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从容

　　二○○一年，陆建德出版了他的专著《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这是他四部专著中的第二部。从这本书说起，是因为该书的副标题准确概括了陆建德的治学方向。在后记中陆建德解释说，一开始他把英美文学与思想史放在一起也有些顾虑，但是在国外的一些著名文库中文学批评和思想史是归在一类的。陆建德之所以有此解释，是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做文学批评是陆建德治学的一大特色。陆建德是英美文学出身，先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然后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不过与那些到国外学中学回来教西学的人相反，陆建德是正宗的剑桥大学英文系毕业，回来后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国文学研究，但是陆建德回国后却不愿把自己局限在英国文学这块已经稳据了的领地，他的治学目标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的英美文学研究大多有以古论今，以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之意。回国不久，陆建德就以《读书》为阵地，凭借同样扎实的中国文学根底，游走于古今中外之间。中外文献和思想或者互相佐证，或者互相阐发，如今更常常直接撰文点评中国历史和当代的思想和现象，剖析中国文化的得与失，赤子之心殷殷可鉴。陆建德曾说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一书“恢弘逼人的气势后面只见一片诚挚热切之心，犀利的词语总伴随着细心的辨析和限制性的说明”，①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第10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这也是陆建德自己的为文和为人的生动写照。

　　一

　　如何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这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一直思考的问题。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外国文学和理论的大力译介，中国当代学术界对国外的思想学术有了初步了解，虽然具体问题仍有待深化，但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九十年代已经逐步进入一个反思和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阶段。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研究者们发现难以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国外学术思潮在那个时期的大量引入，正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新的研究立场的需要。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用西方的理论分析西方的作品还有超越西方的可能吗?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材料加上西方的视角由于脱离了中国自身的文化土壤，对那些并不专治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来说又能有多少吸引力?当然，纯学术性的外国文学研究对于该领域长期而良性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只有带着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才能在中国产生思想的共鸣和激荡，才能更好地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服务。陆建德的外国文学研究一开始就抱着这种立足本土、经世致用的态度，了解外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因为“一个民族需要比较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①陆建德:《世界·文本·批评家》，《读书》2009年第9期。正是对中国的关切和关注决定了陆建德毕业后回到中国，而且从不用剑桥的资历为自己换取苟安。②在《你回来作啥》中陆建德说:“人是有血有肉有灵性的，有时还有点良心”，所以不可能用几个明晰的表述来解释自己的原因，我对此深表赞同，不过我觉得他这里的有血有肉有良心，实际也潜含着对故土和故人的眷恋与关注。见陆建德《你回来作啥》，《神州学人》1996年第11期。这也决定了陆建德的外国文学研究更侧重思想的研究，他那些看似学术的阐释背后实际包含着对中国问题的深切思考，这使他的文学批评“始终也是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③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第107、29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拿《为了灵魂的纯洁——读辛格短篇小说有感》来说，这是一篇典型的作家研究，陆建德却不时插入对中国当代社会现象的直接议论。比如他谈到外人在犹太隔都只看到愚昧落后，犹太人却更关心灵魂的得救，在道德和精神的生活中感到幸福。论述过程中陆建德不时笔锋一转，直指“习惯于从经济角度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理解”④陆建德:《为了灵魂的纯洁——读辛格短篇小说有感》，《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社会的中国病态现实，甚至直接描述以骗人为荣的中国女老板。通篇不谈辛格的艺术技巧，而是集中剖析辛格笔下那些犹太人的灵魂追求，因为这篇文章实是陆建德在物质化的社会里对精神价值的呼唤。“为了灵魂的纯洁”显然不只是为了犹太人的灵魂，也是为了当代中国人的灵魂。

