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迅

　　一个编辑家的身后，留下的绝不全是作家和作品，还隐藏着许多精神密码，供后人去破解。对秦兆阳这样声名显赫而又历经沧桑的编辑家，更是如此。

　　众人眼里，秦兆阳三个字，等同于一个敏感的文化符号，一个深刻影响了文学史进程的符号。王蒙、刘宾雁、峻青、刘绍棠、曲波、林斤澜、公刘、玛拉沁夫、白桦、叶文玲、陈凯国、蒋子龙、李国文、刘心武……提到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家，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他们与秦兆阳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当年的文学新人，如今虽已功成名就，但他们的处女作或成名作的出世，甚至创作上的成长，却难以绕开这位文坛伯乐。不错，这就是秦兆阳对当代文学的贡献。但如此丈量一个编辑家，似乎太抽象，太表面，那个活生生的世俗中“人”，他的立体形象，却是难以确立的。生命的轻与重，灵魂的分裂与修复，这些内部的风景自然也无从触及。如何逼近生命本体，打开一个编辑家的生命空间，如何能直面灵魂的内核，尽力呈现灵魂自身的故事，应该说，仍是当前秦兆阳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说起秦兆阳的编辑身份，不能不让人想到令他刻骨铭心的那段“右派”经历，这种附加的政治身份让他成为当代编坛最具戏剧化的人物。是的，作为编辑，他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然而1958年的那道坎，无论如何却是他无法逾越的。下放广西柳州，这个柳宗元被贬赴任刺史的地方，至此，揭开了苦难的一幕，成为他苦难生涯的起点。这也许就是一个文学编辑家的宿命。如果要追溯这个敏感身份的来源，这固然牵涉到社会政治等外部因素，但终归还是要回到生命个体，回到个人的精神气质和审美喜好，回到生命胎记和童年记忆。当然，作为秉持现实主义美学立场的编辑家，秦兆阳的敏感身份，更多还是来自那根敏感的审美神经。

　　秦兆阳并非文字工匠，而是思考型编辑。《人民文学》与《当代》，两本塑造当代文学史的文学刊物，塑造了秦兆阳的人生面向。说起秦兆阳，两本刊物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在它们刊发的作品，贯彻了他的美学理想，更在于坚持理想的那种偏执，它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巨大张力，最终酿就了秦兆阳人生的最大转折。而导向这个转折的原点，就在关于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下简称《组》)的修改。究竟改了什么，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已做公布。细细对照发现，改动竟如此之多，又如此处心积虑，不说别的，至少这种职业精神，当代编坛已不多见。而50年代编辑对拟刊稿的修改，却是家常便饭，修改幅度之大，细节增减之多，如今来看是难以想象的。但并非说，那时编辑个个都是思想家，个个都像秦兆阳，能自觉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说，编辑对稿件的加工修改，既有技术上的考量，又出于某种“安全”意识。

　　秦兆阳自称“改稿大王”，(1)秦兆阳：《在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的发言》，《秦兆阳言论》第2辑，第28页。“改稿”当然有“安全”上的考虑，在50年代语境中，规避政治风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同时，“改稿”又关乎着一个编辑的宏愿。1955年，他开始主持《人民文学》，带着理念、怀着梦想，立誓把《人民文学》办成19世纪俄罗斯《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刊物，这个抱负不可谓不宏伟。想想这两家杂志，19世纪俄罗斯文学生长的土壤，它的园丁，那个被喻为“人民诗人”的涅克拉索夫，因其主张文学的人民性、民族性、革命性，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立场，被列宁称为“农民忠实的代言人”。围绕他周围的作家和批评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等，是一群具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并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人。入主《人民文学》伊始，秦兆阳便把涅克拉索夫树立为楷模，立志扮演促进中国文学健康生长的设计师。这个宏愿真可谓气吞山河，然而在选稿改稿上，却迫于压力只能束手束脚，这对矛盾一直纠缠着秦兆阳，使他的编辑人生充满变数。

