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沈志佳、叶鸿基两位编选的十七辑共四卷的《刘再复文学选集》真是又感慨又兴奋。时间如流水，倏忽之间，刘再复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将近半个世纪。从当年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新建设》编辑的年轻才俊，到如今隐居于美国洛基山下笔耕不倦的“客座教授”，这半个世纪他所经历的内心宇宙的跨度和漂流四方的空间跨度，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人群里面都是罕有匹敌的。他当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坛盟主”，那时他头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组召集人，及文学所、外国文学所、语言所、少数民族文学所四所学位委员会召集人等要职和荣衔，这一切因一九八九年又如同流水落花，烟消云散。他执著信念而无所留恋，漂流异国，带着文学的种子，在新的土地播种、耕耘、辛勤浇灌，如今又别开新枝，长成婆娑的大树。正是由于他对诗的守望，他的存在成了海外汉语写作和评论的重镇，人们不会忘记，他是汉语作家高行健二〇〇〇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摇旗呐喊的马前卒”。五十年来，刘再复文学活动的舞台截然两样，前一时期是“在朝”，后一时期是“在野”，他经历了个人命运的沧桑巨变，经历了两度不同的人生。然而，无论怎样，刘再复就是刘再复，他独立思考，无畏前行，既有人间猛士的担当，又有禅者无待的洒脱。五十年如一日未尝稍改的是他对文学的挚爱，五十年始终不渝的是他对读书治学的坚持。这四卷沉甸甸的《刘再复文学选集》就是他五十年心路历程的见证。从这部选集中可以见出他读书治学的广博和渊深，他在学术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在文学理论、美学、文学史、作家研究、作品批评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第一人生时期，他是理论教条的荆棘丛林的无畏探索者，是观念革新的登高呐喊者;第二人生时期，他是文学尊严的守望者，是得大自在的诗心诗性的悟证者。刘再复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敏锐而深邃，他的研究和批评有强烈而独特的问题意识，透过他的学术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思想脉动，感受到生命的热情和人文的关怀。我读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和评论，深觉它的丰富和精深，他八十年代所提出的“性格组合论”和“文学主体性”理论，九十年代所做的现代作家论，以覃思妙悟解《红楼梦》的“红楼四书”和对高行健戏剧小说和文学理念所作的评论，都是好学深思、超迈群伦的思想学术杰作。
一
像坊间所知的那样，建国后在文学理论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教条文学理念有两个不同的来源。首先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强调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政治”。它表面上好像是对文艺性质的一种理解，而实际上则是政治的力量对文艺的介入和操控。当然站在文艺的角度，这种出于革命战争需要的文艺理念还是相当粗糙的。因为它涉及文艺自身规律的部分不多，文艺家只需表态赞成，就可保平安，至于这套理论有多少能够“指导创作”则另当别论。这个本土的来源代表了革命战争和建立政权对于“笔杆子”的需要，但这需要尚待落实为对文艺自身规律有所陈述的言说。于是解放后五十年代就补足了这个“遗憾”。开国建政后从苏联不但直接搬来了“计划经济”，而且还搬来了“上层建筑”。这就是左倾文学理念的外铄来源，也就是它的第二个来源。这一次舶来的“上层建筑”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核心的“典型论”。典型论从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一封信里面的一句话——“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衍生而来，经过苏联“党的机器”的加工，终于演变为指导创作的精密教条。典型论从苏联来到中国，先在教育界，然后在研究和评论界扎下了根，一个不可违抗的文艺指导理念，终于大功告成。这样，“服务论”与“典型论”合成双璧，成为当年中国文艺界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对作家而言恰像孙悟空套上紧箍咒，任你有多大的本领，只要一念咒，无有不乖乖就范。作品被批评一句，环境不典型或者人物不典型，就可以置之于死地，作家就沉默无声“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经历过那时代的人才知道“理论棒子”的厉害。建国初期发生的“萧也牧事件”让人记忆犹新。“萧也牧事件”说明了批评的教条与它背后的政治结合后，它们对作家和文学的杀伤力有多么大。典型论其后变本加厉地发展，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文革”中的“三突出”论。设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想争得稍微可以转动身子的理论空间是多么地艰难。五十年代先后有理论工作者提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和“中间人物论”，这无非就是把笼子撑大一点，好有空间呼吸自由的空气，在承认政治和典型的大前提下，争取多少宽松一点而已。但是议论刚提出来，批判之声纷起，就连这样的松绑“企图”也旋起旋灭。