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留学、移民海外的华人作家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他们的作品频频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期刊亮相，跻身各种选本与奖项，并不断在各大出版社推出新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海外华人作家“都表现出不凡的创作实绩，其艺术水准、历史深度不逊于同时代的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作家。”他们正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中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

　　在这批海外华人作家中，陈谦可谓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自一九九九年在《钟山》发表《何以言爱》始，到二○一二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繁枝》止，她在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只有十余篇。数量虽少，却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准。尤其是二○○八年以来的小说创作，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与实力。她的《特蕾莎的流氓犯》荣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提名奖”;《望断南飞雁》与《繁枝》先后两度获得“人民文学奖”;《下楼》入选《二○一一中国短篇小说年选》等等。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相关评论，既有单篇分析，也有综合论述，既有女性主义与个体精神困境的解读，也有针对文章叙事特点、作品结构等的阐述。笔者认为，作者的作品从叙述上来讲是充满耐性的，从容厚实，她在试图通过一个个细小的情节、画面、问题与角度来切入，从而展示它们背后所具有的超出作品本身的深刻思索与重大意义。

　　一

　　“海外华人作家似乎尤其喜爱追忆和叙旧”，曹文轩的这句话用在作者身上是非常合适的。移民海外多年的作者在出国前青春记忆已然定型，她是带着对中国当代历史与当代文学的记忆从事文学创作的，所以作品大多是对过往生活与人生的回望与追述:《何以言爱》是对钱莹年轻时与勤威一段旧爱的回忆;《覆水》展示了依群如何“从一个弱不禁风、目不识丁(依群喜欢这样夸张地形容她早年的英文程度)的中国南疆小城里街道铁器厂的绘图员，成为世界顶尖级学府伯克莱加大的EE(电子工程)硕士、硅谷一家中型半导体设计公司里的中层主管”的历程;《残雪》是“这是一个在现实世界里我极力想要忘却的故事。”;《望断南飞雁》讲述了沛宁如何从一个中国大学生变为美国终身教授、他的太太南雁如何从陪伴到独自寻梦的诸般纠结与挣扎;《特蕾莎的流氓犯》与《下楼》更是对“文革”那段久远岁月的回顾与反思。还有《谁是眉立》、《麒麟儿》、《繁枝》等作品也是如此。在回望以及在现在与过去的双重交织下完成故事的讲述，是作者作品的特点，并通过这些围绕海外华人与移民家庭展开的故事达到自己叙写的深层用意。

　　王安忆讲，“我个人还是认为，无论短篇还是长篇，都应该写故事，完整的故事。小说本质上就是讲故事。”这也是我一贯坚持的观点。陈谦的作品，无论中篇与短篇都会告诉我们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故事，她讲爱情故事、婚姻故事、家族故事、“文革”故事等等。坦白来说，这些故事在当下写作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前两类，已经达到触目皆是的程度。待我们阅读之后，又发现作者笔下的故事是独特的，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能给当下的文学写作提供许多值得借鉴学习的东西。

　　与当下大多数溜光水滑的作品不同，陈谦的小说作品阅读时进入略难，节奏推进偏慢，需要读者放慢脚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进而会不自觉地将整个身心投入其中。“陈谦的叙事稳健沉实，犹如针脚细密的缝纫。”这是《望断南飞雁》荣获二○一○年度“人民文学奖”最佳中篇小说奖的授奖词中的一句话，我想它同样适应于作者另外的小说作品。我们也可以从这种评价中明白:创作出如此耐读作品的作者，定是充满耐性的。

　　现代社会的飞快节奏使我们的感官流于浮躁与麻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文学快餐。它们不仅存在于网络，也密现于期刊之中，它们变成了可以轻易读完且不带任何难度的文学消费品。不可否认，文学作品要多元丰富，应该为不同的受众提供阅读的愉悦与趣味，但对相对高级的文学作品来讲，它应该也必须是舒缓优雅的，具备大海般的广阔与沉静，纯净我们的灵魂，展示文学所真正具有的无穷魅力。

