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始末
(一)《我们夫妇之间》的发表与改编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写于一九四九年秋，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五〇年一月第一卷第三期上。这篇小说由秦兆阳约稿，茅盾审查通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有一二十家报纸转载，其中包括一些地方党报和团报。小说以其城市题材和日常生活描写受到市民读者的欢迎，可以说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读者对小说的欢迎，推动了《我们夫妇之间》由小说向连环画、话剧、电影的改编。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李卉将《我们夫妇之间》改编为连环画，于一九五一年一月由上海五星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二个月就再版”。一九五一年，上海群众书店出版了金文田改写的《我们夫妇之间》话剧版。同年，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投资、著名导演郑君里执导，赵丹、吴茵、蒋天流等当红影星主演的电影版也上映在即。多种形式的改编也一次次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作者萧也牧推向文坛中心，广受好评的同时也为其日后遭受批判埋下伏笔。(二)《文艺报》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副刊头条发表了白村题为“谈平淡生活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的评论文章，赞美《我们夫妇之间》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突破，从平淡生活中发现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六月十日，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另，陈墨《中国电影十导演:浪漫与忧患》:“影片受到严厉的批评，小半原因在电影本文，大半原因则在电影的本文之外，即1951年6月小说作者萧也牧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受到文学界的批判，自然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可见，对于小说的批判是在电影之前。本文重在梳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受批判的始末及原因。变化。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涌的《萧也牧创作的倾向》，开启了批判萧也牧的第一幕。陈涌在文章中肯定了《我们夫妇之间》有一些真实的、令人感动的地方，同时也批评萧也牧将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对女干部进行丑化。不过这篇文字并不只是针对《我们夫妇之间》，对另一篇小说《海河边上》也有批评，总体来说态度温和，批评也算中肯。
陈涌为何会注意到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存在的问题呢?此时，文艺界有一件大事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出自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由此正式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批判运动高潮，电影《武训传》和电影《我们夫妇之间》都由昆仑影业公司拍摄，都由赵丹主演，两篇小说都是描写小人物的生活，陈涌能在一片赞扬声中首先发难，政治意识极其敏锐，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进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毛泽东主导的批《武训传》的回应。
第二篇更重要的批判文章发表于六月二十五日《文艺报》，署名李定中的一封读者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低级趣味》，这篇文章成为批判萧也牧的转折点。信中认为陈涌的批评过于温和，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不仅是作者脱离生活，而是脱离政治的问题，直接把萧也牧定性为“最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敌对阶级”，在政治上划出了“同志”范畴。
值得玩味的是，事实上李定中并非普通读者，而是《文艺报》副主编冯雪峰。一九八二年六月，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揭开了这个谜:“(我)对萧也牧是爱护的。……《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当作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了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李定中《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低级趣味》。同样的事实在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中也可以得到证明:“那时的《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丁玲问冯雪峰看过萧也牧的这篇小说没有，雪峰说读后感觉不好……于是丁玲要他给《文艺报》写文章。雪峰用一个普通读者口气，写了这篇文章，署了个化名，他要求对作者真名保密。”此外，《冯雪峰与文艺报事件》、《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等材料都可以证实李定中就是冯雪峰。冯雪峰时任《文艺报》副主编，在历次批判运动中，《文艺报》编辑部化名冒充读者来信已经不是第一次， 见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冒牌的读者来信也常因编辑部为有效引发或参与某一文艺问题的讨论而起。建国初《文艺报》对‘学习工农兵文章’与‘学习旧文学’之矛盾的讨论与引导，离不开署名‘达之’的《从所谓“旧文学技术”谈起》、‘文宾’的《一条走不通的道路》等高水平的‘读者来信’的参与;1953年第7号《文艺报》在总标题为‘对地方文艺刊物的意见’的‘读者中来’专栏下，发表了署名分别为‘嘉禾’、‘启焯’、‘白得易’，但实际由刊物编辑人员撰写的三封来信，其目的则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地方刊物学习与整顿之风。”再如:《文艺报》批评胡风最早是由“王戟”和“苗穗”两位“读者”启动的，而这两封“读者来信”的真正作者同样是当时《文艺报》的编者。