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自白：苏童小说中身体叙事的内涵承载
梁振华 苟瀚心
前言：身体解放的艰难历程
出于重整河山的政治需要，中国当代27年的文艺作品中罕见书写个人欲求，特别是言说身体之物质、生理需求的文艺作品。然而90年代之后，斗转星移，身体写作的文本犹如雨后春笋，诸如绵绵、卫慧、木子李、九丹等“宝贝”作家、美女作家横空出世，率性倾吐闺阁秘事、床底之欢，不管她们写作的初衷如何——是要身体力行埃莱娜·西苏的召唤，还是一次与市场经济合谋的商业策划？然而她们笔下的肉体已经成为了男性消费的对象，身体中的本质力量、反叛精神在欲望主体的观看中被完全隐蔽、消解。时至今日，身体书写已经步入难以为继的写作困局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重审拓荒者的历史足迹，从中汲取有益的写作养分。早在80年代中后期，先锋作家余华、莫言、苏童等人就以坚定、严肃的姿态书写身体，清除27年来特别是“文革”时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写作阈限。在他们之中，莫言以民间文化路向、余华以抽象人性路向分别深入消解对于身体的政治性与现代性的规约，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深入思考。然而，先锋五虎将之一的苏童在此领域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苏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其小说以自由驰骋的想象、颓废唯美的意象组合、阴柔湿冷的南方气韵、错综变幻的叙事技巧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在他的《米》《碧奴》两篇长篇小说中，有相当大篇幅的身体话语。其余“香椿树系列”“枫杨树系列”以及“新历史小说”等系列的中、短篇小说中也散见关于身体暴力、欲望、缺损等诸多重要命题的开掘。特别要指出的是，苏童以男性作家的身份自觉介入到女性身体的言说，使之在先锋作家中独具一格，又与90年代以后以女性作家为主流的“身体写作”形成对照关系。
但是目前学界对苏童的研究一直延续传统的以主题内容、艺术特色、审美追求为经纬的研究路径，尚未对其笔下的身体话语投入必要的关注。在苏童的文学世界中，独具特色的肉身展示不仅成功荡除了革命叙事中禁锢身体的意识形态余毒，而且还立足身体本位，思考身体与个人、社会、政治、历史、意识等诸多层面的复杂关系。因此，笔者拟以苏童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为切入点，探讨在苏童笔下身体的内涵承载，以期填补苏童小说中身体研究的空白，并为当下盛极一时的身体写作提供有益经验。
一、消亡的生命：身体叙事中的死亡写作
在红色经典的建构中，伟大的革命者从来都是从容就义、光荣献身的典范。所谓“献身”，正是以献祭个人身体的仪式来召唤革命事业的黎明，死亡成为革命者践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之誓词的光荣举动。因而，革命叙事中对死亡的叙述总是神圣、庄严而又纯净的，而且必然伴随着特定意义的生成——或革命成功、或震慑敌人、或鼓舞战士、或感染后进，个体徘徊在死亡之境的正常身体体验在宏大革命叙事中被有意遮蔽、消解。在诸多红色经典叙事中，我们经常可见烈士在慷慨赴死之前从容整理衣襟、梳理头发的举动。在文本的深层叙事逻辑中，这样的一些必要动作正是为了纯净献身仪式的需要。这是一个向党和人民表明忠心的庄严时刻，洁净的身体不仅成为个人高洁精神气质的有力外显，而且有效地增添了献身的神圣、庄严性。在死亡面前，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黎明即将到来的欣喜成为烈士从容就义的心理支撑，是小说中惯常着力渲染的革命觉悟。作家们在写作中达成了隐秘共识：革命者的身体从来都是依托于集体而存在的，作为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只要集体需要，个人应该无条件地奉献自己，并以革命事业的胜利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和最大幸福来源。在宏大的革命事业面前，自我的、私人的身心体验都是毫无意义的。烈士之所以能毫不畏惧死亡痛楚，并在心中感受到莫大的希望与幸福，正是他们通过不断确认自己身体的集体属性(而非“属己性”)来屏蔽个人生理性身体在面对死亡时的战栗。