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在苦思出路。政治、经济方面表现为突破两个“凡是”，改变模仿自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改革开放的国策;而作为文化领域之一的文艺则表现为突破多年来套在作家头上的“条条框框”。前者更多的是治国者的力挽狂澜;而后者则更多的是知识分子有志之士发自内心的呼声。刘再复恰逢其时，走上了学术探索的前沿。他治学的第一个领域就是鲁迅研究，就是在“文革”的喧嚣之中也一直坚持，先后写过《鲁迅与自然科学》、《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他从鲁迅论曹雪芹写人物佳处在于破除“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中获得启示，①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自序》，第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思索到可以突破僵化了的典型论的学术方向，这就是性格美学。塑造性格是自古典时代以来至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之前的作家文学描写致力的核心，在文学理论上自有它的重要地位。况且典型论也是建立在这一文学现象基础之上的，只不过它伴随政治革命高涨的潮流而演变为僵化的文学教条而已。而刘再复则吸取自启蒙时代以来关于性格塑造的思想资源，特别是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杰出的批评家俗称“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性格塑造的论述，从性格美学的角度重新阐释此一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一九八四年初，他发表震动文坛的论文《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这是稍后的著作《性格组合论》的核心部分。从现今的角度看，刘再复的新论述不仅完全破解了典型论的教条，而且还把性格美学推向一个更丰富、更完善的高峰。
刘再复所以能在性格美学上重开一片天地，完全在于他重新回到人的立场，还人的本来面目。《性格组合论》扉页引狄德罗的话为题词:“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刘再复的引用意味深长，表示了他性格美学立论的基点:人是个体，这个体有他与生俱来的本然性质，作家塑造人物应当以呈现这本然性质为使命，不能以任何超越个体的概念、命题去掩盖、抹杀和忽视这本来具有的特性。正如他所说:“文学，以人为自己的审美客体和表现对象，把提高人作为自己的目的。离开人，文学便失去它的本性。”①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40、3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说来奇怪，典型论讲的也是人，针对的也是文学形象，可它在占据文坛的岁月里，恰恰就是抹杀人。这里的关键在于典型论讲的人，不是真实情景下的活生生的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于人间的人，而是作为类的人。这个类指涉阶级、集团和党，人只是充当这些类的代表。人因它类的属性而获得意义，而不是因它与生俱来的性质而获得意义。更要命的是，这些类的属性多数不是我们今天社会科学范畴所探讨的属性，而是一些喉舌所鼓吹、迷妄所复制出来的属性，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持。正因为这样，典型论越讲“人”，文学作品就越没有人。最后所谓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典型人物，只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根本不是人;所谓典型环境，根本不是人类生存于其间的那个社会，而是政治需要而幻想出来的“海市蜃楼”。许多人不明白这关于人两种立场的根本歧异，包括当年责难刘再复“自由化”的人。但是刘再复明察在心，他能够发现表面自圆其说的理论命题背后的诡异，在人的问题上正本清源，恢复被遮盖已久的作为个体而真实存在的人在文学中应有的地位。
个体而真实存在的人在文学表现上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刘再复总结古往今来大作家和理论家的论述将之归纳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用他的话说，“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②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40、3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刘再复所说的相反两极，不是机械的固定的正反，而是“双向逆反运动”，它是有一个复杂性格系统的特征。例如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存在“灵与肉”的两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有进步和落后的两极;从人的伦理角度，则是善与恶的两极;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有真与假的两极;如是审美的角度，则有美与丑的两极。刘再复对人物性格这种两重性的重申和对性格悖论的揭示，恰好与五十年代形成而“文革”中大行其道的单一化理解人物性格的典型论、“三突出”论针锋相对。后者出于人的类属性，强调性格的单一、纯粹、绝对，好的全好，坏的全坏。好的非写到超凡入圣而不休，坏的非写到十恶不赦而不可。为了突出这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更发展出脸谱化的机械对照写法，不但反面人物烘托正面人物，而且层层烘托，发展至离奇荒唐的程度。刘再复特别强调反对这种文学上幼稚而低级的写法，指出它对文坛的毒害，对作家的压制。刘再复所以在那时重提人物性格二重性的问题，为此而展开复杂、系统的论证，根本的用意在于恢复文学表现的丰富性，恢复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的真实性。因为他与时代社会同行，用心体察，知道五十年代以来作家、艺术家在教条和政治高压下的坎坷遭遇，而他治学视野广阔，吸收了典型论形成之前西方深厚的性格美学的传统，在自己的论证中做到了史实和文献的互证，《性格组合论》一书可以说集合了古往今来性格美学的大成。
