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专栏，可根据题材粗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思想、文化、生活史题材，如“时代与肖像”和“纸上的生活”;另一类是战时知识分子题材，如“沧海文心”和“日常的弦歌”。
“沧海文心”专栏包括《“寒夜”里的“清油灯”》《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曾经沧海曾经火》《无钱买酒卖文章》《幽谷中的郭沫若》六篇文章。从1985年到2018年，经过一段近乎漫长的准备期，作者终于促成了一段段历史记忆的“复活”：巴金、老舍、费孝通、梁思成、胡风、路翎、郭沫若……这些历史人物亦旧亦新的面容，于时间的深处一一浮现。通过这一系列，作者完成了对于战时文人群像的展示：如实反映战争年代饥寒交迫下文化精英们的抗争、苦闷与坚守，从而写出了这一段沉寂于教科书中的“战时历史”的温度、质地与重量。“日常的弦歌”包括《支柱艰危的“孤臣孽子”》《昆明一隅，九儒十丐》《“五四”的光和影》《“在动乱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件头痛的事”》《“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这一系列关于西南联大时期的历史散文关注了郑天挺、梅贻琦、蒋梦麟、朱自清、闻一多等诸多大学教授或高校管理者。作者没有将西南联大历史及人物传奇化，而是着眼于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中，每一个人是如何真实地经历着困顿、绝望、悲惨的生活，以及面对“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的必然趋势，人性的坚韧与魅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展现。
一批20世纪40年代活跃于文坛和学界的知识分子，相继成为作者观察、陈述和讨论的对象。他的叙事呈现出一种可贵的个人化倾向：对于那些早已被历史化、经典化的人物，作者另辟“个性化生活”的蹊径，在对史料的细读和研判中，梳理出新的故事脉络，并且构建了一条通过日常生活抵达人物本身的叙事通道。
一、个性化日常
在“日常的弦歌”专栏弁言中，作者对这样的观点表示了认同，“一部缺乏人物、只有数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书，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不仅缺乏可读性;而且，根本上会更不准确，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② 王尧：《支柱艰危的“孤臣孽子”·弁言》，《钟山》2019年第1期。
从弁言传递的信息来看，“日常的弦歌”专栏写作是基于以下前提：其一，对于现存有关西南联大历史的很多著述，在作者看来是失职的。在战时的特殊情境下，西南联大教授们贫病交加，大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地方”。然而在后来的众多叙述中，“绝望、思想与行动的衰退则鲜有提及”。忽略这一点，实际上是对这批学术精英内心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粗暴简化，等同于放弃了对这一群体思想活性、情感热度以及性格魅力的全面立体呈现，也让叙述缺失了最為扎实和真挚的细节——最终留下的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缺乏可读性的历史。其二，作者无意重复书写西南联大的“传奇”，尽管其确实具备了构成传奇的诸多要素。较之于铺陈一些妙趣横生的传奇故事，作者更愿意呈现陷于困境之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们身上所具备的“异乎寻常的人性魅力”。这种人性魅力固然源自主体的思想品格和精神质地，其实与个体的生活方式更为息息相关。“我因此想回到联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回到他们鲜活的经历中，去聆听日常的弦歌。”
②
我们知道，要回到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前提是将他们亦视作芸芸众生，承认他们作为人的共性和局限，以及他们为生存而谋取营生的正当性;既不仰视也不贬抑，取平视的视角切入生活日常，不刻意回避他们的柴米油盐和烟火气。战时的生活如釜底抽薪，“无钱买酒卖文章”，“昆明一隅，九儒十丐”，他们在经受精神和人格考验的同时，更承受着生活资料短缺的逼迫。杨西孟撰文这样形容战时高度通货膨胀的昆明生活：典卖衣物及书籍，卖稿卖文，营养不足，衰弱，疾病，儿女夭折，消耗资本，消耗最后的资本——健康和生命。④ 转引自王尧：《昆明一隅，九儒十丐》，《钟山》2019年第2期。当时的境况，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他们（西南联大教授）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
