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篇小说《王城如海》中，徐则臣尝试以小说的方式叙述北京，从而“构形”城市的现代意义。在此，作者通过“雾霾”的隐喻，将北京“制作”成“一部可读的作品”。其间，都市人群与阶级图谱的渐次展开，以及“黑暗记忆”所连带的历史纵深的开掘，分别从现实与历史两个层面展开对于“北京叙述”的深入阐释。而小说借助余松坡这个“构形”北京城市叙述的绝妙“中介”，不仅探讨北京城市空间的复杂面貌，更要在现实与记忆的纠结缠斗中探索中国城市及其现代性的确切意涵。
一、都市人群与中产者的“雾霾”
徐则臣最早引起文学界关注的，无疑是他独树一帜的“京漂故事”。在他的《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我们在北京相遇》等作品中，“外乡人”“城市边缘人”和“底层奋斗者”，指向的都是我们城市“看不见的风景”。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卑微的梦想和执著的探求，都曾长久遭受漠视。这些奔走于北京街头的各色人群，造假证的、卖光碟的，徘徊在合法与非法的模糊地带，过着“正常”或非正常的生活，他们在“故乡”与北京之间游荡挣扎。这些小说“对于北京城里‘特殊’人群的关注”，也正好“揭示着这个时代社会文化中被我们秘而不宣的那部分特质”，而让那些“隐匿的人群”浮现，正是徐则臣最突出的藝术贡献之一。
然而，《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办假证、卖盗版碟的敦煌与夏小容面对的到底是阔大浩瀚的北京城，扑面而来的沙尘暴令人猝不及防。到了长篇小说《王城如海》里，呼啸的沙尘暴终于演变为挥之不去的雾霾，生活中痛并快乐的艰险，开始让位于一种更加严峻的生存危机。如果说曹禺将话剧《雷雨》置于一种阴沉郁热，低沉潮湿的空气之中，从而获得一种情感表达、情绪爆发的契机，那么《王城如海》则成功地将小说笼罩在一片雾霾之中，这便在隐喻的意义上获得一种整体气韵，“雾霾无处不在，渗透进生活中的角角落落，影响着生活，也同时支配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行为”。雾霾这个“现代性的后果”，既是城市工业发展的见证，也意味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不啻是“现代性的病症”。然而如徐则臣所言，“我在借雾霾表达我这一时段的心境：生活的确是尘雾弥漫、十面霾伏。”饶有意味的地方在于，那些“看不见的人群”在其“浮现”的过程中，终于奇迹般地蜕变为中产阶级眼中的“雾霾”。而从更深层来看，人性的“雾霾”也考验着中产阶级外表光鲜的生活，揭示它无限风光背后内在的脆弱，这当然是更为致命也无法逃遁的危险。
《王城如海》的故事线索已然清晰，这部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实则围绕余松坡的双重困扰巧妙展开。首先是当下的，即社会现实层面。这位海归先锋戏剧家的最新作品《城市启示录》因被误解“冒犯”了“蚁族”而令他苦恼不已;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即个人记忆的层面，这便牵扯出他过往岁月里暗藏的人性污点。那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告密丑闻，随着事件受害者的重新出现而令他更加焦虑。这双重的困扰，顿时让余松坡风光无限的生活变得岌岌可危。小说也意在由此提示我们，古老而现代的北京城在其繁华富丽的光鲜之外，存在着“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即这个城市无法摆脱的“乡土的根基”。
对于余松坡来说，最大的困扰正是来自于那些“雾霾”一般遍布各处的“城市的边缘人”。比如，从投怀送抱的鹿茜身上，我们看到了野心勃勃的奋斗者粗鄙而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位庸俗的女大学生那里，要想成功就得不择手段，甚至将所谓的“潜规则”视为理所当然。而快递员韩山的故事，则是小说的另一条线索。他的同事彭卡卡之死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底层遭遇的缩影，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命运总是如此卑微而令人嗟叹。
某种程度上看，韩山关于彭卡卡之死的震惊、哀恸，以及难以释怀的愤怒，都是他面对这座城市时注定需要领受的人性功课。这里暗藏着一种模糊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死亡这种存在的极致，一度让韩山处于崩溃的边缘，物伤其类的悲痛左右了他此后的行动。他开始为自己的女友身陷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忧虑不已并深感冒犯，而他的女友，那个已然深陷其中的小保姆，显然并不能感同身受地领会他的悲苦。两位天涯羁旅的恋人，或许都已觉察到彼此的生活裂隙在逐渐加大，这是让可怜的韩山万万不能接受的。他要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余松坡身上，而后者的无妄之灾从此降临。至此，余松坡誓死守护的“黑暗记忆”亦开始宣告裂解。
