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 王文静

　　

　　反阅读逻辑的“不均衡写作”
——评吴亮的长篇小说《朝霞》

　　张福贵 王文静

　　评论一部长篇小说处女作，是不简单的。如若这位作家刚好有着深厚的文学批评功底，那么，对其小说的文学批评似乎就要格外谨慎了。评论吴亮与他的首部长篇小说《朝霞》，正是如此。

　　长篇小说《朝霞》是中国当代文坛中少见的独特文本，也是资深文学批评家吴亮“反串”作家身份对“不均衡写作”的一种大胆尝试：以大段哲思切割小说的故事逻辑，使小说的故事情节呈现出断断续续的状态，为上下文的阅读衔接制造障碍。从整体上对《朝霞》重新进行梳理和排序，可以将其归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带有故事情节、符合常规阅读逻辑的叙事，以男主人公阿诺作为人物轴心辐射与之相联系的各个人物，展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成长中的一代在上海这座城市中的“散漫”生活。另一条主线则是模糊了意识主体的意识流动与哲学思考。

　　在《朝霞》中，吴亮展现了自我对叙事技巧的娴熟掌控，以及处理特殊时代背景的能力。宏大的文学主题被吴亮巧妙地融入在阿诺那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之中，他自如且自然地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饮食男女与宏大的历史、政治、革命、民族、宗教以及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等问题交错在一起。它冲破了日常性阅读逻辑的藩篱，通过个人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私人记忆，阐发作为时代洪流中的普通群体对历史、政治以及生活的哲思。《朝霞》展现的既是无逻辑可循的思想的漫游，同时也是对自我私人历史记忆的一次梳理。

一、“不均衡写作”

毫无疑问，长篇小说《朝霞》是一部有分量的诚意之作。它的厚重绝不仅仅在于它近30万字的篇幅，而更在于兼具文学批评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吴亮，透过文本呈现出自己对文学形式、历史观念、个人经验和小说创作方式的深思与表达。作家路内甚至评价它为：“这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小说文本。”我们大可以称吴亮在《朝霞》中采用的创作方式为“不均衡写作”：“不均衡的写作就是最潮流的写作，刻意的不合常规，引人瞩目的风格先要招致讨厌，不习惯，打破惯例，绝不讲究古典式均衡也不在乎阅读断断续续。”《朝霞》并非以繁复生动的语言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取胜，它的对话简单、直白而精准，于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随性的、自由流动的情绪，以及毫无束缚与边界的思维的漫游：大段模糊了意识主体的意识流动；频频出现或相关或无关的词语的堆砌；列条目、词条摘录以及梦境的罗列；叙述视角的任意转换，甚至还出现了治疗“面部潮红”和“飞蚊症”的食疗偏方……它们在行文中被吴亮紧密地刻意拼凑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散漫”的艺术效果。多种表现形式的杂糅或许是它借以展现“吴亮式文本”表现模式的渠道：诗歌、戏剧对白、书信、日记、读书笔记摘录、文言文、古诗词、宗教祷词，还以一种语言游戏的方式向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以及毛姆致敬。“我不会下围棋但我看过，我这个小说写法就是下围棋，到处占一个子，然后我要抢占实地，每一个实地都是一个单元，最后就是收官。”吴亮以深厚的文学批评理论储备在行文中以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碰撞，阐释历史行进过程中个体对其所处时代背景的深刻哲思。这种哲思是散乱的，如思维一样流动跳跃，同时又很难被梳理出清晰的逻辑。

　　反阅读逻辑是“不均衡写作”实质性的创作意图和期望达到的阅读效果。“叙述中不要夹杂太多议论！是这样的吗，还是你们不习惯议论……阅读，毫无秩序是必须的，把生活并不存在的逻辑打乱，才能接近那万千生活之流，距离越来越大叙述的魔力方能游刃有余地展现……”反思传统的阅读过程，读者总是习惯性地试图寻找一种已被养成的熟悉的阅读逻辑。一旦这种浅显的阅读逻辑出现“缺失”，就会导致阅读者阅读记忆的“碎片化”，使其陷入阅读“惶恐”，甚至对小说的内蕴深度和作家的创作水准产生怀疑。“不均衡写作”刻意引起读者浅表的阅读怀疑，并通过颠覆传统阅读逻辑的方式反向打破这种质疑。“每写下一个我自以为很现实主义的段落，必会另起一行，写一段毫不相干的其他内容，就是希望读者不要沉浸在情节中……以‘他’的名义，把叙述主体‘他者化’有些时候是策略，有些时候则是为了拉开距离(时间上的，还有空间上的)以便于凝视和审视。”这实际上也是对“间离效果”的一种延伸。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独创的“间离效果”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和周围的事件、人物，在我们看来是自然的，因为那是司空见惯了的。这种改变家喻户晓的、‘理所当然的’和从来不受怀疑的事件的常态的技巧，已经得到了科学的严密论证，艺术没有理由不接受这种永远有益的态度。”显然，在吴亮看来生活的逻辑本来就遭受着分裂与切割，不断穿插议论与哲思、割裂叙事逻辑的写作方式正是对混乱生活逻辑的一种真实记录与还原。运用文学创作技巧达到阅读上的“间离效果”，使阅读者以更为清醒的视角审视故事全貌，也是吴亮尝试打破读者常规阅读逻辑的另一种手段。