　　“双百”方针提出到逆转的年月，正值秦兆阳主政《人民文学》。他意识到，这难得的历史转折期，文学审美将会迎来新的转机。于是，他要抓住这个机遇，以实现改良文学生态的愿想。《在桥梁工地上》暴露现实矛盾的系列作品，一改颂歌之风，自刊发后，反响强烈。刊发这些当时看来颇显“另类”的作品，是他企图实现自己审美理想的第一步。但至此，秦兆阳作为编辑的主体性，还并未充分敞开。严格地说，他以“第三只眼”观察文坛现状，是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开始的。这是一部反教条主义的檄文。吊诡的是，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标题为秦所改)的删改中，秦兆阳不免也陷入了教条主义泥淖。王蒙从林震的视角去观察生活，遵循的是人物视角，换句话说，这就是作者的真实观。而秦兆阳对此颇有微词，“作者的笔墨感情甚至不知不觉地跟着林震走去，变成林震的俘虏，而忘记了去批判林震身上那种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重大缺点”。(2)秦兆阳：《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李频、王瑞编：《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第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换句话说，他心中的林震，必须是娜斯嘉式的英雄，必须具备“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品质”。如此，尽管“社会主义精神”有了着落，但这种对待人物的粗暴态度，显然违背了现实主义真实观。

　　其中，很多细节和措辞上的修改，作者也难以接受。王蒙认为，编辑的修改在客观上使作品“不明确”的地方变得“明确”了。比如，林震与赵慧文的关系，作者只写了两者“情感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自制”，而编者给赵安装了“同情和鼓励的眼睛”，嫁接上“白白的好看的手指”和“映红了的脸儿”，结尾附加了大段描写，“情感的轻微的困惑”经由“明确”化处理，变成了爱情悲剧。(3)王蒙：《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李频、王瑞编：《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第96、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朦胧”“模糊”的情感空间表面上似乎更丰富了，而实际上却简化了，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文本的艺术感，与作者创作意图更是相悖。同时，如此修改后，也许是出自编者对人性的凸显，原本朦胧的感情变得明晰化，但无疑也更强化了小说的“小资情调”，而这种倾向此前就受到批判(如对《我们夫妇之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无形中加大了作品的政治风险。其实，作家和编辑的矛盾在50年代文艺界普遍存在，沈鼎在《在和风细雨之中》称，这是当时文艺界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4)沈鼎：《在和风细雨之中》，《新闻战线》1957年第6期。从《组》的编辑个案所折射的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来看，这对矛盾及其潜在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这部作品发表四个月后，秦兆阳修改所引发的问题，在文艺界高层搅和下逐渐升级，已经超出了作者与编者的关系范围，而直至惊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五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1957年2月16日中南海颐年堂谈笑风生开端，以4月中旬斥责秦兆阳的修改为“缺德”“损阴功”作结。(5)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和评论足以说明，对小说的修改已超出编辑事件，一跃上升为政治文化事件。这一事件的火速升级，当然是秦兆阳所始料未及的。

　　起初，秦兆阳对《组》的修改相当自信。联系到以往的编辑实践，他对王蒙说：“马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都经过我的修改，我甚至认为这是我的一种优点，一种骄傲。”(6)王蒙：《王蒙交代的材料》，《秦兆阳言论》第3辑，第33、32页。他认为“毛主席讲了对小说的意见，但是这不是对小说的艺术评论”。(7)王蒙：《王蒙交代的材料》，《秦兆阳言论》第3辑，第33、32页。言下之意，对《组》的修改，全然编辑分内之事，遵循艺术上的审美原则。大家对此的意见分歧，主要体现在审美修辞范围内。而客观上，秦兆阳的修改，起到更突出强化“反官僚主义”色彩的效果。而事实上，这种效果恰恰是秦兆阳所需要的，与他的编辑思想一脉相承。1955年12月，秦兆阳起草的《〈人民文学〉改进方案(草案)》有关用稿标准的七点声明中，明确强调了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凡是表现了先进人物的鲜明形象，或尖锐地、集中地批判了落后事物的作品，都是应该受到重视和表扬的。不提倡那种不痛不痒的、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热情的创作。”(8)秦兆阳：《〈人民文学〉改进方案(草案)》，李频、王瑞编：《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第4、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秦兆阳之所以刊发《组》，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作品中对“不健康情绪”的尖锐披露。这种用稿标准对当时盛行的文艺方针“政治标准第一”，显然是一种迎合。在文艺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迎合主流与艺术坚持之间，作为编辑其实是很难把握自我的，秦兆阳当然也只能违心地应付来自外界的讨伐。