同为革命死亡叙事中的“献身”场景，苏童《河岸》中对烈士邓少香赴死前的描述则夹带着许多戏仿、调谑的意味：
她一边仔细地扑着粉，一边啧着嘴说，可惜呀可惜。才买了这么好的胭脂盒，都没机会用，也就能用这一次了。
宪兵队长不允许她扑粉，派人上去夺下了她的胭脂盒，邓少香又指着箩筐说筐里有一把木梳，让宪兵递给她，说不让扑粉就不扑了，她还要梳头发。……她说绞吧绞吧，反正怎样都是死，我就求你们一样事，你们千万别让我的舌头吐出来，丑死了。
与红色经典宏大庄重的死亡叙事相比，《河岸》对革命者邓少香赴死场景的刻画则显现出个人化、世俗化的特点。邓少香在就义时同样有整理仪容的需求，但与仪式性的纯洁身体相区别的是，邓少香梳头涂粉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爱美心理。更为讽刺的是，少香临死前的最终遗愿居然只是让自己的死相好看点儿。在整个过程中，邓少香始终关注的是自我的身体。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否并不能成为她的精神支撑，她一门心思只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延续自己的美丽，死亡将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丑陋印迹成为她恐惧心理的源头。红色经典中常见的慷慨陈词在苏童的小说中被祛魅为平凡世俗的个人话语，剥除了附加在死亡之上的种种宏大叙事。
对邓少香烈士的书写是苏童解构红色经典中宏大死亡叙事的一个特例，更多的时候，苏童偏爱在平凡的民间生活中展现无处不在的死亡瞬间，而同样祛除意义披挂的死亡在苏童的小说中体现出偶然性和无常性的特点。他笔下的人物经常在不经意间与死神悄然相撞。自杀或他杀并非道德审判的结果，也缺乏正当充分的动机，更没有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壮烈场面。死亡被认为是个人生命中一个波澜不惊的句点，一场轻盈展翅的飞翔，一次永无归路的逃离。其实，死亡的到来原本就是如此难以洞察、无从解释：或许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李先生只为追回少补的两毛钱而遇上车祸；或许是《游泳池》中，达生仅因不满歪脖子老朱干涉自己游泳而将其杀死；或许是《一无所获》中，李蛮因与父亲吵架而负气，溺水自尽；或许是《城北地带》中，遭遇强暴的锦红仅因言语激怒了对方，惨遭杀身之祸。普罗大众生死的偶然、无常性在苏童的小说中得到了最本真的呈现，而这才是死亡原有的世俗、平静、静穆的常态。
在这些死亡写作中，苏童以其特有的阴柔诗意的文学修辞，闲慢散淡的叙事设计使死亡在驱除了意义附加之后获得了独立、朴质的审美价值。这在《黑脸家林》中的叙事中可见一斑：
“狼。一群狼。”他咕噜着下了床，人彷佛一朵云似地游到阳台上。他朝着天空张开了双臂，迷惘的眼睛血红血红的，凝视着天际以外的地方。“狼来了。前面后面都是狼。”他看见了雨后清澈明朗的月亮，那飞鸟似的姿态仿佛要腾入月亮。在世界屏息凝视了他两秒钟之后，我哥哥黑脸家林轻捷地从阳台上跳出栏杆，化为一只白鸟飞入空中的月亮。
对于黑林的死，我们无法从文本层面找到足以令人信服的自杀动因。他的死亡成为一个难以破解的谜案，或许只是恍惚中一次跃向月亮的尝试，或许应了母亲梦中白鸟飞过的寓言，或许这是他逃离纷扰尘世的最后一搏。不管究竟因了什么，死亡的意义已无从确证，但在那夜明朗的月亮见证下，这道划过空中的飞鸟弧线仍会在读者脑海中得到良久深刻的审美回味。
二、生命的根基：身体叙事中的审美向度