　　反阅读逻辑的“不均衡写作”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具有典型性的意义，不应被单一地看作是吴亮的个体创作，更应被视为一种群体性的创作现象和写作倾向。这一观念并非是新的提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导下，先锋小说已然在实践着对传统小说理念的突围。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在文体上兼收并蓄，将历史、政治、文学传统交织杂糅的创作理念，也被大量小说家融汇于小说创作之中。尽管众多作家都趋于突破传统小说创作这一相似的写作目的，吴亮以兼具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将分散的理念概括整理、高度浓缩并全部应用在一部长篇小说之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亮式文本”。《朝霞》写作上的“不均衡”表面上体现在繁杂的文体形式的融合，实质却是期望达到打破读者常规阅读逻辑的目的，引发有关小说文本形式及阅读思维惯性的反思。

二、“类先锋小说”的文学样貌

长久以来，吴亮始终是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为大众所熟知。在中西方文化交汇、冲撞与融合的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小说创作技法的欣赏、探究与品评，运用西方文学理论资源去评判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评论实践，无疑成为吴亮当下小说创作的精神资源。同时，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创作者的双重身份也在不断地滋养着吴亮的小说创作。文学批评侧重于以理性、思辨的文学理论作为支撑文章的骨骼，而小说创作则更倾向于感性且抒情地表现创作者的文学观念。吴亮创作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拥有深厚的文学批评理论功底和积淀，对小说行文结构和创作技法了然于胸；另一方面，批评家与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必然要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念融入文本创作之中，《朝霞》由此流露出浓烈的哲理与思辨色彩。这背后实际上是吴亮对自己前半生积淀的文学观念的浓缩、概括与总结，他使高度抽象、概念化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际小说创作相融合，以更为柔软感性而非生硬理性的故事语言和框架，亲历实践自己的美学主张与文学畅想。

　　“不均衡写作”使《朝霞》带给读者的独特阅读感受，或许会使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出现时文学界对中国小说的思考。在那一时期曾积极推进并影响“先锋小说”发展进程的文学批评家吴亮，早已阐明自己对小说文本实验的态度：“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晦涩的作品，我们也很喜欢，可能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是在于它就这么出来了，小说可以这么写，最重要的是方式的改变，就是说有权利这么写，它可以成立，而不在于它究竟传达了什么意思，这个载体本身比载体所承载的意义更重要，我们需要载体的解放。”之所以将《朝霞》中叙述故事情节的手法及其呈现出的文本样貌称之为“类先锋”，而不是直接使用“先锋”的概念，是因为它清晰地表露出吴亮对马原和孙甘露小说创作手法的欣赏及戏仿的热情，同时他又对二者先锋小说的创作技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变异。

　　比如马原的“叙事圈套”以及“元叙事”手法的使用，将故事书写者直接暴露于故事情节之中，极力模糊故事“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吴亮不断在文本中直接阐述小说创作过程中写作者需要面对的写作困扰，如文学创作手法、语言的使用、隐喻的无限制扩张、读者的阅读倾向等。在《朝霞》这一部小说之内，作者提供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故事情节和繁复的叙述手段，同时它也提供给读者识破这些创作技巧的方法。吴亮一边构造一种“类先锋”小说的故事框架，另一边又毫不避讳地在行文中揭露这种戏仿。于“建构”之中“解构”，吴亮凭借深厚的文学批评功底写作了一个正被构建同时也正被解构的故事，他使作家的创作过程更为直接地暴露于读者面前。通常情况下，作者、作品与读者往往相互独立，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在文本阅读的同时，结合自身的阅读经验或文学理论去揣摩和分析作者的创作意图、写作手法与技巧。然而，在《朝霞》的创作过程之中，吴亮似乎期望与读者在文本中构成直接的对话与沟通。他将自己的部分创作思路、叙事手段、语言技巧暴露在小说文本之中，揭露自己小说的创作过程，削弱阅读者对小说本身故事情节的“真实感”，反而逐渐强化读者对写作者小说创作过程的“真实感”。

