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笔者对文学中的“物学”“物因素”“作家与事物”等问题，已有较长时间的思索，并且撰写了相关论文。因此，当“物小说”三个字浮现，笔者并不自以为怪诞，反倒觉得这是“物学”问题显现到一定程度，在遭遇具体文本之后自然生发的一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物小说”？何以贾平凹的《山本》就是“物小说”？
探讨这个问题，意味着多少要跳出“文学即人学”的观念，从一个更大的范畴之内，去考虑文学之于造物的微茫性，考虑作家在小说中的事物观，而不仅仅是人物观。同时，要考虑作品在历史与自然之间的书写权重，以及自然物在平衡和消解人物的历史主体性方面的作用。这些，都是《山本》所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山本》以整体性的、前所未有的文学态势，触发了笔者对“物小说”的探析与肯定，也启发着笔者对此类文学现象的进一步思考。
一、物本倾向：一种新的小说观
贾平凹为这部小说取名《山本》，认为“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即写秦岭的一本书。贾平凹如此说，有点改变小说书写对象的意思。如果是一本散文，或者诗歌，写山即写山，十分正常，小说则不同，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小说是写人的，以人物为叙述对象，小说里人物最为重要，人物是小说的中心。尽管《山本》的主篇幅仍在写人物，写人世纷争，然而，小说分明又在告诉读者，人其实只是山的皮毛，跟草木鸟兽一样，只是山的一些连带物，是尘土一样吹进山里的东西。“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感情，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不难看出，小说似在某种程度上反思着“人物中心”，反思着“人本主义”，显示作者所独有的“山本主义”。所谓“山本”，也不仅仅指“山的本来”，细揣摩之，还有以山为本、以物为本的意思。
山本即是具体化了的物本。从更大的时空范围里看，山也是物。邵雍的《观物篇》里说：“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时空的相对性，让非物成为物，进而不断追溯，可以直达终极之物。终极即为道。道化万物，尽物之性，穷物之理。以道观之，一切皆物，人也是造物的一部分，所谓“至物”。正因为有一个终极视点，世间万物才可大可小，可重可淡，观物者才可能获得一种深远眼界，产生书写上的超脱性和自如感。即便借助文学进行人事书写、社会书写、历史书写，那个终极视点仍能让事物回归本有之位，形成文学道统上的达观。贾平凹自己也说：“天地间自有道存在，不管千变万化，总有永远不变的东西。……我们曾经的这样的观念，那样的观念，时间一过，全会作废，事实仍在。历史是泥淖，其中翻腾的就是人性。”可见，万物大化，天理流行，暂时性和有限性作为事物和人的常態，最终被道所减化、消解，归于乌有。在贾平凹的写作中，至少是《山本》的写作中，他是有一个深远的“道观”意识，以此观照山，观照人，观照历史，也观照小说自身。这是一位作家臻于生命哲学之圆熟，臻于神性意识之超越而产生的某种书写探索。看上去高迈、混沌，同时又很朴素、真切。在这本小说里，贾平凹持守某种恒常性，以不变之道而应笔下万般风云，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某种豁然境界和内在定力。也因此，他才能真正做到“把大事当小事看，小事当大事看”，面对兵荒马乱和生死无常，面对历史自然的复杂性，始终有一个统摄的东西，能够将“全会作废”的那些观念从容剥离，回到造物的始源性方面去考虑问题。“人在天地之中。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直寻找自己的位置，来梳理关系，这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这里的人，既可以指历史的人、现实的人、小说中的人，也可以指作家自己。换言之，一个作家的任务，何尝不是在他的作品里替“人”寻找位置，在方寸之间，让人归于人，万物归于万物，各得其所。
