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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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选本出版格局与意识形态功能变迁

　　徐勇

一

选本虽自古有之，但选本编纂的现代性转换及其格局的完善，却是在八十年代最终完成。在五十-七十年代，选本编纂出版是彼时文学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学制度之间是一种对应同构的关系。五十-七十年代的选本出版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

　　虽然说，当代文学选本出版格局的完善要到八十年代才最终完成，但其基本架构却是五十-七十年代初步奠定的。五十-七十年代选本编纂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第一，选本出版分类模式的基本形成。这一分类包括创作群体、题材或主题、体裁、时段等。按照创作群体分类，在五十-七十年代比较流行，有《工人文艺创作选集》(一九五五)、《上海工人文艺创作选集》(第一集一九五五、第二集一九五六)、《工人文艺创作选》(一九五五)、《青年作者短篇选》(一九六五)、《新人新作选》(一九六五)、《群众创作》(一九七五)、《白沙洲农民创作选》(一九六○)、《黄河激浪——河套农民短篇小说选》(一九七四)、《农民诗选》(一九六○)等等。按照题材或主题分类，有《肃反小说选》《知识青年山上下乡题材小说选》《朝晖——知识青年山上下乡短篇小说集》《除四害杂文集》《创造者的歌》(工业题材小说选)等。按照体裁划分，则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特写、杂文、故事、回忆录等分类选本出版。这是大的分类，次一级的则有工人诗歌、民歌、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独幕剧等等。以体裁上的划分编纂选本，自“五四”以来即已有之，《中国新文学大系》即是如此。但当时似乎还没有那么细。按照时段，选本出版有年选和断代选的出现。如建国十周年文学选本系列和《一九五六年短篇小说选》《一九六七年短篇小说选》《一九五八年短篇小说选》，等等。长篇小说和长篇戏剧不在选本之列。第二，是选本出版的丛书化和系统化。虽然说选本出版的丛书化(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早在民国时期即已有之，但那时主要是书商或出版商的个人行为，与建国后公有化的出版、发行又不一样。五十-七十年代选本出版的丛书化和系统化，体现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鲜明诉求及其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当时有代表性的选本丛书，有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八的年选系列，包括诗歌、短篇小说、独幕剧、儿童文学和散文特写等。一九六三年开始，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农村文学读物选本，其中包括《短篇小说》三集，《报告文学》四集。此外，还有建国十周年选本系列，如“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系列”，包括论文、短篇小说、特写报告、散文杂文、诗、儿童文学、话剧剧本、戏曲剧本、电影剧本、曲艺等十种。等等。第三，选家身份和选本功能的确立。在五十-七十年代，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充当选家的。选家的确定与专业无关，在当时，学术上的权威常常是被质疑怀疑的对象，这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关联。此种情况下，政治上的立场与身份显得更为重要。建国前后，周扬、邵荃麟、臧克家、郭沫若等充当选家都与此息息相关。对于他们所编选的选本而言，他们首先是革命作家，文艺界的领导，然后才是选家。其间的顺序不可颠倒。这样一种情况，与选本的功能的认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选本的编纂也是文学批评的方式之一种的话，*参见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第1—1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那么选本批评充当的功能就表现在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建构文学规范与秩序、指导作家创作和引导读者阅读等四个方面。但这也留下问题。选本出版中选家的自主性不足，选本出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选家的个人主体性得不到体现。

　　可以说，正是这最后一点，是五十-七十年代的选本编纂出版区别于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的最大的不同之处。民国时期，选家的确定和选本的功能都不明确或者说还未定型，八十年代则表现出有意挣脱五十-七十所形成的规范的特点。