　　借文学批评表达对当代社会的思考是陆建德治学的一大特色。在批评中陆建德不喜欢使用那些学院派的术语。他曾借美国学者伊莱恩·肖沃尔特之口指出，当代文学理论用预先设定的术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真正成功的理论家必须有自己的声音”。⑤陆建德:《文学理论:凤凰还是九头鸟?》，《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5期。他自己那些犀利和不屈不挠的思考和思想正是他的学术文章的灵魂。即便有的文章的经世之用并不明显，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此时思考的是人们的认识方式，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社会现象。比如陆建德有两篇关于雪莱的文章《雪莱的大空之爱》和《雪莱的迷人之死》，表面看是纯粹的文学研究，既未指向社会，更未涉及中国，但综观陆建德的思想脉络就会发现，陆建德的这两篇文章事实上是通过重读雪莱，反思陆建德一贯关注并视为中国现代话语一大弊病的“旷然大空”⑥陆建德:《麻雀啁啾》，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的概念。《〈革命军〉的风格——为邹容〈革命军〉发表一百周年而作》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批判旷然大空的用语的又一力作，这次批评的对象是中国现代革命话语，可以说是陆建德早期的雪莱研究的经世之用。文中陆建德令人信服地指出了邹容如何用“浩浩荡荡的重复句式”⑦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第107、29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代替对问题的朴素克制的思考，用“革命”等空洞的概念掩盖思想的苍白。一西一中不同的文章，分析不同的对象，关注的却是同一个问题，最终目的都是纠正人们思维方式中的虚假和自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陆建德对旷然大空的概念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在其他文章中他也指出过那些脱离了现实基础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字眼让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①陆建德:《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百科知识》2002年第2期。也指出过美国这些霸权国家借助这类字眼制造国家神话，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②陆建德:《神话的见证》，《读书》1996年第1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陆建德将“思想背后的利益”作为他的第三部专著的标题，把揭示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概念背后可能隐藏的利益考虑作为他的文学批评的重要责任，批判的锋芒指向中西社会中一切假大空的历史和现象。

　　二

　　从创作伊始陆建德就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借鉴西方思想，在这个问题上，陆建德始终反对那种离开本土文化，全盘美化和接受西方的做法，相反，他的很多文章都致力于揭露西方列强如何“以‘替天行道’之名行打家劫舍之实”。③陆建德:《妥协的“自由”叙事——评〈美国自由的故事〉》，《书城》2003年第3期。中国文化是陆建德的情感所系，也是他的思想之根。不过，陆建德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的外国文学研究本身就体现了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和借鉴。问题在于，如何借鉴，这同样是陆建德一直思考的问题。陆建德这方面最早的文章是《赛斯皇帝和拿来主义》，分析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小说《黑祸》中阿扎尼亚帝国(以埃塞俄比亚为原型)的新皇帝赛斯的西化经历。赛斯当皇帝时甫自牛津大学毕业，于是在国内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废除被他认为愚昧落后的本土文化，最终却造成国家的动乱和英法列强的插足。陆建德通过对赛斯的反思，提出了后来成为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渐进主义、本土立场和群体价值。

　　陆建德在不少地方都引用过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所说的“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陆建德指出，赛斯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像二十世纪中国“个别好走极端的激进先锋”④陆建德:《赛斯皇帝和拿来主义》，《读书》1992年第12期。一样，采用一种迅速脱胎换骨的做法，“把生活当作可以随意抟捏的材料”，“在对抗与战斗里追寻刺激和英雄主义”。⑤陆建德:《麻雀啁啾》，第151－152、1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陆建德将这种做法称为“海燕的冒险”，这里显然呼应着高尔基的《海燕》中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那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陆建德则自比为依人而居、有着普通人的软弱却坚韧不拔地啁啾着的麻雀，并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题为《麻雀啁啾》。陆建德写下麻雀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麻雀，在险恶面前他们并不用大话空话来“使社会遭受苦难的巨变”，⑥陆建德:《麻雀啁啾》，第151－152、1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而是坚忍但忠贞地发出自己的啁啾。

