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勇

　　一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是对“十七年”文学的反拨和推进的话，那么“反成长写作”是这一文学新变的重要表征。成长小说写作是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一脉，《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创业史》，以及白刃的《战斗到明天》等“十七年”文学作品即是重要代表。“文革”期间，这一写作倾向仍有延续，如刘心武的中篇《睁大你的眼睛》、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等，也是如此。所谓成长小说，并不仅仅是指那些表现成长主题的小说，成长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其来有自，在西方文学中有自己的传统和脉络。最为熟悉的莫过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如若按照巴赫金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成长小说——“现实主义成长小说”——中，表现出的个人成长与时代/国家的进步息息相关。时代和个人往往偶合在一起，“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是通过他完成的”。换言之，主人公的成长并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它还是民族国家的命运的象征或缩影。

　　虽然说各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成长小说”面貌不尽一致，但在对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是一以贯之的。个人与时代构成作品的互动的两极，时代精神推动着个人，个人在这一背景下成长，两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协调的良性关系。新时期文学虽然对“十七年”文学传统多有反拨，成长小说写作仍被一定程度地延续。王蒙的《青春万岁》是其最有征候性的代表。这部小说成于五十年代中后期，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出版问世;这一时间上的跨越两个时代，并不影响小说的受欢迎程度，足可说明成长小说的写作之于不同时代的共同意义。八十年代的成长小说写作在改革文学写作中表现最为明显而集中。鲁彦周的《彩虹坪》和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其典型。两篇小说完整而形象地表现了青年一代如何从被愚弄被怀疑进而转变为“四化”建设需要的人的这一过程。解静、刘思佳(《赤橙黄绿青蓝紫》)和吴仲曦(《彩虹坪》)都是属于被愚弄被欺骗，而非充满罪恶而等待被历史审判的青年，对于这样一些青年，无疑是可以拯救也可以被拯救的。吴仲曦心地善良，但又十分软弱，他伤害过人，但这种伤害并不是有意的，他没有自己的主见，但也并不是十分盲目和冲动，这一切决定了他既容易被迷惑和愚弄，也可能被警醒和召唤，而他最终走向农村，投身农村的改革事业，也正是在这种召唤之下完成的。对于改革小说来说，其任务似乎就是要重新把这些被欺骗的青年，重新召唤进主流意识形态中来，这一最好的意识形态无疑就是现代化以及现代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从这点来看，解静所谓的学习“掌握一门实实在在的本领”，以及刘思佳的对电工技术的学习，无疑就是现代化所内在要求的，而他们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此，也无不说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内在召唤力量之所在了。在这两部小说中，青年的成长显然同时代的主题和国家的进步联系在一起。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成长小说的写作大凡出现在新旧交替及其之后蓬勃向上的年代，这一时段的特点正好说明了成长小说之于时间的意义。换言之，成长小说表现在时间上即那种昨天——今天——明天的线性时间观，这一时间观中，新的事物总能战胜旧的事物而蓬勃成长，青少年的成长即是这一新生事物的表象。虽然说，新旧交替除旧迎新可以用时代的转折来表征，但时代的转折，其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同样可以意味着回复、循环，甚至颓败向下。苏童的长篇《河岸》(二○○九)即是这样一个例子。小说以“文革”后期这一转折时代为背景表现库东亮的成长过程，但这一成长却是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库东亮既非罪大恶极，也非时代英雄，他的成长在在表明了新旧时代转折之于青少年主人公的暧昧不明处。由此可见，时代转折在不同时代的作家眼中，其意义并不总是一致，而“反成长写作”也大都以这样的时代转折作为背景或前景出现。时代转折对于“反成长写作”而言，在于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新的可能性图景。