如果说韩山的愤怒终究让他屈服于报复的欲念，那么在大学生罗龙河这里，则是某种意义上的轻信，即那被毁弃的自尊，让他丧失了判断。而报复的意念所裹挟的快意，毫不犹豫地将故事引向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在余松坡这里，正在丧失良善品质的底层，对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巨大冲击。尽管罗龙河的报复，韩山的愤怒与“冒犯”都各有因由，但这显然与徐则臣早期小说中这类人群的良善和内心的明亮大异其趣。这也就像负罪逃亡时，罗冬雨在她弟弟的眼神中所看到的，那是“一个成年男人才有的恐惧、坚硬和凶狠”。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汇人徐则臣所声称的，对于城市“复杂”面相的开掘。
在此之中，只有罗冬雨作为理想的女性形象，成为余松坡“雾霾”世界里的一抹亮色。这位本分的农村女性，恪守着她的职业道德，艰难维持着小说伦理世界的平衡。如作者所言的，“她的本分是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一面镜子，镜子在，才能让我们看见其他各色人等的表演”。然而在罗冬雨的美好与纯朴之中，我们又能在阶级论的意义上清晰体会她在个体身份上的摇摆。她在勤恳与妄念之间显现着微妙的讽喻意义，这显示出徐则臣在底层的阶级性与中产阶级立场之间的徘徊。具体来说，罗冬雨这位被感性分配困扰的底层女性，已然分不清现实与幻象的边界。冥冥之中，她似乎惦念着某种不切实际的情感。为了这种惦念，她对男主人“在敬仰之外也生出了怜惜和悲哀”。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情感的煎熬，她开始多少有些看不起送快递的韩山，她终究“发现自己要嫁的男人竟如此丑陋和陌生”。此时，“不管她是否愿意承认，她的确想到了余松坡”，那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尽管“她只用了百分之一秒就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了出去”，但这种人之常情的犹疑便已足够。
这些矫揉造作的“神秘崇高”让她心绪难平，而与此相伴的是，她居然饶有意味地看起了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她就这样不断混淆着生活与工作角色之间的界限，在卑微的梦想与不切实际的虚妄之间艰难游走。这不禁让人想起福楼拜笔下那位赫赫有名的艾玛·包法利。就像朗西埃所分析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愿望，“那无数的渴求与欲望，它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感性的广泛分配意味着，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有可能获得文学享受的机会……他们想要一切的享受，包括精神享受，他们还想‘切实得到’这些精神享受。”在这个流动的社会里，审美的民主化必将惠及每一个体，无论他出身高贵还是身份寒微。然而吊诡的是，这种超出阶层之外的审美需求，却会让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因而，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必须为她不切实际的浪漫情感付出代价一样，勤勉与纯朴的罗冬雨也终究因她难以泯灭的良善而身陷囹圄，这或许便是作者疏解底层阶级性与中产阶级立场之间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吧。
二、知识者的“梦魇”与“新北京”的虚妄
据徐则臣所言，《王城如海》并没有特定的主人公，北京就是其主角，他甚至一度要以“小城市”为这部小说冠名，这当然显示了作者囊括一切的雄心。在他过往的“北漂”系列小说中，北京被描述为假证制造者、盗版光碟贩卖者等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不断游走的空间，这种单调与偏狭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对于北京的浩大宽阔，徐则臣需要一个新的写作视角。“我这次要写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高大上些，是先锋导演;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从国外回来，是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以前写的城市是中国的城市，这次的城市是世界坐标里的城市。”如此一来，城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全球化与现代感、阶层差异与社会矛盾等宏大命题便有了用武之地，小说也由此巧妙覆盖了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热点，其现实的容量也骤然提升。
