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郁

　　入冬到东北的小镇闲住，随手带上贾平凹的新作《带灯》，因为一直有亲朋打扰，书读得断断续续。一会儿是熟人聚会，一会儿看老贾的作品，却觉得在做一件事情，进入了同一世界。书里书外的人颇为相似，觉得神矣、怪矣。我在小镇每天所听之事，似乎在《带灯》里都能找到影子。一个辽南镇子的人与事，一个西北乡下的情与景，中国百姓的恩怨、苦乐，竟如此相近，真的是普天之下，难寻二色的。

　　好多年前，人们曾经说贾平凹渐生怪癖，在走士大夫的旧路，言外是逃离生活的意思。细想起来，旧式士大夫只在经学和诗文里驻足，往古的梦多，不太关注当下底层人的存在的。贾平凹虽不免旧文人气，吟风弄月未尝没有，但也颇有关怀苍生的苦思，济世的选择时时闪动。经历过动荡的革命年代，每每留有现实的敏感力。这与先前的旧文人大相径庭。《带灯》是一部忽明忽暗之作，乡下人的生存状态和世俗的冷热都于此表现出来。最新的社会矛盾与最古老的情感表达，都陈列于此。小说写今天的乡镇的芸芸众生，是血肉鲜活的。但底色里有作家的忧思，谣俗的影子与神秘的诗意款款而来，隐逸者流，断不会有这样的情怀的。

　　记得阎连科在一个会上说，贾平凹是时时关注现实的作家，骨子里有深切的东西，这是对的。从《废都》到《秦腔》，都有中国社会新出现的危机的描摹。几乎每部作品都有突围之处，甚或多不合时宜之笔。贾平凹写现实生活，都是些非正宗的审美路径，不是政治家的视角，道学家自然也不会喜欢他。茅盾当年写《子夜》，就是想追踪现实，把当下问题表达出来。但那时候的写实作品，只注意现实的阶级问题，有一个政治家的指导思想，民风与精神深层的历史投影稀少，文化的深层问题多被忽略。贾平凹意识到此类道路的问题，他把明清笔记小说的韵致与左翼写实作品的传统嫁接在文本里，现实与历史的风情重叠了。所以我说，他是向两个传统回归，一是宋明的笔记传统，一是五四的写实传统。但又对这两个传统有所保留，借用了世俗审美的经验稀释之。现在许多作家，已远离了这些，而贾平凹却将其一一收入笔端，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不妨说，目前的中国是一艘船，正在不测的海面上。未来的路在哪里，大家都在寻找。乡下的情形，已非过去乡土的理念可以涵盖，内在的结构与人心，都与昔日之景错位。新的含旧，旧的如新，世道与人心都难以以理论描之。如何面对我们的生存困境，当下的许多作家表现出思维单一的倾向。贾平凹深知乡下社会变迁里的问题，对自己的故土有一种牵挂。他紧紧追踪着身边的生活，且又保持着朴素的爱意，以神奇之笔去写今人的生活，有拷问，有理解的同情，文字间的意象折射的情思就内蕴深广了。

　　《带灯》有点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的意味，这在过去是写实主义作家最为关注的事情，可谓是实笔之所在。小说有饮食、婚礼、生育、葬仪的描述;有请客、送礼、招商的风气点染;有维稳、低保、选举诸事的介绍;有干旱、水灾等天气的勾勒，且有滋有味，各类的人生，各类的选择，流水般漫过书本，掌故与方志学的痕迹都有。贾平凹的理性感觉隐得很深，判断是模糊的，他大约不愿意以儒家的视角简单为之，可能多的是佛的慈悲之心，对众苍生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并非道学式地告诉人们道德的戒律，而是自然的纪录，有点行医人把脉的味道。这样的感觉里有故土眷恋的因素，重要的还有忧患的成分。作家的矛盾之处，在小说里是有的。他在处理官民冲突时，已非左翼作家传统里的简单情绪的表达，而有了对存在的宽容。大家都是可怜的存在，命运对每个存在者的设计都非一路平坦的。