　　20世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很多敏感问题上，常常表现出非常扭曲的精神面貌。秦兆阳显然也未能幸免。他曾撰文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案例，有利于我们理解他在面对《组》所引来的麻烦时所抱的态度。在《文艺报》1955年4月号上，秦兆阳公开发表《论胡风的“一个基本问题”》，批判胡风关于创作审美独立性的观点。为了驳斥胡风的观点，他显然失去了一个文艺评论家的理智，故意夸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实际创作的支配作用，给胡风扣上“反对与政治和与群众相结合，反对思想改造”的帽子。(9)秦兆阳：《论胡风的“一个基本问题”》，《文艺报》1955年4月号。其实，写出了《论概念化公式化》的秦兆阳何尝又不清楚，当时创作之所以普遍存在概念化公式化问题，正是因为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压抑了作家审美独立性。秦兆阳在集体无意识的冲击下，先前的审美正义发生了严重偏斜。对此，你可以说，秦兆阳的“棍棒”式批评，并非忠于批评者的内心，或许是迫于文艺界整体气候所为，但不能不说，这其中体现了在文艺思想混乱的年代，文人知识分子不能自持的一面。

　　未曾料想，胡风的命运在一年之后竟降到自己头上。我想，这戏剧性的人生背后，不只是文艺思想和编辑理念的问题，而且潜藏着生命个体精神异化的因子。秦兆阳奉命检讨编辑作品中的不妥，其实很不情愿，非常苦闷。在他内心，交织着文艺界高层压力与编辑主体性追求的激烈交锋。王蒙的回忆，显露出一个编辑家内心的分裂：“他给《文艺学习》写的关于我的小说的文章(《达到的和未达到的》)，他说，‘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敢看小说原文，一看就会写不下去，很多关于小说缺点的提法，其实很难那么提，如果那样要求，小说就没办法写’。”(10)王蒙：《王蒙交代的材料》，《秦兆阳言论》第3辑，第33、32页。一种主动的自欺，一种扭曲的状态，在一句“不敢看小说原文”的交代中跃然纸上。内心风暴之激烈，已让他无法顾及掩盖内心的真相，他只能向作者如实道出。这个“真言”可以说是对他自己的否定，是对他迷失艺术良知的反省。如果说这种反省出于一个理论家的审美自觉，一种拨云见日式的现实主义者的清醒，那么，在奉中国作协领导之命写给王蒙的检讨中，秦兆阳内心再次坠入黑暗，迷失在自欺当中。“我的修改有些不妥之处，特别是结尾处删掉了一些句子，有较重要的内容也被删去了，以至于对你的小说的缺点有所加重。……我最痛心的是，未能在讨论中和在我所写的文章中分担你的责任，对小说的应该被肯定的一面，也未能迎风而立地勇敢地出来说话。”(11)秦兆阳：《秦兆阳致王蒙的两封信》，《秦兆阳言论》第3辑，第17页。这里提到的“缺点有所加重”，显然指修改后小说“反官僚主义”色彩有所强化。根据秦兆阳的思想风格，这个检讨必定是违心的，反讽意味由此而生。他深知，这个所谓的“缺点”，在他却是“一种优点”“一种骄傲”，是他修改中煞费苦心的价值追求。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反官僚主义的创作主题一直就很敏感，不可轻易触碰。这也是《组》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所以，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这“毒素”就是“反官僚主义”。(12)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9卷，第2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而对青年作家王蒙这部反官僚主义小说，毛泽东态度上是很欣赏的，所以他要极力保护作者。毛泽东对王蒙的态度与当时“双百”方针提出的大背景有关。大胆触及现实矛盾的《组》，为这个方针的切实贯彻提供了标本。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对王蒙的保护自然可以理解。这样的文艺方针下，如果跟踪编辑的修改思路，可以想象，秦兆阳的内心产生过怎样激烈的搏斗！而此时，随着“双百”方针提出，文艺政策出现明显松动。究竟对《组》做怎样的修改？他必然经历了重重纠结和犹豫。修改文案便是最好的例证。王蒙投稿时小说标题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经修改变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写作重点在“组织部”，“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13)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频、王瑞编：《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第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反官僚主义的创作意图是显见的。而经修改后，问题的焦点转向后置语“青年人”，林震被定位成小说的审美视点。从编者角度看，标题所示重心的转移，多少可以降低小说发表的风险。我们也知道，对王蒙的反官僚主义立场，秦兆阳自然是欣赏有加，他要借此稿的刊登，实现他对不良之风的否定性的价值期待。所以，在修改中，秦兆阳相当慎重，而不是他检讨中所谓的改稿时“深夜疲劳”、对作者对工作“责任心差”。(14)秦兆阳：《秦兆阳致王蒙的两封信》，《秦兆阳言论》第3辑，第17页。很明显，这不过是搪塞之词。从内文修改28处之多，可想见秦兆阳是精心为之的。为了实现一种否定性的价值诉求，秦兆阳不但没有淡化反官僚主义色彩，反而是更加凸显和强化了。从编辑学上来说，这是一种巧妙的转换策略，非常隐蔽，渗透着秦兆阳的编辑思想和价值诉求。