　　再比如吴亮对孙甘露“诗化”语言的进一步强化。《朝霞》的语言极具“弹性”，它可枯白，可华美，时而连贯，又时而阻塞。部分段落由优美却不与上下文构成逻辑联系、带有诗化倾向的句子堆砌而成，简单分割即能使其呈现出现代诗的模样，像这段文字：

　　如果你不小心踏进迷途，/塔吉亚娜请不要寻找借口，/所有的记忆都不值得留恋，/等你看清镜子里的自己，/一切缘分断了又重新开始，/请耐心等待，/音乐以读谱的古老方式激发爱的力量，/你知道其实两者无关，/如果不是这样，花开花谢，/你独自去往，/我在远处目送你，/你见到了我，/时间太慢，有许多事被永远地耽误，/你终将离去，/也许是另一个人，无言地出现在她身后，/用手蒙住她黑色的眼睛。

　　吴亮正是以此方式“诗化”了文本中大量的段落。如果说孙甘露在其先锋小说中进行的“语言实验”，只是切断了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却始终遵循着某种叙事逻辑，那么“吴亮式文本”则将这种“语言游戏”进行得淋漓尽致。通过彼此不包含上下文逻辑关系的“片段式”叙述，分割整部小说，大段充满“诗意”的段落肆意穿插在行文之中，促成了小说内部结构逻辑的断裂，以此带来一种“涩重”的阅读阻碍，达到反阅读逻辑的终极目的。

三、对历史记忆与集体经验的质疑

在打破常规写作模式的同时，吴亮更希望打破和颠覆人们固守的认知逻辑，他试图解构历史经验的真实性，表现对历史记忆与集体经验的质疑。《朝霞》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看似向读者开放，细思则都深藏隐秘。尽管文本内设人物众多，但人物与人物之间并未构成一个复杂交错的关系网，吴亮更多采取的是角色与角色之间两两碰撞与对话的方式来推进故事情节的流动。倒叙与插叙手法的自由使用，使散乱的“片段式”情节只有进行记忆拼凑才能还原故事的大致样貌：邦斯舅舅与茱莉年轻时彼此相爱，因邦斯舅舅被“发配”到青海不得已草草收场，又因邦斯舅舅的短暂回归而重拾旧情，然而有情人终难成眷属；李致行爸爸几乎一眼就盯准了丈夫为国防事业远在他乡的沈灝妈妈，两人的爱欲隐秘而畅快地燃烧过，他们的私情成为各自子女心中永难启齿的伤痕；为逃避外部世界寄居在狭小私密空间中的年轻男人翁柏寒，与其大伯母翁史曼丽八年来深陷不伦之恋，他们因生计和情欲而相互依存，内心又时刻被谎言与耻辱所撕扯……还有阿诺与纤纤、马立克与宋筝，等等。他们不间断地倾诉同时又仿佛欲言又止，他们彼此交错同时又彼此孤立。大的时代背景如电影镜头般时而推近，时而拉远，他们活在一个特殊时代，却又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那个时代。

　　成长记忆与历史记忆相互覆盖，记忆的破损永远无法还原。记忆常常漏掉那些琐碎的细节，正如阿诺无法再准确地回忆起成长中平常无奇的时刻。然而，个体成长与历史行进的过程不正是由一个又一个平常无奇的时刻构成的么？当我们试图去还原那些琐碎的细节的时候，记忆的“真实性”就早已不复存在。“历史话语通常将连续性作为前提，各种历史事件的叙述、评价都在连续性的框架内部展开。相对于这个框架，‘真实’仅仅是历史话语的初级标准。人们毋宁说，‘真实’的意义只是使这个框架更为可信，更具说服力。”

　　怀疑一切，吴亮将哲学怀疑论融入《朝霞》的创作之中：幽闭于亭子间里的牛皮筋翁柏寒给阿诺讲述自己的身世，为自己捏造假名“尤璧钧”，调换家庭成员的排序，隐瞒着与大伯母的不伦恋情。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故事多半出于虚构，那些虚无缥缈的情节，神秘又紧张的故事氛围，统统都是假象，但倾听者却全然没有怀疑。除此之外，邦斯舅舅、马立克、朱莉、沈灝妈妈、洪稼犁牧师、李兆熹等人对“最后”以及“起誓”这些词条的不同阐释，暗示了所谓的“群体记忆”，实际上也是不同个体从自我需要的角度出发对记忆的再次加工。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香烟”和“老鼠”意象，似乎也在隐喻着历史的谎言正如人类吸食香烟一样无法被戒除，也如老鼠一般，是历史经验中无法被完全驱逐的污秽。

