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革新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一九二一－一九九一)划时代的巨著《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一九五七)不仅使原型批评成为西方的一个重要文学批评流派，而且又将文学批评由文学的附属物转变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西方，原型批评流行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于六十年代初被译介到我国，可直到一九八三年前后才在学术界得到真正的接受，但同时又引起一些探索性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切入，探索原型的起源与本质，旨在证明原型像人类的语言一样，只在其深层结构中才会呈现出人类的普遍性，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原型的表层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根的原型因地域、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往往是不同形的，所以原型批评本土化的可行性存在于对原型的起源和本质的深度剖析之中。

一、集体无意识与原型

众所周之，人类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是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思想的精髓，原型(Archetype)概念的产生也是荣格思想在对人类集体无意识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对荣格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原型概念的研究，应该是原型研究和原型批评研究的基础与起点。从理论上讲，将集体无意识与原型分开来研究，是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因为集体无意识是原型的寓所，而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与外显物，又证明了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正如“情结”与个人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一样。

　　荣格于一九一六年提出了“集体无意识”这个心理学概念，并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它的定义和解读几乎没有做过多少修改或延伸。荣格认为，作为人类史前身心经历的储藏库，集体无意识是“第二个精神系统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它是集体的、普遍的、非个人的。它不是从个人那里发展而来，而是通过继承与遗传而来，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的”。①荣格:《荣格文集》，冯川编译，第 84、226、90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换言之，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由原型所构成的，并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和遗传性，所以它才可能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系统。

　　诚然，荣格并没有对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遗传性做过更深层的阐释，但也很少有人对它的本质提出过多的质疑，或完全否定。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人们对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理论的普遍接受，因为弗洛伊德通过催眠疗法、自由联想法和释梦，早已证实了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的存在与作用，和“情结”与个人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人类的“第二精神系统”的集体无意识，与构成人类第一精神系统的个人无意识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因集体无意识是先天的，所以它具有遗传性和人类的普遍性，而个人无意识则是后天发展而来的，是个人童年时期身心经历的缩影，因此不可能与他人共享。此外，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它既不受种族、性别和文化的不同所干扰，同时也不受家庭、教育和职业背景的不同所影响，而个人无意识则是个人成长和家庭与社会对其影响的晴雨表。

　　荣格学者C.S.霍尔在《荣格心理学入门》一书中也肯定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具有生物性的论断，认为“我们对集体无意识的进化也可以像对人体的进化那样来说明和解释，因为大脑是精神最重要的器官，而集体无意识则直接依赖于大脑的进化”。①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第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实际上，早在一八八七年，达尔文就曾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人是在身心两方面都会发生变异的，而这些变异也是直接或间接地能遗传的”。②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第63页，潘光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尽管我们现在难以从生物发生学的角度，来验证人类集体无意识在大脑中的存在和其遗传方式，但是柏拉图的理式理论、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弗雷泽对人类原始仪式的研究、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和对梦的解析、荣格对精神疾病和原型的探索，以及诺思罗普·弗莱对希腊神话和《圣经》神话的剖析，都在不同的学科层面上，证实了人类集体无意识存在的可能性和它对我们思想与行为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具有遗传性的，那么原型也应是可遗传的。不然的话，荣格和历代分析心理学大师们的不懈努力，则仅仅是一个毫无任何科学根据的假说而已。

　　荣格是在一九一九年提出“原型”这个心理学概念的，最早称它为“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后来将它定格为原型。荣格认为，每个原型“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无数次的欢乐和悲伤的一点残余”。③荣格:《荣格文集》，冯川编译，第226、90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此外，“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造中”。④荣格:《荣格文集》，冯川编译，第226、90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可见，原型就是人类先民在远古时期重大的身心经历在其大脑中打下的烙印。这些人类的史前经历经过几十万年的不断重复，逐渐演化成人类共享的精神形式与内容。