　　给人新鲜感的是小说的形式，整体显得很是随意，节奏也富有变化，结构是串糖葫芦的样子，乃另一种笔记小说的放大。这在他过去是没有的尝试。写此书时，只有情怀的自然流露，并不含世俗的功利目的。主人公带灯是一个漂亮的女子，身边可爱的姑娘竹子与其相得益彰。这两个天真的、没有被污染的女性在乡下与俗事为伍，面对着最为灰暗、无聊的人际矛盾，在天灾人祸间辗转，历尽苦楚的生活，却依然不失本色，内心存有温情的憧憬，我们不禁为之暗生敬意。在无数艰难、困苦里，人物散出美丽灵魂的辐射力。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她们和诸多奇人怪事周旋，内心忍受着种种煎熬。在一个个矛盾里，在突发事件中，在明知不对却又不得不为之的尴尬选择里，人性脆弱而有韧性的特点跳出书面，指示着一段乡村史。故事不是一气呵成的，中间总有停留与穿插，一些看似与故事不相关的画面切入，整体动了起来，《红楼梦》式的日常化经验被乡土化地位移于此。这其实也是对中国进行时问题的追问，贾平凹的悲悯与爱，混杂着丝丝痛感，让我们看到他内心最为柔软的一面。在混乱、龌龊、畸形的社会转型里，精神的星没有陨落，女性的爱意熠熠闪烁在乡野的夜里，照着那些不幸的存在。我忽然感到作者精神深处浪漫的一隅，他在缺少色调的地方勾勒了那么多的色彩，这把乡间的无趣一时遮掩了。

　　《带灯》写乡下的干部与民众间的关系，都非书斋里的臆断，那些故事都有根有据，人物呢，也是血肉分明的，连他们的呼吸，我们都可以感到。小说写了各种人物，畸形的、和善的、多变的、凶恶的人物，以及江湖气与兵法气缠绕的乡间群落。小说写了无数故事的片断，各类人等，诸多传奇，与读者不期而遇。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与不满、可爱与可恨的面孔，像纪录片一样切换着镜头。在这里，权力转动着一切，民众在利益的驱使下做出各类的人生选择。乡下的生态恶化着，可是内在的旋律则有空灵的一面，仿佛宋词一般美丽。贾平凹的作品没有刚烈的、雄浑的气势，不像莫言那样酣畅淋漓、浩如江河之态，但他在委婉、梦幻般的章法里，再现了人间的古朴与荒诞。以绵软的、抒情的调子，颠覆了日常文化的无趣与无智。将自己的期盼以灵动而神秘的方式揉入人物的命运里。

　　贾平凹在后记里说，现在的乡下已经不是从前的乡下，言外多是乱象，人心已更多杂色了:

　　写《带灯》的过程，也是我整理自己的过程。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是来自陕南的沟峪。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一个有泥土经验的人，看到乡镇的变迁，人性的黑白之色，有着难言的苦楚。小说写权力下的村镇生活，为了维护稳定而做的种种安抚工作，令人想起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种种荒唐可笑之举，读之亦无法现出笑意。工业文明对乡村的渗透过程引起的民众的骚动，其实有大的忧虑在。这两个中国乡下社会的问题，在贾平凹那里都涉及到了。在现代化的进程里，农村的管理方式还是旧式的，以官的权力大小操作一切，而处理突发事件，不乏野蛮的手段。上访者与拦截上访的人，都被一种怨气所使，人们互相隔膜着。小说写基层人的人情往来、善恶之辨，都耐心、细致，画面呼之欲出。但叙述者的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亦在词语间溢出。人的质朴、美丽被一点点侵蚀着，好似在浊水里的挣扎，平静的心哪儿会有呢?带灯、竹子在无边无际的苦海里的行驶，常常遭遇的是翻船的危险。故事一个个离奇而惊心，人际之间的陷阱比自然的险路要多。主人公所历所思，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喜怒哀乐。就社会学的价值而言，贾平凹提供的资料比一般的公文要丰富得多。