　　陆建德反对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认为变革应该像麻雀的啁啾那样平缓细致但不屈不挠，这既因为像范纯仁所说的，急于求功会“为憸佞所乘”，这是赛斯所遭遇的;同时也因为像爱尔兰作家爱德蒙·伯克所说的，“当我们破立的对象不是砖石木料，而是有感觉的生灵时，慎重与细心当然也就成为责任的一部分。突然改变这些生灵的状态、条件和习惯，可能使千百万民众陷入惨境”。⑦转引自陆建德《潜行乌贼》，第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伯克的这种渐进主义缘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他的著名的《法国革命论》其实出版于大革命白热化之前，伯克在书中预言了大革命的极端激进的做法必将带来恐怖、暴政和不幸，后来的事态多少印证了他的看法。陆建德曾有几篇文章专论伯克，对伯克颇为赞许，这可能与陆建德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有关。陆建德儿时生活的浙大宿舍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但是该村的更名风波，大字报栏中那些“政治词汇包装下的人身攻击”，①陆建德:《门房老周》，《书城》2008年第6期，第32－35页。以及包括门房老周在内的一些人的命运动荡，都暗合了伯克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与门房老周沉默的坚忍不同的是，陆建德主张在坚忍的同时也应坚持发出啁啾之声。

　　伯克对陆建德的另一个影响是对自由的看法。伯克在创作《法国革命论》之前曾提倡自由贸易，支持美国独立，所以很多人一开始都认为他会支持法国大革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也将伯克列为最伟大的三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陆建德并没有简单地在“自由”这两个字前结束自己的思考，在《伯克论自由》中，他仔细剖析了伯克与伏尔泰等十八世纪启蒙派思想家的不同，指出伯克所说的自由不是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一种“以道德为前提的自由”，“几乎接近‘礼’或‘絜矩之道’，与中文‘自由’一词的本意(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相去千里”。②陆建德:《伯克论自由》，《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伯克主张只有内在约束力强的人，能克制住自己的贪婪、虚荣、放肆等欲望，拥有正常周全的判断力并追求正义的人才可以享受自由，否则“一个既无民众传统道德自律，又无强制性外在约束的社会”必将“面临崩溃的厄运”。③陆建德:《伯克论自由》，《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因此伯克提出在民众达到理想状态之前应由政府领导。可惜的是陆建德没有详谈伯克对理想政府的看法，只是指出这种政府不能是专制和滥用权力的，而应该“是人类的智慧为满足人的需要而设立的”。④陆建德:《伯克论自由》，《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问题是，政府依据什么来决定民众的需要是什么?如果政府自身出了问题又由谁来引导政府呢?

　　在这方面陆建德似乎更强调传统的作用。在《〈法国革命论〉另一种声音》中陆建德谈到，法国革命政府曾用统一规划来管理国家，但伯克对这种政府提出反对，理由是国家应该“是熟悉的客栈、温馨的休息处以及种种地方的特色”，否则“公共感情将因营养匮乏而萎缩、凋败”。⑤陆建德:《〈法国革命论〉——另一种声音》，《出版广角》1999年第12期，第18页。陆建德相信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远比抽象的理念更能为人类群体提供精神的立足点，并借英国作家劳伦斯的话称之为“地之灵”。⑥陆建德:《〈法国革命论〉——另一种声音》，《出版广角》1999年第12期，第18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陆建德强烈批判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以及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以新为美和简单的进步论，而是大力提倡本土经验和本土文化。但是陆建德并不是那种自大排外的民族主义者，英国文学为他提供的比较视角让他在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养分的同时，也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弊病，比如儒家“在个人德性的领域内讨论政治或者说公共及社会伦理”⑦陆建德:《儒家政治及其矫正:从激进主义到渐进主义》，《第欧根尼》2011第1期。为社会弊病埋下了隐患，又比如今年陆建德几次在会议上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恋。在《悠悠百年说“体用”》中，陆建德通过批判严复的体用不二说，以及赞扬张之洞当年“一方面激励同胞知新知变，一方面又致力于本国的文化建设”，⑧陆建德:《悠悠百年说“体用”》，《天涯》1998年第5期。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借鉴外国文化、立足本土文化的看法。具体策略从他在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一段描述中或许能够获得启示:

　　当代中国作家极其关心世界各国文学，他们是不知疲倦的读者，谦虚老练而又极具批评比较的眼光。在创作风格上他们是大胆的拿来主义者和实验创新者，然而他们始终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⑨陆建德:《潜行乌贼》，第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从这种立足本土文化的立场出发，陆建德反对萨义德提倡的“流亡”文化或“文化杂交”。不过他倒处处赞扬萨义德的坚定的批判知识分子立场，并且把萨义德这样的知识分子视为管理社会的重要力量。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曾说诗歌的公正就在于干预现实，纠正社会，事实上，陆建德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不屈不挠的纠正者。他像萨义德一样用自己的博学坚持不懈地跟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荒唐的现象做斗争，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批判精神。他不仅批判中国的问题，以此来帮助中国完善自身，他也不遗余力地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揭露美国政府制造的自由、正义的神话。

　　不过这里更重要的是，与那些旷然大空的口号式批评不同，陆建德的批评都建立在他博学的考证和文本的细读之上，通过对概念的历史梳理来揭示概念背后隐含的政治利益。比如陆建德考证了广为人知的“自由钟”的故事，指出事实上美国的《独立宣言》既不是七月四日签署的，也没有任何关于议事厅的钟声的记载。《独立宣言》宣读那一天(七月八日)确实响起过钟声，但那是基督教堂的牧师在为英国国王祈祷。就像篡改自由钟的故事一样，美国的当权者篡改了自己那血腥和争利的历史，借此把自己塑造成纯洁的理想国。这种神话的可怕之处在于美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都被美国的宣传所欺骗，紧跟美国政府那些使用了“公平”、“自由”等字眼的言辞，而这些“涵义模糊的词语”①陆建德:《伯克论自由》，《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第92页。使美国政权可以方便地掩盖自己的政治立场，用貌似真理的舆论实现自己对整个世界的控制。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思想都被利益所左右，也不是所有的西方知识分子都充当着政治权力的工具。陆建德曾描绘过《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编辑部一批令人尊敬的英国知识分子如何在严峻的政治环境和惟利是图的商业社会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多样性，成为当代思想的“明灯与心智的堡垒”;②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第155、16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陆建德同样描绘过凯恩斯如何在发现英美政府试图通过《凡尔赛合约》假正义之名满足自己的贪欲后，愤然辞掉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职位并撰文予以揭露，陆建德称该文的“真正感人之处还是作者的与人为善之心”。③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第7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事实上，陆建德并不否认良心、正义、自由这些品质的存在，他批判的是那些脱离了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的概念滥用和自我美化。

　　在自由的问题上陆建德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观，他与伯克一样注重自由的社会效果。陆建德批评英国自由学者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观，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人的根本需要是归属于一个共同体”。④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第155、16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陆建德对个人主义的批评往往从其中包含的道德缺陷入手:在《老人与海》中的孤胆英雄老渔夫身上，陆建德看到的是强烈的胜利欲望和自我标榜，并提出“人生不是战场……我们更乐于在和谐的整体中考虑自己的责任和职守”;⑤陆建德:《大写的渔夫与“做作的男子气概”——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1年第2辑，第128页。在宣扬“个人解放”的水浒英雄那里，陆建德看到了“罪悔意识或作为人的特征的自省能力”的缺席，⑥陆建德:《水浒的灾难》，《读书》1998第12期。并且指出更可怕的是如今《水浒传》电视剧制作者依然简单地坚持造反光荣。个人主义之所以存在伦理上的缺陷，是因为在陆建德看来，美德出自将别人的利益和尊严与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一并考虑，而“脱离集体的活动就不能在自身之外找到任何善”。⑦陆建德:《赛斯皇帝和拿来主义》，《读书》1992年第12期，第124页。陆建德赞扬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时，也是强调卢梭那些“关于个人的小我融入社会的大我的言论”。①⑥ 陆建德:《列炬张乐迎卢梭?》，《读书》1996年第7期，第57、56 页。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陆建德这里强调的群体意识并不等于屈服于大众的舆论。事实上，陆建德对那种被舆论所主宰的民主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提出“科学和民主不能作为社会的最终目的”。②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第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他在《才智之士凯恩斯》中描述了凯恩斯如何失望地注意到欧洲民众盲目地追随政客们那些妖魔化德国的言论，热衷于屠戮和战争。他也同样注意到美国人总是紧跟舆论，少数有头脑有胆量的质疑者根本无法与巨大的社会群体相抗衡。陆建德对中产阶级群体尤其持怀疑的态度，认为“中产阶级在道德上是腐败的”，因为他们“没有新鲜活泼的思想感情，只有生存的本能”。③陆建德:《潜行乌贼》，第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因此，陆建德认为思想家应该像萨义德那样“拒绝‘组织起来的集体激情’和‘团体的一致性’”，④陆建德:《世界·文本·批评家》，《读书》2009年第9期，第136、131 页。提防被舆论操纵了的民意，培养自己的辨识力，为社会提供新鲜的思想。

