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2017年梁晓声出版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知青群体及其生活不再是《人世间》关注和讲述的对象和内容，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及其人生起伏和命運际遇成为《人世间》的故事主体和核心内容;充满历史厚重感、仪式感、庄严感和宿命感的知青理想主义也不再成为小说极力突出的精神旨归，转而是普通人物在面对现实苦难时呈现出来的乐观、顽强、坚韧、不屈的力道成为小说追逐的精神目标;在此基础上，史诗性的宏观历史叙事中的国家意识形态逻辑演变为人、人性的自身逻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时代关系的追问中关于“人可以是什么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答案逐渐清晰起来。
但《人世间》在确立了上述突破知青文学写作方向和路径以后，仍然面临一个难题：选取何种视角进入到时代、社会和历史内部，或者说，讲述一个什么类型的故事能够搭建起个体与新中国之间的关系，抑或是说，在一个总体性故事内部套嵌何种小故事能够在审视一个总体性问题的时候，回答预设的系列小问题。在面临这种难题的时候，梁晓声的选择无疑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人世间》在确立展现中国社会40年历史变迁这一总体性主题和框架同时，选择以普通人周秉昆一家的命运沉浮为核心故事，并通过周家成员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勾连起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小说人物众多、关系交错、线索繁复、情节庞杂，同时，作家对于人物个性剖析和内心世界描绘着墨颇多，使小说显得立体、饱满和丰腴。但小说并没有因此陷入到故事之间的分离状态，每个人物故事都紧密贴合在一起，尤其是关于人物的爱情故事成为小说叙述主线和故事与故事之间的黏合剂。
在小说中，周氏三兄妹的爱情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了爱情话语指涉的范畴，有着明显的隐喻特征，爱情叙事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现实诉求、价值立场、理想形态、精神走向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心态发展史形成内在的对接和呼应。更为重要的是，《人世间》在处理爱情叙事时，强调爱情的稳固性和稳定性，因此，爱情被套嵌在婚姻内进行讲述。在一般意义上，爱情只发生在独立个体之间，不掺杂其他的社会因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而婚姻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爱情转向和延伸，具有多元性和敞开性，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要素的变动都会掺杂在现实婚姻选择中。因此，与单纯的男女恋爱不同，在考量婚姻的过程中，需要解析的因素更加多元，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更错综复杂，因此也就更有研究的价值。
陪伴与坚守
对知青一代而言，虽然知青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在知青运动中形成的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已经内化为知青一代的集体精神诉求，并没有随着知青运动的结束而终结，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遗产被继承、延伸和拓展，并形成一种人格特征和道德品性。《人世间》在讲述和塑造这种人格特征和道德品性时放弃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而是把其设定在周秉义与郝东梅的爱情故事中，作为爱情的精神底色呈现出来。具体而言，他们以信任、坚守、忍让来塑造爱情和婚姻生活。周秉义与妻子郝冬梅的恋爱婚姻生活非常具有革命特色。两人相识于初中，由于双方都热爱文学，进而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周秉义与郝冬梅决定携手走进婚姻，度过最艰难的岁月。作为周家的老大，周秉义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最为困难的70年代，周家由于子女众多，父亲不在身边，生活比较困难，但是高干子弟郝冬梅没有顾忌周秉义的家庭条件，义无反顾地和他结了婚。郝冬梅的家人在“文革”中备受打压，但是她身上始终葆有一种“高贵”和傲气，原生家庭的影响使郝冬梅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可以对丈夫进行塑造，对丈夫的行为方式进行规劝。
周秉义在近40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各种宦海沉浮，在事业上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这一方面与他自身的努力有关，另一方面与妻子郝冬梅的支持不无关系。出身于高干家庭的郝冬梅对周秉义要求严格，她是妻子，也像是母亲和老师，经常对周秉义的工作给出指导性的建议，她的价值观念对周秉义影响很大。梁晓声对这对夫妻婚爱关系的描写十分克制，仅含蓄地描写了新婚之初这对夫妻之间的床笫之事，除此之外，小说中，这对夫妻不再谈情说爱，对话的内容基本是与工作或日常生活相关的：