④多数人都处于困境当中：在昆明，贫病交加的朱自清抱着行军床到百货行寄售，遭遇压价，从预估的一百元左右降至六十元出售，“心中愤懑，不能释怀”。闻一多四处兼职，治印谋生，两年多时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方印谱。梅贻琦夫人卖糕点、摆地摊贴补家用。吴晗为夫人赴沪上治病，以个人藏书作为抵押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嘉陵江畔的文人亦是如此，很多人开始失去抗战初期生动泼辣的精神，陷入“一切都无办法”的极度苦闷之中，剧作家洪深一家三口甚至以自杀来反抗生存之绝望。
作者用确切的史料和数字再现了战时知识分子窘迫的物质生活。然而，这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面。另一面的文人日常，自有着区别于众生的超拔之处，不只是“吃几顿饱饭”的普通日子，更是能够体现这些文人思想学识、文化见地、性情风度的“个性化生活”。
在流亡生涯中坚持“弦歌不辍”，可见，文化、思想、学术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在战时知识分子那里就是无法剥离和舍弃的日常内容，也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必然地具有了艺术化特质。
即使身边战火纷飞，“诗书酒茶”也仍然是知识分子于苦中作乐的自救方法。约饭局、泡茶馆是战时文人常见的聚会形式。郭沫若战时的待客之道颇有口碑，当年的热情、诚恳、细心、周到使其成为朋友圈中的“群主”之一。老舍虽拮据但喜欢请客，一次罗常培来访，他卖了一身旧衣裳请朋友下饭馆，可惜对方正闹肠胃病，两人相对苦笑良久。冰心夫妇的饭局有点“西化”，“总是从丰而非从俭招待朋友”，以致每月亏空。张充和饭局上的教授多是北大读书时的老师，而她唱昆曲的情景，在学生汪曾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王尧：《无钱买酒卖文章》，《收获》2018年第5期。薄饼、绍兴酒、酸菜羊肉汤面、韭菜水饺、绿豆稀饭，高档一点的是“炮牛肉”……以上便是梅贻琦日记中“重庆菜单”的内容，酒菜也算平常，但有“诗心”相佐，就别具一格。《无钱买酒卖文章》一文提及，一次饭局后，梅贻琦在日记里写下“看斜月落去始散”等句。作者发出这样的喟叹：“读到这些句子和段落，我更加明白梅贻琦之所以成为一位不朽的大学校长，或与他的‘诗人本色有关。一个无诗心、少情怀、缺人文的人，何以做校长？”王尧：《无钱买酒卖文章》，《收获》2018年第5期。
这种日常生活在趋于艺术化的同时，又分出不同的旨趣和意志力。巴金将逃难的经历喻为“窒息的暗夜”，而友情则是“指路明灯”……文人间的相互温暖和精神照亮，激发了战火也无法阻绝的勇气和创造力，催生了《寒夜》等作品的面世;逃难也没有影响巴金和萧珊的幸福生活，他的回忆里留下了两个经典的细节：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平方米的小屋，萧珊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小家庭……朱自清在生活的一地鸡毛和种种焦虑包围中，仍然守住一张书桌，坚持读书、研究和授课，台下只有一个学生，也坚持讲完“文辞研究”课程。闻一多即便治印，也重操守，有所不为。梅校长夫人卖糕点，更是顾及校长面子，乔装打扮送出寄卖。前文说到战时生活艰难，西南联大同人几番申请增加生活津贴，在这样的形势下，兼职行政的教授们仍然顾及“因不均而滋怨”，拒收“特别公务费”——恶劣的环境的确消耗和磨损着知识阶层的精神和韧性，但他们并未丧失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色和操守：术业有专攻，具有公共良知和社会参与意识，擅长独立思考，对外界现实有着强烈的观照与批判精神。
通过对于生活枝枝节节的展示，作者开辟了由日常叙事抵达写作核心的路径：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日常工作生活的描述，因为生动鲜活而更易为读者感知;因为有对于人性的考量和洞见更具有共情;兼以理性而不失宽容的思考和辨析来摒除积习与偏见，找回失落的常识。这样的非虚构书写没有放弃对于宏大思想、开阔叙事和审美诗意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又是建立在对于生存问题这一底线的反映之上的，并没有回避和绕开对现实生计以及生计问题带来的思想和精神“萎缩”现象的表达。恰恰是源于对战时文人群体生存问题的关注，对知识阶层战时境遇极端恶化的表现，更加可信地探测出他们的灵魂场域和精神象限。
二、将历史延续下去
“弦歌不辍。文化未亡。中国再生。”这是“沧海文心”序言中最后的话。弦歌不辍，形容了抗战时期嘉陵江畔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生活。“在此，绵延数千年的文脉得以延续并出现新的景象。”“弦歌”一词，典出《庄子·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后世多半用来表达延续教化育人的精神。对于作者来说，文章里一再提及，念兹在兹的，即是“弦歌”一词所包含的文化、教育及学术思想传承之脉络。这样的脉络，在战火弥漫的20世纪40年代，在嘉陵江畔，在西南联大，从没有中断。