在写作《性格组合论》的时候，刘再复就思考主体理论的问题。前著尚在出版中，刘再复就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的长文(《文汇报》一九八五年七月)。这是五个月之后在《文学评论》分期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的简要表述。后者的发表震动文坛，赞同、商榷、责问纷至沓来，甚至绝迹多年的政治批判又浮上水面。陈涌在《红旗》刊文，说刘再复的观点，“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可见“主体论”确实动摇了僵化教条的根本，说到了以“反映论”为基础的旧文学理念的要害，它如釜底抽薪一般使僵化的文学观念再无立足之地。它为那个时代的新观念、新思想鼓与呼，为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探索前行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以主体为切入口破除旧框框，这不是刘再复一时突发的奇想，它有长久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在东渐的过程中，本来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解释世界的有效观念，但经由斯大林“简明教程”的再陈述，马克思的唯物论最终被表述为物质世界的唯一性，“人”化为阶级、集团的存在汇入这个“物”的世界中，作为本根意义上的人，真像“黄鹤不知何处去”，从此再无踪迹，再无地位。由于此，那些干预作家写作的政策、文件、讲话，就具有“物”的威严，作家必须服从。一句话，“物”所象征的世界，压倒了作家所象征的人的世界。在无“人”的世界，人必定作为一个问题而出现在理论话语之中。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上海时期，胡风就提出“主观战斗精神”论。他的“主观”是针对“客观”的。“主观”要在“客观”里面战斗，才能写出现实的真谛。五十年代，前辈学者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希望还“人”在文学里的地位，但他旋即被打成右派，“人”的呼声还是被“物”压了下去。主观、人道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有现实感触的理论先知还不可能从哲学的本根去阐述此一问题。待到“文革”结束，一九七九年李泽厚发表《批判哲学的批判》才新开了主体的进路去重新思考僵化的唯物论心物对峙而导致的有“物”无“人”这一问题，思考人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究竟有怎样地位的问题。这个哲学的新进路给刘再复再探索文学理论问题新的启示，同时亦提供了批判思考以“反映论”为基础的僵化文论犀利的思想武器。以人为问题再思索，无论是从主观、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主体哲学的角度，它们的核心皆是指向人，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东渐现代中国而产生的历史文化走向之一。它与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教条化、僵化的演变走向如同双水分流，互为对峙，只是它如若旁支，不居主流而已。但是它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怀抱激情，怀抱开明、进步和本真的解释，为与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思想观念的交锋、辩论提供源头活水。
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从三个方面展开“主体”这一核心观念:“(1)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2)作为文学对象的人物形象;(3)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①刘再复:《文学的反思》，第6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前者是关于作家的论述，中间是文学所表现的“内容”的论述，后者则是接受论和批评论。这三个方向涵盖了文学思考的基本面。刘再复在那时候对文学理论问题做基础性的思考，存在两方面清晰的理论意图。首先，他要做比先前性格美学更根本性的思考，诊断五十年代以来通行的文学理念的病源在哪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第二，他致力于提出一个更全面，更贴切文学本来面目，也更有建设性的文学论述，使人们在遭遇文学理论问题的时候至少可以有另一个理论武器，可以有新的思想选择。对于第一方面，我以为在八十年代没有人比刘再复更清醒、更准确地把握到通行文学理论的病根所在。他一语中的，将之概括为“主体性失落”。作家写作强调“遵命”，必须“改造思想”;文学形象则被“环境决定”，没有自主性，以抽象的阶级性代替活生生的个性，用外在的冲突代替深邃的灵魂搏斗;将艺术接受者当成被动的反映者，将艺术鉴赏过程当成灌输和受教过程。人的主体性在这些文学实践、创作和阅读理解中没有任何地位，无论反映论还是典型论，其实质都是用“物”来代替“人”，或者用“神”来代替“人”。