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流图卷》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两卷，上卷以1958年为背景，下卷以1968年为背景。描写现实人生是作家普遍关注的重要内容。人和时代的关系，个体在紧张时代里面如何存在的问题，叶弥在《风流图卷》中给出了大胆而新颖的解释。“食和色”在小说中成为人生外在的追求。吴郭的人们，过着安逸自在、精致讲究、活色生香的生活。“廿八斋”里的柳爷爷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柳爷爷认为，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他热爱生活，追求生活情趣，喝明前的茶，第一泡最好，第二泡就淡了。葡萄压榨去籽酿酒，讲究复杂工艺。泡脚也有学问，水里有茉莉花干、桂枝、黄芪。家里有奶糖、山楂、橄榄、奶油话梅等小吃。光说他的吃，一年四季就忙得不亦乐乎。柳爷爷是一个文化怀旧者，深谙传统文化，喜欢收藏书画、瓷器、树木花草及各种杂件。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园子里种梅兰竹菊，沉醉在自己的文化世界里，是一个懂得享乐的文人。享乐对于他来说，既是身体的需要，也是灵魂的需要。“我”的父亲孔朝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衣食住行都有讲究，在他看来，这种讲究体现了生命的尊严。民以食为天，精致的饮食生活与小说的时代背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氛围紧张的时代，让人感受到的不是艰苦，而是享受。人的饮食、欲望，一切仿佛与时代无关。
离经叛道是叶弥创作的特点，也是阅读叶弥作品的趣味所在，叶弥的写作风格在当代文坛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叶弥笔下的人物活得很自我，就如同叶弥的小说是一种很自我的写作状态一样。“我”对母亲对自己的不认可毫不在乎。“我”的母亲谢小达也不在乎别人对她的意见。外界的一切政治好像都和吴郭人没有关系。比如，小说里地下赌场的外面热闹得很，动不动就有锣鼓队走过，报生产捷报或者打倒某某右派，但是地下赌场里不动声色。世俗的名利引不起吴郭人的关注，他们只在乎自己内心的向往，沉浸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
爱情这个永恒的话题在叶弥的笔下处理得完全不走寻常路。《风流图卷》中作者用难以抑制的遍地“风流”来直面紧张压抑的时代。爱情像自由自在的生命一样随心滋生。男欢女爱在小说中表现得毫不遮掩，爆发出不可遏制的激情。“我”的父母吃饭时当着孩子的面对视、亲昵、调情。劳动插秧时人们唱的山歌以“荤”歌为主。高大进给阿菊兰奶奶说媒，她认为改嫁正常，烈属也是人，是人就要有人的生活，年纪大了也需要个问寒问暖的老伴。叶弥笔下的爱情拿得起放得下，既能肆无忌惮地爱，也能勇敢果断地弃。比如“我”的奶奶高大进是一个老革命，却爱上了比她年龄小的地主“老丝瓜”。高大进和地主“老丝瓜”的风流韵事从不隐瞒，两个人在爱的世界里陶醉得昏天黑地，认为不关别人的事。而张柔和意识到孔朝山离婚了也不能娶她的时候果敢放弃，绝不纠缠，保持自我尊严。在那样一个禁欲的时代，他们的爱情像草一样茂盛生长，表现出对传统道德觀念的反叛。小说多次出现关于身体的描述，柳爷爷自焚前和定彩共享鱼水之欢，了无遗憾;常宝等人疯狂迷恋自己的身体;“我”也是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找向灵魂的开始和远方。小说通过身体自由表达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对极左思潮的挑战。
叶弥不仅酣畅淋漓地展现了“风流”的形式，而且还为其笔下的“风流”注入了耐人寻味的内涵，她笔下的“风流”人生干脆而又透彻。吴郭人说话糯糯的，个性却不软弱，崇尚吃喝享受，风花雪月，但却懂得自尊，讲究内涵，能把艰苦的日子过得很有尊严感。即使忍饥挨饿，生活困窘，衣着也要干净得体，身上也要戴着鲜花，在乎精神世界的富足。比如，阿菊兰奶奶住的破房子，窗户上没有玻璃，连纸也不糊一张，头上插着的玫瑰花却将破旧的屋子照亮了。可见，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形成了巨大反差，二者相比，显然人们更在乎后者。每个人都倔强而自我地存在着，就像常宝，即使死，也要死得干干净净。吴郭的人们在灵魂深处是自尊而又高贵的，这种偏离“正常”的风流人生其实是特殊的年代个性张扬、离经叛道的鲜明体现。