　　从文艺理论家身份上考察，秦兆阳的编辑立场、编辑思想和编辑策略与其所提出的文艺思想紧密相关。终其一生，秦兆阳是一个忠于党性的现实主义者。他在《人民文学》和《当代》的编辑实践，始终是贯彻了现实主义精神的。著名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洋洋三万言，笔力雄浑，充满真知灼见。这篇被誉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里程碑”(15)范继忠：《秦兆阳：最后的涅克拉索夫》，李频、王瑞编：《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第149、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的论文里，秦兆阳旗帜鲜明地阐释了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此篇提倡审美独立性和多样性的论文，对当时高度一体化的文学生态来说，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此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众怒”，“被批判了二十年，被摘引了二十年”。(16)范继忠：《秦兆阳：最后的涅克拉索夫》，李频、王瑞编：《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第149、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如果以胡风事件为参照来观察此文受到批判的情况，就会发现，在两年前秦兆阳批判胡风的创作方法独立性的观点，正是此文所阐发的核心观点。而此时，他要极力维护这些观点，接下来让他撞得头破血流。以此文所昭示的理论思辨之力，这个时候，他必定是最能理解胡风的人。

　　作为胡风的同类，秦兆阳不识时务地对抗文艺界主流意识，殊不知为自己种下了极大的祸根。1958年4月，中国作协党组把秦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年7月开除党籍。这一重大的人生变故，皆缘于他所持守的现实主义精神。50年代文学流行的“肯定现实主义”，在秦兆阳看来是片面的，于是他将之完整化，把“批判现实主义”还原到现实主义理论体系。1956年，伴随“双百”方针的春风，秦兆阳在刊物编辑上彻底放开了手脚。在其主持的《人民文学》刊登了《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明镜台》《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等系列批判色彩浓厚的作品，在稿件编发中推行他所心仪的批判现实主义主张。秦兆阳不愧是文艺界最敏锐的“侦察兵”，此时，他觉察到现实主义“真实性”冲破概念化公式化创作模式的时候到了。如今看来，对50年代中期的文艺风向，他确实有精准的领悟和把握，并在编辑实践和理论工作中予以贯彻。1956年5月号起，秦兆阳充分发挥自身的理论优长，在《人民文学》创设“创作谈”等新栏目，并亲自撰写“编者的话”(后改为“编后记”)，大力倡导文学要“写真实”，要“干预生活”，声张贯彻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决心。在当时语境中，秦兆阳对这一理论持有“真理在手”的确信，他曾对编辑部同事说：“如果我是别林斯基，你们就都是杜勃罗留波夫。”(17)王培元：《何直文章惊海内——记秦兆阳先生》，《美文》2007年第5期。在那批斗成风的年代，这句话，与其说是一种不谙世事的高调之语，毋宁说是一种理想主义激情的流露。简单的自诩，包裹了壮志，更泄露出天真，隐约其间的，是一个“未经社会磨损的原生态书生”的形象。(18)李清泉：《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当代》1995年第2期。