这一书写过程，需要克服的是“人中心主义”。既然天地有道，道化万物，道造就人的团契，那么，必然要承认道的在上性，承认宇宙法则大于人间法则，同时承认人的有限性。也即是说，人作为受造物，本来就不是“中心主义”的。然而，在文学中，尤其在小说中，“人中心主义”往往得不到恰如其分的消解，反而被文学因素不断强化。“文学是人学”，这似乎没有错，然而仅此而已吗？我们为何不能说，文学也是物学，文学也是神学？对“人学”的强调，本来是要唤起“人本位”，唤起人道的觉醒，结果却因“人本位”忽视“物本位”，因“人道”而忽视“天道”“地道”，不免产生“人中心主义”。在文学中，对于人的主体性的过度书写，对于人的社会化、欲望化的过度渲染，对于人格因素在事物身上的过度投射，都属于“人中心主义”。小说唯其必须写人，以人物为对象，为描写中心，自然和社会都成了人的“环境”，因此更容易产生“人中心主义”倾向。
有意思的是，《山本》也写了一座山，这座山比水泊梁山大。秦岭之于梁山，是贾平凹借鉴传统小说书写现代传奇的一个时空拐点。所不同的是，《水浒传》有经典的英雄主义气象，而《山本》，尽管也写了一帮山里的强人和英雄，厚描了英雄之间你死我活的惨烈杀斗，但归根结底，小说没有被英雄主义所绑架，也跳出了以往现实主义小说中关于英雄的叙事模式。评论家们注意到，《山本》写出了国民性中“山民的普遍性格”，“那种表面憨厚、不动声色，而内里非常狠、非常强，甚至非常毒的性格，所谓‘不说硬话，不做软事”’。里面的主要人物井宗秀，还有井宗丞、阮天保等人，就是山民性格的强悍代表。小说里有个细节，写陆菊人找陈先生看病，说起井宗秀为兄长报仇，将仇人掏心挖肝，“陆菊人说：先生，我嫁到镇上也十多年了，来的时候镇上穷是穷，人也整天吵呀骂呀也打架，那算是个日子，但这些年生活是好了，到处都是了血，今日我杀了你，明日我又被人杀了，谁都惊惊慌慌，谁都提心吊胆，这人咋都能成这样了！陈先生说：人是十二个属相么，都是从动物中来的。陆菊人说：那你看着啥时候世道就安宁啊？陈先生说：啥时候没英雄就好了”。贾平凹借陈先生之口，道出一个陆菊人不太理解的重要观点。“啥时候没有英雄就好了”，即是说，啥时候“被虚妄的东西鼓动起来”的灾难和罪孽少了，人就能成为人，能过正常日子了。后来，在一次访谈里，贾平凹对这个问题做了很确切的解释。当记者问道：“你在这部小说里，以战争写人性，也写得特别残酷。小说里的人如草芥，说死就死了。我想，这并不是你刻意把人物往残酷里写，而很可能是艺术地还原了真实。”贾平凹说：“是的，死亡得越是平淡，突然，无意义，越是对那个时代的诅咒。”
在反思时代问题时，作者所立足的，并非“英雄主义”，也非“人本”，而是“物本”。“物本”乃至“物本主义”，成为贾平凹借以另起炉灶，进而解构“人中心主义”的一座靠山，一个最有力的参照。在小说中，山本即秦岭，作为物本的一部分，它是比纷繁的人事更长久、更博大、更有生命力的存在。山是造化自然的一部分，一个见证，它“藏污纳垢”，同时又孕育生机。所谓“道法自然”，道的自本、自根，在山身上同样体现。当历史风云消散，世间纷争化为尘埃，秦岭依旧是秦岭。“作家的意图非常明确：历史沉寂，但自然依然涌动;是历史事件附着在自然秦岭上，而非相反。秦岭因而并非故事背景，战争亦非小说前景，它们只是自然发展的片段。”也即是说，在小说中，贾平凹让历史和人成为自然的“中间物”，而不是让自然成为历史事件的“环境”。由此，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连同它们之所以依存、焕发的那个生态，才是作者所倚重的，并且通过小说的描述获得一种巨大的主体性肯定，获得“万物天行”“万物自化”的文学表现。而小说中的人物连同他们闯出来的历史，被携裹着融人自然史，融人物本主义的生物圈中，成为自得其所的一部分。“我曾说过，有着那么多灾难、杀伐，人类能绵延下来，就是有神和有爱，神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爱是人与人的关系。”似乎在冥冥之中，作者深切体悟到了造物对人的眷顾，以及上天的好生之德，他写出这种眷顾与好生之德，小说也就连接了物本主义之所以存在的根由，那种道统的终极力量。