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对健康而富有力量的肉体产生了强烈的审美认知。绘画、雕塑和舞蹈等早期艺术门类都以身体作为艺术表达的对象，通过对人类肉身美感的临摹描刻，强化人类对于自身生命力的自信和赞赏。随着语言的发展和成熟，文学进入艺术殿堂的中心地带，以更加深刻、复杂的话语模式来书写、探究潜藏在人肉身中的最原初、最本质的生命力量。苏童的作品即呈现出对肉体多层次的审美观照：他或是在儿童的视角中确认肉体内的力量涌动，或是倾心描绘男性身体中涌动不息的天生雄力，或是在神圣唯美的语词中歌咏裸体的原始之美。(一)少年暴力少年形象向来是苏童辛勤耕耘的人物系列之一，好强斗胜的他们承载着苏童对自己成长历程的回溯与追悼。这群生活在杂乱、肮脏、贫困、泥泞的香椿树上的少年终日狂热躁动，喜好打架斗殴，暴力的施、受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程。但是对于这样一群欠缺是非观念的好斗少年，对暴力的简单道德评断显然遮蔽了他们身体中隐藏着的复杂话语。其成因既有60年代狂热斗争氛围的召唤，也源于家庭的紧张气氛；另外与友邻朋友之间关系的淡漠也不无关系。而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可认作是暴力的诱因。暴力的产生究其根本，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儿童身体内部纯粹、狂躁的力比多冲动。苏童就曾经在随笔中明确阐述道：“他们对暴力的兴趣一半处于当时教育的引导，一半是处于天性。”尚未受到道德规训的他们，急切而又狂热地在上述诱因的引导下，将身体内不断冲突激荡的力量释放出来，以暴力作为特定时代的身体话语，认证自己幼小躯体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乘滑轮车远去》一文全景式地呈现了男孩身体中雄性本质觉醒所必经的成长教育。文中，苏童就以相当大的篇幅书写了少年之间打架斗殴的场景。暴力，毋庸置疑地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不断有人因为暴力事件而伤残、入狱甚至死亡，比如《午后故事》中的豁子、《刺青时代》中的天平等等。但这丝毫不能浇灭少年身体中持续沸腾的力比多冲动。在《城北地带》中对达生以一敌多挑战皮匠巷少年的悲壮描写，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身体暴力对于指认生命力量的重大意义：
……煤场上的灯光剪出了香樁树街孤胆英雄达生的身影，达生骄傲坦然的神色使猪头大惑不解。
……谁跟你开玩笑？达生说，就我一个人，他们都是烂屎，他们不肯来，那也没有关系，我一个人就够了。
这场少年之间的夸张、可笑、毫无意义的斗殴事件，在苏童的笔下却成为震慑人心的英雄壮举。虽然这场盛大的较量最终以达生的失败而告终，但却生动地印证了那些形容精壮的躯体只是空有其表的花瓶，而达生沸腾着血性的身体，在灰暗、脏乱的煤场上，显现出万马奔腾的生命活力。(二)男性雄力
在苏童的众多小说中，他都表现出对阳刚之气近乎偏执的喜爱。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苏童本人“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因而他通过写作来召唤潜藏在香椿树街、枫杨树村上的血性自我，从而实现转换身心缺憾的补偿机制。
男性雄力的其中一个典型体现便是健壮身体内蕴涵着的充沛力量。在《杂货店》中，柔弱英俊的长玉没有获得蕾的芳心，而空有一身好力气的三霸却成功抱得美人归。《祭奠红马》中，锁的爷爷从来不屑于用年龄来衡量身体的衰老程度，因为在他看来，力量才是真正生命力的呈现。当他举起二百公斤重的石桌时，我爷爷“承受了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最致命打击……我爷爷从此意识到枫杨树男人的衰弱委琐，从此他开始练就一身超人的体魄和武力”。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人力在庞大的机器面前显得微不足道，那些曾经以气力获取荣耀的男子逐渐被工业社会驱逐流放。《石码头》中的祖父就是这样一位悲剧人物。他曾是一位优秀的搬运工，然而在若干年后，他为之奉献青春的石码头装上了吊机，不再需要人力。但在祖父看来，真正的搬运工应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扛起沙包。为了唤醒日益萎顿衰落的后人，祖父用年迈的身躯一口气扛起了六包水泥，以死亡为代价铸就起了其人生中最后一次动人心魄的生命奇迹。祖父对抗命运的拼死一搏，在有些人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是苏童却固执地相信，力量并不仅仅只是强健体魄的体现，而是男性安身立命的根本，呈现出个人旺盛燃烧的生命力。
