话”所蕴含的民间智趣、东北衣食住行所显露的地域风味，以及神秘的地方风俗，构成了一幅丰富的东北地域文化图景。《十月的土地》虽然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文中却充斥着东北乡村特有的神秘色彩。比如所谓的民间“说法”：“按照老说法，产房里要‘开缝儿’，屋子里所有的箱子，柜子，抽屉，盆子，锁头之类的东西，凡是能打开的都得开一道缝儿。”
③《十月的土地》还有着关于“萨满文化”的大量书写。小说中曹彩凤让汤仙姑给章文德做法叫魂，看坟人车麻子打卦算命，小货郎沟通阴阳，其本质揭示的是“萨满文化”对东北地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这一潜在的认同心理鲜明体现了东北地方的文化特点。
《十月的土地》中我们无法忽略章秉麟这一人物形象，他身上所流露的传奇色彩体现了东北的神秘地域文化。章秉麟年轻时读书做官，打下家业成为章家的大家长，然而垂垂暮年将家业传给子孙后，竟在大寿之日离家出走，传说上山参禅悟道，羽化成仙。章秉麟身上具有一种传奇性与先兆性。在章文德生命垂危之际，是章秉麟向小货郎梦中求药救了他的性命;章兆仁被赶至蛤蟆塘，他似乎提前预见了章兆仁与章兆龙的斗争，将地契放置锦囊内交给章兆仁，想要助他渡过难关。如果说这些神奇的经历可以归为某种巧合的话，那么小说结尾对章秉麟寄魂于章文德的揭示，则给整部小说奠定了一种反转与玄幻的基调。祖孙两人复杂奇幻的联系，似乎与小说的现实主义基调相背离，但是这一设置从东北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却又显得自然而合理。也正是东北所具有的神秘民间资源孕育了这一部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表现东北人民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
津子围回望东北故土，对东北这片地域进行历史的追溯。但是他并不是去批判或者揭露，而是试图在对故乡精神与文化活动的表达中，勾勒出东北人民的心灵史，唤起东北的文化记忆。整部小说虽然涉及了家族内部争斗，但是东北的地理沿革、文化活动、人民的坚韧与醇厚秉性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三、家族史与革命史
从巴金的《家》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再到铁凝的《笨花》，家族叙述作为一个叙述母题，一直以来为作家所热衷。《十月的土地》同样以一个家族的兴衰命运来介入历史，将家族叙述与历史“大叙述”相结合。这既是一部家族史，也是一部革命史，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使之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态度。
在家族小说的创作中，“传统的中国人总是以给定的父之子，夫之妻的家族伦理身份作为重要的存在标识，家族故事隐含着‘家中人’的成长体验、个人隐衷和亲情纠缠”。② 李永东：《现代家族故事的生成机制》，《湖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十月的土地》也并未跳出家族小说的这三种表现形式。个人成长体验在章文德与章文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章秉麟是章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他在哥哥章秉麒的帮助下，白手起家打下了章家的家业。然而“家族小说的人物构成模式，体现了古老的家族组织在现代社会所经历的碰撞，蜕变分裂和重组趋势，家族不再是一个凝固静止的团体，新的力量在崛起，旧的力量在衰颓”。②所以从章兆仁与章兆龙这一代开始，章家的根基开始受到子孙的个人选择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章兆仁是地道的农民，埋头于田地;章兆龙是商人，早已经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剥离。两人从地位到精神的分裂与碰撞推动着章氏家族的历史命运。同时，作为章家第三代子孙，章文德与章文智表现出了新生力量的觉醒。章文德由一个命悬一线的胆怯孩童，成长为一个承担家庭重担、为民族浴血抗争的男子汉，揭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隐秘基因。章文智在整部小说中的个人成长最为鲜明。章文智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的长孙，和爷爷选择的郑四娘结婚，虽受到了新文化的冲击，然而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从章文智选择去教书开始，他就获得了命运的自主性。如果说教书走出家庭使他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那么误入匪窝、成为土匪的经历又激发了他的斗志，锻造了他的性格，使他在民族危亡之际由争取“个人解放”转向了民族的解放之争。无论是章文德和章文智的个人成长史，还是章兆龙和章文礼的个人颓败史，津子围通过他们个人的经历揭示了整个家族的命运走向。
