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海

　　在谈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时，会有诸多问题让我们产生疑虑和困惑。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在今天的成就?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有可能产生文学经典?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中国文学呈现的是怎样一种形象或形态?面对当下影像文化和消费性文化的冲击，文学该如何面对，作何选择?是屈从于所谓“文学已死”的宿命，还是拓展出一条文学发展的新路径?一方面，我们听到的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地传来:“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①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羊城晚报》2009年11月7日。“‘当代文学’的六十年中，尽管人们不承认已经出现了‘伟大的作家’，但是毫无疑问，其间几乎已经出现了‘伟大的作品’”，②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最为辉煌的篇章”。③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关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也不断地遭到严厉质疑。典型的就是顾彬教授的“垃圾说”，他那“振聋发聩”的话语，的确激发起了我们基于民族自尊的反思。然而，只要我们稍作一下理性的梳理，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当代文学并未真正在文学史意义上走向世界。近些年来，在消费文化的冲击下，大量戏仿、游戏、媚俗之作，纷纷登场，早已构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现实，对“纯文学”形成某种“遮蔽”。或许，我们对此可以不屑，可以不以为然，但是，我们无法否认问题的沉重，以及其越来越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其实，当我们回顾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条承载着荣誉、希望，而又充满了坎坷和困惑的道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十七年”文学中荡漾着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八十年代文学所打造的文学黄金时代，先锋派酝酿起的艺术革命，还有诸如“新写实”、晚生代、“女性主义写作”、乡土叙事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书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令人惊喜的一面。但是，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这些文学文本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我看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始终不能坚守文学写作与批评内在的美学品格。在不同的程度上，或“向内转”，或“向外转”，在不停的摇摆中失去了坐标。我觉得，实质上，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诗性品质，一旦失去了这种内在的美学品质，文学也就偏离了自己最根本的轨道。

　　文学的美学品质不仅表现在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象、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艺术形式方面，而且，文学还要去承载诗意的人文情怀，并将两者在一元化的有机统一中彰显出写作的个性化特点和原创性品格。说到底，文学真正的生命力，最终在于张扬一种美的、诗意的力量，与此同时，透视出文学家的灵感、灵魂和智慧，以及他积极地参与美的创造的自觉意识。只有这样，我们也许才能真的抵御住甚嚣尘上的商业、消费主义侵蚀，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普遍驳杂的时期，保持文学自身的独立性。由此，才会倡导、坚持、把握一个真正属于文学的审美标准，重建我们新的文学秩序、理想机制和良好的生态和形态。

　　一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的六十余年的历程，在这个并不短暂的时段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文学的美学品质始终如同草蛇灰线，若隐若现地贯穿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历史的、美学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时而游离、时而纠结，但始终无法融化成血液自觉地流淌在文学肌体内。我们看到，“十七年”文学带着时代的热情和朝气，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新路径和范式。显然，这条路径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既定方向和政治文化规约的。在如火如荼、充满激情的对血与火的怀恋中，诞生了“三红一创”、“山青保林”、“革命历史叙事”这样的宏大建构。如同所有“盛世”时期的文学，“革命历史叙事”同样想要言说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但是，与其他宏大叙事所不同的是，对于这个历史新纪元的讲述，是在极端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完成的，其中，讲述者隐匿了历史的“原生态”，文学的美学品质，淹没在有关革命历史的政治化的激情叙事中。文学话语在依附和演绎权力话语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应有的艺术价值。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让中国当代文学开始自觉地承担起了恢复文学审美启蒙的使命。从“工具论”转向文学内部，从外在的物质世界转向内在的精神世界，转向对文学美学品质的重新审视。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叙事策略，就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宣告与意识形态的决裂，试图用自身的美学价值建立独立存在的依据。可以肯定，“先锋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汉语言文学在他们的叙述中被推到了一个格调高蹈的艺术维度。然而，似乎是一种“矫枉过正”，“先锋小说”在叙述形式上的实验与创新，正是在摒弃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文学之外因素的干扰，试图建立一个以个性为本位的“纯文学”自由文本形态的构架。无疑，先锋文学的文体，过于专注于形式主义实验，将文学内在的美学品质，单向度地维系在文学的叙述形式局面上。但是，美学上的超越却无法掩饰其思想的羸弱，渐显单一、坚硬的结构、话语形式将“先锋小说”带入狭窄的通道。陈晓明说:“脱离意识形态中心化使先锋派获得了想象的自由，文化上的软弱无力以写作的快乐形式加以体验。先锋派被自己逼到绝路上，它不得不把形式主义美学作为超越性的价值来崇拜。那些抽象化的形式，不是适应妥协和同谋的产物，而是革命、报复和一意孤行的证明。先锋派放弃(逃离)了意识形态的先验性，他们又不得不寄望于美学上的超越——这种态度使先锋派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形式主义策略无法适应这个社会，又无力抵御它。”①陈晓明:《无边的挑战》，第43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先锋派执意沉湎于“表意的焦虑”，就忽视了文学承载精神内涵的力度和勇气。由于先锋派的形式实验几乎建立于西方现代哲学、文学理论基础之上，这就犹如失去了根基的浮萍，显露出难掩的乏力。因为，一种语言与文字一旦脱离了本民族的土壤，立刻就会呈现其无力的一面，在前卫的叙述背后剩下的是一个空泛的躯体。