　　在这个意义上，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可以视为“反成长写作”在当代中国的滥觞之作。王德威在分析这部小说时指出:“《十八岁出门远行》如果有什么教训，这一教训是对阅读与书写价值观念的叛变，以及由此而生的暴力及虚无循环。摆荡在启蒙及背叛、成长教育及反教育、共产及资产的轴线间，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姿态尤显暧昧。借着‘我’的愈行愈远，余华仿佛暗示叙事主体——‘我’——自我疏离，才是一切叙事秩序崩溃的症结”。在这部小说中，虽然时代作为投影式的存在，并没有具形显像，但其作为“他者”，却是促使主人公“我”出门远行的助力和动力。“我”之所以选择在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因为十八岁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可以自主选择，但选择的结果却是无目的无方向的远行。无目的无方向在这里即已表明了对此前意识形态的怀疑和反抗。反讽的是，当主人公坐在汽车上朝来路返回时，却遇到了暴力抢劫。唐小兵在分析这部小说时也指出，年轻的主人公“他对暴力的体验，粗暴地压缩了经典式成长小说中所规范好的发展过程，在那里，或者经由一个幸福的婚姻，或者以成熟的个体性格的形式，在叙事的结尾，小说所关注的主人公总是会被适当地社会化，从而稳妥地步入成年。而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暴力施加给主人公一个新的自我认知，带来一个关于他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新认识……为了抵抗暴力，为了与现实世界中的背叛和将自己物化的异己势力相抗衡，主人公不得不通过挖掘他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他的主体的内在性)来确认他的自我，来肯定他的存在。因而，这篇故事可以说是……所有既存的语言与意义系统充分地显示出其无法解释和负载个人经验的时代。”这种重新认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通过返诸自身以确认和肯定自我的方式，正是“反成长”叙事的重要特征。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以对成长小说的范式的戏拟模仿象征地预示并表明了“反成长”叙事的可能。

　　“反成长写作”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传统的成长小说是一种线性时间观的表征，这样一种时间观保证了理性、进步和对美好将来的承诺。青少年主人公通过自身的努力，总能寻找真理和信念，主人公在这一成长过程中也逐渐成长为时代的主体——成长小说表现的正是个体成长为主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呈现的是一种被称为“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也即世俗的现代性)的表征，世俗的现代性“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可见，世俗现代性的视阈是保证成长小说出现的重要前提，而只有在世俗的现代性被置于怀疑和否定时，“反成长写作”才会有可能。“反成长写作”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世俗现代性的拒绝和否定。这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就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而言，“文革”的结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虽然说“文革”及其结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同时也孕育了存在主义式的荒诞的人生体验，宗璞的《我是谁?》和北岛的《波动》即是这种意义上的代表。这一荒诞体验表明了疏离与背离的可能和倾向，某种程度上成为日后“反成长写作”的重要前提。虽然说，这一人生体验很快被后来的改革书写表现出来的时代最强音所取代，但并不妨碍其后的王朔和苏童等作家念兹在兹的“反成长”叙事。王朔的《动物凶猛》(一九九一)，苏童的《刺青时代》、《城北地带》(一九九三－一九九四，长篇)以及《河岸》(长篇)等小说，大都把背景置于“文革”后期并非没有道理。

　　在这里，综合考察王朔和苏童这些小说的写作时间(即九十年代初)和小说表现的时间(“文革”期间)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说“文革”前后的荒诞体验很快被取代，主要是缘于彼时激动人心的现代化的伟大构想的话，这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话语随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事件迅即破灭，而市场经济的到来也并没有如愿地进入现代化社会，这一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打击，最终导致了怀疑和否定思潮在九十年代的盛行。应该说，苏童和王朔的九十年代初的“反成长写作”正是这一怀疑和否定思潮的表象和表征。以九十年代为背景的书写和被书写，某种程度上成为“反成长写作”的重要标志。王朔和苏童的小说属于前者，而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二○○七)、《追随她的旅程》(二○○八)、《花街往事》(二○一二)和《天使坠落在哪里》(二○一三)等长篇小说，则是这后一方面的最主要代表，他以他的写作代表了新时期以来的“反成长写作”的种种可能及新变。围绕九十年代，往前可以回溯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往后则可以推延至新世纪前后，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比较集中而明显的“反成长写作”倾向，在这当中，被称为“伪现代派”的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曲》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以及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八个》，李晓的《继续操练》，陈建功的《鬈毛》，都属于前一种情况;而像石一枫的《红旗下的果儿》(二○○九，长篇)和《节节最爱声光电》(二○一一，长篇)等，则属于后一种范畴。