男性的性生活同时也是苏童小说中不容忽视的要素之一，其意蕴内涵指向个人/历史层面。就个人而言，男根的能力是男性尊严的神圣象征，被认作是男权的有力外显。葛红兵在分析《米》中五龙的性行为时，就曾论述道：“五龙的生命力常常通过他超常的性能力——征用女性身体的能力——表现出来。”性能力与男性地位、尊严、权力、个性的关联性也能在《桑园留念》中找到佐证：豁子是“我”心目中所向披靡的英雄，在描述豁子外形时，“我”特意指出“他的生殖器‘也比任何人的都大’”。相反，在《蛇为什么会飞》一文中，克渊缺乏血性、畏首畏尾的性格缺陷，似乎也能从其患上后天性功能障碍的一事中探寻出些许因由。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审观苏童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男性的性生活还成为他解构意识形态化历史叙述的一把钥匙。在前27年的文学叙述中，阶级之间因经济、政治、思想上的不同所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是矛盾根源。而在《罂粟之家》一文的叙述中，地主刘老侠、翠花花、沉草、长工陈茂四人分处不同阶级，但他们之间旷世持久的恩怨纠葛与阶级无涉，乃是源自于一场不合法的私通。性是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人物行动的动力，最终也成为泄恨的手段。
苏童笔下的少年嗜好暴力、争强斗胜，遂意释放着身体中奔腾的力比多冲动；而他所钟爱、赞赏的成年男子则多是力量充沛、性欲旺盛、血性阳刚、铁骨铮铮、粗蛮火暴的刚毅形象。他们中有农民，有铁匠，有石匠，有搬运工，也有土匪和盗贼。他们用铁打的拳头、坚硬的脊梁、健硕的肌肉来获取女人、金钱和地位，彰显出男性身体中奔涌不息的天性雄力。(三)裸体之美
随着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衣不蔽体的蛮荒时代在现代人的想象中成为瘟疫横行、食不果腹、道德真空的地狱之境，现代人自豪骄傲地享受着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遮挡与伪装，却在房屋、汽车、服饰、化妆品等的包裹下逐渐抛弃了自己自然、纯粹、洁净的肉体。
葛红兵曾不无悲伤地叹息道：“现代人生命原驱力的丧失，和遮蔽、压抑有关，现代人的羞怯、封闭、萎靡可以说正是这种遮蔽的结果……‘身’不能无遮蔽地敞开地面对世界，安泰地直接栖居于大地和苍穹之间，而是必须遮蔽于衣物、遮掩于各种情感、精神、文化之下。”
在苏童的小说中，光洁纯粹的裸体则成为其笔下倾心歌咏的对象。《水神诞生》中裸体的高老以尘埃不染的肉身实现了与水神的身心共通，在神明的指引下踏上了寻水之路。在《祭奠红马》中，“满身披挂野藤的裸身男孩”锁与自由奔逸的红鬃马有着难以确证的神秘默契。锁洁净的裸体彰显着原始、自在、灵动、神圣、永恒的生命活力，宛如从天而降的牧马神，具有惊心动魄的美感，让枫杨树村中的女人都为之倾倒，就连村庄中的美人——娴也同样无法抗拒这致命的诱惑：“她在鹅黄色的阳光下发颤，凝视怒山男孩锁地光裸的身子，目光渐进痴迷。”然而自由的红马和锁最终不属于尘寰凡世，他们以奔跑的姿态、撕心裂肺的啼哭来召唤复归永恒的路径。
较之对裸体之美的歌咏，遮蔽肉体的服饰在苏童的笔下则被描述成异己的罪恶客体。在《回力牌球鞋》中，这种稀缺的球鞋成为香椿树少年梦寐以求的物品。为了拥有回力牌球鞋，昔日亲密的好友反目为仇，互相猜忌争夺。而在《灰呢绒鸭舌帽》中，可以遮挡秃头的鸭舌帽阻挡了主人公老柯接纳肉身缺陷、建立自我认同感的必经之路，使得他在越来越自卑焦虑的同时越发地依赖外物，而这种依赖反过来又深入地消解着个体认知的建立。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头发乃至整个生活都被父亲和父亲留下的帽子控制住了”。最终，老柯为了抓住被风吹走的帽子而跌入车外，英年夭折。