贾平凹在访谈中自问：“写《山本》时我要求‘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在写法上试着用《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战事会是怎么样？”事实上，贾平凹在小说写法上的确完成了如此尝试。正如他自己和一些评论者所言，小说将惨烈的战事以及人的生死置于一种日常语境之中展开，取消了过多的戏剧化铺排和有仪式感的场面描写。笔者以为，这种笔调本身就是对《红楼梦》以日常性推演无可挽回的悲剧的借鉴。同时，小说以实人虚的写法，也是得《红楼梦》之真谛。写实的部分很充分，很逼真，很质实，由此将小说引入某种虚境，才显得可信而且必然。由实入虚，即由物而人物道，“物由道而形”，“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也”。那种虚境，是精气混沌的、物象隐喻的，“天我合一”的，有命运感的，时空幻化的。虚境的营造，使得小说中的事物往往带上了某种神秘诡异的生气，一如宽展师父吹奏的尺八，陆菊人家里那只古灵精怪并适时出现的猫。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山本》努力想要显现出来的“大荒之境”，正暗合着《红楼梦》的某种宇宙观。《红楼梦》是“质本洁来还洁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山本》的结尾是涡镇被炮击毁灭，“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层峦叠嶂，一尽着黛青”。总之，世事无常，渺渺茫茫归彼大荒，天地自然比人的世界更为恒久，天道更为恒久。
这些，是物本主义的应有之意，也是“物小说”在叙事观、宇宙观方面不能忽视并且十分显眼的因素。
二、物话语：事物自身的显现方式
在“物小说”中，“人物”的主体性下降，“事物”的主体性升高，“人本倾向”转变为“物本倾向”，那么，在小说的赋形过程中，對于事物的自然主义描述，无论其篇幅还是其意指功能，都需要占有显著的位置。
《山本》体现了贾平凹的“博物学”。作者既然决心写出一部“秦岭志”，他便十分重视地理空间的叙述，十分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交织，人物活动与自然活动融合。我们看到，小说从开头一直到结尾，通篇都充满浓郁的自然主义气息，也充满事物描写的质感。作者写山川形胜，写沟壑峁梁，写动植物，写与人交互的自然场景，都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可视，可触，可闻，可处身。地理空间的真实，也是小说真实性的重要部分，而对自然物的观察与描写，尤其对动植物的研究，则组成小说的血肉。这其中，需要虚构，更需要实证。