《王城如海》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通过“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展现主人公余松坡的作品《城市启示录》。借助这种戏剧嵌套，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得心应手的“多文本”的美学追求。在那部长篇小说中，“到世界去”的专栏写作让小说内外的意义相互指涉，进而获得难得的文本张力，而《王城如海》与此相映成趣。更为重要的是，后者中的北京城市意义被空前突显出来。
小说《城市启示录》开头便是一幕在森林里种树抑或种草的寓言。当执著的种树都每每宣告失败时，无奈之下的种草却意外获得成功，这里的寓意便耐人寻味。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任何“参天大树”的欲念都注定是虚妄的，而贴着地面的草原才是生活的意外之喜。它最大限度地象征着城市之“名”与“实”的分裂，既执拗得让人心酸，又处處充满转机，这其实也是主人公余松坡的命运写照。这位乡村青年是一位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他从乡村到城市求学，戏剧性的命运转折让他得以在纽约生活多年，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到北京做戏剧导演。这位“海归”的先锋戏剧家，原本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世界本质与人性真相，“但现在他回到中国，回到一个一直吸引他的复杂现实里，他不仅没能艺术地思考和处理好复杂的现实，他的艺术也被现实弄得无比复杂，难以把握。”复杂的现实完全包围、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各种问题扑面而来，让人难以跳脱。他不得不放弃先锋的“高蹈”，转而在戏里做一个“无条件的现实主义者”。
在余松坡这里，北京这个“庞大固埃”成为新兴国际大都市的样板，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活力与无限之可能性。就像《城市启示录》里教授太太所说的，“我看见了两个北京。一个藏在另一个里面。一个崭新的、现代的超级大都市包裹着一个古老的帝国”，这个崭新的北京，“开阔，敞亮，那巨大的、速成的奢华假象，充满了人类意志的自豪感”，而它的“浅薄与新变”也是“最有力的武器”。这里的“两个北京”的叙述，也是《城市启示录》与整个作品形成互文关系的微妙所在。在余松坡身上，先锋戏剧与《二泉映月》，哥伦比亚大学与老干妈女神“陶华碧”，以及《城市启示录》与抗议的“蚁族”，这多重的对位关系恰恰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反讽。由此，“海归”戏剧家的水土不服，以及更为深层的，底层中国与国际都市之间的名实分裂，也突出地体现了出来。
在《王城如海》中，《城市启示录》的剧中人对于“城中村”的探访所引出的社会现实话题，成为余松坡作品遭受质疑的缘由。年轻人不畏艰险，追逐理想，这本不成问题，毕竟任何时候，执著的理想主义者都不该遭受质询。然而，这些处境艰难的年轻人，却成为《城市启示录》里教授悲悯的对象，这种居高临下伤害着年轻人的自尊。在国际都市的大背景中，“蚁族”的个人奋斗，突然变得像“雾霾”一样让人无法忍受，而中产阶级叙事声音中流露出的“轻蔑与不信任”，也被敏锐的阶级意识准确地捕捉。“在当下中国，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可能仅仅是一部作品，它还是我们生活本身。”这种“误会”当然是“海归”的先锋戏剧家“对当下的北京、当下的中国认知出现了致命的盲点”。正如教授所说的，“我对这个国家有各种怀念和不满，我清楚我距离这个国家万里迢遥。一旦回到中国，我发现，我所有的愤恨、不满、批评和质疑都源于我身在其中。”“蚁族”的愤怒所引起的争议，深切体现了当下中国城市阶层状况的复杂性。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余松坡这位关注现实的先锋戏剧家，却以极为吊诡的方式被现实所伤。他以戏剧的方式介入现实，却遭逢意外的失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启蒙者位置的失效。就此，底层的风景像“雾霾”一样挥之不去，成为知识者的“梦魇”。
