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

　　贾平凹曾经在多年前就宣布过“封笔”，但是“封笔”宣言带来的却是其创造力爆炸式的喷发，他仿佛是一个文学的“火山口”，如他所说:“社会是火山口，创作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从《秦腔》、《古炉》到《带灯》他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震撼与惊喜。这其中每一部作品我们都以为用尽了他的“经验”与“资源”，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但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极限”，并淋漓尽致地呈现崭新的审美经验。他似乎是一个文学的精灵，总是能在自己的文学魔方里变幻出灵异莫测的花朵。《带灯》无疑又是盛开在文学领地里的一朵奇异的花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那蓬勃、旺盛、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激情与梦想，可以看到他对土地、乡村的熟稔于心的观察，可以看到他笔下丰满鲜活的细节美学，可以看到他对底层中国儿女的关切，可以看到他对于现实的忧愤情怀，同时，我们更能看到他在艺术上的突破与变化，看到小说在“贴地行走”与“诗意飞翔”之间的张力。

　　与贾平凹既往小说相比，《带灯》思想、艺术上的张力无疑更为突出。从审美习惯来说，贾平凹的小说最擅长的是“贴地叙事”，是对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原生态的呈现与展示。他通常无意对生活中的“脏”与“丑”进行净化与升华，因而他小说中的环境、生活场景常常是原汁原味，甚至屎尿横流的;他笔下的人物也是未经“典型化”的匍匐在土地上的人物，他们脏话连篇，把肉麻当有趣，甚至恶心、变态，但他们就是活生生的、最土、最本质的乡民，作家没有对其的语言、行为进行叙事的提升与转化，他们是自我呈现自己，自己言说自己，小说叙事者往往是旁观者或局外人，同样是弱者，是一些特殊的灵异人物，他们无力去塑造别人、叙述别人，无力把这些匍匐在地上的人“拎起来”;而从叙事与描写的关系上看，他的小说更重视描写，常常以细节取代情节，流水账一样的生活细节随波逐流构成了叙事的主体，没有逻辑性的因果关系对叙事的强大推动。有时候他的小说中拥挤的、密不透风的细节的铺陈、碓砌，甚至因为密度太大、浓度太高而会给人以沉闷、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但《带灯》在叙事上呈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贴地的原生态的经验与“细节”仍然在小说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并构成了小说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小说情节的重要性在小说中得到了强调，情节更有统摄力和张力，也更富逻辑性，小说的人物更集中，更中心化了，叙述视点也由散点变成了定点，叙事者不再是旁观者和观察者，比如狗尿苔那样的超越正常性的灵异人物，而是成了故事的主体。而这一切无疑给小说带来了巨大的艺术张力，让我们在感受“贴地叙事”风格的同时，又能体会“飞翔叙事”带来的诗意、浪漫、理想与美感。