　　初看上去，荣格对原型所下的定义似乎很好理解，但难以验证，除非我们首先能够科学地证实史前人类的身心经历和它们对人类心理与精神进化的影响。

　　二○○六年五月期的《美国地理》杂志登载了一篇名为《最伟大的迁徙:我们的DNA之路》的封面文章，以具体的数据和事实证实了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假说的科学性。这次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IBM公司发起、瓦特家族基金会资助的科研项目，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关于人类起源和迁徙的调查。研究人员从全世界一千个种族中采集了十万个DNA样本。他们通过对样本的mtDNA(线粒体DNA)的研究，发现有非洲血统女性的mtDNA数量是其他种族女性的两倍。此外，非非洲血统的人都有三个DNA变异体，即:M168(形成于五万年前)、M9(形成于四万年前)和M3(形成于一万年前)，而有非洲血统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这一惊人的发现支持了考古学界和古人类学界中的一个重要假说，即大约在二十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出现在非洲大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五万年前左右走出非洲，开始人类的首次大迁徙。这一重大发现也直接证实了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现代人类的祖先在非洲稀树大草原上至少共同生活长达十五万年之久。

　　十几万年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狩猎和采集式生活，既丰富了人类先民共同的生存经验，又使他们对食与性、生与死、天与地逐渐产生了一些源于基本感知的认识。如果说原型演化于人类先民共同的重大身心经历的话，那么他们在非洲这十几万年的生活，对人类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种群都能创造出意义与功能大致相同的岩符、岩画、图腾、仪式和神话等这些人类早期的精神产物，为什么人类的基本情感和体语又如此地相似，为什么所有的人类语言都可以互译等等，这些与人类身心进化直接相关的问题。

二、原型与原型批评

作为分析心理学之父，卡尔·荣格只是在理论上给原型下过若干个定义，并较全面地阐述了原型的功能和意义，但从来没有系统地从视觉的角度描述过它们。原型究竟“长”什么样，众说纷纭。国内外学者迄今对此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也是原型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格里恩教授在其《文学批评手册》一书中认为，基本的原型有:水、太阳、颜色、圆圈、蛇、数字、女人、智慧老人、花园、树木和沙漠。此外，该书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另外一些过程式原型模式，如探索、成长、殉难，等等。①Guerin，Wilfred 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2nd ed.)，pp.157 － 162，New York:Harper ＆Row，Publishers，Inc.1979.而荣格学者霍尔却认为真正的原型是看不见的，因为原型“更像是一张必须通过后天经验来显影的照片底片”。②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第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我国的荣格学者冯川教授在其《荣格的精神》一书中，也认为原型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并指出“如果说原型可以遗传，那么可以遗传的并不是任何特定的内容，而仅仅是某些纯粹的形式”。③冯川:《荣格的精神》，第6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可见，原型是由人类共享的心理模式为“底板”与含有特定文化的意象或行为的“外显”相结合的产物，而激活它们的是外部的心理或精神环境。

　　尽管原型早于语言几十万年出现在人类的大脑之中，原型的形成与发展与语言的大致相似，因为它们都是史前人类先民认知与精神进化的结果，并都是以图像的形式进入人类的原始意识里。

　　我们知道，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的文字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出现在两河流域，而且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无一例外都是象形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玛雅象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等。这些远古的象形文字本身便足可证明，在人类的先民“创造”文字之前，他们是以自然物这种原始的视觉“文字”作为媒介，进行思维和交流的，而且这些自然物一定是在他们的生存和繁衍过程中，具有或产生极为特殊意义的。原型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生成和发展的，因为“生活中有多少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诠释原型的起源:大自然里的沧桑巨变、与人类生存繁衍息息相关的各种特殊的自然物和人类先民某些意义重大的群体行为或事件，都可能是原型的“根”。

　　尽管我们迄今也无法用数据来证明，人类史前的重大自然变化和人类先民的一些特殊身心经历是如何演变成人类的“第二精神系统”，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在现代语言学领域，尤其是在进化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型的形成与发展，因为语言和原型的起源与结构十分相似，而且它们都具有人类的普遍性。