　　在作者的作品中，可以见出她在提高文学的高级性上的努力。作者很用心地对待她笔下的人物:“钱莹换上一条铁灰色的厚呢长裙，挑了件质地精良的深灰色毛衣，脚蹬一双黑色高帮平底灰靴，挎一只灰黑花色交织的织锦包。”“戴比个子很高。架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一双大眼睛有种特别的清亮，一头深栗色短发，在额前高高地用发胶固定出挑染过的短短一丛，晃着一对雀蓝印第安图纹的长坠耳环，胸前夸张的硕大银件饰物上有着同色调的珠饰，薄薄的嘴唇上涂着带荧光的浅色口红，熨得极为妥帖的纯白棉质长袖衫，一条纯湖蓝的薄棉质长裙，从一双布面麻编底的高跟拖鞋下露出刷成银灰蓝色的脚趾。”“这次我看清楚了，她的眼睛细长，鼻子直挺，脸色青白，适中的嘴唇带着被冷风吹过后充血过度的鲜红。她的个子偏高，身形细弱，整个人看上去沉静、冰冷。我可不喜欢这样冰冷的女人，我在心里跟自己说，然后将目光从她脸上移开了。我注意到她脚下搁着一个很大的军绿色大双肩背包，上面搭着一件橄榄绿棉短大衣。她穿一件很长很厚的浅米色宽松毛衣，下身却是一条印着大朵咖啡色花卉和橄榄色枝叶的厚灯芯绒长裙，蹬一双深棕色的靴子。她的长发在脑后松松地束起，看上去有点凌乱，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她也很用心地去描写一幕幕场景:“这里是史坦福购物中心内的一间法式咖啡屋。她回过头去，看向左边，一排明净的玻璃橱柜，里面精致的各种法式小点心粉嫩诱人;柜台后，磨咖啡的声音起起伏伏。墙色是明黄，地下是黄色红色小瓷砖块混铺出的无规则花案，桌椅面也是同调花色，桌椅都是铁质的腿脚肢干。顶上的大吊灯亮了起来，灯光透过花蕾样的铁雕灯罩四下撒开，在黄红的基调上打出暧昧而温暖的光色，令她觉得安全，又有点感动。”“阔大的硬木露台有台阶直通海湾边浅浅的沙滩。沿着海湾微微曲折的岸线，拐过一丛高大的桉树林，有个阔大的高尔夫球场。在这工作日的近午时分，碧草如茵的球场上只有些零星人影，让四周的景致显出奇异而富足的空阔。远远的，可以看到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跑道。造型各异，大小不一的各种飞机在前方海湾水面低空掠过，它们给人的感觉是如此贴近，好像连机身上那些彩漆边界的交融都能看得清楚真切，却听不到它们的轰鸣，带出一种隐约的超现实感。另一侧，是圣马刁海湾大桥细长的身影。这条旧金山海湾里最长的桥毫无造型感，却如一条细柔的白线，将海天的混沌隔出了层次，使周围的风景生动起来。”

　　类似上述的描述还有许多，作者会在文章的推进中，细心刻画文中的人物，细致描摹周围的风物，并赋予人物大段大段的内心活动。“小说的叙事如果只知道一直往前赶，不知道停下来，那就不是高明的写法，那表明作家缺少写作耐心。”耐心之于作者，是从不缺少的东西。她的作品都在讲故事，可又不急于将故事告诉你，而是引领我们去关注那些未曾留意的风景，体验别种风情。作者的叙事耐性，使得作品文本从内到外透出丰富的信息与意蕴，使得作品的想象空间得以大大加强。

　　一般来讲，慢节奏叙事容易将作品拖入乏味与冗长，进而使读者丧失阅读的欲望。可作者的作品虽然叙事缓慢，却令人不忍释手。即使是一个如《何以言爱》般单纯的爱情故事，她都能让人读来津津有味，所以，就别提后面那些内涵更加丰富的作品了。若分析原因所在，从技术层面来讲，其作品有极强的内在逻辑，会一点点、一步步地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不断走向迷人的未知，这应该与作者出身理工科专业有关;其次，她的作品注重技巧，像《覆水》与《望断南飞雁》的圆形结构，《残雪》的侦探结构，以及《特蕾莎的流氓犯》的复调叙述等等，都是保证持续阅读的有效因素。若抛开这些不谈，笔者认为作者写得与其说是故事，实则是她从广西到美国，这些年来的阅历与感触。在每一部作品中，散落在字句间的是作者关于爱情，婚姻，家庭，工作，人生，人性等等问题的体悟与思索，作者在通过作品传递这一切的同时，也会将读者带入相同的追问之中，并随着她一起，在俗世中浸沉，在灵魂里纠结。由此也可以见出作者思想之深度与广度。

　　另外，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她不满足于单纯讲述一个故事，她所要做的是去展示故事为何发生的，而展示故事为何发生的有效方式离不开对童年、青少年等过往岁月的回望，在回望中树立人物的形象。作者通过故事的走向透析人物的内心，从而通过人物的内心达到对个体命运的拷问。作者曾经提到:“我比较关注内心，是往心里面深处去，是往内走的小说而不是往外走的。”“我是说人的内心非常重要，所以我的小说自然走这种方式。我就是想寻找‘故事为什么会发生’。”由此也就不难明白为何作者的作品不仅读来入眼，而且入心吧。