　　吴亮在《朝霞》中对历史和记忆的怀疑，是以人物对个人成长经验与记忆的怀疑，上升到对群体性经验以及记忆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质疑。“将芸芸众生从记忆的瀚海中打捞出来，既不是个人诉讼更不是集体纪念，遗忘不可能被复原，遗忘必须由想象力去替代，这里没有所谓的真实，所有的真实都带有必要的谎言，这里也没有绝对的谎言，谎言不过是一种无法面对的真实之求生策略……”或许，作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的每一个人，面对那些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自我记忆”与“他者记忆”，也需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每一次回忆是否都是一次新想象？

四、小说创作与阅读接受

如果说中国当代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不再完全遵循一种传统的、模式化的创作方式的话，小说怎样写而非小说写什么也早已成为文学创作者更为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文学不再仅仅承担“文以载道”和“启蒙大众”的责任，“娱乐功能”伴随时代的发展、网络平台以及新媒体传播形式的出现愈来愈成为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文学市场以及读者阅读口味，日渐成为文学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着重参考的重要因素。“小说写作据说已经停滞不前了，还是有许多人前赴后继，他们不是不畏艰险但恰恰认为写小说是一件人皆可为之事，这让内行小说家在背后偷偷发笑，不过应该被奚落的不是那些外行小说家，而是像野草一样蔓延的众多幼齿读者。”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承认这恰恰是当下时代的文学特征之一；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实际上已经扰乱了当代小说发展的节奏，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拉低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水准。

　　《朝霞》以反阅读逻辑的“不均衡写作”为创作理念与文本特色，试图挑战读者的常规阅读习惯与阅读逻辑，是对常规小说书写模式的一次颠覆。它带有实验的性质，既表现出一种创新的勇气，也是对中国小说流变过程中各种创作技法的整合与回归。这样一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的出现，实际上为当下中国文坛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思的机会。即去反思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与文学氛围之下，文学创作者、文学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去思考在文学日益被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纯文学”应该如何去保持独立的文学精神。当“速食文学”与大众的阅读口味构成一种彼此引导、循环往复的商业化链条，“纯文学”又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严肃文学，由于它自身一以贯之的稳定性追求，更多考虑的不是去投合，而是设法让人们从自己的境况和精神状态中发现更幽深的东西。”显然，吴亮在《朝霞》的创作过程中并未过多受到商业以及市场等因素的干扰，以“纯文学”的创作姿态去构思和书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正因如此，《朝霞》才呈现出一种“私人独语”般的文学韵味。在文学“速食”泛滥的当下，静下心来阅读这本厚厚的《朝霞》是一件艰难却有营养的事情，它虽比“文化快餐”来得更加涩重，但却远比它们更经得起推敲与回味。它试图还原文学最基本的纯粹，同时又不乏深刻，应该说《朝霞》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

　　当被问及是否想象过适合这个文本的理想的读者时，吴亮这样答道：“有一种东西非常迫切，即‘交流渴望’，这一渴望贯穿于整个小说的全过程。至于读者是谁？谁是理想读者？我不知道。”或许，《朝霞》的出现与存在本身即带来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深思的问题：融入主流小说的写作模式，是否意味着将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写作手法的多样化固然值得提倡，但过于个性化和繁复的文本形式，是否会造成对小说本身故事性的破坏，以致分散了读者的阅读注意力？“作者不能忽视读者，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但作者也不能迎合和取悦他的读者。在忽视读者时他的写作变成孤芳自赏，在取悦读者的时候他的写作就会变成媚俗低级。”正是在阅读与接受的过程中，作家才能够透过文本在精神层面上带动读者，使大众的阅读与欣赏水平得以提升。也正因如此，文学活动的最后一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读者。可以说，文本的孤独在于无法被大众接受，于作者亦是如此。

　　长篇小说《朝霞》以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使我们看到了吴亮作为文学批评家倡导“高品质”文学的努力，作为小说家对严肃文学的追求。理想的文学文本一方面本身应具有基本的阅读价值与应有的文学意义；另一方面，它展现的创作格局与思想维度，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满足具备专业文学常识或少数人的阅读赏析水准，更应以服务大众审美和欣赏心理为基本准则。这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理想，也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期待。如何在保证文本创作不趋于“低俗”以保持一种文学相对的“纯粹性”，与既能匹配大众的阅读接受能力又能促使其不断提升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或许是当下文学写作者和文学批评家都应积极思考的一个问题。(责任编辑

　　李桂玲)张福贵，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文静，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