二
追寻自我认可的人生“形式”，而不是社会和他人认可的人生“形式”，二者之间的矛盾注定了不可避免的悲剧。因此，《风流图卷》一方面铺开了吴郭人的“风流”，写出了人在时代中自我存在的形式。另一方面画风突转，揭开了风流人生被“改造”甚至被毁灭的残酷。在肆意洒脱的风流图卷的表象下，人生无常，人性丑恶，一切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吴郭人的生活，瞬间天翻地覆，墙倒屋毁，满地狼藉，恍如隔世。夫妻背叛，亲情冷漠，阶级对立。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大凡“喜”的表象都将以“悲”的惨痛而收场。范裁缝是吴郭第一个死亡的手艺人，他的死仿佛拉开了一个死亡之幕。昔日安静的吴郭变得喧闹混乱，粗鄙不堪，不知何去何从，终究逃不过时代。一切变得悲喜交加，五味杂陈，荒诞不经。
激情过后，现实总是冷酷而无序。比如，“我”的父母在亲呢欢愉之后就因为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争吵。在特定的年代，人性的复杂展露无遗。有人遭厄运，有人交好运。卑鄙的王来恩偷看常宝洗澡，倒霉的却是常宝，她遭到王来恩恶毒的检举攻击，直接导致了她的悲剧。通过枪决常宝这件事，王来恩交了好运，拿到常宝的房子，还入了党、升了职。“我”的母亲谢小达从来不关心自己的孩子。主人公和母亲之间没有亲情可言，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关系紧绷，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我”剪光头，受到母亲嘲笑，“我”被污辱，母亲不去解救。在“革命”的海洋里，谢小达觉得家庭是微不足道的。“我”对母亲有沉重的成见，即使母亲收养了燕兵，“我”对母亲的敌意始终没能打消。“我”因为同情反革命而被体育老师赵大伟殴打、污辱，还尿了一身，人性的肮脏丑陋让人难以启齿。
小说揭开了混乱时代世界的荒诞和人性的扭曲，“五个穿白衬衫和军裤的男青年在地毯上跑来跑去，每人手里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一头系着一只带滚轮的木盆，木盆里躺着一丝不挂的女郎，边上的沙发上还坐着四位女孩。他们不时地回过头来给裸体女郎的嘴里塞上糖果”。“我”的母亲曾说如果她犯生活错误就不得好死，可她却目明张胆地婚内出轨仲代表。作者将荒诞展现到惊世骇俗，仲代表把毛主席徽章别进胸口的肉里半年，睡觉时把徽章的尖头用胶布贴起来以防活动起来疼痛，每当他在台上汇报完学习心得，“无数的人就拥上前去，让他脱下军便服，抚摸这枚徽章和别针处穿孔溃烂结痂的地方，并把他抬起来游行”。
灵魂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改造，甚至被残害毁灭。香炉山寺庙中的如一和明心师父最后不知去向，下落不明。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女人常宝，要接受批斗、抄家，最终以反革命分子罪名被枪毙。不仅如此，甚至连常宝使用的小铁锅都未能幸免，因为常宝常常用小铁锅来煲各种营养汤，小铁锅已然成为反革命的“家属”。小铁锅是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物象。它本是常宝的生活物品，常宝死后被王来恩占为己有，后融人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历史洪流中。小铁锅从资产阶级的帮凶摇身变为“大跃进”时代的奉献者，同样难逃被改造的命运。在特殊的时代面前，人性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精彩。小说写出了那些被压抑、被“革命”的人的灵魂的反抗与现实的抗争。灵魂被压抑之后反弹的力量是惊心动魄的。张柔和被汪多根占有后，得知对方不想结婚，便用菜刀架在汪母的脖子上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并发出刚烈的宣言：“我活了三十年，照着人家心里的那个样子活，从今往后，我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常宝跳河自杀，“我”割腕自杀，柳爷爷在自家后院的火堆中自焚。