　　艺术思维与历史文化维度的淡化和疏离，必将导致文学对人本之思的探索与文本实验之间的失衡。单纯的形式美并不能涵盖文学美学品质的全部。实际上，九十年代以来的大多数作家显然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开始从单向度中超拔出来。他们依然捍卫文学独立于意识形态存在的尊严，转而从不同的层面将文学拉回到“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上来。“九十年代文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全方位地进入了一个‘人性表现的自觉时期’。”①吴培显:《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第1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新生代小说、女性文学、新历史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新都市小说等纷纷争先恐后地表现“人性”、“自我意识”、“人的解放”等主题，试图在人的探究和表现方面建构起突破。然而，也恰恰是这一点再一次暴露出文学对其美学品质在艺术精神层面上的疏离。这种疏离，表现在对“人”乃至“人性”的理解过于褊狭，并导致文本走向了瘦硬、狭窄的表现维度。如新生代文学将人性与“食色”作了表象化的联系，使得人性蜕变为“卑微性”、“不可表现性”的能指。而女性文学中的身体崇拜和“下半身写作”，更是将关注度局限在人的内心深层隐秘和情感体验的单向维度，使得文学缺少对人和人性的深刻反思。与此同时，即使一些优秀的作家能够有意识地将艺术信念、历史忧患、人文情怀作一定程度的糅合，但问题依然存在，或者说，仍然没有达到经典文学文本对独到美学品质的要求。他们笔下的“人学”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

　　我想，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在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捆绑之后，却无法突破历史意识、民族意识的窠臼，表现出对生命、人性的高度重视，对人的本性、存在欲望的充分尊重?在大量的文本中，“人”总是无法从具象的现实中抽象出来，还原到抽象的普世性的人类灵魂的高度。对人性的描摹与解剖不是出于一个伟大心灵的感悟，以至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鞭挞，往往掩盖了人性中最真实的部分。我认为，那些真正能够穿越时间成为永恒经典的文本，一定是超越了时代的，能够带着诗意的光辉谱写出一种普世性人文情怀。用超越历史、种族意识的高度来审视人性，将人的精神安置于存在世界的中心，并以这种姿态来书写生活，才会超越现实，凸显人与生活、与时代的复杂关系。检视中外文学史，真正优秀的文学文本一定是将人性、历史性、民族性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但人性又总是高于历史性和民族性。经久不衰、超越了时间的感动往往来自于人性的力量。作家余华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暴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②余华:《活着·序》，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于是，他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文本中以源自内心的写作，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余华所讲述的眼泪无疑是宽广的，是超越了时代面对人类灵魂的真诚言说。像贾平凹、莫言、阿来、王安忆等作家，同样以自己对存在、时代和人性的理解和判断，凸显出各自的人文情怀，呈现这个时代的爱与憎，美和善，展现人的尊严、高尚和卑微。我想，这种对普世性人文情怀的孜孜追求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努力的标高。