在当代社会，人们丝毫未觉服饰等遮蔽物所带来的危险信号，反而欣然接受，趋之若鹜。而单纯的肉体展示不是成为众人道德审问的对象，就是被消费社会收编成为刺激欲望的符码。苏童以笔为戎，对现代社会中对裸体的遮蔽与误读予以还击，以精心修辞的语词向读者呈现身体中光洁神圣的原始之美，并一层层地撕去覆盖在人肉身之上的时尚的魅惑。
三、残损的躯体：身体叙事中的另类景观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卫·勒布雷东曾精辟地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处于放空状态。虽然人的肉体作为不可或缺的载体无时无刻不在场，但是它在意识中却无时无刻都不在场。”身体在正常的交际中被例行隐去，只有当身体内部或者身体与外部世界产生不和谐的对抗关系时，身体才会凸现出来，受到主体和社会的特别关注，诸如患上发烧、咳嗽、胃痛等生理性疾病，又如断腿、缺眼、少胳膊等身体残缺。而苏童正是将笔锋对准了这些因不完美而凸显的身体，在他们身上发现层次丰富的身体密码。(一)病态的身体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身患癌症。治疗期间她承受了来自身体的苦痛和社会的巨大重压。难忘的个人经历使得桑塔格在康复后对身体疾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写下了《疾病的隐喻》等论文。同样，病痛也曾给苏童带来过难以磨灭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九岁的苏童饱受疾病困扰，曾因养病休学半年。他回忆道：“很快生病造成的痛苦因素挤走了所有稚气的幸福感觉……一个九岁的孩子同样地恐惧死亡，现在想来让我九岁时候就开始拍死，命运之神似乎有点太残酷了一点……我看见他们活蹦乱跳的模样，心里竟然是一种近似嫉妒的酸楚，我把他们晾在一边，跑进内室把门插上。”
成年后，他将这种创伤性体验成功地转换成自己的写作素材，塑造了一个个身患疾病、心灵脆弱扭曲的少年。较之桑塔格在社会批判范畴披露疾病本身被附加的道德评判和政治压迫，小说家苏童则将笔触转向个体，致力于以凄凉阴冷的笔调陈说疾病给个人带来的心理创伤。
《狂奔》中的榆是一个患有头疼病的孩子，喝着又苦又涩的草药。他羸弱的身体在王木匠壮硕健康之躯的比照下，显现出了垂死枯朽的气息。而行将就木的奶奶口中终日不断的咳嗽也时刻提醒着榆疾病的可怕，屋中停放的棺椁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靥。榆此间频繁发作的头疼让他更加烦躁、害怕、恐惧，他最终选择以下毒来驱逐王木匠，以逃亡来释放心中郁积。
榆是在与他者身体的对比与映衬中确证了自己身体的欠在，终因无法忍受这种身体缺失而选择流放自我。而在《被玷污的草》中，患有眼疾的主人公轩则在不自觉中将身体的欠在延展到精神领域，内化为性格上的缺陷。在小说中，轩的眼睛因被弹弓打中而患上弱视。他不断地安慰自己总有一日将会找到那个打弹弓的少年，以眼还眼，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采取过复仇行动。由眼疾带来的自卑、懦弱、胆怯使得轩的身心一直生活在阴暗之中。直至遇见江湖老郎中，在他的安排下，轩才真正开始寻找打伤自己眼睛的元凶，踏上了康复之旅。
苏童通过文字铭记、抚慰、宣泄疾病曾经给自己带来的身心伤痛，“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祭奠那并不十分快乐但仍弥足珍贵、独一无二的童年。在那些病态的身体之上，凝结着成年苏童对那些忧郁昏暗的病榻时光的反思，承载着对身体与心灵互动关系的深刻探究。(二)残缺的身体
身体并不局限于生理学意义上的躯体，也不完全等同于性欲指向的“下半身”。身体还是文化的身体，“我们的肉体就是社会的肉身”。社会对要求加入的身体进行必要的改造和规训，以建立普遍的身份文化认同。中国晚清著名小说《镜花缘》就通过千奇百怪的身体来彰显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而残缺破损的身体则成为苏童小说中一类特殊的意象，隐喻个人与所处社会格格不入的生存景观。