柳爷爷对这个世界最后的遗嘱是火堆中传出的那句话：“我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改造’二字。”但荒诞的是，柳爷爷是被错抓的，人死了，却不知死于谁手。“我”的奶奶高大进和她的情人“老丝瓜”一起服毒自杀。“我”的姑姑如一师父因为承受不了世间轮回之相试图吃有毒的草药自杀。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些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那些自在人生，最终都被“革命”、被绞杀。吴郭的人们看似生活在时代之外，但最后却摆脱不了时代，最终被改造，置身事外而在劫难逃。
三
叶弥说：“长篇小说的形式，就是人物的灵魂。”《风流图卷》中生活在时代夹缝之中的人物，那些最终被改造的人物大多具有反叛的性格。柳爷爷、高大进、张柔和、张风毅等人都是如此，无论是被“改造”，还是被“革命”，他们灵魂的轨迹与走向都汇入了叶弥创造的新的历史图卷中。“在这里，有的灵魂倒下、散去，有的灵魂麻木、呆坐，但总有一些灵魂站立、生长，给人以温暖和希望。”风流、荒诞与挣扎过后，总有理想和希望在升腾。
“我”是孔燕妮，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小说的主人公，是吴郭历史的亲历者，是“风流”人生的观察者，是一众悲剧命运的审视者。主人公孔燕妮具有可爱、大胆、叛逆的性格特点。“我”不仅敢作敢为，还具有自省、怀疑和否定的精神，追求自由，努力理清自己的思想，思考人生的价值，探寻天地之间微不足道的个人活着的意义。因为知道了活着是为什么，才能明白大大小小的许多事。叶弥说：“退回自己，是为找回素朴初心。”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的精神自叙传。小说中的人物形式回到原点，回到非常纯粹的境界。“我在不断自我怀疑中最终建立了一个最简朴的信心，极端的认真本身就有强大的价值体现，这种价值体现冲淡了某些虚荣，填补我人生里虚空的那一块，使我更具有‘土性’。与飞扬脱跳的灵感相比，与轻灵横溢的才华相比，我现在更喜欢顽固的、稳定的‘土性’，它让我对自己有着随遇而安的自由。”这是作家的心路历程，也是主人公孔燕妮的灵魂追寻。从15岁的小女孩到25岁的女青年，孔燕妮从懵懂到成长，在对自由和再生的追寻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虽然曾不堪重负，虽然曾以自杀试图结束对世界的厌恶，但从未停止“寻找”，寻找自己，寻找重生，寻找理想社会，渴望内心得到平静。主人公孔燕妮一直非常清醒，剃光头、救常宝等种种叛逆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多次挺身而出救人，具有善良的心灵和悲悯的情怀。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孔燕妮一直抱有理想，努力挣扎救赎以寻求平静自由，给人以希望和温暖。自省让灵魂净化，反思让时代进步，在艰难的时代面前，人性的张力和反弹也越震撼。
作者写出了主人公的叛逆、善良、哀伤、痛苦和向往、追求，小说对主人公心灵世界的描摹精准而细腻。小说中多次出现白玉兰树，这是一个独特的意象。白玉兰花成为人物命运的隐喻，赋予一种象征的意义。吴郭人的人生形式虽不受推崇，与时代主流疏远，但却适合自己的理想。小说中白玉兰花也是主人公精神的象征，伴随人物前行。主人公孔燕妮的窗前有两棵白玉兰树，一年四季它们给“我”温暖和陪伴。洁白的芬芳的花温暖“我”的心肠，碧绿的叶子传达对“我”的深厚情谊。白玉兰树被赋予了人的高洁品格，物我两忘。但是，当孔燕妮看到常宝被枪决，看到母亲的冷漠，看到世界的肮脏，强烈的孤独之感使她讨厌白玉兰树，觉得花蕾们一肚子汁液，面目可憎。梦魇中玉兰花变成红色，花瓣像一只只手，常宝的脸藏在花瓣里召唤着“我”。当动荡侵袭吴郭，满城灰土飞扬，白玉兰花遮挡天空，蜜蜂却不在花上飞舞。小说中白玉兰花的圣洁与凋谢都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心境的变化而变化。小说中的张风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主人公孔燕妮生命里的光，和孔燕妮应该是同一类人，他们更关心自己，内心保有一份纯净和自由。他毫不掩饰的情感，成为主人公青春最美好的记忆。虽然很伤感，但小说始终流淌着理想和信仰的光辉。