　　语言是人类身心进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突破。人类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的。有了文字，人类的先民才真正地由自然人转化为文化人，并进入其文化进化。人类的文字虽然仅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但人类最早的“语言”可能在百万年前原始人类开始站立起来、用双足直立行走那一时刻，就已经存在了。经过漫长的进化，语言这个人类先民的创造物逐渐演变成为我们体内的一个重要的“器官”。现在，我们不仅能在大脑里找到它具体存在的位置，如布洛卡区和沃尼克区，在人类 FOXP2基因中也能找到它。①Lemonizk，D.M.，Dorfman A.What Makes Us Different?.Time，Oct.9，2006，pp.46 －47.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ure，一八五七 － 一九一三)的重要发现之一是:语言是由凸显个人特征的Parole(言语)和集体性、抽象的Langue(语言)组成的整体。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Performance(言语行为)和Competence(语言能力)理论也证明，语言是由具体和抽象两个部分组成。此外，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UG)不仅证实了人类各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同时也间接地支持了语言具有生物性本质的假说。哈佛大学进化语言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一九五四－)在其《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指出:“正如文法的计算底下有个普遍性的结构，人类其他的心智也有一个普遍性的结构在运作，这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假设，而是真正有进化生物学和遗传学上的证据的。”②平克:《语言本能》，第431页，洪兰译，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语言和原型在本质和结构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起源相似，而且还因为人类的所有语言都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都具有二元性和转换生成性。原型也是一样，真正的原型都具有文化性的表层和生物性的深层，即集体无意识，也都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和转换生成性。此外，语言和原型不仅是人类身心进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隔离的结果，所以它们既有人类的普遍性，又有文化的特殊性。正如荣格所说:“原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容，当它逐渐成为意识及可以察觉时便发生改变，并且从其出现的个体意识中获得色彩。”③荣格:《荣格文集》，冯川编译，第41页，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这样一来，原始部落里的求雨者、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中国神话中的观音菩萨和美国好莱坞大片里的蜘蛛侠，这些承载着不同时代和文化元素的英雄(原型)，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里是同根的，因为他们都是弱者们的救星和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希望。

　　原型批评之父、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一生的志向是找到世界文学整体性的科学依据和将各国文学连接在一起的象征原型。他的《批评的解剖》证明了他这一学术梦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弗莱在该书“论文之三”里所探讨的是文学、神话和自然变化之间的原型性关系，并没有涉及到原型的起源和其人类共性的本质，也没有阐释原型是如何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弗莱所探讨的是大自然的四季变化与喜剧、传奇、悲剧和嘲弄与讽刺之间的关系，远古仪式对文学生成的影响，和神话与文学之间移位(displacement)的可行性。弗莱研究较深的是《圣经》文学，感兴趣的是古希腊神话，崇拜的是弗雷泽和他的巨著《金枝》，所以他的以文学批评为目的的文学原型理论和荣格的以史前人类先民身心经历为基础的心理原型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弗莱的原型批评里，对世界各国文学之间共性的探讨往往多于对人类集体的精神共性的解剖，而恰恰正是人类集体的精神共性催生和哺育了世界文学的共性。

　　弗莱认为，在文学作品里，原型是一种可以交流的象征物，而“原型研究是把不同的文学象征都看作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去进行研究”。①弗莱:《批评的解剖》，第168、223－224页，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对弗莱来说，原型就是象征，在文学批评过程中，只要我们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就能看到它的文学象征和原型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跳出文学作品的语境，才能看清楚世界文学的整体性，才能找到连接各国文学的象征，才会发现文学起源于古老的神话、仪式和人类先人的梦幻。但是，我们知道，象征与原型无论是在词源学上还是在文学批评中，并不是同等的单位，尽管我们在大量的文学象征符号里能够看到一些隐含的原型。从一般的意义来讲，文化是象征的摇篮，而人类史前共同的身心经历孕育了原型。就连弗莱也承认:“凡是象征，主要是从其语境中获得意义的:龙在西方中世纪的传奇中是邪恶的，可是在中国的传奇作品中却是与人为善的。”②麦克艾文:《夏娃的种子》，第2页，王祖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弗莱:《批评的解剖》，第168、223－224页，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由此可见，象征是有别于原型的，因为真正的原型能够自我冲破其象征性的文化表层，直接影响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而象征却做不到。

　　简言之，原型批评就是在各国的文学中找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象征原型与原型结构，并对其进行人类学或神话学意义上的剖析，旨在证明文学是神话的移位和延伸，世界各国文学是同根的，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个整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原型批评本土化的可行性