“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这是老舍在《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中的话。谈及五四对自己的影响，老舍总结为：“反封建体会到了人的尊严，反帝国主义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尊严”。③④ 王尧：《就为了那一点气节》，《收获》2018年第2期。面对战争与社会变革，同样经历五四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应对与选择：巴金的逃难、周作人的“落水”、林语堂的去国、郭沫若的返乡，老舍自己亦为避做“汉奸”而独自流亡。在他看来，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一点“气节”。对于周作人的“落水”，他伤心也不满;林语堂返美，他选择了平和不苛求;对于抗战主将郭沫若等，他则怀有敬意。对于什么样的“诗人”才算“伟大”，老舍在《感言》里这样回答：“只把热情写在纸上，大概算不了诗人，我想，一个真正的诗人，必是手之所指，目之所视，都能使被指的被视的感到温暖。诗人是一团火，文字、言语、行动，必有热力……”
③作者认为，这可以被视作“审视陪都重庆知识分子的一把尺度”。
④
战时的西南联大，在校友的眼中即是五四精神在教育方面的具体化，“如问联大何以能够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西南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王尧：《“五四”的光和影》，《钟山》2019年第1期。《曾经沧海曾经火》一文还原了胡风与路翎之间“在寂寞与孤独中彼此理解和取暖”的基本关系，也披露了他们劫后余生的慘淡境况。时代可以摧毁个人意志和生活，却不能抹杀一代人的精神伤痕和光辉。“在时代、历史中理解个人的悲剧命运，是胡风那一代在宏大历史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忏悔与宽恕中，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弭了，历史脉络和肌理没有淹没在个人恩怨的口水中。那些因操守而成为小丑的人物则被逐渐清晰的历史压得气喘吁吁。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下的思想遗产。”③ 王尧：《曾经沧海曾经火》，《收获》2018年第4期。“胡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和批判精神，随着他们的凋零而成为稀有元素。”
③
重返五四，重返战时，重返80年代，作者依靠不断地“重返”开启对现实的追问。对于历史的擦拭，是为了给现实找到一面可以反观的镜子：
散文可以回到历史、回到乡土、回到童年，但是所有的往回走和往后看，都应当是精神的重逢而不是精神的消费。我赞成包括文化大散文之类的写作对历史叙事的运用，历史叙事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种种形态，打开中国知识分子尘封的心灵之门和与之相关种种枷锁是必须的;但是历史的所有询问其实只是探究我们精神来龙去脉的一种方式，历史的叙事同时应当是写作者关于自我灵魂的拷问、关于生命历史的考证、关于精神家园的构建。⑤ 王尧：《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
这番话有其特殊的现实语境，作者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遭遇的困境，“散文创作、理论与批评变得越来越困难，它们在散文作家、评论家，尤其泛滥于媒体的写作者笔下没有了难度”。
⑤创作的平庸化源自主体思想热力的退潮，艺术敏感的钝化。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中的精英意识和批判精神逐步退位，作家身负的社会意义渐渐被卸载，启蒙、精英、家国、历史等观念开始消散，个人开始深陷物质和空心化的泥潭……“知识分子思想风度”和“潜在立场”的缺失，逐渐导致了“文学”的远去。
现实正以令人失望的姿势加速度下坠，这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殇。与有限的生命相比，文化、思想、学术乃至生活方式，皆能越过时空局限，在精神层面得以传承和延续。就像费孝通晚年说的那句话：人会死，文化是不会死的——这句话对于他和他的同代人是一种总结，也给当代知识分子留下了历史之问：担起责任的我们，该如何将历史延续下去？
作者曾实地走访西南联大旧址，坐在教室里，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想到的问题之一首先不是我们为何产生不了大师，而是如果时光倒流，我们能否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工作;如果身陷困境，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王尧：《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收获》2018年第3期。正是通过这种代入自我，贴着自己写的书写方式，作者展示了个人独特的思考路径和精神面向。
在《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一文中，作者说：
二〇〇六年秋天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会后，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发过我们为何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自己的思想生活这一感慨。近三十年来，我们不乏优秀作家作品。但是，和梭罗，和鲁迅相比，我们没有形成自己的简单、大度、独立、信任的生活。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不能完全说没有思想能力），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未来。……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王尧：《我们的故事是什么》，《读书》2011年第1期。