　　三

　　陆建德对词语背后的政治利益的批评，本来完全可以借助福柯、德里达等法国学者的术语来加强所谓的理论深度，而且陆建德对德里达也有较深的了解，曾用《本来无一物，何来德里达》对其调侃，但是陆建德更愿意在扎实的历史考证的基础上作文化政治批评。他虽然没有正面批评过那种尊崇理论的做法，但他曾介绍过肖沃尔特对理论的批判，后者认为当今的文学理论用语晦涩且大而无当，令人窒息。而且陆建德认为理论不能逃避“经验世界的现实情况”，⑤陆建德:《世界·文本·批评家》，《读书》2009年第9期，第136、131 页。 陆建德:《词语的政治学》，《读书》2005年第3期，第26页。“有很多概念和学说是难以移植的，不可以把它们掐头去尾，使之脱离特殊的语境”。⑥因此陆建德坚持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坚持“没有任何一种抽象的或分析的观念能够脱离同历史的及个人的思想的一切关系而独立存在”。⑦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评论集》，第16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即便有时他的批评也从词语本身入手，比如通过对“腐败”的定义来探讨社会腐败的问题，⑧陆建德:《OED·腐败·市场及其他》，《读书》1993年第12期，第33－41页。他更关注的是字典中“腐败”词条所引例句揭露出的各国各时期各种不同的腐败现象，并借助自己的博学进行考证和分析，最终目的是帮助中国读者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陆建德从不做那种“法语化的套语行话充斥”⑨陆建德:《文学理论:凤凰还是九头鸟?》，《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5期，第20页。的概念炫耀，而是强调“如果人文学者只顾埋头穷究‘学理’，对词语背后的政治学和利益懵然无知，事事套用别人的命名，那是很可悲的”。⑩

　　陆建德的这种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视角深受他的英国学术背景的影响。他的《词语的政治学》从标题看不免让人以为要步福柯和德里达的后尘，实际上却以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为分析对象。威廉斯在书中首先从历史主义的原则出发，对若干关键词的词源进行历史考证。不过，威廉斯的考证并不像德里达那样集中于语源学，他的精彩之处在于对词语在使用过程中的历史文化的演变进行描述。在后一个过程中，威廉斯自己的文化政治观点也会渗透其中。陆建德一开始是想揭示威廉斯如何在看似公允的词语诠释中放入自己的政治倾向，但到后来，威廉斯所揭示的词语与政治社会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中包含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感越来越得到陆建德的赞许，陆建德进而提出有必要以威廉斯的方式重新梳理中国社会中诸如“革命”、“民主”等被简单地神圣化了的词语。