　　七八十年代以来，选本编纂出版迅速恢复并得到长足的发展，选本出版格局逐渐完善并形成为一种相对固定或稳定的机制。八十年代选本出版格局是在对五十-七十年代选本出版格局的延续和完善下发展而成的。八十年代文学选本种类丰富完备且多样化。五十-七十年代，选本出版虽说也数量颇多，但彼时种类比较单一，而八十年代选本涵盖了今天所能见到了几乎所有种类。除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电影等分类之外，既有专题选本，如《当代女作家作品选》《青年佳作》，儿童文学选本、科幻文学选本、惊险小说选本，也有题材分类选本，如历史小说选、改革题材小说选、农村题材小说、公安题材小说、军事题材等；既有争鸣作品选，也有思潮流派作品选；既有断代作品选，如《解放区短篇小说选》，建国三十周年选本系列，也有年选；既有单个期刊作品选，如《人民文学》短篇小说选，也有年度综合作品选；既有个人选编选本，如袁可嘉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也有意识形态选本。既有批评家编选本，如《探索小说集》(一九八六)，也有作家业余爱好者编选本，如《当代短篇小说四十三篇》(一九八五)和《朦胧诗选》(一九八五)；既有国别选本，也有世界文学综合选本；等等。

　　虽然说八十年代的文学选本形成了文学史选本和文学批评选本的分化与分立格局，但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是文学史选本，也并不如李长之所说的客观，*参见李长之：《谈选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文学史选本的主观性与意识形态色彩仍然很鲜明。即以周煦良主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四卷为例，编选说明中明确指出：“选文篇幅的多寡主要配合教师讲授的需要，所以古代希腊、罗马多选，中世纪少选‘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多选，现代资产阶级流派少选或不选；对世界文学影响大的作家多选，影响小的少选或不选。”*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编选说明》，《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前言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这种情况表明，文学史选本的编选多以作为高校教材出现，教学中的政治导向及其意识形态色彩是文学史选本编选时仍要遵循的准则。

二

可以说，八十年代文学选本种类和数量的多样化背后，呈现的是选本编纂作为文学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其自身机制的形成与完善。这一机制表现在，一，选本意识形态功能的逐渐弱化与选本功能多样化的彰显。虽然说八十年代的文学出版(包括选本出版)仍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组成成分，其背后总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存在，但意识形态影响介入文学出版的方式无疑已经发生大的改变。具体而论，选本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是与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功能和方式的变迁息息相关的。五十-七十年代那种扣帽子打棍子式的粗暴的批评方式虽还有残余，但“回到批评本身”已成为一个越来越获得人们更多共识的命题。朱寨在《中国新文艺大系(一九七六-一九八二)·理论二集》的《导言》中曾指出，“文艺批评在拨乱反正中又重新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文艺批评成了真正文艺的批评”。*朱寨：《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导言》，导言第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这里所谓“真正文艺的批评”是相对于五十-七十年代那种“政治标准”的独尊而言的，“真正的文艺批评”是指文艺可以而且必须有“艺术标准”。这当然不是否定“政治标准”，而只是在“政治标准”之外，充分肯定“艺术标准”的合法性地位。可以说，八十年代文学选本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是与文学批评中“艺术标准”的重新确立及其不断巩固相伴随的。“政治标准”的弱化，使得文学选本得以摆脱一体化时代那种单一的传达和引导的批评功能，而趋向多元化发展。文学选本可以在意识形态询唤之外行使并建立其自己的功能。

　　第二，是选家主体性的彰显与逐渐建立。五十-七十年代的文学选本中，选家的主体性不足，并不仅仅表现在选家的意识形态背景(身份、地位和立场)方面，还表现在选本的意识形态功能上。可以说，正是选本的意识形态功能决定了选本的非个体性，在这种情况下，选家只是一个位置、空缺或功能，至于由谁来填充，是个人或者集体并不重要。这样来看八十年代选本，便会发现，八十年代选本中的选家很多虽然仍是集体，但其主体性却是与日俱增。最明显的就是争鸣作品选。不论是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选的《争鸣作品选编》，还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选编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都已经不是五十-七十年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了。两套选本中把争鸣作品及其不同观点倾向的文章并置一处，虽看似客观不带感情色彩，但也正是这不同观点不同倾向的“平等”对待，把自己的态度孕育其中了：不仅应有批评的自由，也应有反批评的自由。争鸣作品选本的出版，对于建构八十年代文学(文艺)批评的主体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集体身份的选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以个人名义呈现的个人选本了。像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选的“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袁可嘉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阎月君等编选的《朦胧诗选》，等等，尽皆如此。但这并意味着，凡是个人编选的选本都是个人主体性彰显的表征。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年选，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年以后的短篇小说年选中，选家一直都是肖德生等人，但其选家的个人主体性并不十分明显。选本中，并没有见到多少现代主义小说、先锋小说等试验小说的影子，而事实上，这些所谓试验小说正是彼时方兴未艾的创作潮流，选本没有把它们纳入其中表明，原因正在于年选的标准的相对稳定性：