　　二

　　作者的作品主要写爱情、家庭、婚姻，写其间缠绕着的男人与女人，有趣的是，她笔下的男人大多是以弱势的面目出现，而女人则多以强势的面目出现，并且作者在女性人物身上加附了远超男性人物的情感。作者笔下的女人隐忍、善良、执著、坚强，甚至也有些疯狂。《何以言爱》中对勤威疯狂迷恋的钱莹;《覆水》中顽强奋斗打拼的依群;《残雪》对于爱情的痴迷以至于疯狂的丹文;《望断南飞雁》中为支持沛宁所显示出的隐忍与执著追求梦想的南雁;《谁是眉立》中为爱不屈不挠最终事业有成的可雯，以及《特蕾莎的流氓犯》中始终活在愧疚与自责中的劲梅。“在所有的这些小说中，作者刻画了一系列女性追寻者的形象。她们或者在面临现实和生命激情相碰撞时，听从内心的召唤，毅然走向远方;或者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守护一颗骚动而寂寞的灵魂;或者在爱情的迷局里，寻找不同的答案。从她们身上，读者看到了女性永不停息的内心追求，以及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意识。”

　　作者所刻画的这些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用世俗眼光看来，无不是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她们内心深处又始终是温柔体贴的，从不去主动伤害别人，虽有伤害也会勇于承担，或者有人替她们弥补，她们不亏欠，敢爱敢恨，她们内心完满安宁。《何以言爱》钱莹与完玉同属温婉的女人，对同一个男人爱得死心塌地，以至于让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尤其是完玉，包容勤威的诸种放荡不羁，将帮勤威完成美国梦当成是最高的理想与最幸福的事情;《覆水》中的依群面对年长自己三十岁的丈夫老德虽充满感情，但是年龄的差距以及事业的要求让她无法全身心的陪伴他照顾他，文章的结尾处，她的母亲告诉她说:“作为母亲，你有些疏忽了的事情，我都尽力帮你照顾到了，所以老德的人生是不应该有太多遗憾的。你得多想想你自己了。”可以说，依群的亏欠得到了母亲的善意弥补。《望断南飞雁》中的南雁作为一个陪读太太，在家相夫教子，一再压抑自己对梦想的渴望。文章的最后她终于离家出走，勇敢踏上追梦的旅程，但也是在丈夫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儿女也已经长大的前提下，这份牺牲令人嘘唏感慨。《麒麟儿》里的葵葵丧夫之后，依旧对生活抱有一份希望与憧憬，她对戴维也好，对华源也好，都是爱的，有些苦宁愿自己承受，也不会去央求他们。还有《残雪》里的丹文，为了爱情一再抗拒母亲为她人生的安排，不顾一切地去爱一个人，当她受到深深地伤害之后，不远万里到美国找胡力，只是想问一个“why”。

　　与作者笔下女性的有力、光彩相比，男性的形象大多无力、黯淡。在他们的身上，所展现出来的是懦弱、负心、自私、脆弱、逃避等等不光洁的字眼。勤威除了相貌俊美，剩下的就是为了一己之力不负责任，急功近利，是一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物形象;沛宁一身的大男子主义，在他看来男人就是忙事业，女人就是照顾家庭，他为了家庭不断在打拼，但是在南雁的委曲求全面前，他也是不可爱的;胡力、晓峰、志达都辜负了自己的爱人，分手、离婚是他们对待深爱自己的女人的方式，令人不齿。和平年代的男性是这样，在灾难的年代，男人也往往比女性脆弱。《下楼》中的康妮与唐先生这一对夫妻，面对“文革”的灾难，男人选择自绝求解脱，女人选择在岁月中坚守与怀念。由此读者可以看出身为女性的作者对女性自身的这份深沉之爱，自信以及痛惜，女性在男性的映衬下是人性的包容、担当、温暖与牺牲，而这也透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良善与悲悯。

　　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否拥有丰厚的写作资源是重要的，如果所拥有的资源是独特的，那接下来的写作将会大受裨益。可在当下这样一个趋同的时代，当大家过着同样的生活，拥有相同的生活资源的时候，如何去运用它们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很注意细节的书写，《繁枝》一文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繁枝》的开头是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介绍自己的家庭组成和来历。作者于是描绘了父母陪同儿子做家庭树的一个场景。在这幕场景中，作者先后详细描写了妈妈立蕙取做作业用的展示板，心里感觉到家中立灯有些亮，而老公智健却瞬间起身调暗了灯光，起居间染上了一层轻柔的橘光。然后介绍展示板的形状，性质，儿子珑珑的声音、睫毛。儿子准备好后，立蕙与智健也坐了下来，在展示板打开的瞬间，智健夸张的“哇”了一声。接着作者继续借用立蕙的视角去观察展示板及其上面的图案，从上方到中间，再到后方不远处，展板的左右两边，一一进行介绍。介绍结束后，就是珑珑的操作，立蕙看到了啪啪跳出的图案，上面是自己与智健的父母。