　　这位被路遥称为“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的大编辑，(19)李频：《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缅怀秦兆阳先生》，《出版广角》1997年第2期。其深厚的理论修养、文学抱负及其审美立场，必然对刊物的思想面貌、审美形态和市场销量产生重大影响。秦兆阳主持期间，杂志可读性明显增强，印数一年内由十万增加到近二十万份，历来被认为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20)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第353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1957年7月号，由秦兆阳提议，《人民文学》开辟“革新特大号”，编发李国文《改选》、宗璞《红豆》、穆旦《诗七首》、沈从文《跑龙套》、端木蕻良《传说》、汪曾祺《星期天》等作品，继续推进打破禁区的创作态势，文学创作出现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迹象。而此时，文艺界对“右派”分子的反击，已在酝酿之中。接到有关批斗的“战书”后，秦兆阳没有见风使舵，更没有充当“批斗者”。也许，两年前批胡风的那场精神悲剧，对他来说心有余悸。于是，在《1957年秦兆阳给邵荃麟同志的两封信》中，秦兆阳声明自己关于“批斗”文艺界人士的主张，反对搞“宗派主义”的“明争暗斗”，更可贵的，不惜对当时位高权重的周扬、刘白羽提出尖锐批评。他表示，“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出这些意见的”。(21)王培元：《何直文章惊海内——记秦兆阳先生》，《美文》2007年第5期。这句话表明了秦兆阳的超然姿态，他不愿参加任何一派，另一方面，他并未事不关己就冷漠待之，而是“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之所以提出“意见”，是出于维护“党的利益”。从这种表述可以看出，秦兆阳对知识分子世俗中的矛盾，并未置身事外，而是从“党性”出发，保持相当尖锐而鲜明的立场。由此看来，秦兆阳所信仰的“党性”，对他是多么重要。

　　这一“顶撞”事件，是秦兆阳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在世俗现实中的自然延伸。对这位本色的现实主义者来说，笼罩在心头的是文艺界狂热“批斗”风雨欲来之势。对这一形势，他有预见，但无力阻挡，也无力招架。本是命定的“批斗者”的秦兆阳，因为“顶撞”事件，反而成了“被批斗者”。对于一个在枪林弹雨中受到洗礼的“革命作家”，开除党籍使他受到的伤害之深，不言而喻。用他本人的话说，“身体垮了，精神溃了”，仿佛“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22)秦晴：《关于父亲两封信的说明》，《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要知道，对“党性”，在任何时候，他都深信不疑。党籍的开除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精神灾难。这个硬汉子，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下未掉一滴眼泪，因了党员身份的被剥夺却不知痛哭过多少回！据女儿秦晴回忆，从此以后近二十年里，她没在父亲的脸上看到过笑容。(23)秦晴：《关于父亲两封信的说明》，《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就党性与人性的关系来看，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秦兆阳坚守党性，又奋力挣扎，暗含了一种突围的可能：在宏大叙事的包围下，伺机为个人空间寻找立足之地。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党性与人性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当代表“党性”的集体话语偏离常态，知识分子的独立空间必然受到挤压。这样看来，秦兆阳对批判运动的拒绝和抵抗，所昭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使命所规定的立场。他所编发的《红豆》对情感禁区的突破，他在世俗纷争中不介入的介入，都表明他对人性真实的尊重，以及他心中那神圣的党性原则的守护。