　　选集所收作品，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题材、风格和手法的多样，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某些虽有争议，但内容健康，风格和手法有新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也将酌量选入。(《一九八○年短篇小说选·编选说明》)

　　这是年选编选之初即已确立的标准，至于八十年代末仍复如此。可见，选家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与选家的构成并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决定选家个人主体性呈现的，是选本的功能及其选择标准。选本意识形态功能的减弱，可以是而且允许有选家的个人的主体性的一定发挥。

　　选本中意识形态批评功能的降低与导言的地位升降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年选的编选论之，《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九月短篇小说选》中还有荒煤写的长篇导论，而到了《一九八○年短篇小说选》开始，这一导论便不再有了，后来偶尔只有短短的小序，也只是编选说明之类的文字。这并不意味着选家的主体性的隐退，恰恰相反，这表明的是选家的主体性的加强。选本(包括年选)中，导论的意义常常表现在肯定作品价值、建构文学秩序和引导读者阅读上，对于这一功能，导言的作者一般都是文艺界的领导或编辑部之类。《一九五三年九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短篇小说选》(双年选)中的导言作者林默涵、《一九五六年短篇小说选》中的导言作者候金镜、《一九五六年诗选》中的导言作者臧克家、《一九五六年散文小品选》中的导言作者林淡秋、《一九五七年短篇小说选》中的导言作者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等等。《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九月短篇小说选》中荒煤的长篇导言，其体现的正是这一功能和对这一传统的延续。选本中导言地位的突出，与意识形态批评功能的彰显，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同构对应的关系。

　　八十年代以来，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就选本的编纂而言，文学批评地位的降低使得选本中选家的构成开始发生变化。选家的知识背景、专业化倾向越来越被凸显。这一点在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选的“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一九八八-一九八九)，程德培、吴亮编选的《探索小说集》(一九八六)，张学正、张志英等选编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陈子伶、石峰编选的《一九八三-一九八四短篇小说争鸣集》《一九八五年争鸣小说集》等“当代文学资料丛书”，王行人、刘蓓蓓编选的《各领风骚——改革题材小说选》(一九八四)等选本中有集中的呈现。首先，这些选家都很少有主流意识形态或官方的背景，他们大都以专业化的背景出现。其次，像“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每一卷中序言的作者也大都是批评家、作家或学者，分别有张颐武(批评家，《现实主义小说》)、孟繁华(批评家，《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南帆(批评家，《象征主义小说》)、纪众(批评家，《意识流小说》)、宗仁发(作家，《民族文化派小说》)、杨文忠(《结构主义小说》)、章平(作家，《荒诞派小说》)等等。

三

对于八十年代文学选本而言，选本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是关键一环。选本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使得选本编纂作为批评的一环，与作家、作品和读者一起共同构成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批评从原来的那种传达意识形态、指导创作和引导阅读的地位降低到作为文学活动的一翼，既不高于作家作品，也不高于读者。就选本的编纂而言，选家构成的变迁看似随意且自然而然，这背后体现出来的却是选本地位的演变和功能的变迁。

　　作家和批评家作为选家的出现，表面看来使得选本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正是下降，使得或表明选本开始表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在这里，选本编纂的“去政治化”是与选本编纂的“回到文学自身”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就选本编纂而言，这一“回到文学自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选本作为一种平等的批评方式的建立。这在争鸣作品选中尤其体现明显。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选编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中通过把作品、代表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并置一处，虽看似不动声色不置可否，但其实是建构了自由、平等的文学(文艺)批评方式。在这之前的五十-七十年代，文艺批评的几方——作家、作品和批评家——间的地方并不对等。批评是为了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和体现党对文艺的领导，因而作家作品是从属于批评的。这样来看，争鸣作品选中通过作品和不同争鸣文章的并置一处，毋宁说是暗示或表明了批评和创作的平等地位，批评不再仅仅是批判，自由的文艺批评允许而且必须有反批评的存在。不同争鸣文章的并置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反批评的合法性地位。事实上，这一编选体例在北京市文联研究部部编选的《争鸣作品选编》即已有呈现，因为当时环境的限制，选编者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这种并置中渗透进导向性的因素，平等的文学批评方式并不可能真正实现。