总之，人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是目的”这一根本命题，不允许再将人当成工具。刘再复这项正本清源的工作代表了那个年代文学理论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也是他为中国文学理论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论文发表之后，立即成为理论争议的热点，赞同和责备之声都同样强烈，这本来是一件可以将思考引向深入的好事情。我相信刘再复也有精神准备，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再作理论的推进，但时隔不久，一九八七年一月《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出台，在政治运动高压的气氛下，一场学术探讨升格为政治批判，文学主体论亦被戴上“自由化”的帽子，刘再复本人则避居异地。这项工作显然无法再进行下去，它的未完成状态就这样定格在当代文学思潮的历史里。像一九八三年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探讨被认为涉嫌“精神污染”而中断一样，八十年代有太多的“被中断”，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当代史鲜明的“特色”所在。直到九十年，那时刘再复已经漂流异国，写作的气氛和对象已经完全改变，刘再复还“耿耿于怀”，写作三万余言的长文《再论文学主体性》。他重申了先前的重要论点，更加清晰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回答了若干质疑。虽然论述还是未能完成，但理论的现实意义是回应了时代社会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主体论已经完成了其时代社会的使命，它拓展了人们的眼光，引发了文学写作的探索和文学理论的思考。
二
刘再复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学评论中，写过大量作家论文字。在作家作品的品评鉴论中发挥自己的理论见解和美学趣味，保持对文学创作的前沿的关注，做作家的“知音”，推动创作，在刘再复的工作日程里，始终占据重要的分量。即就当代作家而论，他就评论过刘心武、王蒙、高行健、韩少功、莫言、李锐、余华、阎连科、薛忆沩、李彦、原甸等作家。至于现代作家他评论过的更是不少，鲁迅、巴金、郭沫若、冰心、赵树理、张爱玲、何其芳、聂绀弩等，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其中鲁迅是他的挚爱，更是一论再论。直到去年还和李泽厚对谈鲁迅，这篇深刻精到的对谈录《彷徨于无地又站立于大地》也收在选集中。刘再复的作家论文字总是将犀利敏锐与激情真挚这性质似乎相反的两者融和在一起，既理智又感情充沛，形成独特的批评风格，我觉得这可以叫做诗性批评风格。
这里要提到他海外时期的论文《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在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地位，海外学坛无人不知，他是一个祖师级的开山泰斗。他写作了北美第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他的文学立场、理念、眼光和趣味影响了北美和海外学坛不止一代人，北美现代文学研究名家多出自他的门下。八十年代之后，他的小说史传播进来，亦因其独到的眼光和趣味，赢得大陆学人的积极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等为大陆同时期文学史遮蔽压抑下去的作家推崇备至，给予高度赞许;而对鲁迅及左翼作家则冷嘲热讽，刻意贬抑，明显“扬张抑鲁”。这一点，我相信多数学人都看到或意识到了，但在海外的学术环境，旗帜鲜明地指出此点的则是舍刘再复亦无有第二人。在这桩近似于学术公案的争辩中，最能体现刘再复的学识、气量和追求真理的无畏热情。二〇〇〇年，香港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夏志清本人亦与会。刘再复提交论文《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论文肯定夏志清的小说史“考古发掘”的贡献，他把被“革命意识形态”活埋在历史尘土里的张爱玲等作家发掘出来，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上的“精彩之笔”。但对夏志清从道德和历史角度阐释张爱玲早期小说的意义则认为并未说到根本。刘再复的论文写道:“与其说《金锁记》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写照，不如说它是权力社会的一个哲学寓言。”“它带有超越中国近代历史世相的人性普遍性。”“张爱玲早期写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她未被历史时代和道德伦理所牵制，精彩地描写了这个魔鬼(指人的欲望——引注)，从而表现出文学家特有的本领。”①刘再复:《现代中国文学诸子论》，第152－153、156页，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再复亦认为张爱玲是一个“天才作家”，但却是一个“夭折的天才”。这是因为她的晚期创作放弃了审美立场和文学立场，因经济的压力而转写“遵命文学”，让小说充当“政治宣传品”，“张爱玲在迅速把自己的创作推向高峰之后也迅速地抛弃自身的审美特点，演成一场悲剧，这场悲剧使张爱玲的创作高峰期过于短暂，从而变成一个夭折的天才”。②刘再复:《现代中国文学诸子论》，第152－153、156页，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刘再复所说本是实事求是之论，现代文学史无论自由主义作家还是左翼作家都有类似的悲剧，左翼如丁玲便是一例。这点刘再复的论文也指出了。但夏志清完全不能接受张爱玲“夭折”的说法，更对刘再复评价将鲁迅置于张爱玲之前深表不满，即席申说鲁迅是“共产党的走狗”，而张爱玲是“近几十年来最有尊严的中国人”。