她又说：“周秉义，从今天起，我会因我们一家三口住在独门大院里的小洋楼里深感不安！我家的厨师和阿姨在那小洋楼里都各有房间啊！这太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真的太对不起你们，我先替我的父亲向你鞠躬道歉吧！”
他们之间掺杂了更类似于同学、同事的情感。从艰难的知青生涯到改革开放新时代，郝红梅一直欣赏周秉义，时刻勉励鞭策他，给予了周秉义无限的精神支持。他们的婚姻爱情虽然缺少激情的加持，但却散发出可贵的理性光辉。
当然，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也曾经历了关于忠诚的考验。周秉义在前往苏联出差的过程中，意外结识了异国的奥利娅小姐，这段婚外情在没有发展到危险的地步时被周秉义自己及时制止。但由于报纸的花边新闻版面刊登了这则消息，并被郝冬梅意外发现，夫妻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郝冬梅原谅了周秉义，因为对他们来说，伴侣并不只是一个家人，更多的是一个象征，一种规则和秩序，他们对彼此负有责任。爱情不是主导这对夫妻感情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在这对夫妻的关系中，亲情多于爱情，理性主导感情。穆旦在《诗八首》中写道“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火灾”作为爱情的隐喻，表现出爱情既有炙热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周秉义和郝冬梅的爱情不浓烈，但他们之间的链接却是牢不可破的。
在这段婚姻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对周秉义和郝冬梅进行着人格上的塑造，这个人就是周秉义的岳母。岳母非常喜欢周秉义这个女婿，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周秉义崇拜岳母，并且默认了岳母的这种情感。周秉义敬重岳母，常常愿意与这位老干部谈论工作和生活。在发生了“婚外情”事件后，岳母依然直接与周秉义交流，原因是“谁叫我没儿子”。岳母虽然不是这桩婚姻的主角，但是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加深了周秉义夫妻情感中的理性成分，使这对夫妻可以顺利地通过婚姻中的坎坷。
周秉义和郝冬梅的婚姻生活展现出来的坚守、信任、价值观念和道德品性及其对自我理想主义的维护，暗合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走向。1980年代初期，中国亟需从“文革”运动形成的专制、僵化和颓败的社会机制中突围，重塑国家和个人主体精神也就成为公共性命题，因此，寻找具有普遍意义和恒定功效的价值观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革命化的理想、道德、责任、义务等价值观念恰切的契合这种时代诉求，这一方面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话语范畴，另一方面又能够承担重塑主体精神空间的重任。因此，周秉义和郝冬梅的婚姻也就成为一种表征和隐喻。
守望与破灭
虽然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被知青一代作为一种精神遗产继承下来，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状态和情感指向往往会遭遇时代的抵制和放逐。因此，《人世间》把理想和浪漫放置在现实与虚幻、庸俗与诗意、坚守与放逐、幸福与痛苦等一系列矛盾对立关系中衡量和审视，既描写了理想和浪漫如何确立的过程，也呈现了其如何解构的过程，并演化为周蓉与冯化成的婚姻故事。
周蓉是周家唯一的女儿，是周秉义的妹妹。她与第一任丈夫冯化成的婚姻是以精神崇拜为基础而建立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婚姻对于年轻时期的周蓉来说，是一种幻化的符号，象征着她对于现实困境的反抗和对个人审美取向的归顺。虽然这场婚姻的结局并不圆满，但似乎是对周蓉前半生的总结，并教会她认清生活的真相。
不同于哥哥和弟弟，周氏三兄妹中的周蓉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的浪漫气息。她似乎是超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活环境，而具有遗世独立的气质的。她从小饱读中外文学作品，在知识匮乏的70年代，常常与哥哥周秉义、准嫂子郝冬梅以及好友蔡晓光进行文学上的交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与70年代中国青年普遍体现的“顺从”不同，梁晓声笔下的周蓉具有明显的反抗性，这种反抗性在她的爱情观念中有相当明显的体现。青年时期的周蓉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比自己年长许多的诗人冯化成身上，彼时的冯化成因为创作的诗歌过于尖锐而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并被劳动改造。早期的读书经历使周蓉对诗人冯化成产生了掺杂着崇拜在内的感情，与他保持着秘密的通信关系。在家人尚未发现这段隐秘的恋情时，周蓉便以投身兵团建设作为理由不告而别，去寻找“让她梦魂牵绕、心灵上已合二为一的人”。周家人知道真相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接受，因为冯化成的年龄，以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经历，都是不能与老工人子女相提并论的。为了与爱人长久地相聚，周蓉兀自跑到贵州山區开始了第一段婚姻生活。这段婚姻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一首浪漫的“田园牧歌”，然而现实并不似看起来那般美好，即使可以凭借乐观主义精神不计较山区的贫穷生活，但却躲避不了周遭人的眼光。在村民眼中，周蓉是一位善良的知识女性，而冯化成是一个正在接受改造的犯人。