　　原本简单短暂的场景，读者却可以不断从细微的情节与画面中获取许多的信息:读者可以看出父母对儿子的爱，夫妻之间的默契，以及那棵家庭树的样子，还可以感受到橘色的灯光，听到啪啪的声响。它们都是细小的点，集中密布于这个片段，从而构成了一幅内蕴丰富的画面。整部作品也是如此，作者借用立蕙的视角与回忆，从儿子画的家庭树中追忆了自己的父母、过往的人生，进而构建自己的家庭树。属于立蕙的小画面、小情绪、小片段最终如同一片片嫩叶与细枝组成了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作者创作中的细小于《繁枝》在于细节，于两部处理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则侧重于小角度的切入。《特蕾莎的流氓犯》与《下楼》是作者描写“文革”的作品。新世纪以来，海外华人作家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瑞芸的《姑父》，张翎的《余震》，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以及作者的这两部作品。《姑父》也是一部有关“文革”的优秀作品，王瑞芸所展示给我们的是在残酷的境地中高贵与尊严如何被践踏，亲情与友情如何躲避的可悲可叹。与《姑父》不同，作者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了个体的内心，她所展示的是“文革”所带来的心灵创伤，这种心灵的创伤不仅仅属于被伤害者，也属于施害者。

　　《下楼》是一部精致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因父亲自杀而饱受心灵折磨的女孩丹桂，在与一位创伤心理学专家的接触中，得知了另一位女性的惨痛经历。原来康妮女士的丈夫唐先生也因不堪忍受“文革”的迫害跳楼自尽。原本相爱的夫妻，从此天人永别。遭受此等打击下的康妮再也没有下过楼，一直到死，在她的眼中，楼下的世界就是梦魇般的存在。丹桂与康妮，她们属于受害者，她们又该怎样从遭受巨大伤害的内心深处走出来?

　　与丹桂、康妮不同，《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的主人公劲梅与王旭东属于施暴者，他们在那个启蒙缺失的时代，因为不能正确处理自己青春期的本能躁动，给别人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多年之后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与家庭，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内心的那份负罪感始终无法解脱，他们所能做的只有赎罪以祈求内心的安宁。作者在“创作谈”中曾这样提及本文的创作:“是的，如果我们不能拥有托尔斯泰那样既能自由出入上层建筑核心，又能紧密贴近社会底层各界的大师，一部史诗性的‘文革’作品，确实难以期待。但自下而上，我们如果肯于自省，又足够诚实，亦有可为。《特蕾莎的流氓犯》，便是我的一份努力。我希望它在众声喧哗的历史叙事中，当得起另一种‘文革’的故事。”由此读者可以看出她在面对重大历史灾难时的独特角度。

　　在对重大历史灾难的回眸中，西方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影片与作品，譬如《美丽人生》、《苏菲的选择》、《辛德勒的名单》、《朗读者》等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真正具备这种直击灵魂深处的作品还尚缺乏。作者从心灵创伤的角度切入，对历史的灾难进行反思。这个角度看似微小，实则阔大，针尖似的一点，带来将是全身心的颤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部作品为当下的文学如何处理重大历史灾难题材提供了借鉴意义。

　　三

　　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必须蕴含着多重解读的可能，要带来感受各异的诸般况味，它将读者不断引向自以为获取真相的境地，并最终达到超出这些解读的意义。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小说是要有一个坚硬的内核。作品的优秀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作者写了什么故事，而是这个故事的内核是什么，它有多么的坚硬。所以当剥离故事这层外衣，或者换上另一个故事的外衣时，内核依然是坚硬，不受任何影响。内核，是小说存在并显示其高妙之处的终极意义所在。

　　前面提及的王瑞芸《姑父》一文，读者可以从中读出对“文革”的控诉，恶劣生存环境对人的毁灭，但是抛去这些外在的表象的东西之后，读者还能反思在不仅仅是“文革”这样的灾难面前，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如何保持亲情的维系。再观《繁枝》，“陈谦的中篇小说《繁枝》，是一次关于家族血脉、个人成长、人与人之间的爱，以及隐痛的真切书写。爱的拥有和伤害，在个人的成长史中呈现出繁复多变、枝叶纵横的形态。几代中国人在不同国度的生活里，历史与人性在任务的悲喜命运中交错，绽放鲜妍也生长异果，是一部既有世界眼光，又体现出汉语魅力的作品。”从这段授奖词中我们可以明白这是一部内蕴丰厚的作品，暗涵多重的意义，但最终还是归结于人生的命运。这在作者的作品中是比较常见的，她的有关爱情与婚姻家庭的作品，常常可以超越并达到个体命运的高度。