(见《胡风路翎文学书简》，第34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读者来信常常被用来引发文坛话题，进行文学批判。这封措辞激烈、火力凶猛的读者来信可以看出《文艺报》对批判《我们夫妇之间》非常重视，由副主编亲自捉刀，将文学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将作者定性为敌对阶级，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当代文学制度中，“读者的意见往往被高度重视……其批评与期待会给作家造成强大的压力……是‘十七年’文学体制强大控制力量的体现”。如果说李定中的读者来信表面上还只是一种民间声音，缺乏权威性和号召力，那么八月十日，《文艺报》发表主编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就彻底表明《文艺报》以及《文艺报》背后的政治力量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鲜明态度。信中丁玲指出，之所以对萧也牧的作品在报纸上进行公开批判，是因为《我们夫妇之间》已经被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我们夫妇之间》所拥护的是小资产阶级趣味，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作品所反对的恰恰是毛泽东倡导的工农兵方向和人民的现实主义的文艺，因此必须受到批评。
同期配合丁玲文章发表的还有《文艺报》记者整理的《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对电影和小说均有批判，出席座谈会的有严文井、袁水拍、钟惦棐、王震之、黄钢、吴祖光、陈涌、柳青、韦君宜、刘宾雁等文艺界官员和作家。在主编丁玲的带领下，形成以《文艺报》为核心的文学界名流对萧也牧的批判。仅此还是不够的，贾华含等五位读者的来信被刻意筛选，整理为《对萧也牧作品的反映》发表在九月十日的《文艺报》上，形成读者对萧也牧的批判势头。十月二十五日，《文艺报》发表萧也牧的检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反省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不良倾向，承认自己歪曲事实、情感虚伪、立场错误。同期还发表他的好友康濯的揭露文章《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一些看法》，肯定了丁玲文章对萧也牧的批判。十二月二十五日，批判萧也牧的战火波及到《人民文学》，姜素明发表《我对〈人民文学〉的一点意见》，批评在对萧也牧的不良创作倾向展开广泛的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始终保持沉默，“对于文学创作中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事件”完全不过问。至此，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暂告一段落。
纵观萧也牧批判运动的始末，不难发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由《文艺报》编辑部发动的文学批判运动。陈涌、冯雪峰、陈企霞都是丁玲的老友同事，陈、丁二人同为《文艺报》主编。李定中信件刊登距离陈涌文章发表不过十五天，陈涌文章则紧接着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判，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一系列因果关系的猜想。
“新中国的文学制度在实际效用上多具有规训功能”，《文艺报》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可以作为往后各类文学批判运动的示范。首先在于它的推进逻辑清晰，批判力度逐渐加深。由陈涌的文章引起对《我们夫妇之间》评价的争议，在一片赞许声中首先发难，李定中又来一封言辞激烈上纲上线的读者来信，将问题推向政治高度，虽然这种措辞激烈的批评引发很多业内人士不满，但对将事态扩大化则起到重要作用。最终将萧也牧一棍子打死的是作为《文艺报》主编丁玲的表态，正式将萧也牧问题定性为资产阶级倾向代表作。其次，本次批判形式多样，包括专业作家、文艺官员的座谈会批判，读者来信配合批判，作者好友揭发反动思想，作者发表检讨书等，基本上涵盖了历次批判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且，与以往相比，此时及以后的批判运动都具备了全国性群众运动的动员与参与的政治条件。
(三)萧也牧之死
一九五一年《文艺报》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并没有立刻引起对萧也牧的严厉组织处理。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负责人的吴小武，他相对安静地度过了几年，主持编辑了《红旗飘飘》，出版了《红旗谱》，指导了大批年轻编辑和青年作者，如浩然、王蒙、流沙河、毕方等，为新中国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恢复了本名吴小武;从此，他所做的每件事，与‘萧也牧’毫无关系，‘萧也牧’已经是一个逝者，名字早被刻上了墓碑，而墓碑则是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月间《文艺报》为他打造的。”可惜，故事仍未结束，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反右运动”，“由于有着历年被批判的记录和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他在工作中的片语只言被搜罗起来无限上纲后，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文革”开始，由于编辑《红岩战报》为罗广斌“翻案”，已有历史污点的萧也牧被江青点名批评，以“没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赶进牛鬼蛇神的队伍，又被发配到黄湖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黄湖农场，萧也牧动辄被虐待毒打，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情况越发严重，直到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萧也牧被毒打致死，享年仅五十二岁，尸体被抛在跃进闸外边的乱葬岗。因为一篇小说触犯禁忌，从此接二连三地遭受批判，最终被迫害致死，这就是一篇作品开启的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在一九五六年，“萧也牧”这个名字曾经有过一次“诈尸”，六月十三日，陆定一公开发表贯彻毛泽东指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深受感动，便写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送给《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秦兆阳改后发表在第九期《人民文学》。