　　秦兆阳对党性的坚守，不是口头上的承诺，也非个人安危的考虑，而是从骨子里所认定的人生信仰，一种热烈而恳切的政治情感。如耿波所言，对这个他曾参与创造的新中国，他的心中充满的是爱，而不是恨，是一种孜孜以求的、肯定的政治情感，而不是一种衔恨以报、否定的政治情感。(24)耿波：《以“黑”为名——“黑八论”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美学内涵》，引自http：//www.bbi.edu.cn/literature/gengbo.3.doc。这种“肯定的政治情感”是纯净的，更是无比真挚的。早在30年代的抗战前线，秦兆阳凭着特有的美术天赋，在叶浅予主编的《时代漫画》上发表漫画作品，揭露日本侵略者凶残、吹牛、虚弱的本质，鼓舞人民群众与日本法西斯做斗争。那种讽刺性和批判性画风，一如他后来编发“干预生活”作品的文风。秦兆阳的文学创作更是对这种政治情感的生动诠释。无论是写于50年代的《在田野上，前进》，还是80年代完稿的《大地》，抑或是中篇小说《女儿的信》、短篇集《农村散记》，都缘于一种理想主义的艺术冲动，缘于创作主体对祖国大地的片片深情。范继忠把秦兆阳的审美倾向概括为“大地气息”，(25)范继忠：《秦兆阳：最后的涅克拉索夫》，李频、王瑞编：《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第149、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我以为是颇有见地的。尤其长篇小说《大地》，这部向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致敬之作，以恢宏的史诗气魄，在“大地”这个倾注了作者深厚感情的乡土空间中展开叙事。必须强调，这部小说的写作始于人生的“逆境”。他竟能克服那悲苦抑郁的心绪，以赞美人民讴歌党为基调，写出如此昂扬奋发又激荡着英雄气概的作品。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

　　有这样的情怀的人，无论是编辑工作还是理论言说，不可能对文学的“政治标准”无动于衷。而从经历和创作的情况，可以推断，“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观点，秦兆阳是断然不会有抵触情绪的。在他的理念中，“文学永远是一种高尚的社会整体性的事业，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文学创作，他便不再完全属于自己”。(26)晓蓉：《文章千古事，人品在朝夕——秦兆阳谈作家情操》，《文艺报》1998年8月6日。这种自命的知识分子公共身份决定了，在编辑实践中，秦兆阳能心态自然地落实这一40年代延续下来的文艺准则。在《〈人民文学〉改进方案(草案)》中，他提出，“力求在刊物上尖锐地、鲜明地、及时地反映人民各方面的、沸腾的斗争生活，反映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特征与时代面貌，从而帮助人民认识自己日新月异的生活，认识新生事物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以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战斗的热情”。(27)秦兆阳：《〈人民文学〉改进方案(草案)》，李频、王瑞编：《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第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关于文学对政治的呼应，秦兆阳办《当代》时同样重视。“怎样使这个刊物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受到群众欢迎，常常是他考虑的中心。”(28)孟伟哉：《秦兆阳印象》，《编辑大家秦兆阳》，第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他要借助《当代》，“通过编辑工作为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鼓与呼”。(29)秦兆阳：《一个老编辑的唠叨》，《举起这杯热酒——秦兆阳散文选》，第2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可见，秦兆阳是抱着对新中国的眷眷深情来推行文学的“政治标准”的。而这种情感是人民性与政治性的交织，是一种有如《大地》所流泻的赤子之情。

　　像秦兆阳这样内心充溢着使命感的编辑眼中，文学创作中的“政治标准”无可厚非，《当代》选发的《励精图治》《在苦难的日子里》等反映改革的作品，就出于一种时代使命感，出于他所倡导的“五气”：骨气、正气、锐气、正气和朝气。但问题是，文学创作中，那种政治性情感走向极端，就不免会产生“思想”大于“形象”的情形。这在“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中并不鲜见。文学的政治性和艺术性之间，如何能找到一种平衡，对秦兆阳始终是一个考验。1953年6月，秦兆阳出版论文集《论公式化概念化》，分析小说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现象，他意识到文学创作的自由空间越来越逼仄，文学几乎沦为政治传声筒，这显然不利于作家的个性化表达。三年之后，秦兆阳对公式化创作的认识趋于深化，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严厉指斥创作中的教条化倾向，那些从“社会主义精神”出发的作品，“我们看不见机器，厂房，田野，也觉不出人物对这些的感情，看不见人们在流汗，在受冷，是赤着脚还是穿着鞋……总之，所有这些都跟劳动者的人没有什么关系”。(30)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他指出图解政治的“现实主义”作品的非文学化倾向，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分析被教条主义所遮蔽的可能性空间，拓展了现实主义的理论疆域。今天看来，这些理论都是常识，但在当时文艺界集体话语喧嚣的语境下，秦兆阳对个体性的强调却是惊世骇俗的。