　　从单值的价值判断走出来，以古人的相数、义理的笔法谈天说地，就有了几番神秘色调。在贾平凹笔下，百姓苦，官员苦，但这是两种苦味，各自在不同的世界。个别山民在无爱的空气里怎样变成了刁民，乡干部在荒唐的工作中怎样扭曲着人心，都被一一呈现出来。可怜的穷人，病态的村民，还有没有思想的干部的群落，在一个巨大的机器里看似有序却又无序地运转着。一个敏锐的作家的视角里的世界，在雾一般的笼罩里。每个生命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驱使走在坎坷的路上。那些死去的、正死的、要临世的生命，重复在一条路上。在新的文明临近的时候，乡下不是回到田园，而是有了从未有过的噪音与喧闹。从民国到今天，山乡的生态一直处于这样的变动之中，而且问题的复杂远出于人们的意料。贾平凹在面对这些对象世界时，恍惚与不安也时时可以看到的。他感受到了支配人们苦行的背后的存在，但它究竟是什么，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吧。

　　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所写的那些乡下医生、告状者、寡妇、小老板、和尚、村妇、机关青年，他们的生活各自有其轨道，又常常在不安的路上。在生存矛盾里，乡间已经没有抚慰伤痕的空间，惟有依靠权力，才能表达自己。村上的庙宇文化、民风里的信仰之神，已经消失。百姓自我调节的文化湿地日益稀薄，文化生态只有单调之色，荒芜自不用说，早已衰草摇曳了。而人与人的关系，又无法规所循，镇长的价值就是乡下的价值，一切围绕着权力。在激烈的冲突里，人们所用的办法又颇为粗糙，体罚、专职、金钱贿赂，几乎随处可见。带灯和同志们希望以爱心征服别人，而也常常搅进莫名的纠纷里，收获的多是罪感。她的同志的行政手段还在旧式的框子里，比如处理群殴事件，比如拘人时的手段，已非常古老了。作者写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笔尖有着潮湿的泪水。我们在无声的文字里，感到了切肤之痛。

　　从前我们在《浮躁》、《秦腔》、《古炉》里看到过贾平凹写人的痛感，绝望的因素潜在于文字之间。这部作品依旧含有此风，但似乎多了平静的面对，有了更为柔性的光泽在。带灯这个形象，整体给人的印象是美丽得动人。她身上的一切，有贾平凹的寄托，人性最动人的东西含在其间，善良、文雅、理想驻足在神灵般的世界。她的一切与喧闹的环境竟如此地不和谐。作者写这个人，都是碎片般的故事，衣食住行，日常性与诗性在一个空间里。她给元天亮的信，是乡下知识青年最为动情而有亮点的文字，超尘脱俗的气质如烛光熠熠。乡下的世界，新的主奴关系像网络一般无所不在，人际关系的脆弱，如细丝一样风吹便断。行政思维淹没了道德思维，善人不得不做蠢事、恶事，工作的过程是酝酿爱与恨的过程，友爱被无情的利益代替了。

　　但是贾平凹并不沉在精神的枯井里，一方面是无趣的八股的行政琐事，一方面是梦的寻找，这使小说有了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比《白夜》、《秦腔》灵动多了。竹子笔记本记载的领导的讲话几乎都是空话与大话，毫无新意。她无意中看到的带灯的笔记本上却有这样的句子:

　　一、孔子困于陈蔡，语子贡曰，吾道非耶?吾何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二、黄河禹门外，秋冬河床常要崩岸千余丈，流中沙峰卷起如毯，人为之:揭底。水底声响，隆隆牛吼，传之数里，曰:地哭。