特殊时期，周蓉和冯化成夫妇在诗歌和女儿的温暖下度过了难关，十年浩劫结束后，周蓉考上了大学并成长为教授，而冯化成再次成为文坛骄子。生活困难时期，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劫难过后，周蓉反而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丈夫的爱完全源于内心的一腔孤勇，她的丈夫不过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小人，以诗人的身份吸引了其他女性，并与其他女性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自强自爱的周蓉难以接受丈夫形象的极大转变，选择离婚，结束从少女时代持续到中年时期的对爱情的幻想。
在周蓉与冯化成的第一段婚姻中，主导感情走向的因素是两人的共同爱好——诗歌。他们因诗歌结识，也因为诗歌，苦涩的生活不再难熬，最后，还是因为诗歌，他们感情中的隐患爆发出来，并导致了二人夫妻关系的破裂。二人的感情由诗歌而连接，与其说周蓉爱冯化成，不如说周蓉爱冯化成的才气、爱他的文字、爱他包裹在诗歌中的被粉饰过的形象。这是一种精神之爱，是由感性而非理性所建构的。他们之间的感情似乎是一个意象，是周蓉用来抵抗时代的盾牌。置身于这场爱情之中，周蓉可以忘却时代带给自己的伤痛，在文学的世界里缓解知识青年报国无门的阵痛。下此判断的依据在于：“文革”结束后，周蓉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高考并成为中文系的学生，并通过积极写文章、组织诗歌朗诵会等活动找到自己的位置。她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能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活动中，我们似乎可以在重回校园的周蓉身上看到那个与朋友煮酒论英雄的少女的身影。对于周蓉这样的知识女性来讲，表达自己与追求独立更为重要，因此当她拥有了自己的施展空间，并且意识到与冯化成的感情根基逐渐消解的时候，分离成为必然的选择。
妥协与重构
周蓉在认清理性和浪漫的虚无和无奈之后，如何接续自己的婚姻就成为《人世间》需要处理的问题。周蓉是继续选择爱情的浪漫性，还是重建现实婚姻生活的实在性？周蓉的第二任丈夫是其年少时期的好友兼追求者蔡晓光。他们因为文学相识，并且因为文学重逢。当周蓉成为一名北大学生时，常与蔡晓光就自己的观点展开热烈的讨论，蔡晓光重燃了内心爱的光火，然而他们的结合也并非一帆风顺，离异并恢复了单身的周蓉曾再次拒绝了蔡晓光的追求。周蓉苦笑道：“那倒不是，咱俩不合适。我已是离过婚的女子，还有一个快15岁的女儿，而你是未婚男士。形象不错，又是声名鹊起的话剧导演，你应该，并且也可以找一个比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为妻，那不是更好吗？”
这一次，周蓉没有把爱情看作婚姻的唯一基础，而是以双方个人条件以及婚史上的差异作为拒绝理由。一个崇尚精神之爱的女子在经过第一段婚姻后，转变为把身份认同作为交往条件，这似乎是一种观念认识上的成长，理性意识逐渐占据了周蓉爱情观念的上风，但又让人感到可惜，独立自信的女性在经历了第一段失败的婚姻后，变得世俗甚至怯懦。周蓉的转变在小说中有多处体现：
如周蓉第一次见到弟妹后挺困惑，曾对嫂子冬梅说：“我以为把我弟秉昆迷得不管不顾、破釜沉舟的小寡妇，肯定有点儿像观音呢，却原来像弥勒佛变的，真不知秉昆当初怎么了！”周蓉评价郑娟时，语气中充满了傲慢与轻视，长相似乎成了她价值判断的尺度，她认为郑娟的外貌配不上周秉昆，却忘记了自己曾在青春年少时为了年长的落魄诗人远走他乡。
虽然周蓉与蔡晓光抵抗住了家人的反对，再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这婚姻并非完全“因为爱情”，而是为了化解流传在大学校园中的私生活“丑闻”。充满个性的周蓉为了止息周遭的流言蜚语而选择与蔡晓光结合似乎显得突兀，但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年的周蓉时，会发现她已经褪去了少女时期的尖锐与激进，向往建立在理性之上的稳定的婚姻关系，她需要一个依赖她的丈夫，她需要获得民间夫妻最朴素的爱情，她明白了被爱比爱人更幸福。这场“草率”开始的婚姻并没有令人太过于失望，在周蓉的后半生中，蔡晓光的确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周蓉的承诺。在周蓉远走他乡寻找女儿时，蔡晓光默默等待着爱人的归来，期间蔡晓光虽然有过出轨行为，但最后终究等来了周蓉的回国，双方冰释前嫌，加深了对彼此的理解和依恋。对蔡晓光出轨的描写，体现了作家梁晓声对当下社会环境和人性的深入洞察，作家并没有将人物进行高大化、刻板化处理，而是进行了接地气的客观讲述。
欲望与救赎