《十月的土地》家族成员的内部争斗、恩怨情仇是构成小说的重要内容。章兆仁是农民，章兆龙是读书人;章兆仁性格胆小，老实一辈子执着于土地，章兆龙脱离土地，重利轻义。兄弟间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家族内部的斗争。章兆仁与章兆龙虽是堂兄弟，却有明确的“近支儿”“远支儿”和“大份儿”“二份儿”之分。章兆仁将自己视为家族的一分子，为章家料理农事，但是在章兆龙心中他们不过是雇佣关系。章韩氏和章吴氏、曹彩凤妯娌之间也是争吵不休。这些纠缠不清的矛盾在家族与历史的推动下，动摇着章家的基業与命运。小说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章家子孙的“家谱”。中国人历来重视家的根系源流，家谱体现了家族深厚的寻根意识。家谱作为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的表现形式，是家族血脉传承的重要载体，它蕴含了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是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体现着一个家族长久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小说中，章秉麟面对章文德提到：“章家轮到你们这一辈范文字，家谱上一共二十个字……秉兆文廷喜，你爹这辈范兆，你这辈范文，你下一辈范廷，再下一辈范喜，不知道那个喜还有没有，如果有，会是什么样的喜呢？”津子围：《十月的土地》，第81页。章秉麟作为一个神秘的先兆性的存在，这一感叹却流露出他对于家族的命运在历史走向中隐隐预兆出的不安之感。津子围自己也解释过，对于章秉麟寄魂于章文德的设置，可以理解为那个时代的“残留香火”。《十月的土地》耐人寻味地书写了北方农民的生存状况、家族走向、历史反思，对传统的家族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自然衰亡的命运，做出了正面的观照。
《十月的土地》除章氏家族史的叙述外，还承载着社会革命的显性历史叙述。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很多作家将文学视点转向了历史领域。“由于中国20世纪大部分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所以历史叙事（特指现代历史叙事）与革命叙事即使不是同义词、不是完全重合，也有大部分是重合的。只要写到历史就不能不涉及革命，反之亦然。”陶东风：《革命的祛魅：后革命时期的革命书写》，《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同样，《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对历史的讲述无法与整个时代割裂开来。但是相比其他书写同阶段历史的作品，《十月的土地》在革命的书写中突出表现了个人在时代中的抉择。从“跑毛子”到军阀混战，再到抗日战争，章家每一个人都渗透到社会革命和政权交替的历史进程中。一心种田的农民章文德怎样在失去土地后走向了革命，读书人章文智怎样成为土匪张胡又成为革命军，这种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结合，使得家族与国家、个人与时代、宗教伦理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在津子围的叙述中极富张力。津子围通过章家这个具有传统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兴衰沉浮，重新审视了中国革命进程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家族命运被时代大潮流所推动席卷的历史真相：“在所有导致传统封建家族与家族文化走向衰亡的力量中，中国近百年来的红色‘革命’是最为强大也最为直接的一种力量，因为前者正是后者的对象。”李兴阳、丁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十月的土地》书写了中国的革命史，民族的革命史。在内乱与外辱中，章家人从游离到自觉投入革命的过程，揭示了人民在压迫下的精神觉醒，展示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有这样的革命精神的，底层人民在种种的矛盾冲突中也能迸发出民族大义。
津子围《十月的土地》抓住了那个年代最核心的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土地”与“人”。无论是社会变革还是家族争斗，这两者都深处旋涡之中，这是所有关系的核心。可以说津子围一直都坚守着他对“人”的精神探索。即使《十月的土地》回归东北这片故土，书写东北地方的精神、文化、历史，但东北土地并未将他局限，津子围所发出的对土地与人的精神的思考，对家族史与革命史的讲述，仍然立足于更高的文化视点，既是东北地方的历史低语，又书写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记忆与情感。面对津子围这样的作家，我们值得对他的创作报以温暖的关注与期待。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新中国文艺政策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演变”（L20AZW00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平，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周悦三，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薛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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