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开思想启蒙的伟大实践
无论徐兆寿延续其青年时代的浪漫主义情怀，还是在现代主义理论探索上卓有建树，其创作底色仍在于现实主义理性：以文学的时代性为起点，继承“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写作传统，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问道知源》传世的可能性在于作者以开阔的胸怀与思想格局，以独异于一个浑浑噩噩时代的独醒者姿态，将目光投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践过程中的诸种精神、思想与文化上的制约。
其一是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在文化心态上高蹈欧洲中心主义，流露出形态各异而本质趋同的后殖民心态：“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太多了，一说到西方就犹如找到了主子，而一旦说起中国的传统就恨不能在过去的毁庙行为之上再烧一把火，彻底地将其燃烧殆尽。”作者对张承志的推崇亦基于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对抗：“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目光从大西北向着中亚、西亚、东亚、欧洲、非洲而投放的作家。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进行对抗的作家。”自近代以来，欧洲中心主义见证了数代中国革命者与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探索努力，也为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伟业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既已浸淫舶来器物、制度、文化与思想日久，欧洲中心主义并未随中华民族复兴而有所淡化，反而继续主宰着当代中国一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而言之，当下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某种程度上缺乏历史上中华文明孕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本土文化独立性，尤其是对一代青少年来说，中华文明的新一轮勃兴缺乏某种本土资源支持。这对中华文明而言几乎是致命的。
其二，1990年代以来商品化、市场化的时代氛围弱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大环境，当代文人功利化的职业写作、日常生活的拜金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背道而驰，并对传统道德如仁、义、礼、智、信等以解构。徐兆寿撰写《问道知源》的另一个出发点，即对当下商品化、市场化的时代，学者、作家与批评家的人文精神彻底沦陷，人类原始逐利化本性放肆伸张，功利风大为盛行等现象展开批判。如对当下青年乏理想的现象写道：“今之文学青年，多没有高远之理想，追求的都是修辞之美饰，接舆之狂行，对待道德口诛笔伐，对待功名利己至上，而对待大道虚无彷徨。”此番断语直抵当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境遇。当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兴起，知识分子遭遇了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失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化背景下的价值多元甚至扭曲，太多的文学青年走向精致的利己主义之途。热血青年一旦缺乏精神追求，金银餐饭满足之后必然陷入对人生乃至所寄生世界的虚妄无聊中，人生彷徨无出路成为必然。徐兆寿将其归结为缺乏对大道之追寻、缺乏人生理想之建树，实则直击当下一代青年的精神虚浮本相。文学青年如此，当代的作家和学者又岂会独善其身呢？
我们今天的小说家、诗人大多在闭门造车，天天想着鲁奖、茅奖和诺奖，罕有人去为自己的言说而实践，……今日文学已经被下降至书写个人私生活的位置，既放弃了为己的疑惑，也放弃了利他人的圣人思想，只是为成为一个作家而写作。……以修辞而炫世者是今日文坛之主流，但要在如此庞大的中国作家群中找几个有思想、有信仰的文人，并不易……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一切美丑善恶都被毫不保留地呈现，身怀正义与担当、不阿于世而坚守批判立场，这本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素质。可事实并非如此，徐兆寿直言当下作家被功利化的写作动机主宰，文学创作已成为个体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写作内容已萎缩至直录无底线的私生活，而难得有思想深度的写作。当代作家必然面临写无可写的困境，值得玩味的是，1980年代以来一批以聪明著称的作家别有克服之道，即倚重“修辞”以“炫世”而补自身思想水准之不足与格局境界之促狭，文学也就走向了对技巧、抽象的抒情，各种形式主义的过度演绎，成为圈子内部供少数人赏玩与相互吹捧的介质：“1980年代以来，文学日益走向对语言、写意、修辞、技巧和摩登叙事的执迷，夸饰形式技巧代替了思考、关怀和同情，进而成为文学写作新常态与批评的新标准。”