　　三、潜不解声音，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四、耶和华变乱人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各说各的，从此有了隔膜和纷争。

　　五、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

　　六、迦陵为西域并头共命之鸟，其羽毛世不可得而见，其文采世不可得而知，人若多情，化生此类。

　　七、爱迪生故居墙上写着:当一切都在夜的黑暗中，神说:让爱迪生去发明电吧。于是，就有了光明。

　　八、纪三省子为王养斗鸡，历久成成，其鸡望若木鸡，盖德已全，它鸡无敢应者。

　　九、虚云和尚在鸡足山开坛，听者云集，他说:一辈子去做自己转化的人吧，把虫子转化成蝴蝶，把种子转化成大树。

　　十、王国维上北山，说:绝顶天云，昨宵有雨，我来此地闻天雨。遂，白乌淹没，秋叶连天，涧溪中有鱼曰兹哇，夜夜发声，自呼其名。

　　这是带灯抄录的文字，都是她最为感兴趣的词语。乡下人知道什么是思想的力量，他们在古人与洋人的遗产里寻寻觅觅，以解心中之忧，此间有内心世界的流露，全没有流行的话语，她所追寻的乃天地间的真精神，日月之光与草木之色，才是纯粹精神的寄身之所，而这些也只能在书本里得之。作者写这些地方的时候，不自觉地流露出惬意，他从带灯的内心的渴望中，看到了乡村中国的一抹暖色。

　　《带灯》有趣的地方，是在紧张生活的散点透视的时候，常常冒出闲笔。在排查矛盾的对峙的情节里，忽然停下思绪，驻足于山水、风俗之间，看云起云落，风来雨去。写维稳中的矛盾，疑云重重，有实笔;带灯给元天亮的一封封信，甜而真，是闲笔;讲天灾与人祸，紧张而动情，是实笔，而涉及日常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则多为闲笔。这些闲笔最真切又抒情的是带灯写给元天亮的无数信件，风格与全篇故事调子不同，内心丰富得已超出乡下人的界限，可以覆盖贫瘠的乡村。余者则随意点染，有散步般的悠然。比如庙宇、和尚之事，比如鬼气与梦游，仿佛写意的山水之图与精妙的书法小品。这时候神思会来，妙悟会来，缓缓的仙意也会来。作者写旧寺的和尚能够看鬼，带灯吹埙时的低沉的苦意，让人觉出天音的降临，周易的玄奥之气弥天，都生动有趣。一些箴言也很深切，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没有节奏的声音不是语言”，“社会是陈年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起作用的东西其实都不用”，“坟上的草是忘人智慧的绿焰”，“沙是渴死的水”，“用碗接不住瀑布”。这都是小标题，可以做明清笔记来读，而内容都是丰厚的。贾平凹善于在没有趣的地方突然唤出神灵舞之蹈之，在紧张之时，偷得闲暇，望晴空朗月，可以畅叙幽情，谈论古今，有欣赏，有自嘲，有反讽。这是民国文人才有的闲笔，我们在京派作家那里常常可以见到。而贾平凹把其用到乡下人的感觉里，真是妙不可言。《美丽富饶》一节的片断:

　　竹子大呼小叫着风光好:瞧那一根竹竿呀，一头接在山泉里，一头穿屋墙进去，是自来水管道吗，直接接水到灶台?又指点着那檐下的土墙上钉满了木橛子，挂了一串一串辣椒、干豆角、豆腐干和土豆片，还有无花果呀，无花果一风干竟然像蜜浸一样?!看那烘烟叶的土楼啊，土楼上挂着一原木，那不是原木，是被掏空了做成的蜂箱，蜂箱上贴了红纸条，写着什么呢?带灯说:写着蜂王在此。竹子就赞口不绝:写得好，怎么能写出这个词啊!但是，还有一家，门框上春联还保存完整，上面却没有字，用碗扣着画圆圈这创意蛮有趣吆。有人坐在石头上解开了腿缠捏虱子，一边骂着端了海碗吃饭的孩子不要筷子总在碗里搅，稠稠的饭被你搅成稀汤了，一边抬头又看到了斜对面梁上立着一个人，就高声喊话:生了没?——生了个啥?——你猜!——男娃?——再猜!——女娃?——啊你狗日的灵，猜了两下就猜着了!