在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中很少涉及欲望描写，即使存在也多将欲望涂抹上理想主义的光晕。欲望是形而上的，但这种叙事方式使欲望脱离肉身属性，显得虚幻而缥缈，从而使小说缺乏生活的世俗感和烟火气。《人世间》通过周秉昆的婚姻讲述对这种叙事方式进行了纠偏。周秉昆是周家的“老疙瘩”，十年浩劫对他冲击不大，他对社会充满信心。周秉昆当过工人、报社编辑，也开过演出公司，梁晓声通过周秉昆的丰富经历，描绘近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周秉昆的妻子郑娟是当年的死刑犯涂志强的遗孀，周秉昆受人之托关照生活困难的郑娟。在郑娟家里，周秉昆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欲望：“而眼前的郑娟有张娥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楼梦》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J舾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起来，周秉昆当然也不能例外。”
血气方刚的周秉昆先是对小寡妇郑娟产生了性幻想，他迷恋郑娟身上带有的一种卑微、柔弱的气质，而后，他对郑娟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企图在郑娟身上获得激情，发泄时代带给他的孤独和压抑，这时的周秉昆被内心的情欲所支配。而当面对郑娟年迈的母亲与双目失明的弟弟时，周秉昆身上的人性光辉和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他同情郑娟一家人的遭遇，渴望照顾处于困境中的这家人，这时的周秉昆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梁曉声通过周秉昆展现了人性中的柔软和善良的一面。
周秉昆与郑娟的婚姻以情欲为先导，以拯救和报恩作为驱动力。周秉昆不仅供养郑娟年迈的母亲，而且通过自己的朋友为郑娟失明的弟弟谋得生存技能，还让遗腹子获得平等的父爱。周秉昆作为拯救者，他的爱中带有怜悯的成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庇护郑娟一家人。郑娟是一位朴实的女性，她感恩周秉昆的付出，善待周秉昆的父母，数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精神状态不好的周母，郑娟的贤惠善良使周秉昆对她的依恋与日俱增，在下岗潮来临时，周秉昆意识到：“他希望能从她身上获得到的不再仅仅是肉体和精神的欢乐，更希望从她的身体里边获得安全感，获得抵挡某种恐慌的生命能量。”
周秉昆和郑娟夫妇的感情在相互扶持中与日俱增。梁晓声塑造的郑娟是一个温柔忍让、带着圣母光辉的完美妻子。周秉昆与郑娟的婚姻爱情在平实之中充满了温情。
结语
在当代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谱系中，具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男性人物形象是匮乏的。女性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以塑造女性形象为主，从《小姨多鹤》到《扶桑》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鲜明，男性人物“影子总是淡”;男性作家毕飞宇的《青衣》《玉米》也把着力点放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女性作家张洁通过小说《方舟》告诉读者：好男人不是被别的女人抢走了，而是好男人不存在。贾平凹的《废都》是以塑造男性主人公庄之蝶形象为写作重心的，但作家塑造庄之蝶是为了讲“人的弱点和罪行”和“物质主义的罪孽”，贾平凹说《废都》的创作缘起是自己的“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在改革小说和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中，作家们塑造了一些不屈不挠、正面积极的男性人物形象，但是这些男性人物虽然乐观坚韧，却缺乏英雄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
作家梁晓声在《人世间》中，以周氏三兄妹的情爱叙事为主线，描绘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活画卷。《人世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并非脸谱化和高大全式的，而是多面复杂的。梁晓声直面人性，没有回避现代婚姻生活中诸如精神出轨、肉体出轨等敏感问题，同时，梁晓声还在小说中提出了当下社会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他没有回避人性中的“不完美”，这些“不完美”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现实的人和人生。对于普通人命运沉浮与社会变迁的讲述使《人世间》充满了世俗感和烟火气。在题材上，《人世间》突破了知青题材的拘囿，讲述近40年的现实人生，弘扬“好人文化”，是知青作家梁晓声超越知青题材的文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人世间》延续了知青小说的风格，塑造了具有英雄主义和浪漫精神的男性拯救者形象，完善了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谱系，具有文学史意义。
【作者简介】于小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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