在“枫杨树系列小说”中，苏童塑造了一个个从乡村逃亡到城市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对女人、财富、权力的欲求，这是传统农业社会所不能满足的，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带来的本能物欲膨胀，走入工业社会是其必然结果。但是他们终究不是扎根于城市的人，城市对这些从乡村远道而来的外来者无一例外地施展着残酷的规训。
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宝年的身体就呈现出被农村与城市文化两相争夺的状态：
狗崽发现他的粗短的腿脚和发达的上肢是熟悉的枫杨树人，而陈宝年的黑脸膛已经被城市变了形，显得英气勃发略带一点儿男人的倦怠。
作为成功混迹于城市中的陈宝年，在他的身上，城市和农村的文化权力尚能彼此抗衡、分庭抗礼。但是在《逃》中，城市“馈赠”给三麦的却是又腥又臭的脏病。这种城市特有的病症不断地蚕食着他健壮的身体，给三麦的家庭带来了无法治愈的持续伤痛。继而在长篇小说《米》中，城市以更为强势、暴虐的方式撕裂了五龙的身体，拒绝了这具始终扎根在枫杨树村的躯体：
在我的身上到处有他们留下的伤痕，他们就这样把我慢慢地分割肢解了，我也许已经成为一块盘子里的卤肉。
重力流输水主干管全长32.28 km，最大落差132.3 m，管径为DN1000，进水池水位1 010.4 m，设计流量3 384.04 m3/h，沿线共有五处分水口。主要计算参数为：主干管为球墨铸铁管，管径DN1000，壁厚8.1 mm～13.5 mm，威廉姆斯系数120，承压等级为1.6 MPa。支管有4条，其中PE管管径为DN90～500，威廉姆斯系数140，承压等级为0.8 MPa；球墨铸铁管管径为DN800，威廉姆斯系数120。输水主管道管线高程及各支线分水口位置示意图见图1，分水口详细参数见表1。
表面上，五龙最终在城市中称霸一方，成功建立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然而，在他不断深入城市腹地的过程中，城市从未停止过对其肉体的吞噬和肢解，这是城市对外乡人进行的残酷规训——被子弹穿过的畸形左脚、被织云咬断的脚趾、被冯老板戳瞎的左眼、用金牙替换了的牙齿、被花柳病侵蚀的残破躯体、还有最后被抱玉刺瞎的右眼。当五龙已经成为一具行尸走肉的残骸时，城市这口无边无际的巨大棺椁才欣然接纳他。此时，尽管他想逃离城市，他也再无法回到枫杨树老家，最终死在了逃亡的路上。
残缺的身体是城市文化规训的结果，这些深入血肉的印迹时刻警醒外乡人遵守文化的规约，不能越雷池一步。与城市的磨合让他们筋疲力尽、伤痕累累，试图逃离回到故乡，却而又坠入“逃——归”循环的悲剧命运。这一具具残缺的身体，就像是小说《米》中不停闪现的稻谷或是棉花，在大水中，在火车上漂泊、晃荡，孤独寂寞，无根游走。(三)异化的身体
《碧奴》自2006年一出版就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赞誉者、批评者各执一词。且不论苏童此番重塑神话的成功与否，就本文而言，至少可以确认的是，在《碧奴》一文中，苏童通过神秘诡谲的神话想象，用形貌各异的异化身体呈现出政治权力加诸于身体上的训诫、收编力量。
北山下民风淳朴，村民们出于同情和感激为信桃君哭灵。然而这一场善意的哭灵却不料成为了忤逆国王的罪证，给无知的村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像福柯所说：“不具备话语权力的，往往也会不自觉被纳入一种话语体系……大众永远隶属于一个难以言说的意识体系中，他们永远地被压抑，莫名的缘故也许就会把他们纳入到意识形态的争斗中。”三百多名无辜的民众就此成为权力争夺的牺牲品，或许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到临头无从得知自己获罪的真正缘由。
这一场惊心动魄的血光之灾给村民带来了无法磨灭的心理创伤，从此眼泪成为了北山下世代延续的生理禁忌。在政治权力的威慑下，他们苦心积虑地寻求其他各种途径来疏导眼泪：或通过乳房，或借用嘴唇，或流经耳朵，或经由头发。权力不经由直接的极刑就实现了规训群众的目的，不能正常流泪的身体时刻深化着个体屈从于权力的奴性意识。