贾平凹曾萌生过整理秦岭草木记、动物记的想法，“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想到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最后这个传奇写成了，至于草木记、动物记，则托由小说中虚构的一个人物麻县长去完成。麻县长是个文人出身，原有匡世之志，想造福一方，终因时局混乱而不能如愿。于是麻县长将兴趣转向秦岭的自然，准备写一部关于秦岭的植物志、动物志，留给后世。麻县长被井宗秀等人挟持，将县衙迁到涡镇，“麻县长来到涡镇后，先还是有许多治县的方略和想法，但下设的机构不健全，那些干事有的压根没随他来，来的又差不多走掉了，他托王喜儒无数次给井宗秀捎信带话，约井宗秀、杜鲁成他们来谈谈，而每次捎信带话后井宗秀没来，杜鲁成没来，伙食却明显地一次比一次好。麻县长就明白了一切，开始让王喜儒他们去山上挖草或折些树枝，王喜儒他们倒干得认真。这个下午经白仁华又按摩了腰椎，他就伏案在笔记本上写起来：蕺菜，茎下部伏地，节上轮生小根，有时带紫红色。叶薄纸质，卵形或阔卵形，顶端短渐尖，基部心形，两面一般均无毛。……”麻县长一口气记了蕺菜、大叶碎米芥、诸葛菜、甘露子、白三七、六道木、接骨木、胡颓子等八种草木的翔实物况，后因井宗秀、陆菊人的来访而打断。这些植物记在小说里，当然是贾平凹借麻县长的手在写，是贾平凹的学问。贾平凹将动植物的学问带入到历史传奇之中，极大地改变了小说的面貌。“它们一面呈现了秦岭的自然风貌，一了作家写就草木记、动物记的心愿;一面又能与人事互动，完美融人故事内部。贾平凹用动植物描写勾连起了小说中的自然环境与人事命运，既体现着秦岭的万千世界，又丰富着人生百态。”仅如此理解，似乎还不够，《山本》对秦岭及其动植物的呈现，体现了贾平凹更深的用意。他是要让山川土地、草木鸟兽自成一个有机的体系，成为“秦岭志”之所以名副其实的最可靠、最不易磨灭的成分，或者说，贾平凹是要借着写秦岭，构筑自己在文学中的“物自体”。
在《山本》中，人在说话，物也在说话。写山峰：“平日里去地里锄草，或到沟溪里洗衣裳，常常发呆，看纸坊沟两边的乱峰直起直立插着刀戈，就觉得充满杀气，听啄木鸟敲树的声音并不认为好听，而只感到树是在疼。”写动物：“在树枝与屋檐中间多有筛子大的网，网上总爬着蜘蛛，背上都是人面的花纹。偶尔树枝上站了猫头鹰，夜里啼叫，白天里一动不动，脸也是人的脸。”“城壕外的河滩上坐着的是一条狗还是狼，也能听出谁家的小孩在哭还是河里的大鲵在叫。”写树：“它一身上下都长了硬刺，没人能爬上去，上边的皂荚也没有人敢摘，到冬季了还密密麻麻挂着，凡是德行好的人经过，才可能自动掉下一个两个。”“这种柳每年冬天都要把头齐茬砍去，春来再发新枝，不砍头它就死了。”写陆菊人家里那只猫：“这只猫长得奇怪，头是身子的一半，眼睛是头的一半，尤其目光冷得像星子，他不免怔了一下。”这些描写，显然受了《山海经》的启发，动植物身上的奇异之状，与小说的某种气氛相吻合，也不仅是拟人、隐喻手法的运用。与其说动植物反映着人的感受，不如说动植物本身具有生命感受力，显露出某种虚灵化、人格化的东西。动植物的灵性在小说里敞开，与人的活动交互感应，似乎印证着自然界的某种“应物斯感”。所谓万物有灵，即万物以各自的方式显现自身，以各自的方式开腔，并且通情。这一过程，也就是事物主体性的展现。
正如贾平凹在访谈中所言：“在这个天地间，植物、动物与人是共生的。《山本》中每每在人事纠葛时，植物、动物就犹如一面镜子，呈现着影响，而有互相参照的意思。”人与植物、动物可以互为主体，互相参照，不过人往往主体惯了，更容易从人自身的立场、尺度去看待问题，将动植物看作自我的投射，动不动托物言志、睹物兴情，而取消物的独立性与独真性。
在《山本》中，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的交织，使得故事的发生与开展，始终离不开当时的自然条件。人物的举事、联络、战斗、杀戮、逃亡等一切活动，都带有“山”的特征，被“山”所造就，被“山”所限制。比如写保安队“围剿”游击队一段，就设身处地，给人的现场感特别强烈：“蔡太运、周作云、周有仁跑到村外，遇到一个土崖，土崖上长着刺黄檗、金樱子、串果藤，如果能上到土崖上，再跑一里地就可以钻进树林子了。后面的保安追得急，枪子嗖嗖地响，蔡太运趴下回击，说：分散开跑！周作云抓着串果藤先上了土崖，已经跑过一里地，快要钻进树林子时被打中。周有仁是机枪手，他爬了几次，几次都从土崖上又溜下来，最后是后退了几步猛地扑上去，人是扑到土崖上了，机枪却掉到崖下，他又下土崖来捡，被跑过来的保安按到地上。