　　第二，读者地位的逐渐凸显。选本中读者地位的凸显，首先表现在选本中意识形态导言的弱化和读者的主观能动性的浮现。选本中导言的弱化，某种程度上表明的是对读者主观能动性的期许，这对转型期的选本而言，尤其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都几乎没有导言，有的只是出版前提之类的文字。这样一种“作品选读”的好处是，其以三十年来几个时段(一九四九-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一九六六、一九六六-一九七二、一九七二-一九七六、一九七六-一九七九)的作品并置的方式提供或预留了读者自己判断的空间。而即使是像袁可嘉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其虽有前言、导论和点评，某种程度上确实是限制了读者的自由阅读，但也正是这一限制，暗含着对读者主观能动性的期待：读者通过对作品的阅读可以并且有可能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所设置的“期待视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其次，表现在争鸣作品中不同争鸣文章的并置。不同争鸣文章的并置以及选家情感倾向的隐退(不置可否)，其实也就意味着读者的出场和对读者判断力的呼唤。就争鸣作品选的编纂而言，其把社会场域中的文学论争置于选本这一特定的时空其实是表明，文学问题的不同意见，可以依靠论争而不必是行政(政治)上的介入来解决。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放逐和对读者的呼唤。第三，表现在获奖作品集中获奖作品的评选上。就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评奖而言，其最突出也是其影响广泛的一点是，对读者批评功能的引入。以短篇小说评奖为例，其《启事》中即有一条，“评选方法：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人民文学》编辑部：《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1978年第10期。“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纷纷投票推荐自己认为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日，编辑部总共收到群众来信一万零七百五十一封，投票二万零八百三十八张，推荐作品一千二百八十五篇。真可谓盛况空前。”*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第187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虽然说，在文学评奖中，读者的意志并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但其引入读者批评这一极，表现出来的是对新的时代中文学批评实践的探索，和对读者主体性的充分肯定，这与五十-七十年代中作为权威意识形态表征的“读者”批评并不一样。*徐勇：《“权威”的出场——试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读者的实际功能和尴尬处境》，《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年第1期。

　　第三，选本编纂更加看重或倾向于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脉络中梳理现象、归纳作品和命名潮流。各种思潮选本的集中涌现，即是这一倾向的最集中呈现。章平和宗仁发编选的“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张学正、张志英等选编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和蓝棣之、李复威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几套思潮丛书。“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编者的话》中这样说道：“能够被公认为流派的小说现象并不多，大量小说现象还处于混沌状态，没有获得作为流派的存在方式。不过，如果我们把流派确认为一定的审美品质同相应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在协调状态中体现出来的某种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又是在具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中呈现出来，那么就会发现，确认流派的存在还是不无可能的。”*吴亮、章平、宗仁发：《编者的话》，《现实主义小说》(上)，前言第2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确认流派”体现了选家的主观能动性，其中预设了新的创作现象的出现及其同选家文学观的契合。与一般的年选、专题选本或获奖作品集不同的是，思潮选本首先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文学主张和批评观相匹配。即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例，这里所谓且选本所收录的现实主义小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而是从现实主义的新的发展的角度立论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由于吸收了各种现代流派的技巧和意识而变得具有了更广泛的概括力和更强大的穿透力”，它们“明显地大量借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技法和意识，使现实主义产生了‘神变’和‘形变’的两种巨大的变化”。*张颐武：《现实主义的流变及其处境》，《现实主义小说》(上)，绪论第5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这是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倾向”中归纳“现象”，并作出自己的命名的做法，与五十-七十年代中那种观念先行的批评模式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典型是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一九五六)，其从新民主主义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导地位出发，构筑了一条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向着新中国发展演变的诗歌流变史。五十-七十年代，是先有一套文学批评的尺度和标准，然后根据这一标尺衡量当前文学创作的得失，以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对于正常健康的文学批评而言，必须首先是从文学创作的实践入手，而不是相反。