　　二

　　虽然说成长小说与“反成长写作”都涉及到成长主题，但对成长的表现，并不必然等同于成长小说或“反成长写作”。近几年来方兴未艾的“八○后”青春写作，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成长及其成长中的疼痛的表现，但这样的成长写作，既不是成长小说，也无关“反成长”叙事。“八○后”青春作家中的成长，更多时候展现的是“小时代”中的个人成长，在他们的小说中，看不到或很少有时代及宏大叙事的投影，他们讲述的也大多是身处宏大叙事解体后的“小时代”中的个人的成长及其创伤体验，其既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无涉，也不可能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加以解读，充其量也常常只是“个人传记”意义的成长。郭敬明的《小时代》、春树的《北京娃娃》和笛安的“龙城三部曲”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反成长写作”常常以成长小说的面貌出现，但其实是对成长小说的反叛与背离，苏童曾坦言他“所有的成长小说没有一个以完成成长而告终，成长总是未完待续”，此时若再沿用成长小说的惯例来阐释便很难有效，而恰恰也是这种“未完待续”表明了某种“反成长”的可能和存在。如果说成长小说写作在个人和世界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最终达到个人同世界的融合的话，“反成长写作”则不同。反成长写作虽然也表现个人的成长历程，有一个个人与外界的关系结构，但个人与世界始终是分裂的，个人的成长并不能与世界最终偶合，相反则是距离愈来愈远。“反成长写作”置身于成长小说的框架中，却是对成长小说的反叛——“反成长写作”首先意味着对成长惯例的重写和改写。“八○后”的青春成长写作，虽不断表现出成长的疼痛，但并不针对成长惯例，更遑论什么重写的冲动了。这样来看，就写作模式而言，“反成长写作”首先是对成长写作的模仿、戏拟和重写。这种模仿后的重写，在后殖民理论看来，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模拟”(mimicry)的文本策略。这是一种“利用其对手提供的套路去创造新的具有个性的风格”的策略，“当自我表达的其他渠道被堵住以后，对主宰性的象征形式的模拟，至少还能让殖民地的作家发出一点声音”。而事实上，就文本策略而言，通过模仿而达到原作或“前文本”——也即“成长小说”——的颠覆和反抗，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通过对成长前史的象征重写，最终完成了“反成长”的主题。更多的作品则是直接以对成长过程的重写来达到对成长惯例的颠覆。苏童的反成长写作集中表明了这种重写的冲动，《你好，养蜂人》(一九八九)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学肄业生，曾因不喜欢上课而被大学赶出来，但他却想奉流浪途中偶遇的陌生人/养蜂人为自己的导师。我们知道，“十七年”的成长小说中，典型如《青春之歌》，大都有一个引导者的形象，没有这个引导者，主人公便不能顺利地成长;而在遇见这个引导者之前，成长主人公也并非漫无目的地流浪，相反，而是处于一种反抗和寻找的痛苦状态，引导者的出现和意义即在于把主人公从一种无意识向有意识的状态推进。但在《你好，养蜂人》中，主人公“我”遇见养蜂人之前，是一个“无所事事心怀奇想”没有目的地的流浪者，即使是在遇到养蜂人并决定要随养蜂人养蜂后，也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养蜂。选择“养蜂”既然属于偶然而荒诞，“养蜂人”的引导者位置也就岌岌可危:“养蜂”和“养蜂人”的存在在这里实际上已然构成对“十七年”成长小说传统的反讽。“养蜂”既无关革命崇高或理想大义，也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毋宁说这只是一种游荡的姿态，一种对现存秩序的有距离的疏离和抗拒:

　　我看着他狂笑的摸样，一刹那间我想起了家乡小城中患精神抑郁症的大哥。他偶尔笑起来也是那样毫无节制，碎石般带有强烈的破坏性。所不同的是养蜂人身上有一种古怪的超人气息，它不让我惧怕反而让我敬畏，我羞于承认的事实是我已经被养蜂人深深地迷惑……我看见了成群结队采蜜的蜜蜂自由地飞翔，不思归巢，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荧光。你想象不出我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多么空旷。

　　“破坏”和“自由”是理解这段话的关键词，也似乎是主人公为什么想要去养蜂的原因所在。更其反讽的是，即使连这样的养蜂人，其实也是虚幻不实的。“养蜂人”在整部小说中犹如“戈多”一样，似有似无若隐若现:“我有时候怀疑养蜂人的存在，其原因来自我思维的恍惚和动荡，我经常把虚幻视为真实，也经常把一些特殊的经历当作某个梦境”。这样来看，养蜂人的形象只是主人公“我”所想象虚构出来的存在，是“我”对自己的流浪给出的合法性理由。小说通过反写引导者“养蜂人”的形象表明，这是一个不需要引导者也无需引导的“反成长”的年代，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自我引导而非他引。