夏志清对刘再复宣读论文的即场回应一如大陆过去的“大批判”，上纲上线，用政治话语代替学术探讨。为此，刘再复再作一文，《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偏颇》③刘再复的《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长篇论文，由上篇《张爱玲的文学特点与她的悲剧》和下篇《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偏颇》组成。给予商榷。刘再复这篇回应论文有理有据，一一细数夏志清小说史对鲁迅和左翼作家丁玲、赵树理的审美盲点和偏见，将它前后矛盾、违背事实、文过饰非的地方一一指出来。刘再复清醒意识到，这种文学史写作是“时代病”，就像大陆过去文学史写作“埋葬”自由主义作家一样，夏志清也用笔“埋葬”左翼作家，原因都在于“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史写作上的牵制和主宰”。④同上，第184页。“审美法庭”背后存了个“政治法庭”，这是冷战思维在文学史写作中的投影。刘再复已经从大陆左倾政治制造的“鲁迅神话”中走出来，而夏志清则仍然固守陈旧的意识形态屏障，坚持冷战思维下的“张爱玲神话”。两者审美眼光的开阔和文学立场的纯粹与否，两者作为学人治学格局和境界的高下，判然两别。刘再复这篇学术论文，大气磅礴、元气淋漓，字里行间流露出刘再复十数年泰山压顶而不为所动的胆识和个性品格。我完全认同刘剑梅的话，此文是刘再复“在海外所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之一，这里蕴含着他的学术理性和学术良心”。①刘剑梅:《引论》，见刘再复《现代中国文学诸子论》的前言。
刘再复的现当代作家论文字，最多写鲁迅，其次就是高行健。鲁迅的文学贡献和文学史地位已经论定，学术界亦没有多少分歧，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论述和“各取其需”。但高行健却与此不同，二〇〇〇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国内文坛发声的皆是责备和不屑，这有时势政治的因素，但也有文学价值认识的问题。高行健文学的国际性和普世价值，国外评论的主流普遍都是赞赏和推崇，给予极高的评价，但海外汉语论述的圈里，也不能说没有派别政治的阴影和文学理解的问题。在这种氛围下，阐明高行健文学的贡献，回应各种不怀善意的攻击，不仅具有文学欣赏的审美意义，而且具有守望文学尊严的社会意义。刘再复与高行健两人相识于八十年代而成为朋友。高行健的剧作上演，他请刘再复去观看，而刘再复最早评论高行健的文字，写于一九八七年。因为文学的因缘和漂流海外的命运，两人成为挚友和文学知己。因为这层关系，刘再复对高行健文学的评论，完全没有板起面孔的学院作派，它的学术性、它的睿智见解是融化在激情洋溢的文字之中的。刘再复说:“行健兄是我的挚友，对他无需刻意研究。”②刘再复:《高行健论》，第14、95、40页，台北，台北联经，2004。正是这种发自内心自然流露的文字，天然去雕饰，去繁琐，最能见出刘再复的真见解、真性情。当代文坛常见的评论者与作者的关系，如果不是无原则的“唱和”，更多的就仿佛西医手术刀与病人那样，评价者随意切割文本以迁就己意。在评论中刘再复与高行健的关系，就像古人说的“知音”。惟其知音，故不刻意。高行健曾书“得一知己足矣”赠刘再复。从“知音”的角度看刘再复的评论，就更有意思。刘再复先后发表两本高行健评论集，《论高行健状态》和《高行健论》。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早、最全面又最深刻的中文高行健评论。高行健获奖之前，刘再复一直欣赏他锐利的思想锋芒和卓越的文学才华，撰写多篇评论，为高行健的戏剧、小说作序与跋文。一九九九年高行健的长篇《一个人的圣经》出版，刘再复在跋文中说，“我完全确信: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中国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诞生了”。③刘再复:《高行健论》，第14、95、40页，台北，台北联经，2004。高行健海外第一本文论集《没有主义》就是在刘再复主编的“文学中国”丛书发表的。自八十年代以来，刘再复一直不遗余力推动中国文学走向国际舞台，推荐包括高行健在内的中国作家争取诺贝尔文学奖。这些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摇旗呐喊”。高行健获奖之后，刘再复的评论重点转到阐释他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成就，他的阐释传神并且正中肯綮。
高行健获奖是华语文学破天荒的大事，刘再复应邀在香港大学等高等院校联合举办的讲座上发表讲演《论高行健状态》。他将高行健最本真之处开宗明义就点出来。作家秉笔写作，本义甚为明白，但二十世纪的政治将写作搞得无比艰难，作家甚至性命不保，高行健最早觉悟到此点，并且从中“逃亡”，将自己从“政治灾难”中拯救出来，进入纯粹的文学状态。刘再复对此感同身受，遂将之命名为“高行健状态”。他说:“高行健是最具文学状态的人。”“文学状态一定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一定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这一点高行健也很明确，他的所谓‘自救’，就是把自己从各种利害关系的网络中抽离出来。而所谓逃亡，也正是要逃离变成工具、商品、战车的命运，使自己处于真正的文学状态之中。”④刘再复:《高行健论》，第14、95、40页，台北，台北联经，2004。握管写作并不等于就是文学中人，头上顶着作家名号并不等于就是本真意义上的作家。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状，刘再复“高行健状态”的命名，不仅是对高行健文学传神写照式的概括，而且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有强烈的针对性。不是时常有议论，中国当代没有产生伟大作家吗?传媒与作家群体不是时常表现出“诺贝尔文学奖焦虑”吗?