　　第四，就选本编纂而言，“回到文学自身”还意味着作品的本体论(或中心地位)的确立，以及由作品本身所引发的命名的冲突和文学批评观的多样化趋向。五十-七十年代中大一统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是文学观，也是批评标准，既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这样一种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严重束缚了文学的正常发展，文学史的编写或文学选本的编纂常常不免成为循环论证的产物，很难有观念的更新，更不用说多样化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常常沦为或只是社会历史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的代称，文学批评并不关注作品自身。这一状态，在八十年代有很大改变。“回到文学自身”一定程度上使得作品成为批评家关注的中心，就选本编纂而言，选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编选作品，如冯骥才和李陀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四十三篇》(一九八五)，这一选本与当时编选的大多数选本都不一样。最明显的表现是所选很多作品并非作家当时最为人知的“代表作”，而是一些即使在文学史也都很少涉及的作品。自所选范围自一九七九年而至于一九八三年，但刘心武的作品，不选《班主任》等广为人知的，却选入《电梯中》；张洁的作品，不选《爱，是不能忘记的》，却选《未了录》；孔捷生的作品，不选《在小河那边》，而选《海与灯塔》，等等。其看似漫不经心或者说没有标准，背后体现的是编选者的个人趣味。作品与编选者趣味的契合是编选者选择的标准。编选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命名文学创作的思潮，从而出现一部作品被多个选本重复收入的现象。即以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为例。这篇小说被同时收入《结构主义小说》(吴亮、章平、宗仁发编)和《缤纷的小说世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张学正等编)。“在大陆先锋文学的范围内比较，他(指马原——引注)的作品不同于刘索拉开辟的‘荒诞’小说，也不同于扎西达娃、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与别人不同的是，在马原的小说中，结构具有了极为突出的意义，它不再是消极地反映和容纳生活内容，而是在主动地改变或制造某种生活内容。由于结构的作用，某些生活事件在这里产生了用别的方法无法表达的意味，使读者对它产生了别的方法无法带来的感受。分析别的小说，我们可以撇开结构去分析作品的意蕴，而分析马原小说，往往是分析意蕴就必须研究它的结构，研究结构就是分析它的意蕴。或者说，小说内容的奥秘就在结构。”*杨文忠：《结构的意义——论“结构主义小说”》，《结构主义小说》，序言第4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且不论这里论述的严谨精确与否，这里的关键是，其从马原小说的形式实验的整体倾向入手，正是基于这一观点，选本中同时收录了马原的三部小说《冈底斯的诱惑》《虚构》和《喜马拉雅古歌》。而在《缤纷的小说世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则是就《冈底斯的诱惑》等个别作品立论的，“像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游神》、色波的《幻呜》……这些作者为了更好地向人们展示西藏这块地域独特的形态和神韵……尝试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现实糅合起来，把宗教文化和西藏的风土民情糅合起来，追求一种似真似幻、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张志英、张学正：《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第384-385页，《缤纷的小说世界》(二)，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8。比较这两段论述可以看出，批评家都是从作品出发，而非文学批评的某一固定标准入手做出判断。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一个从风格特点，一个从形式意蕴——立论，虽看似结论迥异，但并不完全矛盾或不可调和，而这，也正表明了文学作品的中心地位、多种解读的可能及其因之而产生的文学观的多元化倾向。

四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八十年代的文学选本编纂表现出迥异于五十-七十年代的地方，其巩固并完成、完善了中国当代选本编纂格局的建构。选本编纂不仅是在“选”，还是在表明文学批评的态度、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选本的编纂本身即已包括了文学批评的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八十年代选本编纂格局的完善，也是在参与对文学批评自足性及其主体地位的建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完善和演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相反它经历了一个前后相接、并努力向前发展的复杂过程。选本编纂的复杂演变，某种程度上是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艰辛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

　　(责任编辑王晓宁)

　　徐勇，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