　　陆建德对威廉斯的倾心从他自己的思想发展脉络来说是必然的。威廉斯出身剑桥大学，另一位深受陆建德赞许的英国批评家利维斯也出身剑桥，陆建德称利维斯是威廉斯的师长。当然，陆建德并非因为两人都是剑桥学者就倾心于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和陆建德的治学方法都带有剑桥学派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特点，同时他们的批评关怀也都是“文化关怀”。①陆建德:《潜行乌贼》，第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这样，三位学者跨越历史的长河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剑桥七年在陆建德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在国内学术界追随美国在半生不熟的抽象理论和生硬概念中颠簸了数十年之后，陆建德从剑桥带回来的探赜索隐、回到“历史、作者、上下文和意识形态”②陆建德:《走出语言的监狱》，《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第136页。的历史主义让人有重新回到了人的世界和文化的世界的亲切感，而这不正是我辈学人选择学术道路时所追求的，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以为根基的么?

　　英国的文化传统与法、德等民族相比，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加接近，两者都重实践和历史，重群体和伦理。陆建德思想中的反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实践的善，反对激进革命，强调文化传统，都可以从英国的影响中找到根源。陆建德自己曾说英国人“酷爱秩序与传统”，③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第370、370－371、3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不敢紧跟形势”，④陆建德:《谁家的准则》，《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第137页。从而使得英国文化更强调历史和经验，“对忘情于构建全然只属于个人的‘新传统’的实验家存有戒心”。⑤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第370、370－371、3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陆建德自己那些与英国传统相呼应的价值原则既可以视为他的学术思想，也可以视为他的治学方法，甚至可以视为陆建德自己的个人修养。它们渗入陆建德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渗透到陆建德的为文和为人，构成一种学术，一种智慧，也就是陆建德所说的“非理论的智慧”。

　　陆建德回国不久，就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区分了两种智慧，即建立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智慧和建立于理论基础之上的智慧，前者他称之为“明智”，并认为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明智比理论更重要。亚里士多德并不属于陆建德的研究领域，他选这本著作来读显然是因为有感于怀。虽然我不知道当年陆建德撰此文的初衷，但是可以想见陆建德带着剑桥的学养回来，面对中国学术界强烈的“重理论方法，轻实践智慧的倾向”，⑥陆建德:《明智——非理论的智慧》，《读书》1993年第1期，第45页。如鲠在喉，深感有必要纠正这种一边倒的学术风气。陆建德文后引用的王佐良关于回到“常理”的勇气的话，正透露出了他那时的深切感受。更有趣的是，王佐良同样指出，这种重常理或明智的批评正符合文学批评上的英国传统。

　　陆建德重实践批评，这使得陆建德的思想主要建立在细致的研究和扎实的考证的基础之上，极少去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陆建德目前出版的四部专著都是文集，正是他反对宏大理论的最好体现。陆建德认为对于文学来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卓越理解力和对那些根本无法测度的事物的敏感性，这构成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眼力，“这种眼力来自长期细致的观察和对事实的准确了解”。⑦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第370、370－371、3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陆建德自己的文章也处处体现出这种细察的眼力。有时我不免好奇陆建德在剑桥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因为国内有种说法认为博士论文必须建立在理论体系之上。也曾有香港教授声称给学生一个理论和一个新作家，可以在十五天内指导学生写出优秀的学术论文。估计在这样的速成批评面前，陆建德那种需要长期培养的实践批评只能“甘拜下风”了。

　　陆建德的文章看似缺少当下流行的最新理论，但每篇文章都让人清楚感到陆建德深刻的思想、严密的思辨、尖锐的批判和渊博的知识。第一次与陆建德接触是因为我的一篇文章恰好由陆建德评审。当时由于学识浅陋，把一个历史概念翻译错了。投稿时我并没有附上原文，而且从上下文也很难看出有不连贯的地方，谁知陆建德不久就写信来指出我的错误，让我汗颜不已的同时也对陆建德的博学大为惊叹。后来读了陆建德的其他文章，才明白这对博闻广识的陆建德来说完全不足为奇。陆建德的文章大多广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材料仿佛信手拈来，深邃的思想以细致的分析和渊博的考证为支点，又在丰富的材料中层层深入，让读者在这种举重若轻的娓娓道来中获得启发。陆建德曾说明智需要通过耳濡目染来获得，从这一点说，陆建德文章的字句本身就是对读者的耳濡目染。