　　秦兆阳对现实主义理论情有独钟，只是未能清楚意识到，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当时主流意见所存在的偏差，会对他在精神上构成致命的打击。在50年代，秦兆阳由此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到了“文革”，此文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列入“黑八论”之一，受到长达20年的批判。尽管如此，复出之后，在主政《当代》期间，对他所认定的现实主义，他不但没有放弃，而是更坚定地推行，甚至把现实主义树为刊物的精神旗帜。以至于，只要谈起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人们就会想起《当代》。文学期刊中，“《当代》杂志是最坚定、最执着地捍卫现实主义这面旗帜，并且在这面旗帜下为当代文坛奉献现实主义鸿篇巨制出力最多的一家”。(31)蔡兴水、郭恋东：《宏大叙事的样本——阅读〈当代〉(1979-2000)》，《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将军吟》《芙蓉镇》《改革者》《新星》《钟鼓楼》《古船》《白鹿原》等文学史上的名著，均在《当代》原发。可以说，新时期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兴盛，多少要归功于秦兆阳的理论眼光。他依凭杂志，成为推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繁荣发展的功臣。

　　开篇名之为“现实主义者”，是因这符号伴随了秦兆阳一生。如果辩证地看，他的文学生涯，成也“现实主义”，败也“现实主义”。50至70年代，秦兆阳的人生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浮在地表，容易理解。而新时期，尤其到了80年代中后期，由于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中国文学已非现实主义独尊，而是形成了多元竞放态势。现实主义文学，这支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主流，至此已失去了它的绝对优势。一枝独秀的好景不再，而秦兆阳依然故我，如此，个人的审美理想不能不影响到刊物的选稿标准。而这种执拗的坚持，势必会把作为公共话语载体的刊物推向窘境。从个体来看，作为作家，你可以抱定自己的美学理想，死守不放，而作为编辑，这个公共身份，决定了你不能我行我素，而应敞开胸怀，拥抱异己。事实上，是作家的审美幻觉，劫持了这个当代编辑大家，让他理所当然地偏离了公共身份所规定的方向。在作家个体身份与编辑公共身份之间，秦兆阳是偏向前者的。在此意义上，尽管他是以编辑家形象名世，但本质上却是一个作家。

　　秦兆阳在《回首当年》说到，他自小就有精神洁癖，从不吃腌菜、大蒜、葱和韭菜，并非嫌这些不好吃，而是因为“那样子不好看”，不光“臭”，还觉得“那股气味不干净”。乡亲们还为此给他起了个绰号：板大。(32)秦兆阳：《回首当年》，第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这种“板性”气质伴随了他一生。从这个源头看，那高洁而不入俗流的精神气质，似乎是注定了的。这样的人，简单而倔强，一旦认定了某种信仰，就会义无反顾地坚守。这种性格与特定政治相逢，就注定了那逃不掉的宿命。(33)邵燕祥：《京门忆旧》，《记忆》第1辑，第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同时，秦兆阳又是一个矛盾的生命体，时而“热”情似火，时而“冷”若冰霜，但无论“热”与“冷”，都是那么不留余地。秦晴说：“父亲表面有些呆气，但内心有诗人般的热情和冲动气质。”(34)秦晴：《含泪的奶葡萄》，《当代》1997年第4期。一方面，个性上，他“好激动”“爱思索爱放炮”，(35)王培元：《何直文章惊海内——记秦兆阳先生》，《美文》2007年第5期。却不愿抛头露面。所以，挪威的奥斯陆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婉言辞谢。聂华聆说她翻译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他只是淡淡一笑。淡泊名利，远离世俗，始终是他的精神底色。秦兆阳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的本色人生，好比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大地”意象，“如此宽广无边”，又“自视平凡，胸怀坦荡”。但同时，他胸膛始终燃烧着一股烈火，无论是投身革命，从事战地宣传，还是对自己钟爱的编辑事业，都莫不激情万丈。这同样缘于一种“大地”情怀。如他所言，“它(大地)是太阳的朋友”，“它衣被单薄，内心火热，千年万载，勤劳不息”。(36)秦兆阳：《思絮偶拾(之一)》，《黄山失魂记》，第14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而我要说，他是“大地”的朋友。“平凡”“坦荡”“火热”“勤劳”，这些属于“大地”的词语，同样属于秦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