在文章中，萧也牧重谈一九五一年《文艺报》对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与一九五一年的检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相比，更加真实地表现出萧也牧对《我们夫妇之间》受批的态度。他既承认这次批判对他有益的一面，也毫不避讳谈及被批判以后遭受的种种冷嘲热讽和轻蔑敌意。他认为李定中等人的批评文章“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这种批评所形成的一种空气使作者久久不能喘息，使他做人都很困难”。萧也牧呼吁:“不要把文艺批评轻率地变成了对作者人身的、政治的批评……批评要恰如其分、讲究分寸，不要把他的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这篇文章表达了萧也牧对文学批评的看法，也是他对《文艺报》不当批评的控诉，“莫须有”的罪名、“人身的政治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文艺报》编辑部强加于萧也牧本人的，借着“双百方针”的政治气候，萧也牧对《文艺报》进行了“反攻倒算”。令人唏嘘的是，恰恰是这篇文章，导致萧也牧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 见石湾《萧也牧悲剧实录》:“我采访江晓天时，问萧也牧为什么被错划成了右派，他就是这样回答……吴小武在鸣放中没有反党言论。主要是秦兆阳在作协被打成了右派，他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出来，印成材料广为散发，这就成了把小武也划为右派的证据了。”此处说萧也牧在鸣放中没有任何反党言论并不十分准确，至少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文艺报》对《我们夫妇之间》批判的错误，发出了与主流文学批评不一样的声音。
二、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罪证”
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显示了建国后国家权力对文学的规约。正如吴俊在谈到“国家文学”时所说的那样:“国家权利是国家文学最高也是最终的利益目标。”很显然，这篇小说违反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和解放区文艺的创作风格，因而受到以《文艺报》编辑部为核心的主流文学权力的批判。纵观《文艺报》发表的十一篇批判文章，这篇小说的“罪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主题思想来说，《讲话》要求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凡是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过程，必须突出工农大众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向工农大众学习的主题。“谁改造谁”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霓虹灯下的哨兵》:“不是我们改造南京路，就是我们倒在南京路上。”《我们夫妇之间》对于“谁改造谁”的问题采取了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就小说文本来看既有工农代表、党的干部张同志对知识分子李克的影响，又有李克及城市文明改造张同志的描写。这从主题上就犯了忌讳，知识分子处于阶级劣势，不能对政治优越的工农大众进行改造。所以李定中认为“作者并没有真的批评了李克的缺点和他的低劣品质，也没有真的要李克改造，作者只要李克的爱人——就是女主人公——改造，所以胜利的还是原封不动的李克，有文化的李克。”叶秀夫在《萧也牧的作品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中也谈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是怎么一回事呢……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就是说，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化，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按照“十七年文学”主题的常规，《我们夫妇之间》的主题应当是工农大众成功改造城市，改造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分子，萧也牧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互改造，违背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在当时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立场是有根据的。
第二，从内容或者写作方法来看，《我们夫妇之间》描写的是一对普通夫妻进城后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小说只写了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因此被认为脱离政治，趣味不高，甚至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忧外患，百废待兴，整个“十七年”的文学都在书写时代的宏大主题，表现人民生活的大变革、大动荡，描摹社会主义革命的红火前景。在这种背景下，萧也牧精心描写日常生活，显然违背了文学的时代要求。李定中:“这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做出来的风格，是没有坚实的思想和作者的可贵质素做基础的风格，是带有欺骗性的风格……这种低级趣味并不是真的人民生活，也不是艺术，而是你自己的趣味。”严文井:“要描写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结合的过程，绝不能通过夫妇间日常生活中的争吵和和好来表现——这样表现是把政治主题庸俗化了，结果，只剩下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日常琐事的玩味……”柳青:“这个作品的致命缺点，是作者只选取了一些琐碎的私生活的现象，企图来说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韦君宜:“小说中完全堆砌了一些生活中的琐碎事件。”黄钢:“现在的确有些作品很喜欢描写一些琐碎庸俗的生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写才能生动……以为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的斗争生活，平凡的生活中也有伟大，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要求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地反映生活、斗争和斗争中丰富的思想感情是对的，但不能脱离政治、工作。”总而言之，“十七年文学”写作内容的根本要求就是必须反映政治斗争的主题，可以描写日常生活，但是生活必须是为政治服务，生活必须展现火热的斗争，《我们夫妇之间》这种沉溺于精巧地展现日常生活的小说是脱离时代政治要求的资产阶级情调，而且是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两种思想斗争”庸俗化了。