当代作家在立场与思想上的失守与当代学者、批评家的不作为、胡作为同步而行。徐兆寿坦言：“……我们的那些学者，也天天坐在枯纸堆里考证古人的言词，心里想着职称、津贴，少有人去阐发造福世人的真理，更不会以生命去实践这真理”“今天的学术常常是一不为己之疑惑，二不是国家公器，所以常常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谋生手段，成为评职称、挣津贴的一些条件”“观今日之批评，公信力缺乏，批评失范，思想的维度混乱，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同样也令人生厌。”功名利禄主宰着一部分学者的学术志趣，为了职称、项目、津贴的“速食”学问、应景学问、遵命学问越来越多，至于追求理想、践行真理偶尔言之也近乎戏文。权且不论徐兆寿坦荡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即以其久居学院环境，能超越自身视野，将今日学术之积弊公之于世，足见其“问道知源”态度之诚恳和维护传统文化使命之自觉。
文学青年没有理想很可怕，作家谋求功名利禄也很可怕，但一个没有或极其缺乏有思想深度且价值混乱的批评现状，让缺乏理想的青年与一心图名谋利的作家彻底丧失底线而心安理得，这才是当代中国学术最可怕的困局。即以今日文学现状而言，流行的现代主义写作过于执迷修辞技巧之积弊远未得到清理，文学主题上的欲望风旗、颓废风潮、虚无论调大肆流行，张扬小时代里的小确幸的文学大行于世，甚至部分作家经年累月重复欲望，放纵颓废，放肆把玩技巧与形式而尚未受到更多批评。这种圈子化、江湖化的学术批评才是当今文學一部分底线失守的根本症结。
徐兆寿的“问道”之旅并未停留在上述表象层次，而是触及了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人类高贵精神遭遇可怕的科学主义解构。即工具理性对人类精神以致命解构。在工具理性的冲击下，解构主义成为文学批评之大典，机械复制时代的反崇高的渗透，诗学终于衰落，想象被视为不切实际，文学变成了可以被切割、肢解和靶向治疗的器物，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关心终极价值的写作传统遭遇重大危机。作者重提“问道知源”所对抗的正是20世纪以来积聚已久且被广泛接受并长期流行的工具理性。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哪里？拿什么拯救中国文化、文学与学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点在哪里？这些世纪难题被一一提出。在面对这些难题时，作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历史深处，孔子、老子、庄子、朱士行、鸠摩罗什、常书鸿，中国的佛教与道教一众思想人物等成为这一场“问道知源”之旅的精神旗帜。徐兆寿在孔子身上发现了不朽之道德与人格：“敢于担当的逆流而上的精神”、“失败而执著的实践”、“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乃至一切宝贵的东西都舍出去，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之“伟大的实践”、“君子无论在怎样的命运面前都不可盲目地趋利避害，而是要坚守正道，勇于进取，积极乐观”的君子观，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批判”而“指向仁义、礼乐，归于大道。”在老子身上，“越过历史看到的是世界之初和世界之变化”的“形而上学”探源，“顺势而为，将自己藏于自然的变化之中，把自己完全地视为自然的一部分”的“天人合一”境界，“超越了所谓的圣人之道”的主流价值观，进而超越整个时代：“孔子更多地关注了人性社会的伦理，而老子更多地阐述了宇宙真理。一个仰望星空，一个俯视大地。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人思想信仰的天空。”及至佛国世界对“灵魂死亡以及永恒”发出“神圣、安详”的声音，启示了徐兆寿在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论之外的新内涵，“也许还有那些站在世俗名利对立面的高僧大德才是知识分子”“那些担负拯救人类命运并愿意为此而牺牲自我的传道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对知识分子内涵的新发见，实则源于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思想发展的深层理解，相比萨义德在当代全球意识形态明显分流、定型且强化的时代，强调独异于任何集团和集体，并永远站在集体对立面而立意于批评实践的知识分子概念，更符合知识分子对人类终极、普世价值的探索与实践。