蔡太运是终于进了树林子，才发现脚上的鞋全跑掉了。”写游击队在山林里的艰难生存：“天亮后重新把蜂箱和粮食袋子往驴背上捆，才发现蜂箱已破成碎片，里边的蜂蜜全被黑熊吃了，而埋在树下的粮食也没了，旁边有猪蹄印，知道是野猪偷吃了粮食。”“没有了粮食，大家就在山林里寻吃的，挖野菜，摘木耳，采菌子。这一带的菌子只有一种叫树花的，有轻度的毒，要在水里泡上一晌午了才能煮了吃。而裤裆果能吃，它开花是并生在一起的，太阳照射了开放，天一阴雨就闭合，浆果鲜红透亮，也是人字形。鹅儿肠的茎能吃，它下半部贴地如葡萄状，上半部上升，叶子没叶柄，但吃起来多少有些石灰味。狗筋蔓的花能吃，刺龙包的芽子能吃。”这段话，如果笼统地写，也就只是一两句带过，不会将山里可吃的植物交代这么翔实。它们被交代，就是它们被显现。在整本小说里，那么多的动植物被交代，就是那么多的生命被显现。显现而有了确证各自物性的机会，就有了物话语的绽放，也有了人生活的实在性。
海德格尔在《物》一文中说：“物如何成其本质呢？物物化。物化聚集。”“物化之际，物居留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居留之际，物使在它们的疏远中的四方相互趋近，这一带近即是近化。”海氏深奥的哲学话语，可以为文学中的“物话语”提供某个侧面的注解，亦可为小说《山本》提供某个侧面的注解。物居留天、地、人、神四重空间，物物化世界。保护物之为物的本质，人才可能切近人的本质。在物的居留和聚集中，天、地、人、神互相趋近，成为纯一性。
这“纯一性”体现在一个具体的小说文本之中，就是：山本。
三、物化变异：物与人的书写权重
《山本》为“物小说”，或者说，它是“物小说”的一个发生文本。在此之前，以笔者的阅读视野，尚未发现一部长篇小说整体上如此具有“物小说”的特质，也从未有一部小说唤起一个文学评论者对“物小说”的命名与思考。现在想来，或许多年前读过的《狼图腾》，可以让人产生相关的联系。
然而，《山本》是独异的。自然和社会，作为两种物质形式，如此旺盛、密致地进人一个作家的写作，并且混沌渗透，形成互文。在贾平凹的创作史上，这是空前的一次。在此前，大约从《废都》开始，贾平凹小说的生态理念已发生改变，开始思索人的自然性、人与物的关系、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等问题。那种物与人互渗的写法，也出现在后来的《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老生》等作品中。陈晓明在《他“披着狼皮”写作》一文中，认为《怀念狼》真正隐含着贾平凹的写作转变：“《怀念狼》把一张狼皮搞到邪乎的地步，这固然有贾平凹追求艺术实验变革的动机，但也包含着他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具体地说，就是他从早期信奉人道主义、人性论，转化为崇尚物的哲学，而后者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要义。”“世界因为物性的存在而变得邪异玄乎，让物性在文学叙事中充分呈现，让人与物打交道，让物进入人的世界，这成了贾平凹后来在小说艺术表现方面的耐人寻味的特点。”这里，先不论“转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但从“物的哲学”“物性”的角度切入贾平凹的小说，无疑是一个敏锐的发现与阐解。