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中有较为明显的西方文化意识，那么直接地借用其原型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可能就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结果。笔者认为，原型批评本土化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对原型本质的认识，因为每一个原型的表层都是文化隔离的产物，而其深层才是人类身心进化的结果。只拿原型的文化表层进行直接比较，如同比较英文单词与汉字之间的符号差异，并没有什么意义。而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是:这两个源自不同语系的语言是如何可以互译的，以及将这两种语言连在一起的深层结构又是什么。原型批评本土化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知道，原型的表层是载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意象，如西方的玫瑰和中国的牡丹，而其深层则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即荣格所说的“第二个精神系统”，或乔姆斯基所说的人类“普遍语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语言深层结构的例子来阐释原型的深层结构，因为它们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夏娃的种子》一书的作者罗伯特·麦克艾文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人类历史的一幅真实的画面，生物学也是忽视不得的。”②麦克艾文:《夏娃的种子》，第2页，王祖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弗莱:《批评的解剖》，第168、223－224页，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生存与繁衍，食与性，尤其是食，是史前人类所需的一切。所以，最基本的原型应该是体现人类先民的这种生物性需求的原型和原型行为，然后才是为了满足食与性的需求所产生的精神上的需要，即求安之心，而其他的各种原型均可视为它们的派生。这样一来，“生”与“死”，包括“再生”，就成为所有原型的本源和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核心。所以，无论历史、地域和文化差异有多大，只要是真正的原型我们都能感受到它们潜在的或即将爆发的精神力量。文学原型也是如此。真正的文学原型不仅能将世界各国文学连成一个整体，而且还能使作品产生神话般的魅力和穿透我们唯物性意志防线的魔力。

　　国内有些学者将文学原型划分为“民间文学原型”、“民族文学原型”、“叙事文学原型”、“抒情文学原型”，等等，笔者并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原型只有一种，就像生物学一样，既没有美国生物学，也没有俄罗斯生物学，只有生物学。所以，同类的原型无论把它放到哪，它都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都会产生同样的张力。比如，母亲原型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里，其作用和影响是同质的。原型分析的科学性也就在于此。伊甸园里的苹果树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垂柳，虽然时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都是与女性有关，而女性在人类先民的眼里就是生命、生存、繁衍和希望的同义语。因此，在人类所有的文化群体里，树木从远古至今都是典型的生命与再生原型。

　　与语言一样，原型也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因为“原型内容的每一个范畴都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具有某一特定文化特征的意象”。①杨韶刚:《精神追求:神秘的荣格》，第4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原型表层的文化变异性是原型生命力的一个特征，但同时也是原型批评研究和本土化的一个瓶颈。就连荣格自己也承认:“如果我们无法否定原型或者使原型失去意义，那么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意识发生异化的每一阶段，我们就会面临为原型寻找合适的新解释的问题，以便将过去的生活(在我们身上仍有痕迹)与现在的生活衔接起来(后者是想摆脱它)。”②荣格:《儿童原型心理学》，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第303页，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可见，原型的表层内容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而原型的深层结构却是永恒不变的。

　　由此可见，要想实现原型批评本土化，首先是在理论上肯定原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象征和可供交流的文学符号，更重要的，它是人类几十万年漫长进化的产物，是人类先民身心经历在我们大脑里打下的一种精神烙印。所以说原型是人类共享的心理遗产。真正的原型是没有历史、地域和文化之分的，当然就更没有西方文学原型和东方文学原型之分，这是因为“既然地球和人类都只有一个，东方和西方就不能把人性分裂成彼此不同的两半。心理实在仍然保持其原初的太一，等待人类前进到这样一种意识水平，那时候人不再只相信一面而否定另一面，而是承认两者都是同一心理的构成因素”。③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18页，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全人类同一心理这个事实赋予原型批评本土化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可能性是，在原型批评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学也会随之逐步国际化了。

　　迈向原型批评本土化的第二步，即认同最基本的原型是关于人类生(食与性)、死和再生(求安)的原型，尽管这些原型表层有许多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变体，而其他的原型都是由这些基本原型派生出来的“亚”原型。这样，“生－死－再生”就构成了原型的“普遍语法”。巧合的是，“生－死－再生”也是一切严肃文学所探讨的永恒主题。

　　原型批评本土化最难的一步，是剥开原型的文化表层。民族越古老，其文学原型的文化表层就越厚重。仍以牡丹为例，古称芍药的“万花一品”的牡丹，在我国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栽培史，从南北朝的“竹间水际多牡丹”到当下的“洛阳牡丹节”，牡丹不仅是《神农本草经》里的“丹皮”，而且还是“美丽”、“富贵”和“吉祥”的化身。如今，牡丹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试图拨开它积累千年的文化表层，以找到其所代表的人类共同的心理需求，这的确是一个挑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共识:原型批评本土化是否可行，取决于我们对原型起源与本质的真正了解，因为弗莱的原型理论没有涉及到原型的起源和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弗莱只强调了文学象征的不同形式和人类的原始经验与大自然变化的融合，忽视了原型的人类普遍性和生物性这一特质，而后者才是原型批评本土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功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