百春台中的异化的鹿人和马人同样也是权力收编的结果。权力阶层荒淫无道的统治使民众饱受着饥荒和战乱，但是命悬一线的生存处境并没有使他们团结起来，形成反抗权力的合力。相反，他们为了满足口腹之欢、躲避徭役之苦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练习马的步伐、马的呼吸，甚至马的嘶鸣之声，像马一样奔跑，甚至比马跑得更快。”健康的人类身体在权力强大规训的力量中完全蜕变为任人骑射的动物。
王国里的所有人都主动接受权力的改造，根据其需求不断异化自己的身体。只有痴心善良的碧奴凭借人类最为质朴伟大的爱情力量冲破了身体的禁忌，用奔流不止的眼泪摧毁了仰卧在底层民众血肉之躯上的权力象征——长城。
苏童在《碧奴》一文中借助神话想象，为读者呈现出闻所未闻的身体景观。异化是个体由身及心屈从于权力的结果，荒诞的身体描绘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冲击着人们的头脑，提醒我们时刻警惕权力的渗透与收编。
四、身体的交易：身体叙事中的女性关怀
自中国女性从“三寸金莲”中释放以来，女性解放问题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探讨的主要焦点之一。以丁玲为代表的现代作家以大胆的欲望话语确证了女性追求自身幸福与解放的合理性，鼓励藏在深闺中的女性勇敢地走出房门，拥抱世界。而在“十七年”当代文学的建构中，女性终将在阶级斗争的胜利中摆脱地主的压榨和奴役，获得新生。在这些激越的口号中，女性被想象为能紧跟召唤、不断随着革命进步的性别群体，似乎在不久的将来，女性将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力话语。但是这些革命家不愿承认的是，事实上，尚未获得主体意识的女性仍占据多数，她们成为瓦解女性解放宏伟蓝图的中坚力量。这些被有意遮蔽的红粉佳人被苏童暗查寻访，他以悲怆阴冷的笔调记录着她们自身的心理误区和交往困局。笔者有趣地发现由《另一种妇女生活》《妻妾成群》《红粉》《蛇为什么会飞》四部小说建筑起不同时代隐藏在女性身体中的文化、政治、权力话语谱系。
首先是《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简少贞和简少芬。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古朴笨重的家具陈设、洁身自好的道德观念共同确证着姐妹两人对封建闺阁女子的身份认同。少贞和少芬两人以禁忌个体身体欲望的方式来获得道德上的崇高感，正是契合了传统礼教对少女的身体规训。但再强力的封建道德训诫还是抵挡不住身体内部激荡的欲望冲动，终于简少芬在顾雅仙的撺掇下，走出了深闺。
然后是《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相对于终日封闭在闺阁中的简家姐妹而言，女学生颂莲显然是20世纪初期现代女性主义解放潮流下的产物。然而颂莲在独立为自己谋划出路之时，毫不犹豫地在做工和嫁人两条生存路径上选择成为男性的附属。最终嫁入陈家大院的颂莲彰示出现代娜拉出走后的一种尴尬结果——在男权社会的强势压制下，女性终究无法凭借个人努力获得独立，最终自主地选择以身体的交易来获取经济的满足。然而，身体交易的最终却以女性的惨痛失败告终，而以文竹为隐喻的后进女性却无法洞察自己的悲剧性处境，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宿命轮回之井。
而《红粉》则呈现出现当代革命身体意识中的矛盾处境。革命最基本的动力就是将身体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使身体成为个体真正的所属物。然而，当革命事业成功后，政治家的重心逐渐步入到新型社会的建设中。如果满足个人身体的物质生理需求不仅会损耗大量生产资料，而且势必会使人沉溺于享乐、消减建设的热情。于是，革命者通过宏大意识形态灌输，将身体的所有权收回。这就显现出了革命的初衷(解放身体)与实际结果(收编身体)之间的矛盾。革命身体意识上的尴尬通过《红粉》中对秋仪、小萼身体的失败改造隐晦地传达出来。