　　这样的片断时时出现在紧张的故事情节里，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放下来思一思，想一想，抖落着行者的尘土。当代的小说家行文都很忙很快，笔触里有了声光电，穿越千里之外，行于万里云端。贾平凹却愿意逗留在一个地方，让主人公与读者都歇脚于山林之下，清泉之间。这时候他的学问与趣味都一起赶来与读者对话，小说的民俗的因素出来，乡下的一切便罩上了诗意。有的是农民的朴实语言的结晶，有的乃故人与作者精神的衔接。宋明以来文人的天地之感，与人性的温度于此飘然而至，文字的味道与人物的境界均出，那是《红楼梦》里才有的情思。作者借鉴了曹雪芹的笔力，在实笔与闲笔间，画人间百态，写生死之意，描明暗之色。这是小说里的一种中国本色，我们久矣不见其色调了。读这样的书，觉得文人者也，大有可为之地，中国小说，有着无限发展的潜能。

　　小说中的闲笔增多，可能改变读者的阅读习惯。那是士大夫的积习，一般人对此颇为陌生。我看批评贾平凹的人，多对此不以为然，以为是暮气的流溢，有伤文本。但在我看来，闲笔乃小说气韵的一部分，也系作家谋篇布局的审美表达。一些家常的片断也许多余，暧昧的地方也未尝没有。但就文章学的层面讲，把今文与古趣汇于一身，则使小说更具中国气味。《红楼梦》写大观园里的人与事，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常穿插诗文与词曲的表现，看似游离于故事之外，而真意在焉。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曹雪芹的书，多从闲笔入手为之，一些惊世的观点，均出自对小说的缝隙的读解。此系聪明的做法，也是深解妙意的选择。小说里的闲笔，其实像文章里的尺牍、日记，不那么正经，却有本然的真，作家的寄托，就隐含其间。实笔的好处是有现实之感，闲笔里则多情感的真。金庸、张爱玲偶涉笔于此，学问的味道就出来了，看出了他们的道行。贾平凹有意无意用了此类笔法，且不觉生硬，乃修养所致。当代作家有此类笔法者不多，文体的试验甚少，章法的变化也就稀薄了。中国旧式文章，在表现生活的时候，亦多学识的体现。五四前后的文人，还能做到此点，后来就不复此等气象了。

　　人渐老年，不必苛责其金刚怒目有无，温润之美与包容之爱，亦人间生态的一部分。在缺少暖色的时代，作家以生命之躯温暖着对象世界，其实也是大难之事。没有经历过苦难的青年，大约不易理解贾平凹的苦心。期待作者含有锐气，原也不错。但静穆里的焦灼，也是一种审美的状态。只是他的闲笔有时游离了悲楚之界，露出乌托邦的气息，生命的脆弱也在这里。

　　在我们今天的文坛，贾平凹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苦路。由改革初期的自我意识的萌发，到对故土的诗意的发现，再到悲剧的体验和绝望的对峙，而后是沉甸甸的历史反省，又回到现实的原态来。这个过程是脱“文革”语言的过程，是回归五四与明清文化的过程。步入耳顺之年，已到了看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淡定之境。历史有时要用实笔去写，司马迁如此;有时也要以闲笔为之，《世说新语》就是代表。贾平凹对两者均有顾盼，可谓心有戚戚焉。他以两者笔法，融风云于平淡之中，汇灵思于寻常之上。这已经与民国文人的智慧，不差上下，当代文人的转型，由其无意中完成。说他的作品可与沈从文、张爱玲的文字争辉，不是夸大之词。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