若是自己没有强大的精神家园，自己不在文学状态中，又怎能怪罪他人，怪罪外界因素呢?作家不逃离政治的纠缠，不逃离市场的摆布，没有独往独来，面壁十年的沉潜工夫，又怎样能写出传世杰作?刘再复的高行健解读，正是要回答此类问题。他说，高行健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学状态，“使他到了海外之后精神家园不断扩大，也使他不断地向内心深处挺进”。①刘再复:《高行健论》，第208、208－209、209页。写出“表面上写的是江湖上的身游，实际上是寻找精神彼岸的神游”的代表作《灵山》;写出“表现现实的力度与揭示人性的深度上都达到世界文学的巅峰水平”的另一代表作《一个人的圣经》。②刘再复:《高行健论》，第208、208－209、209页。大约是有感于刘再复的中肯之论，所以著名学者、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才如此赞美:“我完全同意高行健的知音刘再复教授所说，高行健是最有‘文学状态’的文学家。这‘文学状态’四个字讲得真好。一字千金。”③《明报月刊》2011年3月号。
高行健称自己的文学为“冷文学”，这是相对于二十世纪形成传统的感时忧国和干预现实的“热文学”而言。“冷文学”集中表现了高行健的审美和艺术的创造性。刘再复对高行健文学的“冷”作了非常精辟的阐释。他说:“‘冷文学’包含了双重意义:其外在意义是指拒绝时髦、拒绝迎合、拒绝集体意志、拒绝消费社会价值观而回归个人冷静精神创造状态;其内在意义则是指文本叙述中自我节制与自我观照的冷静笔触。”④刘再复:《高行健小说新文体的创造》，《高行健论》，第149－150页。稍后，刘再复在《独立不移的文学中人》的讲演中用诗一般的语言阐释高氏“冷文学”的审美艺术特质。刘再复说，高行健小说和戏剧“都有一双中性的抑制自我迷恋或自我膨胀的眼睛”。这“是一种大观照的审美方式，一种把酒神精神压缩在心底而让日神精神凝聚于笔端的自我满足的境界。冷静所表明的是一种不受时代潮流所左右的人性尊严与文学尊严，是悬搁浪漫情绪、浮躁情绪、控诉情绪和抒情情绪的艺术大自在风度。这是雪的火炬与夜宇宙的光明，这种热而不热、爱而不爱、怒而不怒，把人间的大关怀化入艺术的冷文学，是高行健对整个人类文学艺术的卓越贡献”。⑤刘再复:《高行健论》，第208、208－209、209页。刘再复对高行健文学的阐释是多方面的，尤其高行健无论获奖前还是获奖后一直坚持的“逃亡”和“自救”，在刘再复身上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两人在精神和趣味上深切契合之处。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精神和趣味的相契，刘再复阅读高行健的小说、戏剧，往往能言人所不能言，一语中的。《八月雪》是高行健写禅宗六祖慧能的戏，那个得大自在而又平凡无奇的慧能形象，刘再复便一语道破，“慧能便是高行健，慧能就是高行健的思想坐标和人格化身”。⑥刘再复:《〈八月雪〉:高行健的人格碑石》，《高行健论》，第16页。《生死界》是高行健的一个抽象剧，三个人物，演的却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不习惯的人难以理解。刘再复从高行健创作历程来理解，指出这是高行健“由中国转向世界的标志”。由这部剧开始，高行健扬弃具体的文化背景，“思索和表现普世问题，即所有人的共同问题”。⑦刘再复:《内心舞台的炼狱呈现》，《高行健论》，第108页。对《灵山》的阅读，刘再复指出三条线索:“文化气息”、“内心真实”、“散文情韵”，⑧见刘再复《阅读〈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高行健论》。其中“内心真实”最为重要，它直通小说的哲理意蕴。刘再复评论高行健的点睛之笔，是古人知音式批评的当代演绎。
三
若以单部作品而论，刘再复谈论最多的，无疑就是他挚爱的《红楼梦》。这部中国文学的瑰宝是他心目中的“圣经”。自从一九八九年“薄雾笼罩的清晨”，他带着两本书，一本是《红楼梦》，另一本是聂绀弩的《散宜生诗》，离开北京，从此《红楼梦》就伴他浪迹天涯。这和一九四九年胡适在围城的隆隆炮声中携甲戍本《石头记》登机离城一事，有异代同曲之妙。中国学人在社会巨变、人生安危的千钧时刻，都珍惜同一印刷典籍所系的文化价值，携着同一文本走上人生的下一程。此中执著与奥妙，令人太息浩叹。惟所不同的是胡适珍视它的版本真传的价值，而刘再复珍视它的精神价值。这部巨著如万斗源泉，浇灌刘再复在漂流日子的心灵和精神生命。他说:“《红楼梦》在身边，故乡故国就在身边，林黛玉、贾宝玉这些最纯最美的兄弟姐妹就在身边，家园的欢笑与眼泪就在身边。”①刘再复:《红楼梦悟》，第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他把《红楼梦》比作童年、故乡与故国，对童年、故乡与故国的无比痴情，就融化在对这部不朽巨著的孜孜阅读里。二十多年过去了，由于《红楼梦》的浇灌，在他文学评论的园地里，终于开出了绚烂而别致的学术花朵。这就是他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梦哲学笔记》、《共悟红楼》。尤其是《红楼梦悟》的写作，从一九九五年开始，前后跨度约十年，一悟再悟，每悟皆有别开生面之处。如果要推一种著作为他海外时期的学术思想的代表，我以为非《红楼梦悟》而莫属。其实，以他的“红楼四书”为学术著作、为文学评论，是过于简单和不得已的，它们既是刘再复学术思想的表述，更是他生命的结晶。“红楼四书”是他以自己的人生阅历、悲欢和思索的妙手，弹拨曹雪芹《红楼梦》如渊如海深的美琴而发出来的美妙共鸣。真是非斯人而无斯作，非斯人而无斯文。