这段话首次发表于2011年，数年后，作者在《关于文学批评的闲言碎语》（2019）一文中又再次提及。对于知识分子个体生活的缺失，文学作品思想能力的贫弱，书写方式的平庸等等，作者的不满一直延续到当下。文学的未来和知识分子的未来，有着牢不可破的关联。作者的“战时知识分子”系列专栏，既是对于历史和传统的回溯，又远不止如此。《幽谷中的郭沫若》一文开头，作者坦诚并未完全读懂郭沫若，也未完全进入“那个似乎远去，其实仍然延续在现实中的历史”。如何来理解这段“延续在现实中的历史”？李松睿的相关阐述或可作为解读的参考，“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历史和传统给定的视角观看现实生活，判断何为‘真、何为‘假，我们固然可以选择将视角当做某种宿命予以接受，但更为积极的态度，则是用反思的姿态考察理解现实的方式，将自身的视角予以历史化，充分意识每一种对现实的呈现都有其洞见与不见”。李松睿：《三体人的惶恐与“真”的辩证法——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五》，《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引文的启示在于，历史与现实的绝对分离和切割或许并不存在。一方面，透过历史和传统的视角与方法来处理当下现实可以被视作“某种宿命”;另一方面，应该尝试将个体新鲜的视角与方法予以“历史化”，因为进行中的“现实”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的“历史”——这是“更为积极的”参与到历史中去的态度。
历史从未终结，它总是渗透在当下，渗透在个体中。“延续历史”不是充当物理意义的搬运工，而是作为精神的容器，让“历史”在自己身上长成新的面貌机体。因此，对于如何延续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旅，作者也在文本中给出了提示：拥有自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保持对于世界的敏感和见解，在提出问题和解决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故事和言说方式。
三、不是批判，而是阐述
对于众多历史人物与其所属时代，作者放弃沿用某种价值尺度和评价体系予以对标，而是以极大的耐心，充分观察，审慎阐述。“阅读”“读懂”“叙述”“反思”……这样的措辞不断出现于行文之中，显示出作者谨慎、自律的写作姿态。综观作者的历史文本，几乎看不见对于具体个人的断语和结论。从时代和历史的宏观范畴里来理解人物选择和命运，成为他叙事的基调和出发点。
同样是写胡风，学者王彬彬在《“二胡”的反党》一文里，明确将胡风归为“传统型的文人”，并引用贾植芳先生的评价，称其“有忠君思想”，进而推断“他的气节、他的情操，都是传统型的”。王彬彬：《“二胡”的反党》，《钟山》2002年第2期。对照而言，“滄海文心”系列中的胡风形象则比较复杂和多面：作者从日常社交细节和间接转述入手，揭示了胡风不善与人相处的性格特征，继而笔锋一转，通过胡风与老舍之间的交往，反映出他性格中待友以诚的一面;此后，身处危难中，他仍试图保护路翎，即使在精神失常入院后，仍对路翎“念念不忘”——更体现出胡风对于精神同道的关爱与珍惜。从细节入手，这里的胡风形象显得细腻而丰富，没有是非黑白的简单判语，作者以极大的同理心，为观察对象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作者对于朱自清的观察也极具个人特色。朱自清并不是西南联大故事的主角，但是在“最基本的方面呈现了西南联大教授的底色。如果说西南联大是巨幅油画，我们可以在朱自清那里看到这幅画的细节”。② 王尧：《“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鍾山》2019年第6期。作者对于朱自清个人气质上“忧郁、敏感、自尊”特征的归纳，对于他与闻一多私交深浅的解析，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观察、分析朱自清的“吴晗视角”的不认同——这些新见将观察对象从“民族英雄”和“民主战士”的角色里松绑，以人性化的眼光，来解读一个知识分子处于具体时代环境中所做出的合情合理的选择。
以拒领美援面粉为例，朱自清自己签名拒领后，却劝自己的学生季镇淮不要受自己影响，原因是，“你们很困难，比不得我们……”