　　《带灯》的“贴地叙事”针对的是当下中国农村最尖锐的社会现实。小说选取“综治办”作为观察的视角，对基层的村镇选举、上访、土地开发、乡村恶势力、自然灾害、民生疾苦、官场百态等乡镇政治生活、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原生态的描写与揭露。这方面，贾平凹显示了其对现实生活异乎寻常的观察能力和透视能力。无论是对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乡镇干部的心计、阴谋、嘴脸的入木三分的刻画，还是对王后生等上访钉子户们各自心态和生活窘境的描摹，抑或是对元黑眼、拉布等乡村黑恶势力的揭示，都无不包含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愤情怀。如果说，贾平凹既往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掩藏价值倾向的“零度”情感叙事的话，那么在《带灯》中他的叙事立场、叙事伦理以及由此而来的作品的认识价值则可谓是跃然纸上。不过，对贾平凹来说，其对乡镇干部群体的塑造有着复杂的情感维度，他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是要对乡镇干部进行漫画化、段子化的简单处理，而是在批判的同时有着人性的理解与同情，因此，在小说中，干部们虽然各有心计、各有权谋，但没有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们也是受害者、受难者，作家是想通过他们去更好地透视与了解我们变化着的时代，就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的:“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它让我们看到，贾平凹拥有的不仅是对那沉闷不变的、静态的乡土经验与乡土记忆的出色表现能力，更有着对于当下迅急变幻的乡土现实的特殊敏感与令人称道的把握与穿透能力。就对现实观察的广度与深度、思考与批判的力度，以及描写的精细与准确度而言，《带灯》堪称是同类题材现实主义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带灯》的“飞翔叙事”则主要体现在主人公带灯身上。综治办是现实矛盾的尖锐聚焦处，是乡镇政治火药桶的救火队，但这样一个水深火热的地方，偏偏让带灯这样一个女同志来任主任，而带灯偏偏又是一个充满浪漫诗性的乡镇“文艺女青年”，于是反差就来了。在贾平凹小说的女性人物谱系中，带灯这个人物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典型，她有着全新的气质与内涵。她面对的是污泥浊水，但内心却一直在向远方飞翔。在她身上，贾平凹设计了两种笔墨、两种叙事，一种是她所面对的现实处境以及由此而来的写实性的情节叙事，一种是服从于她的内心追求的虚拟性的象征叙事。但是，实与虚又不是绝对的。在带灯的现实叙事中，也因着她人性的善良、深切的悲悯与同情心而传达出超越现实的诗性的温暖力量。这不仅表现在她对后房婆婆的关切与理解上，表现在她与竹子的闺蜜情谊与深厚友谊上，更表现在她对分布在各个村落的自己的“老伙计们”心贴心的同情、关爱与照顾上。在今天的官场小说和各类现实题材小说中，带灯这样的底层官员无疑是带有作家理想的一种形象，仿佛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她散发出的点点“萤光”确实给人以温暖与希望。带灯诗性飞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她与元天亮的关系，以及作为小说结构重要一极的“短信叙事”。对带灯来说，对元天亮的短信倾诉以及乌托帮式的爱情，已经成了她超越现实、飞越现实的重要寄托。元天亮的形象既是实的，更是虚的，在小说中他一直在远方，实际上一直没有出场。他象征着带灯心中对于终极、形而上的渴求。带灯喜欢读书、做梦，常常到郊外野地独处、沉思、吹埙，并在这种远离尘嚣的环境中给元天亮写短信。她给元天亮描述自然中的花鸟虫鱼，给元天亮叙述樱镇的变化以及民生的疾苦，给元天亮解析自己心中的苦恼与困惑，更重要的是给元天亮诉说她心中对他的想象与爱慕。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短信”成了带灯的精神支柱，使她有力量去帮助和拯救那些需要她帮助的匐匍在地上的人们，使她有力量、有勇气去面对阴谋、陷害与种种令人不齿的恶行。然而，带灯毕竟是一个弱女子，她一个人终究对抗不了吃人的现实(在小说中，副镇长吃流产小孩的行为无疑也具有象征意义)，她的理想主义的浪漫、善良不但拯救不了别人，更救不了她自己。她只能成为一个疯子，成为现实的祭品，成为现时代一个真正的另类“文艺女青年”或“2B青年”。她的发疯是小说极为沉重的一笔，是小说悲剧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作家传达的是对现实清醒的批判、无言的悲愤与绝望的控诉。某种意义上，这无疑也是对五四以来启蒙主义“吃人”主题以及“人变成鬼”主题的富有时代感的真实演绎。对作家来说，他对笔下的人物有着特殊的情感，有批判，更有深切的理解与思考，有赞赏，更有无声的叹息与悲伤，他关心的是“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地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这样的命题。