在对孔子、老子，中国佛教与道教，作为精神与艺术场域的莫高窟做出超乎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分析之后，徐兆寿完成了身份转换，继写作《荒原问道》时期的现实主义批判者与写作《鸠摩罗什》时期的传统文化卫护者之后，蜕变为一名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徐兆寿对一众思想人物及宗教人物的生命细節、著述细节做出非同寻常的体验式考证。目的在于“疗救”近代以来延续至今且仍在发酵着的中国人功利、虚无、短视，乏思想之精神重患，将中国优秀深邃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点，推动新一轮中西文明与文化的大融合，还原与提升中华文明的内敛、包容、自强、实践、担当等普世价值。徐兆寿的眼光无疑是史学的、文学的，又是哲学的、宗教的，更是中国的、世界的。
二、作为方法的“问”与“知”
一部优秀的作品总给读者无数启迪，而一部优秀的学者散文留给读者的更会是方法论上的示范。这是《问道知源》的大贡献。从散文功能来看，中国传统散文在很长时期内承担着文学内外的诸多重要功能。文人士大夫的经天纬地大道，个人情感体验层面上的抒情，由记述自然万物变常之道延及天人之思等等，散文写作在各个题材范围内都取得重要成绩。尤其基于文人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治武功的重要地位，散文写作几乎引领中国古代每一次思想变革与“人的觉醒”。及至清代，学术介入散文写作，“义理、考据、辞章”的写作拓展了中国散文的表现功能，但却堵住了中国散文现代转化的路径。直至1980年代末期学者散文兴起，散文方才再次具备成为学术载体的可能，但事实上，一批学者的散文写作大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学者的人间情怀传达上，散文仅仅承担学术之外的怀人记事功能。从阅读体验而言，这类学者散文让读者看到了学者们在专业学术贡献之外的另一副“面孔”，实则并未脱离散文记人叙事的写作传统。而一般学者写作散文大多步人中年，所著之文也大都葆有一份沧桑、通透和深沉感。更兼学者身处象牙塔，所以总能在历史更替与人事变迁处，抒发一些深具人文情怀和较为冷静、悠远又稍显保守的感慨，进而与喧嚣世俗拉开距离。以此观之，《问道知源》的贡献极为瞩目。徐兆寿的写作是对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话语支配下，过于强调人性自由申张的幽默闲适小品文传统的重要超越，是对散文在桐城派之后放逐学术代以堆砌知识掉书袋的当代散文新问题的克服，创新了学者散文在“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进而在散文的知识性、叙述性、抒情性之外，将自身作为学者所展开的学术思考以散文形式而表达与传播。这在事实上恢复与创新了由“问”及“知”的学者散文写作的学术性与思想性传统。
徐兆寿在《问道知源》中的学术探索并非针对一般学术问题，而是在中国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做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考证、再发现与再出发。如《道德经》《周易》《易经》《礼记》《春秋》的成书过程，先秦诸子之间“道与谋”的异同，《周易》与《易经》的后世流传及影响，《世说新语》和时代的关系及本质，萨义德东方主义与知识分子论的局限，欧洲中心主义及工具理性之弊等，这些本为专业难题，徐兆寿则积十数年阅读、思考以深刻察之，频发常人所未发：“《周易》改变了中国人智慧的行程。它一方面把家长制思想和男权思想固化在里面，使阴阳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把仁义、君子意识固化在其中，力图使这些思想成为《易经》中不变的坐标。在老子看来，这些行为可能是不恰当的。”“乱世更替，命运无常，知识分子又不得不苟全性命，便导致他们以侠、邪、怪、傲等形态出世，以谈玄避世或喻世，这就有了《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之风和玄学之风。”就论点本身言，徐兆寿之论大多为专业难题，其所溯本与还原功夫已远超一般普泛的学术探索，体现出浓重的思想性。思想性让一般学术由枯燥的论说走向对历史、时代、文学、文化的沉思，进而上升至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上来。此类充满思想启迪之论可随手拈来：“行无为之教的老子谈的恰恰是最大的道。世界从他开始，然后过渡到孔子，最后被庄子讥讽。文人相轻的事从庄子开始。”“假如说，孔子喜欢正面强攻人性、道德、世界的话，那么，庄子便是曲笔人道，从人性与世界的另一面说起。一个说有，一个说无。但他们讲的都是道，只不过在普通人看起来是对立的存在。”此类阔论大都呈现出重返文学与历史现场又深具现代眼光的特点。就表达学术思想的形式而言，当下学术写作大都以严格的篇章结构、文献注释、严密论证的学术八股示人，造成大多数专业学术论文阐发的观点和思想或有可取之处，可糟糕的表达让读者难以卒读，上引徐兆寿之论则毫无滞涩感，文风隽永平实又满蕴情感，多发哲思而富于启迪，颇具美文特质。这一写法有效地破解了当下学术思想表达上的僵死化。就学术研究而言，一切人文社科研究若无创作主体的思想引领，将会成为史料、资料的堆砌与简单复述或过度阐释。以思想性而言，学术研究只有在思想介入之后，方才有可能以活的文字传世，尤其是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在无新史料发现的情形下，必然是思想建树及其高度决定了学术研究有可能的行进与深度。徐兆寿以学者身份来写文化散文的重要贡献之一，即是在学者散文的学术性、思想性层面大步推动了当代散文的发展，成为学者散文自1980年代萌生以来的重大收获。