刘再复自述他阅读《红楼梦》经历了四个小阶段:“(1)大观园外阅读，知其大概;(2)生命进入大观园，面对女儿国，知其精髓;(3)大观园(包括女儿国和贾宝玉)反过来进入我自身生命，得其性灵;(4)走出大观园审视，得其境界。”②刘再复:《自序(二):尝试〈红楼梦〉阅读的第三种形态》，见《红楼梦悟》。每个人读书，大概都有自己入乎其内的“内”和出乎其外的“外”。“内”而能走入多深，“外”而能达至何种境界，取决于天分、性灵、阅历、自省等多种因素。刘再复所述四个阶段，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说的大观园“反过来进入自身生命”。大观园而能进入自身生命，显然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本，甚至它根本就不是文本，而是自身生命的一个部分，两者完全融化在一起。它就是另一个自我，一如海德格尔说的“本真自我”。人生而能够在一个古典文本中与那个“本真自我”相遇，那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所以，刘再复说他阅读《红楼梦》，“充满与本真己我相逢的大喜悦”。有生命的全情投入，才有生命感悟的全情吸收。刘再复将生命全情投入大观园，因而亦能从大观园中吸收生命的感悟。用他的话说，这种被大观园的诗意所照亮的生活，真是连吃饭睡觉、游山玩水都不一样。这种读书的大喜悦，我相信具“学者相”的学人，终其一生都无从体验。刘再复读《红楼梦》之法，可遇而不可求，以无法为法。勉强言之，可称作“本真读书法”或曰“本真读法”。取无法胜有法、无剑胜有剑的通则，也可说是读书法中的“至法”，读书的最高境界。
刘再复由本真感悟阅读《红楼梦》而开启了“红学”的另一个路向，他称为“《红楼梦》悟”。当然，悟法读红楼，清代就有。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虽然说是论，但其中也有悟，例如说生活的本质是欲，而“玉”与“欲”通，这论断都有生命感悟的成分在内。但王氏的感悟也没有“悟”得这样深，“悟”得这样透。刘再复的悟是由里到外的，由文本字句到精神的彻悟。他能够集悟法的大成，开启“红学”研究的另一路向，其实也是有学术渊源的。刘再复将两百年来的红学概括为三个方向:一是“辨”，就是索隐、考据、探佚、注疏等;一是“论”，就是引经据典，对《红楼梦》的文本内容阐释演绎;一是“悟”。何为“悟”?“悟的方式乃是禅的方式，即明心见性、直逼要害、道破文眼的方式，也可以说是抽离概念、范畴的审美方式。”简言之，“这也与中医的点穴差不多，一段悟语、悟文，力求点中一个穴位，捕住一个精神之核”。①刘再复:《自序(二):尝试〈红楼梦〉阅读的第三种形态》，见《红楼梦悟》。平心而论，历代红学“辨”中也有“论”，也有“悟”;而论亦然;而“悟”之中，即使无“辨”，也是有“论”。“辨”、“论”、“悟”，是就其基本形态而作出的区分，不是三者截然互不相干。但是，确实历代红学，没有人像刘再复那样具有自觉的“悟”意识，以禅心莲悟，集悟法说红的大成。他的“红楼四书”，尤其是《红楼梦悟》，无论是基本方法还是妙悟通得，在两百年红学史上，自是继“辨”和“论”之后又一脉的开山之作。不过，我相信刘再复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他并没有开山立派、演说真传的意思，毋宁说他对这做法极端厌恶。他只是自感自悟，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无心插柳而在红学园地育出一片柳荫。刘再复多次谈到，一九八六年他主持纪念红学考证派泰斗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会议。做了一辈子考据的俞老会上表达他的学术期待，认为后人应多着眼《红楼梦》的文学和哲学价值。事隔二十多年，刘再复的《红楼梦悟》也是对他尊敬的学术前辈俞平伯当年期待的回响。
《红楼梦悟》共三百零四则，展卷读来，如珠玉满眼，都是解人解语，每则文字不多，以道破为限。刘再复的所悟，无论是文本的细微小处，还是通篇整体，以澄明透彻为最显明的特色。他以大观的眼睛、大观的精神读红楼，如大鹏扶摇高飞，凌空遨游，人间的巨细无遗尽收眼底。例如第一百六十则，他说:“曹雪芹建构的世界，由两个对立的国度构成:一是女儿国，净水世界;一是荒诞国，泥浊世界。《红楼梦》既书写女儿国的毁灭(悲剧)，又写荒诞国的兴衰(荒诞剧)。于是，小说成了悲剧与喜剧并置的艺术整体。”②刘再复:《红楼梦悟》，第88页。曹雪芹的笔触似有意创造两个并置的“世界”，这点相信许多细心读者都感觉到了。前人有称之为“理想”和“现实”两个世界。但“理想”和“现实”的概括，虽不能厚非，但似终觉有隔，不如刘再复所云“净水世界”与“泥浊世界”。一来因为前者好似摆开做论的架势，框架胜过真感觉;二来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对峙，人生无时无刻不有，社会亦常陷于其中，用来指称曹雪芹创造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觉得过于宽泛，不在点上。而刘再复的“净水世界”和“泥浊世界”一说，一目了然。映入眼帘，便只能连声叹妙，再也不用多说。有女儿国“净水世界”的毁灭，自然就有悲剧;而有“泥浊世界”的搬演，自然就有荒诞剧。“净水”与“泥浊”的道破，又连带出刘再复对《红楼梦》喜剧艺术的发现。前人仅以红楼为悲剧，无人以红楼为喜剧，刘再复抛出红楼是悲剧和喜剧的艺术整体的说法，为后世读者理解曹雪芹的妙笔，进一新解。
说红楼不能不说到大观园，但人多以大观园为一贵族园林而已，未曾想到曹雪芹为何取名“大观”，以及“大观”有什么含义。刘再复就从此而说开去，第40则:“《红楼梦》中的女儿国，立于‘大观园’。大观，这正是曹雪芹看世界的方式。‘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也可以说，曹雪芹的眼睛是大观的眼睛，这种眼睛不是‘俗眼’，而是‘天眼’;不是世俗的视角，而是宇宙的超越视角。曹雪芹用‘大观的眼睛’看人间，不仅看出大悲剧，还看出大闹剧。‘好了歌’就是荒诞歌，就是嘲讽争名夺利的喜剧主题歌，甄士隐的注解则是主题歌的补充。”①刘再复:《红楼梦悟》，第24－25、113、113页。刘再复的感悟暗示读者，女儿国大观园的含义是多层次的，曹雪芹以这个取名隐示自己看世界的视角，只有顺着“大观”的方向才能把握“好了歌”的真义，也才能理解《红楼梦》的真精神。然而，细寻文本，刘再复并未明说，他同曹雪芹一样，抛出一个“偈言”，读者自己去悟。这种立文字的精妙，充分体现了刘再复一再说明的悟法。悟法读书，不靠死参，不求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而靠慧心明发，了然于心。伟大的文学，其好处就在于字里行间密布意义的“迷宫”，不是一眼望尽，而单等有心人前来踏芳寻踪。刘再复就是这样的人，他以观人间，察古今的大观天眼，读出了曹雪芹之所以将贾宝玉前身定为“石头”的真义:“曹雪芹也把主人公界定为悠悠时空中的一石头，而且是多余的石头，连补天的资格也没有的石头。因为有这一界定，所以他通灵幻化进入人间之后，虽然聪慧过人，但不与人争，不与鬼争，不与亲争，不与仇争，不进入补天队伍，也不加入反天队伍，自然而生，欣然而活，坦然而为。”