　　还有《下楼》这部作品，洪治纲评价到:“《下楼》是一篇充满叙事智慧的小说。它避开了对沉重历史进行正面强攻的方式，巧妙地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与一位创伤心理学教授的短暂交流，缓缓打开了沉重而又深邃的历史之门，并让人们意识到灾难之后的余伤远未结束。无论是丹桂、杰里还是黛比，他们如此的关注人类的心理创伤，既是自救也是拯救他人，拯救爱。它将中国的“文革”作为一种内心隐秘的创伤性记忆，扩张到世界性和世代性的命题之中，尖锐，缠绵，幽深。同时在叙事上，它又声东击西，化繁为简，耐人寻味。”《下楼》写创伤，又将创伤提到了一个全人类的高度，超越了国别与族别，这是需要人类去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特蕾莎的流氓犯》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怪兽”的意象。它存在于劲梅的心底，因为劲梅当年深深伤害了一个同样年轻的孩子，并且改变了他的命运。为了躲避这个“怪兽”，她四处奔跑，从不回头。因为她只要不回头，就不用面对这只天涯海角追赶的“怪兽”。她只有不断奔跑，才不会让它超上来，吞噬掉她。当然，“怪兽”也存在于王旭东的心底。这部作品既有对“文革”的反思，因为创伤不仅针对受害者，也包括饱受良心谴责的施害者，同时从更大层面上来讲，也是所有曾经伤害过他者的人的反思。“怪兽”存在于每一个施暴者的心底。没有人这一生不会犯错，有些错误可以弥补，而有些注定无可原谅，当大家想起同样的“怪兽”时，又该怎样面对它?

　　在作者的小说作品中，笔者比较偏爱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下楼》，另一部则是《望断南飞雁》。在笔者对中短篇小说的阅读经历中，《望断南飞雁》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值得反复阅读体味。施战军说:“如果说小说要承载多义理解的可能，同时必须实现叙述整体的协调和细部的熨帖，从而实现人物对心灵之路的坚定选择和对生命自由的深在宽解的完美统一，那么，这部中篇小说，无疑是近年罕见的上乘之作。”

　　对于这部作品所承载的多义，读者可以从对个体的自我肯定、自我价值实现的角度去分析它:沛宁通过自己的勤奋与刻苦，追寻自我的认同，南雁通过离家出走，过那种让心灵自由的生活去实现自我的认同;读者可以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它:南雁是新时代的“娜拉”，她的出走，是对女性权利的坚忍捍卫，是对男权家庭的强烈宣战;读者也可以从移民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它，由此来观照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生活的辛酸苦辣与离合悲欢。以上的每一种解读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又都是偏颇的。因为这部作品，不管有多少多义的解读，它的内核指向的都是人生的困境。

　　也可以这样说，“《望断南飞雁》仅仅是用了小说这样一种形式，通过一对海外夫妻生活故事揭示了我们所常常遇到的人生疑难。也正因为作者对我们生活与精神困境的拷问，使得这个故事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美国，可以发生在中国，可以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故事中的“沛宁”与“南雁”也许正是我们自己，作品所展示出的“沛宁”与“南雁”心中对于生活的无力与无奈，或许就是我们正在或者曾经经历着那种对美好“期盼而不可得”的挣扎与煎熬。但它又不是困局般的黑箱，再思开来，由于作者是贴心地体恤着疑难丛生中的人，那个坚硬的内核又好似具有无限生成活力的精神的种子，在不屈不甘中深藏着破土萌发的祈愿。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所在。

　　作者在自己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为大家呈现出了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的东西。在当下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她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耐性与从容令人钦佩，社会的发展可以加快，但是文学是需要沉淀与积累的，它需要在缓慢的时光中展示自己的优雅与魅力。在如何处理重大历史题材方面，作者用细小的切口，划开历史的皮囊，带给我们的震撼与反思值得我们去借鉴。同时，她在耐心讲述故事的同时，又将我们引向了个体命运、内心创伤、人生困境等等值得我们反复思索的宏大命题之中。她用自己的耐性，在对生活、人生的细微描摹中拼刻出了一幅深远与阔大的画面。

　　(责任编辑 韩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