徐兆寿在《问道知源》中的另一个收获是其以自身主体经验代入思考，在文学的求真求善之道上作出了重要示范。诚如张承志所言：“经验不可替代，人人都在生活。”徐兆寿自幼时以来长期生活于中国的大西北，后于沪上负笈求学，其本人创作也随年龄与阅历渐长，大体上走过了一条紧随时代抒写青春欲望，再到皈依传统文化的创作路径，其个人身份也从流行畅销书的作者、学者转向担当中国文化守夜人式的思想家。这一转变正是中国文学、中华文明与学术带病成长而后必须做出的“超克”需要。从个人与时代关系而言，徐兆寿由青年到中年走过的路，见证了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思想的行进，作者显然站在中国大西北的精神高地上，看到了快速行进于现代化大道上的中国病相。《问道知源》就成为中国大西北作为精神与思想高地在“后革命”时代里的强力登场与冷眼旁观。于是，《问道知源》中的主体经验必然成为另一重有意义的书写。人到中年的徐兆寿以赤子之诚全面道出自己单调又浪漫、诗性又不乏崇高仪式感的成长体验与生活经历：曲阜拜孔、临洮访道、邂逅白马寺、莫高结缘、天水悟佛、情迷昭苏、沪上反思、神交海子、教书育人、学术生涯、幼时成长、教育女儿等等，《问道知源》几乎成为作者的个人自传。正是一次次出行提供了徐兆寿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次次相遇的契机，这种“在路上”的姿态成就了作者之于历史与当下思考的鲜活性与流动性。
可饶是如此，在基本史料与史实的支撑与令人信服的结论之间仍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作者在面临这一难题时，启用了想象的方法实现了“知”，将想象介入批评实践成为《问道知源》的又一重大方法论启示。现代中国以来的文学批评实践主要有三类情形：一是文学的政治与道德判断与文学的审美批评相互挤压，尤其左翼文艺运动兴起之后，文学批评对审美创造活动整体上呈排斥状，文学在很长时期成为政治的附庸和革命的工具，道德批评轻视文学的审美意义;二是自1980年代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以来，工具理性主宰下的叙事学、结构学、符号学、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文论大行其时，这些科学主义文学思潮大都漠视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肢解文本、解剖结构成为常态，批评沦为工具，文学与批评折断了想象的翅膀;三是自1980年代以来，文学作为人学的五四式命题复苏，“人性论”代替“政治论”“阶级论”“道德论”一跃而为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标准，并在30余年的批评实践中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可无底线化的使用结果是将乱世人性之弱、末世人性之常等人在艰窘状态下的求存体验上升为人类带本质性的启示，甚至有时放弃了个人之于时代、国家、民族甚至人之为人的责任与担当。即以上述批评实践而言，是该到将恺撒还给恺撒，将孔子还给孔子，将鸠摩罗什还给鸠摩罗什的时候了，被折断的想象翅膀必须接上了。
徐兆寿的《问道知源》摒绝上述政治/道德判断、形式主义文论和泛人性论时代的文化与文学风潮，重返文學作为想象力实践的文学本源上来。在对如孔子、老子、中国一众佛教思想人物及系列佛教艺术与佛经典籍等早已固化在历史行进中的人物与思想，如何让其复活，并使历史上发出的熠熠之辉耀再次穿透时空抵达当下，成为中华民族再出发的支点与启示。这是徐兆寿思考的终极命题，而文学的想象实践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即以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理论而言，想象批评实践将文学恢复为想象力的创造活动，从而使批评实践回归至对作品的审美体验与人生体验考察上来。在读者的审美体验与人生体验主导下，文学阅读伴随富有想象力的批评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活动，最终完成了作家创作的第一文本向读者阅读再创造的第二文本运动，成为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徐兆寿的“问道知源”之旅首先基于自身的审美体验与人生体验，想象成为徐兆寿同古圣先贤对话的最基本方式。在插上想象力的翅膀后，一个当下优秀的学者发现了走近中国传统文化及一众思想人物的通道，并溯源古圣先贤们一生孜孜砣砣的奋斗前行身姿与为天下担当的旷古精神，发现了中国文化在培育过程中所具备的开放性、实践性、发展性特征。从而在学术史意义上了补缀了一系列因史料欠缺而形成的历史与文化的残章断篇。
三、开拓转进见新解