　　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媒体化、娱乐化对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学地形图”发生新的嬗变。我们不难看到，当下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不是来源于自身，而是源自文学之外。意识形态、影像文化、消费文化、批评话语、出版机制、文学评奖机制、商业运营机制，等等，犹如一个巨大的生态链条，共同营构了当下的文学生存环境。这就使得文学的发展很难因循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得不时时迎合外部环境的压力，从而导致文学发展方向的偏离，丧失了文学内在的美学品质和精神气度。

　　市场化的文学写作，可以说是当今消费文化的特殊产物，灵与肉的割裂导致了欲望化的叙事，文学自律的审美颠覆为消费符码能指性的文字游戏。《蝴蝶的尖叫》、《拯救乳房》、《有了快感你就喊》等一批作品，打造的恐怕更多的是感官的刺激和快感。本来彰显作家人文情怀的文学轻易就会衍生为一种商品化的策略，由此而丧失了文学的美学品质。在商业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作家已经将文学作为转化、换取物质享乐的手段。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境遇，同样让许多人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焦虑，这种外在环境对文学施加的压力，使得文学也常常不能按照自身的方式，而是以人为的外在形态向前推演。文学写作，往往在表象的狂欢中变成媚俗的道具。

　　而网络作为“非机构化”的平台，同样成为了大众叙事狂欢的欲望装置。人们在这个平台上满足了自我展示的欲望，同时也点燃了他人展示的欲望。网络为文学提供了平台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学写作的方式。李寻欢、宁财神的游戏之作，木子美、竹影青瞳的性爱书写，都传达出了与传统文学理念的巨大鸿沟。戏仿性的话语如同穿行在网络丛林中的列那狐，带着市民性的狡黠，在对经典文本的戏谑中颠覆了诗意和崇高。“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鼻孔寻找光明”，这句广为流传的网络诗句，蕴含着对传统经典的承接和叛逆，而在承接与叛逆的矛盾二重性中，“鼻孔”对“眼睛”的替代，无疑喻指着文学“肉体地形图”上的一种媚俗性走向。原作的隐喻系统完全被打破，荒诞的嬉戏逼迫崇高脱冕。其实，网络文学最大的痼疾，在于价值颠覆和语言暴力对文学诗意的消解。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指出，文学是以“诗”为其基本点的，历史意识、哲学之思等外在的因素虽然也是优秀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不能以破坏审美为代价。“史、思应遵循并强化文学内在的本质特征，历史意识和哲学之思对文学创作的作用，不能发展到冲淡、抹煞文学自身特征的地步。”①〔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第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实际上，无论是市场化的文学出版，还是网络写作，都存在着放弃文学的内在美学品格以迎合外部文学环境的倾向。这一点，在以传统文学期刊为阵地的写作中，同样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主体，这部分文学的创作更应该受到我们加倍的关注。雷达在对新世纪文学的评价中，概括了新世纪文学创作发生的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乡土叙事、极限化的个性书写、历史小说的新历史主义倾向以及政治视角的回归等四个方面。②谭光辉、唐小林、白浩:《当代文学的新发展:从新时期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依然没能坚守文学内在的美学品格。个人化写作所导致的精神维度的缺失，作家沉湎于自恋式的梦呓中，在似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自由空间，游弋于无根的、虚幻的，甚至是虚假的所谓自由审美中，结果，不仅导致介入社会能力的退化和探究真相勇气的缺失，而且，也丧失了对美与善的发现，丧失了追求不竭生命力的感召力量。乡土叙事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佼佼者，虽然“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①陈晓明:《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60年》，《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但依然缺乏对文学内在结构的深层探索，无法达到人类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内在精神维度。这也是迄今为止，新世纪文学还无法让我们看到文学史意义上重要经典文本的原因。