　　如果说“反成长写作”是通过对成长写作的模拟而达到颠覆的话，这一“反成长”也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询唤的失败和主体的裂痕，或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坏主体”的出现。《你好，养蜂人》中的主人公“我”被学校赶出来即表明了是这样一个“坏主体”。阿尔都塞指出，“把个体询唤为主体是以独一无二的、占据中心位置的另一种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就中国当代语境而言，意识形态即是这“占据中心位置的另一种主体”——“大主体”。“坏主体”的出现，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大主体”的询唤的失败，两者之间是互为前提的关系。在这里，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反作用力的形式。这样来看，“反成长写作”中必须要有宏大叙事及其背景的出现，但这一宏大叙事并不能保证个体的成长，相反，宏大叙事的询唤作用使得个体越来越远离“大主体”。时代投影在主人公们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却只是使他们更加远离民族国家或理想信念等宏大叙事的怀抱。在他们身上，时代和个人之间显然是分裂而难以弥合的:宏大叙事的无力无能使他们一个个走向堕落和深渊，小说中的青少年主人公们呈现出叛逆、不合作、无所事事，或沉浸在抽烟、打架、敲诈、打游戏和泡妞的状态中，正说明这点。这也是为什么苏童的《刺青时代》、《城北地带》和《河岸》等小说中要把时代背景置于“文革”中的缘故。“文革”意识形态的失效，是小说中青少年主人公成长必不可少的背景存在，舍此则不能有效地阐释他们的“反成长”过程。路内的《追随她的旅程》则最为集中地表现了这一分裂和分离的过程。路小路所在的化工技校，即是这样一个时空隐喻。学校广播里经常播放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抵制和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征。但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询唤机制无疑已经失效，它们不能有效地询唤出意识形态的主体，而只能表现出一种失效后的无力的命名或阐释:主人公路小路因为“打架斗殴迟到早退旷课早恋”，而被班主任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了评语，即是典型。但作为国家机器仍能运作，于是乎青少年主人公一个个或被学校开除(苏童和路内的小说)，或被关押投监。

　　可见，“反成长写作”中以成长的姿态呈现出来的，其实是成长的堕落，时代和成长主人公之间往往以一种反讽的结构形式并存。这是两条呈反方向运行的路线，两条线之间虽偶有相交，但却是以反向作用的形式呈现。苏童的《城北地带》中公判大会的现场广播一幕极富象征意味:广播中的现场批判大会表明了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运作，但其却以“罪犯——坏主体”的形式表征。而事实上，意识形态的运作和青少年们的有效行为之间是背道而驰彼此隔绝的。

　　也正因为这种失效和失败，“反成长写作”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颓废(气质)与狂欢(精神)兼具的风格特点。如果说成长小说整体呈现的是一种朝气蓬勃轻松明快的风格的话，“反成长写作”则恰恰与之相反。这样一种“颓废”，首先是一种与时间有关的整体意识。时间不再被体验为向前发展的进步，相反，时间变得迟缓了，原地踏步，甚或某种倒退或循环，这是一种“时间被当成一个‘衰退过程’来经验”的整体意识。路内的《追随她的旅程》中有一段主人公“我”的自白:

　　初中老师说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初中毕业就是八九点钟的，老了以后是夕阳。这种算法很光明，把人生视为白天，要是倒过来看，人生是黑夜，那么十八岁那年我正处于黄昏最美的时候，然后是漫长的黑夜，某一天死了，在天堂看到红日升起，这种计算的方式可能更接近神的逻辑……

　　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感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出现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

　　若此，成长只能是一种叙事效果，且只是叙事中的一种，而事实上完全可以另起炉灶重新讲述;这样一来，成长，即已意味着人生的下降和堕落，历史在十八岁这一节点上表现出一种分裂的景观:这之前的“成长”过程虽然也是一种递升的过程，但并非前进，而是接近零的起点。可见，“反成长写作”是以“非线性前进”的时间历程来表现成长的主题，成长并不必然表现为一种进步，而毋宁说是负增长，是朝向零点的推进。看不到希望的成长，是“反成长写作”中的颓废风格的重要表征，表现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主人公身上，则是一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和无所适从的失落与失重。石一枫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在路上”的姿态即是这种颓废的典型，《b小调旧时光》(二○○七)和《红旗下的果儿》是其代表。