　　有人说，贾平凹的小说本质上是反结构与反时间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展示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性，由生活与日子推动着信马由缰地滑行也无需什么结构。但是，《带灯》却是结构意识和时间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品。结构上，“互文性”的双线结构可谓精心设计，实与虚、远与近、现实与自然、此岸与彼岸、世俗与精神、出场与不出场、理想与悲情、写实与象征在小说中可以说互相交织、互为结构、互为因果、互为逻辑。这使得整部小说读来清新疏朗，毫无沉滞之感。那些抒情的段落、那些直抒胸臆的短信、那些清新自然的风光，都赋予小说文体以变化。而各种象征性意象的穿插，更是拓展并延伸了小说的意义空间。萤火虫是小说中最重要的象征，它是带灯精神、理想、人格与诗情的象征，是带灯命运的写照。而她所吹的埙也同样是一种象征，是她逃离现实的呐喊，是心灵的回声。无处不在的虱子则是污泥般的现实的象征，虱子虽小，但却力量无穷，渗透力极强，带灯与虱子进行的战斗，可以说正是她与现实丑恶势力抗争的一个缩影。而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带灯》显然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与当下性，一方面，带灯的成长是时间性的，她的心路历程、她的悲剧性结局都是有着时间的幻灭感的，另一方面，小说中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也是对应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与心灵感受的。

　　贾平凹一直是一个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深刻反思的作家，在《带灯·后记》中他说:“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从语言风格上说，《带灯》的语言一反其过往小说滞重的风格，显得清新、轻快、明丽，亦颇有语言“飞翔”之感。

　　比如，“松云寺的那棵松在第二年的四月开满了花。樱镇人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棵汉松开花，或许是开过，开得极小，没有留意，突然花开得这么繁，且颜色深黄，开一层落了一地;再开一层，再落一地;半个月里花开不退，树上地上，像撒了金子”。“正是傍晚，莽山已经看不见了树木，苍黛色使山峦如铁如兽脊，但天的上空还灰白着。她们才一到河弯，二猫就知道了，撑了排子吱呀吱呀划过来，让她们坐好，悠悠向芦苇和蒲草深处荡了过去，而顿时成群成阵的萤火虫上下飞舞，明灭不已。看着这些萤火虫，一只一只并不那么光明，但成千的成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萤火虫在一起，场面十分壮观，甚至令人震撼。像是无数的铁匠铺里打铁淬出火花，但没火花刺眼，似雾似雪，似撒铂金片，模模糊糊，又灿灿烂烂，如是身在银河里。带灯说:这么多的萤火虫呀，哪儿就有了这么多的萤火虫?!哇哇叫唤。竹子好久的日子里都没有见过带灯这般快活了，她也大呼小叫，声音从芦苇蒲草里撞在莽山上，又从莽山上撞回来，掠过水面，镇街上的人都听见了。”“带灯用双手去捉一只萤火虫，捉到了，似乎萤火虫在掌心里整个手都亮透了，再一展手放去，夜里就有了一盏小小的灯忽高忽下地飞，飞过芦苇，飞过蒲草，往高空去了，光亮越来越小，像一颗遥远的微弱的星。竹子说:姐，姐!带灯说:叫什么姐!竹子顺口要叫主任，又噎住了，改口说:哦，我叫萤火虫哩!就在这时，那只萤火虫又飞来落在了带灯的头上，同时飞来的萤火虫越来越多，全落在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竹子看着，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这样有意境、有情趣、有意象，既诗意盎然又充满情感力量与悲剧美感的文字在小说中可以说随处可读，这无疑标志着贾平凹小说的语言美学又达到了一个令人称道的新境界。

　　不过，苛刻一点说，《带灯》也还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说，为了突出带灯对元天亮的柏拉图式的感情，小说对带灯原有感情婚姻生活的处理就太简单化了，在小说中其丈夫几乎成了完全被忽略甚至被放逐的人物，这不利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的呈现，也不利于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揭示。再比如说，短信叙事虽然对于小说的文体、内涵、人物刻画都很重要，但作家忽视了现实层面的技术障碍，小说中有时长达几个页码的长短信，已经近乎散文了，超越了手机短信的容量可能，对于手机短信来说，显然不是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