曹雪芹以写人如生、含义深远而超迈前代，大观园中许多人物令人思之入迷，刘再复以他哲学大观之眼，一一予以点化。这方面的见解在“红楼四书”中时常互见，刘再复是知人论世的高手，对人物性格所显示的美妙深意，常能道人所不能言。秦可卿乳名“兼美”，人皆知是兼黛玉与宝钗两人之美，而刘再复正由“兼美”而说开去，“兼美正是曹雪芹的审美情怀与美学观，而兼美、兼爱、兼容则是曹雪芹的精神整体与人格整体。无论是黛玉的率性、妙玉的清高、宝钗的矜持、湘云的洒脱、尤二姐的懦弱、尤三姐的刚烈、晴雯的孤傲、袭人的殷勤，各种美的类型，都能兼而爱之。除此之外，对于薛蟠、贾环等，也能视为朋友兄弟，更是难事”。②刘再复:《红楼梦悟》，第24－25、113、113页。因曹雪芹如此写人，刘再复认为“曹雪芹是中国‘多元主义’的先知先觉”。③刘再复:《红楼梦悟》，第24－25、113、113页。由秦可卿的乳名而融会通识曹雪芹的审美情怀，明了曹雪芹写出各种性格及其对他们所持的态度，如果不是能够有大眼光而又圆融贯通精熟文本，真是无从道破其中精妙。黛玉、宝钗两人是论红、评红的大题目，读者的爱恨也是争论不休。刘再复由两人性格的热与冷切入，进而说出两人悲剧的不同。《红楼梦悟》第二百四十七则，薛宝钗“她的骨子里是热的，内心是热的，但她竭力掩盖热，竭力压抑热，只好常吃‘冷香丸’。林黛玉也吃药，但绝不会吞服冷香丸，即便心灰意冷，也掩盖不住身内的热肠忧思。林黛玉任性而亡是悲剧，宝钗压抑性情而冷化自己也是悲剧，甚至是更深的悲剧”。这看法刘再复在《共悟红楼》第十章“红楼梦女性的文化类型”和《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冷人解读”中有很好的发挥。刘再复赞同胡菊人认为“冷香丸”是全书大悲剧象征的看法。刘再复将“冷香丸”的象征意味和薛宝钗悲剧的意味解说得透辟醒神。他说，薛宝钗“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自己的内热，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化解自己的内热”。她的悲剧“是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④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第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过去说到薛宝钗，多将她当成单纯的“卫道士”，看不到曹雪芹在“冷香”笔下隐伏的深微意旨，经刘再复的圆通悟解，我读之后真如恍然大觉，这见解更贴近曹雪芹当初秉笔的命意。刘再复论红楼人的见解，如宝玉、黛玉、贾政、妙玉、惜春、湘云等，都有明心见性的妙解。读之如沐春风，如见故人。
《红楼梦悟》是红学中的一大奇书，而红学因有刘再复的“悟”而更添丰富色彩。刘再复深知，他的悟解存在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成分，这与通常的论说和辩证不同，因此找到恰当的形式和语言是传情达意的关键。虽不可以言传，但毕竟要靠言来表达意旨，托言明意，读之者才能由言而会意。刘再复之所以选择语录笔记体来表达阅读红楼的悟解，我以为当中存了个深切洞明的文体探索和文体自觉的意识。他将自己迹近半世纪的写作体验做了一个会通，兼容散文、散文诗创作而积累练就的美文表达艺术和学术探索过程锻造的慧心洞识于一炉，成就了这本红学奇书。在学者人群里，我们不要忘记，刘再复不是“独擅”型的学者，而是一个“兼美”型的学者。他的写作生涯有两个近半世纪，一是近半世纪的学术探索，一是近半世纪的散文和散文诗写作。若要问前者和后者哪个更出色，我不敢遂下断语。两者分属不同的类型，不好比较。但他同样是当代极为出色的一流散文家则无有可疑。在读书界，刘再复散文的人气，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和影响力，恐怕要胜过他的学术著作。我要强调的是，这两个半世纪在《红楼梦悟》里完全融会在一起，无分彼此，无分你我。在阅历、见识、体验积累的高峰，他写出了这部红学奇书。它既是美文的红学，又是红学的美文。于是我们才可以读到刘再复用这样神奇的文字推测曹雪芹的写作意图:
梦是黑暗的产物。黑夜里的梦五彩缤纷。白日梦也是在闭上眼睛、进入黑暗之后才展开的。人处于无望与绝望中时，主体的黑暗被一束来自乌托邦的美妙之光所穿透，于是，黑暗化作光明，绝望被揭示为希望。警幻仙境、女儿国，就是乌托邦的光束。曹雪芹在所有的梦都破灭之后还留着这最后的一梦。①刘再复:《红楼梦悟》，第4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是沧桑而不是书本才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如同曹雪芹遍历人间沧桑，最后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一部《红楼梦》一样，刘再复去国前后，亦经历了个人命运的沧桑巨变，他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热烈，跌落到无名的孤独与寂寞的境地，但他也留着这“最后的一梦”，写出“红楼四书”。曹雪芹以《红楼梦》为自己生命的见证，而刘再复亦以“红楼四书”为“自救的讲述”。曹雪芹写《红楼梦》，刘再复悟《红楼梦》，但他们都以这“最后的一梦”来作自我生命的超越。
刘再复近半世纪的文学评论是多方面的，他有惊人的把握事物核心，总括其真髓的能力。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 文学卷》卷首的“中国文学”条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双典批判》直指中国读者最流行的“三国”和“水浒”。这些都是极有创见而非一般学者能做的。我这篇文章已经写长了，而刘再复文学评论的好处又非更长的文字能够说尽。我只是挑选一些自己读后有心得的，稍作阐释，来与各位热心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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