　　但也是这种“非线性”的特征，同时也意味着束缚与规范的失效后的解放和敞开。“反成长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狂欢化的写作。这是成人象征秩序所不能覆盖的领地，是苏童们常常说到的“童年记忆”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别样的风景，“童年时期对‘文革’的记忆与社会学中‘文革’的含义完全无法等同。在别人眼里极富悲剧性的事件，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可能连一点悲哀的影子都找不到，甚至还会呈现出某种欢快的基调……孩子的记忆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成分”。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八个》、王朔的《动物凶猛》、苏童的《城北地带》和《刺青时代》，以及路内的《追随她的旅程》等都是如此。而《少男少女，一共八个》中租住的房子更成为规范之外的一种狂欢的空间的象征。

　　三

　　“反成长写作”并不意味着青春主人公可以无限地堕落和继续下滑，主人公们虽可以无视宏大叙事的伟大承诺，无视历史时间的变迁，但同样需要精神上的自我救赎和慰藉:“寻找”仍是“反成长写作”一贯的主题。这毋宁说是一种“带着缺陷”的“寻找”:“带着缺陷”正表明了青少年主人公的“反成长”倾向，而“寻找”则意味着一种自我救赎的努力和韧力。路内的小说创作某种程度上完整地表现了这一过程，其在一个名叫路小路的主人公身上得以呈现。路小路是路内的三部长篇《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和《天使坠落在哪里》中的主人公。路内在《追随她的旅程》的“引子”中表白，他推崇一种“带着缺陷”的“寻找”，“寻找，就其本质来说，游离于爱和死之外，它所具备的神话逻辑总是使之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但有时也会坠落，被引力撕裂，成为徒劳的幻象，成为爱和死的奴隶”。这既是一种朝向引力相反方向的寻找，无关意识形态，而只指向或导向个人的自我救赎;也孕育了各种可能，其既可能向上飞升“也会坠落，被引力撕裂”，因而寻找同时也意味着失落与失重，悲壮或决绝。

　　“寻找”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但与“在路上”又不尽一致。石一枫的《红旗下的果儿》等小说，是一种典型的“反成长写作”中的“在路上”的姿态的存在主义式的隐喻。小说的主人公陈星热衷于不断的行走，不停歇的没有目标的行走，其实就是某种存在主义的宣言。他们既表现出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抗拒和疏离的姿态，又无意义进取，以至于连对生活的基本热情都消失殆尽。但即使如此，“在路上”也意味着自我救赎的渴望。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在走向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大都有一个“在路上”的必经一环。《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二○一一)中，“我”同莫小萤最后相遇之前，有“我”重走莫小萤父亲生前走的路的仪式。《红旗下的果儿》中，“在路上”同地震偶合在一起，“在路上”因而就有凤凰涅槃劫后重生的意味了，这种重生就是一种自我救赎完成的标志。《恋恋北京》(石一枫，二○一一)中，叙述主人公“我”赵小提也是在远行路上的一次车祸后有所醒悟并悔悟的。应该说，这种“在路上”的状态反映的毋宁说是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青年一代的典型心态:目标缺失后的无望与彷徨。上一辈人的理想信念显然已经失去凝聚力，他们又不愿意流俗或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故而往往处于一种介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中间状态:“在路上”就是这种中间状态的最好表征。

　　“在路上”虽表明了一种疏离和困惑，但不是“寻找”;“寻找”也不是某种不合作的反叛和怀疑的姿态。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八个》、李晓的《继续操练》和陈建功的《鬈毛》为代表的“反成长写作”所呈现出来的，毋宁说也是一种过渡状态。这些小说中的青少年主人公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既没有人生目标，又不甘沉沦，既有反叛的激情，又不知道反叛之后的路，故而往往以一种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的姿态呈现出来。相反，路内的小说则集中地表现了时代与个人分裂之后的个体的彷徨、无助和反抗，乃至寻找的漫长之旅。而这也是作者为什么要在前后三部长篇中沿用路小路这一主人公的原因。就故事情节而言，三部长篇之间自有其前后延续性，《追随她的旅程》表现路小路的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经历，而《少年巴比伦》和《天使坠落在哪里》则以主人公路小路成年后的人生作为小说的主体，成长在其中是作为前史出现的。但这种前后延续性只是就主人公而言的，三部小说之间，只有主人公路小路的名字是始终如一的，小说中的其他主人公的名姓并不相同。