步入到消费时代，被压抑已久的身体欲望终于挣脱了宏大意识形态的束缚，如山洪暴发般喷涌而出。欲望的适当宣泄固然合理，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恶意炒作，各种附加欲望符号的女性身体成为推介产品的广告，在男权社会下沦为“被观看”的对象。更糟糕的是，受到广告的诱惑和引导，女性又将这些荧幕平面形象视作自我改造的范本，不自觉地迎合着男性的色情消费。《蛇为什么会飞》中的金发女子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她本是一个质朴的农村女孩，为了成功进入娱乐界，她通过整容改造自己的脸孔吸引男性的注意。结果城市中的男性都以色情的眼光消费她的身体，使之饱受侮辱和践踏。而金发女子原本还算清秀的脸，却因为整容的后遗症而变得残破不堪。
这一系列红粉佳人，无一不是通过身体的交易来获得立足社会的一席之地。她们或是通过禁锢自己的欲望以获得道德社会的认可，或是通过依附男人来获取金钱、地位的满足，或是通过服从改造来取得入住新社会的通行证，或是通过整容以挤入消费社会的镁光灯下。这一群女子深陷深渊绝境之中而毫无自觉，满足于身体交易所带来的片刻抚慰之中，最终等待她们的将是自己亲手划定的樊笼和无法挣脱的命运劫数。
余论：苏童身体叙事对当下文学写作的启示
虽然苏童小说中的身体叙事大为可观，但不得不指出，他的写作仍然不尽完美。这突出体现在其小说中对男女性别话语的书写之上。在上面的论述中可见，苏童笔下的男性身体惯常刚性雄健、精力充沛，女性则相对阴柔羸弱、不堪一击。在以力量为生命根基的主体认知体系中，男女二元对立的身体状态在苏童的小说中形成定势，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性在文本中的角色定位和价值呈现——男人凭血汗闯出天地，而女性则唇枪舌剑、互相攻讦倾轧。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某种身体与性格的局限性，但对消极身体形象的固化认识始终是以偏概全，理应有更为开阔与多元的视野。
但是总体而言，苏童的身体叙事对当下文学写作仍有可供开掘的借鉴意义。在当代的身体书写中，叙事容易滑入与市场经济合谋的欲望展览。在棉棉、卫慧、木子美等人的笔下，性的书写成为身体中最为主要的话语模式。诚然，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对性的禁锢最为着力、最为严格、也最为久远，甚至时至今日，性仍然是社会文化中不成文的禁忌之一。长期的性压抑导致了当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对性既好奇又畏惧的双重心理。解放国人的性禁忌理所当然的可以成为文艺工作者今后努力的目标之一。但是，笔者以为，性并不是身体叙事中可供书写的唯一方面。身体的死亡体验，现代文明对身体原始活力的遮蔽与消解，文化的训诫、整编作用在身体上的体现，政治权力所造成的或隐或显的身体异化，以及女性身体的困境等等都可以成为书写的对象。苏童笔下“香椿树街”“枫杨树”“红粉”系列以及《碧奴》等小说都在这些身体主题的开拓下取得了尚为可观的成就。因而，自觉以身体为写作指向的作家可以考虑以多角度书写来实现对身体的多元探索，在坚持身体本位的同时勾连起身体与世界、与社会、与政治、与个人的复杂关系。同时，在采取多角度的内涵审观之外，还要注意运用适当的写作技巧以抵御市场经济的收编和利用。就苏童的经验来说，其中一个很突出的手法便是采取儿童的视角。叶兆言曾经说过，“在苏童的小说里总是飘荡着一股少年男孩对成熟女性向往眷恋的神秘气韵。”由于苏童在描写妇女时惟妙惟肖地临摹着儿童的观看和叙述方式，女性的身体在天真无邪的儿童审观眼光中变成一片充满未知与新奇的神秘之境，有效地防止了观看者对女体的色情消费。但是对身体中充盈着的欲望的探究同样应该是写作的重点之一。如果始终对身体采用儿童的视角进行审观，无疑会忽略掉成熟身体中的力比多冲动和欲望的召唤。此时便可借鉴苏童在小说中苦心经营的意象写作。意象性的言语修辞可以使得身体叙述本身携带着文字独有的美感，而意象的不确定性又使所指与能指之间存在着复杂难言的互动关系，可将读者对身体的消费欲求转化为对身体叙事中意象群落的探究与解码，或许身体内部蕴藏着复杂话语还可通过对意象的多义解读而得以开掘。(责任编辑
周
荣)梁振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苟瀚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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