四
叶弥和沈从文、汪曾祺两位作家并无交集。可阅读叶弥的作品，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沈从文和汪曾祺。《风流图卷》呈现行云流水的气度，小说开篇就写出了吴郭市气象安详的地理环境。吴郭滨湖临江，水网遍布，河水清澈，土壤油肥松软，大山小岛，养活了禽鸟草木，庙观香火旺盛，马路平坦洁净。这里一年四季，时花不断，果蔬不缺，好一派延绵祥和的景象。更重要的是，“穷人和富人，脸上都平和冲淡，语音糯软，没有戾气。见面时，正话未曾言，寒暄需半天”。开篇很容易让人想起沈从文的《边城》，边城茶峒凭水依山筑城，茶峒民性的淳厚，人们重义轻利、守信自约，酒家屠户，来往渡客，人人都有君子之风。老船工几十年如一日，为人们摆渡，从不多收钱。叶弥的《风流图卷》中人文和地理景观切人的笔法与沈从文一脉相承。比如，渔民阿火根坐一整天的车给柳爷爷送刀鱼，把鱼放在门口就走了，不要钱。苏州是作家叶弥的故乡，在《风流图卷》中吴郭就是苏州的影子，作家将故乡苏州化为小说内在的栖息之地。沈从文比较关注和历史似乎没有关系的人性，所要表现的是一种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虽然都淡化政治话语的痕迹，但叶弥和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学观隐约之间传递着某种精神上相似的特质。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上都不那么切“时宜”，他们都秉承独特的审美理想，他们都没有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关注社会人生的道路，他们的笔法和观念都“任性”、自我而坚定地遵循内心和审美的召唤。汪曾祺的《受戒》中用大部分笔墨描写当地和尚的风俗，爱唱乡曲野歌，和尚与妇女私奔，谈情说爱，娶妻吃肉，和尚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打破一切戒律。叶弥的《风流图卷》中香炉山上止水庵里的出家之人，完全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明心师父“手上颈上都没有佛珠，耳朵后面夹了一枝玫瑰花。肤色黑红，粗手大脚，活像一个农民的样子”。沈从文、汪曾祺以及叶弥的写作，都在展现一种别样的人生形式，这三位作家意在传达美好的人性与理想的人生形式，表达对生命自然、美好与丰富的礼赞。他们都在自然、理想的人生形式背后渗进了隐痛、反思与重构，反思和重铸民族的理想和希望，叶弥的写作更多了一层直面残酷和凝重的追寻。不管是“风流”人生形式的讴歌，还是“风流”人生命运的无常，无论是被“改造”，还是被“革命”，对于叶弥来说，这都不是小说的终点，叶弥更要表达的是一种理想人生，给人以希望的人生。同时，又赋予其哲学内涵。小说到处充满平凡人生的烟火气息，却又随处可见哲学意味。比如，柳爷爷说假如有一天他倒了大霉，他也希望幸福的人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柳爷爷认为：“思维极端和片面，非左即右，非大既小，不能忍受中间状态。古代圣贤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提倡中庸之道。其實中庸之道是最难的，中庸之道需要不偏不倚，冷静笃定，需要强大的力量才能做到。”“一个不懂得自己需要的人，不会知道别人的需要。一个不懂得关心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关心别人。”值得肯定的是，叶弥的小说，与前辈作家创作一样，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促进了小说观念的更新。
结语
《风流图卷》中那些生活在自我精神世界的“旧人”，最终被时代改造成了“新人”。叶弥带着笔下的风流人物行走世界，尽情尽性，那风流图卷上一点点蔓延的鲜活人生，享受了风流与自我，经历了抗争与救赎，是如此倔强而不同凡响，终给人以温暖和希望。作者本人亦是如此。在精神的高地，叶弥及其作品始终在努力地坚守着。
【作者简介】张英，博士，渤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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