　　三

　　建构文学内在的美学品格，是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最本质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文学经典的建构，也关系到文学作为一种存在的“生死存亡”。陈晓明说:“文学在这个时代已经死去，而我们不过是些哭丧的人。”②陈晓明:《无边的挑战》，第42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我想，这并非语出惊人的哗众取宠，而是基于清醒认识之上的理性判断。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威胁和挑战。3D技术和各种新媒介技术，在强烈的感官刺激中淡化了人们对语言文字美感的追求，消费文化在欲望的沟壑中销蚀了美善与诗意。文学想要生存就不能仅仅是人们消遣娱乐的代用品，更不能是少数人孤芳自赏的自娱自乐。而文学的美学品格恰恰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基所在，也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标志，更是文学介入生活，建构理想与诗意的独特的语言叙述形式。

　　那么，我们如何建构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美学品格呢?我认为，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向后转”，到以往的创作经验中去挖掘;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向前看”，具有开拓的勇气和信念。回顾中国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看到真正优秀的文本的确是那种“‘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③〔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第1页，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如果在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阐释框架中考量沈从文的作品，并无宏大的意义，然而一旦阐释框架回归到文学本体，其文本便凸显出丰富的审美价值，并能为今天乃至明天的读者所欣赏和喜爱。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显然也是一位能够自觉坚守审美品格的作家。张学昕认为，苏童的“小说写作意义在于，他能以持续的文学叙述，聚合起整个南方生存者的存在形态、经验极其语言形式，并在经验与语言的互置中呈现出一种诗意的模式。他以一种诗的形态结合着存在与文化，呈现这一时代深层的蕴含”。①或许，正因为如此，苏童才能够在写作三十多年之后，依然以“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的气度，保持在一个高度上进行“纯文学”写作。虽然，苏童对先锋写作技巧的把握游刃有余，但是，苏童的写作避免了先锋写作那种消解意义，颠覆深度模式，从而放逐了文学的精神性等弊端，他在向中国古典的叙事语境回归中，将古典的叙事手法、美学风格以及传统文化构筑成他写作的坚实内核，并与先锋派的表意策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先锋”与“古典”的诗性合谋，形成了苏童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由此感受到，文学美学品格的构建往往需要个性化的美学形式与普适性的人文情怀契合在一起。

　　文学经典如何成为可能?建构文学的美学品格，到底还需要作家怎样内在的功力?美国学者布鲁姆在归纳西方二十六位作家及其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时指出:这些作品都有一种“陌生性”(strangeness，一译“疏异性”)，“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②〔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第2页，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从这一方面来看，西方当代文学作了更多的尝试。西方当代文学往往能够从最前沿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中汲取养分，以构建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以此来指导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N.洛仑兹提出了著名的“混沌理论”。这一理论将经典科学所排除的多样性、个体性、无序性等因素引入科学的视野，将不可逆性、偶然性、不稳定性、突显性、非线性等新概念运用到科学研究中。混沌理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来基础科学的第三次革命，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巨大变革，同时也在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领域掀起了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革命。混沌理论成为作家表达对现实与人生看法的有力工具，受其影响的美国作家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斯、唐·德里罗、科马克·卡麦锡、理查德·鲍尔斯、罗伯特·库佛、哈里·马修斯，等等，“混沌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涵义，被这些作家用作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叙述文本的手段，并由此创作出了《白噪音》、《金甲壳虫的变异》、《骏马》、《回声制造者》等优秀的文学文本。我想，或许就是这种“向前看”，成为建构文学原创品质的一条重要路径。

　　在今天，机器的轰鸣声几乎彻底掩盖了田间地头的田园牧歌，诗意已经成为我们当今社会弥足珍贵的精神品质。文学作为诗意的语言，在我们努力回归诗意栖居的道路上具有不可比拟的独特性，它使人陶醉，可以进入到生命的最深处和最高处。由此，我们更应该坚守文学的美学品质，因为这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