这便涉及徐则臣有关城市想象与“北京叙述”的复杂性。在这部以北京为主人公的小说里，城市成为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小说中的余松坡认为，诸如巴黎、伦敦等现代国际大城市的城市性是自足的，而与这些大都市相比较，正处于迅猛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大城市却并非自足，“一个真实的中国城市，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小说中的余松坡，享受着城市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的一切浮华，却依然保留着难以磨灭的乡村记忆，这种身与心的分裂状态，恰是中国城市名实分裂的写照。因而，与其说徐则臣是在讲述一个现代都市的故事，毋宁说是在努力解剖这座城市的肌理与褶皱，以便揭示出它的真实面貌。在此，小说借助余松坡之口说出的对于中国城市的理解与判断，其实也正是徐则臣对于中国城市的一种基本看法。这个“沉默”的底层北京，正是小说通过阶级图谱的展示所呈现出的城市的复杂。这种复杂性，也顺理成章地打破了北京作为国际都市形象的虚妄。在徐则臣这里，像“雾霾”一样挥之不去的乡土与底层才是“新北京”的底色。
三、“黑暗记忆”与城市来路的“构形”
《王城如海》犹如一部计算精密的仪器，将诸如城乡差距、阶级分野等社会议题，与“雾霾”之中的压抑、人群间相互理解的难以实现，以及知识分子的愧疚、罪感与个人救赎等有效拼接，几组丰富的意象便构成了这座城市万花筒般的复杂表情。万人如海的“王城”里的芸芸众生，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与去路，共同汇聚了这个雾霾下危机重重的城市，这是城市的幽深所在。而在历史的纵向层面，余松坡的创伤记忆所连带的则是他与乡村息息相关的个体罪孽。在此，告密者祈求內心的宁静，但也无法重新做回那个心无挂碍的善良人，而那些噩梦中的逃亡、忏悔与辩解则注定让他如此不安。这固然是“现在”与“过去”的博弈，是功成名就的浮华背后难以摆脱的尴尬，但其问罪与罚的写照，毋宁说是当代人悲哀与忧愁的折射，也直接考问着自我直面现实的孤独与难堪。而遍布小说的深入骨髓的“雾霾”，则让我们有机会扪心自问，审视自我“内心的雾霾”。
以北京为方法，捕捉“雾霾”的隐喻意义，不只是在阶级图谱的层面叙述城市的现实维度，更重要的是获得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对城市内心进行“深描”。这便涉及雾霾隐喻的另一层含义，即《王城如海》通过小说人物“内心的雾霾”来引出中产阶级的“黑暗记忆”，以此“构形”城市的来路，并获得有关“北京叙述”的清晰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余松坡这个人物生发出来的。小说中，余松坡的世界面临的危机，一方面来自底层的侵袭，即那些如“雾霾”般“看不见的人群”造成的诸多困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自我的罪恶，即围绕某种“黑暗记忆”，从历史层面展开的知识者的不安与焦虑。关于后一点——余松坡愧疚的过往所投射的人物“内心的雾霾”——正是《王城如海》的重点所在。“我是一个帮凶，曾将一个无辜者送进了监狱”，这是余松坡多年后灵魂深处的自白。
由此可见，《王城如海》在愧疚与忏悔的结构模式上与《耶路撒冷》存在相似之处。《耶路撒冷》里的初平阳、杨杰、易长安和秦福小在花街共同度过童年，长大后不断游走于“世界”，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始终被童年的可怕事件支配着：他们曾目睹儿时的玩伴景天赐自割静脉而死，却无法提供任何救助。混杂着死亡、愧疚与不安的黑暗记忆，随时间不断发酵，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终归有一天，这群有着共同记忆隐秘的同盟者重回故乡，他们要为当年的罪孽求得救赎，为了天赐，也为了他们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王城如海》与《耶路撒冷》中人物“到世界去”的共同理想，就不再是单纯的逃离与生存的法则，而分明能够从中辨认出有关历史与心灵、良知的逃避性和救助性策略等多重情感元素。
当然，《王城如海》也会不断塑造几乎每个人都有的一闪而过的恶念，鹿茜、罗龙河，甚至罗冬雨都概莫能外。小说最有意思的莫过于韩山的那段并不光彩的记忆：他曾偷过一件“掌心大的小闹钟”，这段偷窃的插曲并不是有意将人物“抹黑”，而是表明每个人都有其不可告人的尴尬。这种汉娜·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者之恶”，是人性无法根除的弱点。因而分析余松坡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可认同评论者所分析的，“一生被一桩罪恶追赶的余松坡，他的罪并不比在生活现场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大”。不过，相对于底层小人物而言，中产阶级体面人士的“黑暗记忆”终究更加令人惊心。小说中的余松坡情愿承受梦魇的折磨也不愿吐露心扉，甚至对他老婆也守口如瓶，只有当戏剧性的“死亡”骤然降临时，他才在“临终忏悔”的虚惊中仓皇开口，中产阶级的虚伪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来。