②事实上，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后一个多月，朱自清就贫病而死。学者王彬彬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对当时由吴晗们发起的这次签名活动提出质疑：“吴晗们动员教师在这种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字时，是否应该多少选择一下对象……而朱自清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放过的人。在吴晗们发动签名时，朱自清已经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营养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恶化，全家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王彬彬：《哪得夕阳无限好——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鍾山》2004年第1期。对于朱自清晚年以饥饿和病弱之身积极参加政治性的“文化活动”，作者将这种知识分子遭际称作“饿着肚子扭秧歌”，表达了强烈的不认同。与王彬彬的犀利言辞和泼辣论断相比，作者文风温润质朴，重还原而不重推断，言有尽而意未止。两者都抱有求真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前者重在判断，毫不掩饰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好恶;后者却偏于阐述，在对历史情境的还原中，凸显叙述对象的人性温度和灵魂热量。
作者这种叙事风格的养成，表面来看，是源自对于自身学科外知识储备和学术能力的警醒。以对郭沫若的讨论为例，“我无法在专业范围内讨论《十批判书》及其姊妹篇《青铜时代》的具体问题以及《十批判书》的学术史，但我们或许可以尝试还原郭沫若写作《青铜时代》尤其是《十批判书》的语境和心境”。⑤⑥ 王尧：《幽谷中的郭沫若》，《收获》2018年第6期。对于“语境”与“心境”的还原，伴随着对于作者处理历史和个人关系能力的考验，相对于学术造诣方面的欠缺，后一种考验或许更为关键。“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郭沫若时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如果不能在学术上认识郭沫若这些研究的要义，而是在政治上指出郭沫若此后转变某些学术思想的错误，对郭沫若的拷问或许并没有触及郭沫若的筋骨。我们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反思郭沫若后来的错误？当我在叙述和反思郭沫若时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⑤困境之一，是如何理解郭沫若“不同时期的身影”甚至是“判若两人”的形象;更困难处在于，“我们无法轻率地呈現郭沫若的思想历程与历史的复杂关系”。
⑥借助对自我能力的质疑，作者绕开了对郭沫若“错误”的认定;又通过对其学术研究历程的梳理，结合彼时中国政治结构正处于深刻变化中的时代背景，作者对前述“复杂关系”做了有效的打开和整理，得以避过“轻率”的误区。也是因为回溯的视角，作者获得了比当事人更为清晰和客观的判断——1948年的郭沫若对于战时重庆的个人生活“无暇顾及”，作者却认为，“重庆之于郭沫若远比郭沫若此时的判断要复杂和广阔许多”，并据此认定，“重庆的郭沫若已在历史之中”。正是这段战时的幽谷岁月，让郭沫若完成了“文化战士”形象的塑造，取得了“新文化谱系中的地位”，“获得了新的政治力量的支撑”;而此后人物的历史困境亦于此时布下了草蛇灰线。
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不应该拘泥于针对个人操守的批判，而应具备更为开阔、宏大的指向，“我是个对历史苛刻，对个人宽容的人，这样的立场在《纸上的知识分子》中是鲜明的”。
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将这样的倾向归结于自己本性上的“传统”，“虽然有新风尚，但维系乡村基本秩序的是旧道德，有些旧道德是装在新瓶子里的，我性格中的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这影响到我的研究和写作，思想表述有时过于温和、迂回和宽容，与这一点有关”。
①
事实不止如此，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作者在对历史人物的反观和省思中，始终伴随着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追问，以及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文学何为？知识分子何为？作者对于战时重庆和西南联大的回溯文字不但呈现了思考的轨迹，也记录下了困惑与突围。“战时”作为一个临界时刻，“左中右”文人即将从分歧趋于决裂，从和而不同转向分道扬镳。他们之间产生了同中有异、忽即忽离的交往与互动，呈现出了复杂、斑驳的精神交锋和思想印记。时代因此也呈现出最丰富最豁达的面貌和表情：各种观点、言论、圈子还能共存，抱团取暖、相互砥砺者有之，貌合神离者有之，可以彼此攻讦不相往来，却不能相互取缔和消灭。这只是历史大开大合之前的安静序幕，却成为作者心目中的“精神幽谷”，最大限度地呼应了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这就决定了作者文本的基本面貌，没有痛快淋漓的反对、驳斥和争辩，有的是拼贴、还原和体察——因为反复的共情与同理心总是在发挥作用。“我”与他们在一起——这样的站位决定了作者不是在写判决书，更像在说体己话。
【作者简介】朱红梅，《苏州杂志》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第19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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