《问道知源》作为徐兆寿自2010年以来创作转向后的“问道”三部曲之一，在小说《荒原问道》《鸠摩罗什》对现实与历史的虚构写作之后，以文化散文写作直面当代中国多元文化思想氛围。徐兆寿以中国文化守夜人的身份，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种种积弊进行了批判。破而后立，在浩瀚的历史长空中，徐兆寿邂逅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品格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孔子、老子与多位中国佛教思想人物，通过对古圣先贤的言、行、思的再解读，来回应当代中国普遍质疑的重大文化、学术与思想问题。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以西方文化的平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来补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路径。这些精准又凸显批判力的论断，别开生面的创作风格，必定提升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学者散文甚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写作水准，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题材选择上，徐兆寿的《问道知源》在婆娑的人间味、知识分子的“画梦录”、幽默闲适怡情文、摹自然风物叙物语物志、抒翁妪小儿女情长与家国感慨、凭吊历史发思古之幽情、啖中西哲人先贤之思想以当代化用等之外，走出一条立足现实、打通古今、启迪思想，直抵中华文明与思想之根脉，又在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艺与思想复兴的纯文化、思想、精神写作。老子、孔子、中国佛教一众思想人物、海子、张承志等占据道德与精神高地的先哲时贤成为被倾心追慕、言说、阐释、还原、想象与对话的对象，批判立场、现实启示、道德主义、精神主义成为关键词，系统论说携思想批判由此提振散文写作的功能与格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散文写作的内涵。
第二，重塑一部浑厚的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问道知源》凸显创作者正直不苟的心性品格、西北高地的文化根性，为中华文化铁肩担道义的人间情怀，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这些源于创作主体雄浑廓达与坚韧挺拔的人格力量。由此决定了徐兆寿的写作格局远超个人一己之点滴荣辱得失，此番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显学者真本色。实质上，就是在传统文化精神某种程度上衰落的当下，力挽狂澜，明知不可而为之，自觉承担起捅破“铁屋子”的殉道、启蒙者角色。《问道知源》是一部当代学者卫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心灵史。
第三，“百科全书式”又凝神聚气的散文写作示范。作为文化/学者散文的写作典范，徐兆寿的笔触总是游走于文学、艺术、文化、哲学、历史、宗教、民俗、心理、地理、生态等学科之间，且对各个学科的专业知识都有均衡而内在的掌握，真正写出了罕有的“百科全书式”散文。一般所谓“百科全书式”写作，创作者大都留下堆砌知识代替感慨不足反而冲淡散文之神韵的硬伤，而徐兆寿则无论纵游于哪个领域，各专业之杂又专与其下笔从未偏离“问道知源”的总核心毫无违和之感。这成为奇特的写作景观。在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担当有力的“问与知”过程中，创作者代人了深重的人生感慨，遂以深厚的历史介入与蓬勃的心理力量显得极为瞩目。此种创作法必将开拓与奠定一代文化/学者散文的写作典范。
第四，打破并深度融合了中国现代散文的“随感录”“随想录”“随谈录”的创作分流。《问道知源》既有对当下中国学术界、文学界、思想界背离精神生产本质的市场化，追名逐利化现象做出具有战斗性杂文的“随感录”写作，也有以情调美文的“随想录”画出诸多古圣先贤、海子、张承志以及创作者的丰富内心世界与精神面相，更有以学院派身份探索“道”之本相及中华文化与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华文艺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路径的知性“随谈录”，开拓出直面现实、针砭时弊;随情纵性、境界高华;广博精深、耐人寻味的学者散文典范，提供了集批判、审美、启蒙功能于一体的散文写作新范式。《问道知源》也就融合了现代中国以来散文发展史上“随感录”“随想录”“随谈录”的分流，大幅提升了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思想与艺术水准。
是为启示。
【作者简介】程小强，文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陕西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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