第三，从人物形象来看，《我们夫妇之间》最直接为人诟病的是丑化了工农代表、党的干部张同志。“十七年文学”中，人物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人物的形象。文学政治先天设置了一个前提，凡是党员干部必然是高大全式闪闪发光的英雄，不允许有重大的明显缺点，凡是描写党员干部的缺点都可能是作家别有用心的丑化;而凡是知识分子则必然是有局限的，都要在工农大众的带领下实现自我改造。工农的形象永远是高大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永远是蜷缩的。《我们夫妇之间》以知识分子李克为第一人称来写，尽管也写到李克的缺点，却被大部分批判者认为是刻意丑化工农干部张同志。“一个熟悉工农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并无间隔的作者，他是不会给《我们夫妇之间》的女主角那些粗恶、丑陋的形象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因为萧也牧作品中描写了张同志的粗鲁保守，所以推出作者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推出《我们夫妇之间》是资产阶级情感产物。李定中:“作者对于女主人公——女工人干部张同志的态度，从头到尾都是在玩弄她……特别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我都感觉不到一点作者对自己的这个女主人公的爱和热情来!然而这个女主人公却是一个革命的工人，而且是战斗多年的干部，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作者所要肯定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作者只是拿来玩弄，并且用歪曲的办法去不合理地扩大她的缺点来让他自己和读者欣赏!”张同志是工农干部，因此张同志身上不应该有明显的缺点，描写张同志的缺点都是因为作者没有认清事实，甚至就是作者刻意污蔑工农干部。“十七年文学”的逻辑要求的是政治正确。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违背了工农改造知识分子的立场、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取代政治斗争、丑化工农干部，因而被认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丑化工农干部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表作。这些都是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受批判的直接原因或者说表面罪证，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背景，影响了这场建国后第一起对小说及作家个人的批判运动。
三、《文艺报》发起批判运动的原因和背景
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一月，《文艺报》对小说的批判却始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在这期间《我们夫妇之间》曾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多次被转载改编，萧也牧也成为建国初期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可见，小说本身对于主流文学创作规律的违背，并不是它“突然”受到批判的最主要原因;一九五一年前后的政治现实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文艺报》的角色
在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事件中，丁玲领导的《文艺报》编辑部由始至终都扮演着主导的角色。无论是陈涌首先在一片赞扬声中发难，或是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向《我们夫妇之间》开炮，或是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将萧也牧一棍子打死，还是《文艺报》组织的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都表明《文艺报》编辑部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直接领导者，甚至可以说是策划者。为什么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以《文艺报》为首要阵地呢?这是由《文艺报》的性质、指导思想、编辑方针决定的。首先，《文艺报》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喉舌和批评主阵地。《文艺报》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正式创刊，“虽然名义上是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联的机关报，具有‘民间报刊’的血统，但实际上中宣部及其上级才是它真正的领导机关，从本质上讲，它还是属于党刊系列。其在所属地位的权威性与发布国家政策、阐释党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权威性，使它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文艺报》代表了国家文学的批评要求和评判标准，执政权力通过《文艺报》达到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口径和言论动向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因此，《文艺报》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运动，实际上代表了国家政治力量对文学创作倾向的一次规训。
其次，《文艺报》的政治性和权力地位决定了刊物的自觉“战斗性格”。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主编丁玲在一九五〇年四月《文艺报》第二卷第四期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艺报〉编辑工作的初步检讨》，反思自己:“没有通过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与政治更密切地结合，广泛地接触目前政治上各方面的运动”，“在提高文艺思想方面，贯彻宣传与研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不够”，并表示今后“要加强文艺与当前政治的配合，加强刊物的政治性，提高刊物的政治思想水平”。五月二十六日，丁玲还在“在京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加强我们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与战斗性”的发言，强调《文艺报》是“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总司令，从这里发出的一切言论，就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不断明确强调《文艺报》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强文艺与当前政治的配合，不断提高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与战斗性。