某种程度上看，余松坡的“黑暗记忆”其实象征着城市的内心。在此，城市不仅有其乡土的底色，更有其雾霾一般挥之不去的罪恶性。徐则臣也曾谈到，驱赶内心的雾霾更为重要。相对于他过往小说中的小人物，《王城如海》展现的正是余松坡这位正经的、体面的人内心的幽暗。这让他赫然发现，过去写的一堆不体面不正经的人其实做了一堆好事，他们的生活有让人非常感动的地方;而如今的正经之人虽看似风光体面，却蕴藏着深切的罪恶。“我们看这一群违法乱纪者，活在阴影中的人，回到家里面是非常好的儿子、丈夫。他们的喜怒哀乐跟我们一样，活得坦荡。但是我写体面的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内心的阴影可能比小人物大得多，他们心里可能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徐则臣认为，更可怕的其实是内心的雾霾，这个如果治不好，会影响你的一生。“写到这帮人发现，他们体面，但是在体面的背后有一些难言之隐，这个东西的伤害，未必不比在路边卖假证的更大。”这里可以隐约看到一种“卑贱者更高贵”的朴素逻辑，但也并非全然如此。雾霾就像人性的“平庸之恶”一样肆意蔓延，不体面之人的内心也未必坦荡。这也似乎象征着作为国际都市的“新北京”，需要刻意隐瞒自己并不光彩的过往，通过这样的方式，徐则臣得以窥探城市浮华背后的真相。
小说中，当余松坡与余佳山在天桥上相遇时，余松坡当然明白，大家都是为了心里的那个结，才变成如今的模样。小说中反复提到北京作为一种精神吸引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教化”所塑造的向往，以及那根本不存在的“金光闪闪的天安门”的蛊惑，他们都对北京心存执念。余松坡的精神困境来自个人奋斗中的残酷史，对他人不择手段的伤害。在此，城市终究是个牺牲良善品质的场所，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逐梦者，带着各自的过往，奔波在京城的大街上，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行。而那些寥寥的成功者，却又带着永难磨灭的罪孽与愧疚，独自咀嚼着恐惧和“梦魇”，“因为怕死，他的焦虑变本加厉。在很多梦里，他在逃亡、忏悔、辩解、嘘寒问暖”。而最终的结局在于，无数人奔向梦想，却又悲苦地摔落在地。在万人如海的“王城”这个大舞台，在这个淬火炼金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注定孤苦無依，因为这“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逃城，也是一座充满迷魅的罪恶之城”。
就此看来，北京这座建城两千多年、建都八百多年的中国传统城市，在从“乡土北京”向“现代北京”的转变中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繁复内涵，其实都极具隐喻性地集中到了余松坡这个人物身上。当然，这里所说的传统，不是抽象的能指，或来自遥远乡村的可笑而愚昧的乡下人固守的信念，而是渗透于这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其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精神构成当中。即是说，北京从城市文化到居民性格，都指涉着一种从中国乡土社会内部产生、发展和逐渐完善的城市类型，而这是与西方城市迥然相异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说中无论是余松坡，还是《城市启示录》里的教授，都无法与其身处的城市和谐共处。在此，余松坡这个叙事的“中介”，他的“发迹史”其实高度象征着北京城市的惊人发展变迁。这个当年的乡村男孩，他惊心动魄的个人奋斗史不禁让人唏嘘。而他从其乡土本色中拼命逃离，非喝洋墨水不足以平息他在这个世界“向上攀爬的欲望”，也令人如鲠在喉。他的愧疚，那些绝难掩藏的人性污点始终如影随形。不过好在，他最后终于得偿所愿地走向世界，成为声名远播的先锋戏剧家，而这个艰难却不无戏剧性的过程，正好与三十年来中国城市的全球化进程步调一致。历史的机缘让这个被人投注诸多情感的“乡土北京”，终于在某个合适的契机下蜕变为“现代城市”，并积极向着所谓的“世界文明之都”迈进。其中的艰辛自不待言，然而就像小说中的余松坡那样，在剥离了这个看似高贵的“海归”知识分子虚伪的“画皮”之后，围绕在他身上的光环瞬间消失，小说也在这个层面顺理成章地落实了我们孜孜以求的所谓“新北京”的虚妄。因而在此，小说在洞悉了文明的浮华之后，终于让我们得以看清城市的来路，它的实质，以及那不应忘却的素朴本色。
【作者简介】徐刚，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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