　　在一篇文章中陆建德将散文的特点概括为“苛刻的称量，细心的检验”、“新思想、新感受、新视角”、“击中读者痛处，促使他思考和更加强烈地感受”，①陆建德:《序言》，见陆建德主编《二十世纪外国散文经典》，第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陆建德这里对散文的几点概括也非常恰切地概括了陆建德自己的文章。陆建德常常从细处入手，苛刻的称量是为了帮助读者不被“盖棺定论”、“早有定评”的话语所蒙蔽。《陈独秀的德国大炮》就是这样一篇通过细心检验来保持历史探究精神的文章。整篇文章从考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到的“四十二生的大炮”入手。陆建德凭借自己渊博的语言和历史知识，旁征博引，指出这里的大炮实际是一战中德国使用的一种名为“大贝塔”的新型榴弹炮。这个细节看似无奇，陆建德却从中检验出了被淹没的历史真相:一是陈独秀当时的亲德立场和军国主义态度，二是陈独秀在中国政府与德国断交后立刻主张对德作战，这种立场突变的背后显然并非陈独秀所说的公理。由此亦可推知当时段祺瑞政府的真正出发点，并看到历史并不仅仅是按照公理和正义这些原则推进的。这个不起眼的细节却是重要的历史裂缝，惟有陆建德这样的眼力，才能避免被书写了的历史话语所玩弄。

　　陆建德不借助新的理论，却并不影响他带给读者一个又一个新的感受、新的视角、新的思想。无论古今中外，陆建德都能用他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视野，帮助读者重新思考那些习以为常的看法、盖棺定论的作家、熟视无睹的现象。他一九九三年谈柯尔律治是谈柯尔律治的“论证循环”，一九九五年谈雪莱是重审雪莱的“爱”的实质，二○○○年谈王尔德是谈“滥情”中的自恋，二○○一年谈海明威是帮助读者看到海明威的著名格言背后的道德实质。这些新的视角带来的是对传统作家的新的感受，最终影响读者的是其中包含的新的思想。

　　陆建德的语言具有高度的表达力，常常一语直插鹄的。如他批判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迁移立场时说，“以多元化为口号冲击西方学术界的移民知识分子真正看重的有时并不是他们的民族文化自身，而是这些民族文化在新环境下的使用价值”，②陆建德:《麻雀啁啾》，第213－21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可谓一针见血。又如说“美国的爱国精神……仅限于一种自我肯定的仪式”，③陆建德:《自我肯定的仪式——谈美国的爱国主义》，《世界博览》2002年第10期，第37页。不禁让人拍案叫绝;而他批判中国“以西方市场的价值取向来包装中国并把这层包装演 绎为中国的基本特色”，①陆建德:《潜行乌贼》，第297、250－2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又不禁让人汗颜。再如他称布波族是“高贵的平庸”，或者用“作书人的胆量”来评价那些拼凑著作的作者，显示出高超的语言概括力。陆建德的语言不仅锐利而且幽默，当读到他把市面上大量出现的“快读本”、“启蒙本”称为阿凡提的“汤的汤”②陆建德:《潜行乌贼》，第297、250－2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时，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不能不佩服陆建德的智慧。

　　陆建德的思想丰富博大，不是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能穷尽的，而且由于学识浅陋，我的这些梳理也只是建立在自己粗浅的感受之上，不知其中有多少误读。好在我相信陆建德一定不会生我的气。陆建德是幽默的，也是宽厚的。我和陆建德谋面数次，想象得出陆建德读了我的文章后笑着向旁边的人开玩笑的样子，“这是我吗?我是这个样子吗?”此时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陆建德说笑时眼中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