从第三卷第一期开始，《文艺报》就明确地规定了刊物的编辑方针是:“进一步加强刊物的思想性与战斗性，以文艺作品、文艺思想的评论与文艺学习为刊物的主要内容。”对《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具有强烈小资产阶级倾向、违背国家文学导向、脱离现实政治的小说进行批判，完全符合《文艺报》的政治使命和一贯作风，甚至可以说《我们夫妇之间》就是为《文艺报》量身定做的批判材料。
(二)为什么是丁玲领衔批判
丁玲时任《文艺报》主编，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就是在她的领导下进行的。丁玲本人和萧也牧私交不错，当年萧还为她抄写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手稿，那么丁玲为什么铁了心要批判老友萧也牧呢?除了职务行为原因外，应该还有以下的观念和利益两重原因:第一，《我们夫妇之间》的传播影响力威胁到了工农兵方向(解放区文艺)的正统主流权威。建国之初，丁玲身居全国文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是典型的作家高官，中国国家文学的高管，对于文学主流规范当然是完全认同并且自觉拥护的。实际上早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丁玲就逐渐以文艺官员、革命干部而非普通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了。《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被改编成连环画、话剧、电影，这种流行引起了丁玲的注意:“曾有很多信件抱怨建国后文学创作程式化老套无趣……不过今年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了，因为已经有了“不枯燥”的、为他们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等。上海认为萧也牧是解放区最有才能的作家，其次是秦兆阳，认为萧也牧的作品又是工农兵，又有艺术。”萧也牧的流行恰恰反衬出工农兵文学遭到的冷落，《讲话》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因此在这场文学批判中，主编身份的丁玲亲自出马，定调定性将萧也牧的创作问题正式判为小资产阶级倾向和小市民低级趣味进行批判，以此维持了工农兵方向的绝对权威和政治正确性。
第二，丁玲与周扬的权力之争，丁玲借批《我们夫妇之间》积累政绩。丁玲与周扬积怨已久，但两人都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很早就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实际上，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发轫者也是丁玲领导的《文艺报》，而丁玲对《武训传》展开批判的初衷据说也有打击周扬，讨好江青之嫌。《文艺报》一九五一年第四卷第一期率先发表了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并在编者按中首次提出应对《武训传》进行论争。五月十五日、十六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该社论严厉地批评了电影《武训传》所存在的不良倾向，认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由此，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拉开了文艺界整风的序幕。在主要官媒中，丁玲的《文艺报》对《武训传》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批判。
自创刊以来就以“文艺战线的司令台”自况的《文艺报》是丁玲施展身手的舞台，《武训传》之后，丁玲和《文艺报》又捕捉到了能够体现自己政治斗争主动性和正确性的机会，最适合进攻的靶子就是刚刚被改编为电影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实践证明，丁玲借助以《文艺报》为中心的多场批判运动确实产生了权力作用，她让政敌无所适从，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文艺界的身份地位。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胡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若非胡乔木后来出局，丁玲未必就会被周扬彻底“拿下”。
(三)毛泽东在这场批判中的影响
曾在丁玲手下工作过的唐达成，回忆起那时候的《文艺报》，心情复杂:“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一路批下来。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这种编辑思想，不能完全让丁、陈来负责，要是没有上面的意思，她也不敢总这个样子。”这个“上面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影响。根据《毛泽东与丁玲——陈明访谈录》，《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写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当时丁玲住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忽然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在罗瑞卿的陪同下来看丁玲。丁玲告诉毛自己正在写一篇关于批评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毛泽东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然后他就从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这话题谈开去，谈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
在《纤笔一支谁与似——丁玲》传记中更加详细地记载了这一史实，该书将对萧也牧的批判放在“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这一章:
毛泽东吃着西瓜，笑着说:“好吃，好吃。丁玲，近来躲在这里写什么呢?”丁玲:“……这两天写了一篇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谈了我的一些看法。”毛:“前些天《文艺报》上也有几篇批评文章，火力还很猛嘛!”丁:“对，他的这篇小说倾向有点问题，但《文艺报》的那几篇文章言辞激烈，似乎有点过分。有什么问题，平心静气提出来，帮助作者纠正，真正达到以理服人，又促进团结，才好。”毛:“你这个意见是对的。不过我看有些知识分子进城以后，就有点翘尾巴，也不是一个好的倾向。中国有好几百万知识分子啊，要团结，也需要改造，对不对?”丁:“是的，目前所进行的文艺整风，就是很必要的。像当年延安文艺整风一样，通过学习，大家的创作思想更端正了，写出了一批有生命力的好稿子。”毛:“现在和延安的情况更不同了，各路诸侯，要统一思想，任务还蛮艰巨呢!这些秀才，进城冒得几天，又是《武训传》、又是《关连长》，弄得好起劲喽……这就说明，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急不得，也迁就不得……”丁玲:“对的，我们一定按照中央的部署，把这次文艺整风抓好。”毛:“好嘛!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任务。”
通过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文章非常关注，“火力很猛”并不是指责批判过火，恰恰相反，“不过”两字说明批判得还不够激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不够严格，他认为比起以理服人的团结，更重要的是对知识分子长期而痛苦的改造，这急不得，更迁就不得。毛泽东对《文艺报》的“左”是完全赞同的，萧也牧被归为进城后翘尾巴的知识分子，《我们夫妇之间》违背了《讲话》的要求，应该受到批判和处罚。正因萧也牧的错误是毛主席亲自定性、并且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方向性问题来看的，丁玲对萧也牧的批判才来得格外“狠”，而且终生都不言悔。 王彬彬《往事何堪哀》认为:“对当初的批萧也牧，晚年丁玲有过一丝悔意吗?没有!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对此有这样的说法:‘解放初期她主编《文艺报》在开展文艺批评上，气势凶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还有人在说:一篇文章‘消灭’了萧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面前也提过萧也牧这件事，老太太很气愤，认为她写那篇文章，是善意帮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对当初的批萧也牧，丁玲不但没有悔意，相反，别人提起此事她都‘很气愤’。她之所以觉得此事根本就不值一提了，是因为她仍然认为当初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正确的;而这种批判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萧也牧作品‘偏离’和‘违背’了毛泽东对文艺的希望和要求。”
宏观而论，《文艺报》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有其现实的内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一，国家政权领导下的工农兵文学对城市读者的争夺。建国后，国家建设的中心由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转化，写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农村农民题材渐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向，周扬、丁玲等国家文化官员都意识到城市工人题材和市民阶层读者的重要性。尽管新兴政权保证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指针的权威性，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工农兵文学却并不无条件地受城市读者的欢迎。为争取城市读者，《文艺报》召集解放区作家与平津地区的通俗作家开座谈会，改造章回小说;《人民日报》连载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由赵树理介绍自己创作“群众喜闻乐见”小说的经验等，但社会效果似都不尽如人意。丁玲极为吃惊地发现一批代表“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知识青年和文艺爱好者纷纷来信，指责工农兵的文艺书籍“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主题太狭窄，太重复，天天都是工农兵，使人头疼”。
工农兵文学遭到冷遇，萧也牧的作品却在上海大受市民阶层的欢迎，这不能不引起当权者的警觉。《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萧也牧能主动迎合城市读者的审美品位，考虑到“读者对象广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应该有所改变。作品里应该加一些‘感情’，加一些‘新’的东西，‘生动’的东西，语言也应该‘提高’些，可以适当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话来写作”。萧也牧将政治主题、文学审美趣味和个性化的写作结合起来，文学创新大获成功。而丁玲等人倡导的解放区文学之所以遭到市民读者的反感，是因为其生硬地将政治观念强加给读者，要求读者适应单一的工农兵文学的政治审美。两者的较量中，显然萧也牧的作品作为“不一样的声音”，更能受到城市读者的欢迎，这种欢迎也就威胁到了国家文学的权威性。丁玲领导的《文艺报》自觉承担起“文艺清道夫”的职责，为保卫“人民”的文艺，自当利用国家政治权力而将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品予以清除。
第二，执政党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和政治对文学的规约。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身份使萧也牧先天地被置于必须接受改造的地位，对《我们夫妇之间》和作者本人的批判，被毛泽东视为改造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一九五一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及文艺界整风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地位。因此，《文艺报》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运动，绝不仅是个孤立的事件，还应当放在一九五一年(五十年代初期)及整个当代的历史背景中再予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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