笔者以为，到了《山本》，贾平凹终于将他那朴素的“物的哲学”发展成“物小说”。如果说《怀念狼》是“狼的终结”，《山本》则真正算得上是“人的终结”。不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终结了，而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距离造物的始源性更近的存在，是自然最终得胜的山，是物的强盛。那些曾经激烈一时、风云一时的人的历史活动与时代作为，在亘古、博大、始原的自然空间中被吸收了，消隐于时间和土地深处。作者认知了这一点，也生动地叙述了这一过程。“在小说《山本》中，作者表面上同时使用自然主义的冷描写与历史主义热叙事两种叙事手法，但实际上，历史主义的热叙事，只是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套子’，自然主义的冷描写，才是小说真正的基调。”“事实上，我们在小说的后来发展中也看到，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深陷于自然之境与社会之境的巨大夹壁与旋涡之中，他们向社会之境前进一步，便会向自然之境退后一步，从而使小说社会之境的呈现为狄奥尼索斯式的：奇诡、跌宕、激越、短暂;而自然之境则呈现为阿波罗式的：清丽、自然、沉静、永恒。”诚然，小说的自然主义基调一经奠定，其“生命气理”和“时间的表情”就可以自然天成。而人向“社会之境”前进的每一步，抑或向“自然之境”后退的每一步，最终加深的不是人的逻辑，不是刀枪的逻辑，而是物的逻辑，是自然的逻辑，是生物圈的逻辑。物本主义、物的话语正基于这一逻辑，在关于兵荒马乱、灾祸横行的历史叙述中，得以去蔽，显现神与爱，显现自身的更为永恒的确在。
读完小说，笔者深深感到，《山本》中的“物本主义”倾向如果再彻底一点，就更好了，它的“物话语”再充分一点就更好了。从生态主义的角度讲，自然就是自然，山就是山，它不是人的情感与认知的投射对象，甚至也不是人的“镜子”。它们是自持、自为、自化的存在。只有尊重自然的自持性、自为性、自化性，才能彰显自然事物的主体性。因此在小说中，那些带有明显象征色彩和隐喻意味的自然描写，仍然没有完全脱开“体物写志”的路子。因为这里的“志”，大约是人之志，而非秦岭之志，是人本而非物本的东西。同时，在《山本》中，写人事篇幅还是嫌多，写物事的篇幅，总体上还是少了。而且，小说对自然以及自然物的描述，仍然以人物的活动为转移，不断被人的活动搅扰、割裂、打断，以致变得片段化，显得很零碎。这种情况，一方面当然可以理解为作者“以人觀物”，通过人物视角遵从叙事上的情理，但另一方面，由于大多遵从了人事的情理而减弱了物事的情理，使得“物话语”在小说总体结构中显得有些权重失衡，展开不够充分，甚至发生变异。
当年，贾平凹曾以小说的方式介入散文，将小说中的叙事因素与方法带入散文的字里行间，从而丰富了散文的血肉感和可读性。在很多人印象里，散文原是感物兴怀的，可是有了小说思维的匀和，散文的故事性连同它的人气、人情味就浓厚起来，实在化细节也随之增加。现在反过来，散文因素能不能大幅度介入小说呢？当小说写到难以摆脱“人中心主义”，过于倚重故事的时候，或许散文因素的介入，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就《山本》而言，它在“物本主义”上的不够彻底，在“物话语”方面的不充分，或许借助进一步的“文学及物”能够改变。而“及物”，更深、更完整地抵达物，尽情展开物的书写，恰好是散文的长项，也是贾平凹散文的长项。如果说，小说介入散文，是加强散文的“人性”，那么，散文介入小说，则无疑会加强小说的“物性”。
“物性”充足，“物小说”就会在完整的意义上成立，而它的“变异”，只会更加朝着“物小说”自身的方向“变异”，而非朝着“人中心主义”的方向“变异”。因此，更加持定物性、物话语、物本主义，等于持定了“物小说”最重要的元素，也持定了“物小说”的某种文学前景。“物小说”关乎世界观，也关乎方法论，它是二者的合一。在这方面，贾平凹的《山本》已形成特有的文本范式，也为我们出示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作者简介】唐翰存，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宁）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