　　即使如此，若从“寻找”的主题来看，路内的三部长篇之间仍是一个整体，而只有把它们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内才能有效地阐释。路内小说中的“戴城”是一个隐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彼时(九十年代)中国的象征。这是一个沉闷单调而迟缓的空间，没有希望也看不到希望，时间也似乎呈现为一种无可奈何般的宿命和循环:子承父业，老死戴城。这是一个悖论:他小说中成长中的青少年们，虽一个个想着出走或离开，但又不思上进，不爱学习，他们无所事事，一个个沉迷于打架斗殴、抽烟、泡妞、打游戏中。这一系列行为，一方面表明他们不合作的叛逆姿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最终只能深陷其中，并不能真正做到出走。《追随她的旅程》中的小奇到上海的短期学画画的尝试，也只表明这种努力的徒劳而无力。这样来看，《追随她的旅程》便可以看成是“寻找”的前半部分，他们虽不是困兽犹斗，但也是无力而无能;而到了《天使坠落在哪里》中，这种“寻找”则表现为一种自我救赎的渴望与激情了。“寻找”不能指向外界，不能寄托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故而只能是返诸自身和对自身的反思，自我救赎即是这种返回自身的成长的努力。

　　小说中多次出现“天启的神”这一说法，即是这种自我反思关系的表征。临近结尾，杨迟被作为人质扔弃在大水围困中的屋顶上，遇到一个年轻的姑娘:

　　姑娘划着浴盆走了。杨迟心想，这姑娘真可爱，简直不是可爱能形容的，而是圣洁，有如天启的神。但这神居然是养鸭的，还是坐在浴盆里，什么意思?(《天使坠落在哪里》)

　　主人公们一直都在寻找这一每个人心中或决定每个人命运的“神”，但“神”又似乎并不理解体谅人类，甚至戏弄人，令人困惑不已。小说中，这一绝境式的大水很有意思。这一意象明显带有灾难降临后的世界末日的宗教意味。反讽的是，诺亚方舟变成了“浴盆”，“神”并没有拯救自己于即将的毁灭。“到了这个份儿上，他(指杨迟——引注)想，神真是不顾一切，要用这种方式令无数人心地清明，灾民，士兵，大堤上的小干部，还有他这个误入水灾深处的农药贩子。然后他又想，也不一定，有些人不会心地清明，比如包部长和朱康，让他们再死一次，他们也还是原来的样子，改不好了。”看来，真正能救赎自己的，并非什么“天启的神”，而是自己本身。“神”既不庇佑好人，也不惩戒恶人。“天使”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每个人对自己童年经历的精神上的审视与自我救赎之中。天使并没有坠落，天使深藏于人的内心。《天使坠落在哪里》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方式最终完成了个体对自己的自我救赎之旅。

　　四、结语

　　虽然说，“反成长写作”表明了意识形态询唤的失败和宏大叙事的解体，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意味着某种解放和可能。“反成长写作”把青少年的成长进程置于大时代大历史的语境与历史时间中，这是“青春写作”中的微小叙事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它既直面时代历史的转折、意识形态的无力，也直面成长中的种种困境、困扰和困惑。相比青春写作中“无病呻吟”式的渲染和夸大，“反成长写作”中的成长之痛也就有了某种深度、厚度与力度，别具历史感和认识价值。

　　此外，“反成长写作”是作为一种风格和倾向，而不是文学上的分类出现的。其既包括余华苏童式的先锋/后先锋写作，路内式的现实主义写作，也包括被称为现代主义或“伪现代派”的写作。这对此前文学写作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浪漫主义式的文学分类是一种突破。“反成长写作”作为文学写作上的新的风格的代表和“审美的现代性”的重要体现，丰富了我们对文学写作与当下现实之间关系的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