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玲

　　文艺批评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在多元共生、和谐共处、彼此砥砺的生态格局中，文艺批评才能在总体上形成健康、良性、可持续的生长力量。但是，倡导多元共生，并不等于主流价值的散失，更不意味着批评可以放弃对基本立场、基本准则、基本价值理念的坚守。近年来，当代文艺批评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诸多问题，比如众声喧哗的表象之下，实存的是自我言说、自说自话的尴尬，批评对创作和接受的引导能力遭遇危机;玄奥晦涩的理论高蹈背后，暴露的是思想含金量的匮缺，以及片面的求新、求异思维，批评异化为概念、术语、文献的堆砌;“好”字当头的一派赞誉声中，批评被销蚀的，是公正的评判尺度、坚定的文化立场，以及批评家的责任和使命，批评被人情、金钱、名利绑架。凡此种种，迫切需要给予清理和矫正。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们，正带着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发出响应时代吁求的批评声音，还批评以刚健有为、积极健康的清新姿态。

　　二〇一〇年六月，三篇署名为“廖文”的批评文章相继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文艺评论版:《文艺精品:为人民而生》、《群众文化:为人民而坚守》、《文艺批评:为人民而担当》。文章立场鲜明、风格硬朗、晓畅有力。甫一出现，就引发关注，受到好评。此后，“廖文”文艺评论文章不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媒体出现，迄今已达三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经过两年多时间，“廖文”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艺批评品牌，在文艺界特别是批评领域形成独特的影响。

　　为深入分析“廖文现象”、总结“廖文”批评经验，反思当下批评症结，探寻批评重建路径，三月二十一日，由《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办的“坚守文化立场 重塑批评精神——‘廖文’文艺评论座谈会”在沈阳召开。批评家陈众议、雷达、孙郁、王尧、林建法、赵慧平，《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刘琼、编辑董阳，《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文艺批评的天职是批评。但批评绝不仅仅是否定和评判，而是藉此达到探寻和引领的终极目的。“廖文”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建设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它以建设性的基本立场，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努力在众声喧哗的历史困惑中发出清晰的主流声音，积极思考和探寻文艺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

　　与会专家积极评价“廖文”文艺评论文章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廖文”不仅以健康、积极、正确的文艺思想，表达出引领和规范着当下的文艺创作生产的意愿，同时，也引发了人们重新反思文艺批评在文艺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呼唤文艺工作者坚守文化立场，主动承担起引导文艺、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廖文”对于建设当代文艺理论、重塑批评精神、促进文艺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坦言:对于目前批评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来，理论界、批评界一直在反思和讨论，许多新问题、新情况也始终困扰着广大作家和批评家。作为杂志，我们也在积极组织这些方面的文章，希望加强对读者的引导”。他认为，有序的文艺批评是需要具有价值判断的，这正是“廖文”值得关注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众议研究员认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功能远远没有被发现和挖掘出来。文学批评大多已经了无立场;即使有意建构思想体系，也缺乏历史的高度。自我放逐、自我沉降者比比皆是。因此，建构适应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批评理论体系刻不容缓，它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廖文”文艺评论以其与众不同的姿态，为文艺批评理论建设作出了有益尝试。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慧平教授认为，“廖文”系列文章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他说，“廖文”有一个整体的内在风格，即坚定的文化立场、锐利的思想锋芒、明确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特有的建设性的思想体系。他评价，“‘廖文’最基本的立场是建设性的，用历史的使命感来思考文艺发展的全局。‘廖文’在众声喧哗的历史困惑中发出主流的声音，这是当前文艺建设所亟需的”。同时，“‘廖文’在寻找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实现引领的途径，在实践一种引领和规范社会文化与文艺方式的文艺引导理念”。《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刘琼表示，“面对当下批评存在的问题，大众媒体不能缺席，而且要有鲜明的立场。我们最大的诉求是提出问题，同时，还要结合具体现象来讨论问题。‘廖文’的出现，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空间”。《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编辑董阳认为，“廖文”对于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表达党的文艺主张作出了很大努力。他说，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下，有时会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廖文”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下文艺实践的言说能力，并论证了其合理性。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廖文”文章鲜明独特的批评精神和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包括张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致力于学理化、学术性和创新性表达，直面现实、褒贬鲜明并具有建设性。苏州大学文学院王尧教授说，“‘廖文’的文章，已经形成了基本论述思路、观点和价值判断，也有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主要体现为，一是鲜明的价值判断，二是积极回应现实问题，三是有自己的修辞风格。他认为，形成相对完整的评论体系和独立的批评风格是“文艺批评的成熟表现”。在这点上，“廖文”为文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文艺批评要健康发展，首先必须解决“根在哪里”的问题。“廖文”坚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强调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大意义，始终把“文艺批评为人民而担当”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精神立场。

　　一切优秀的文艺创作，都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以人民大众为审美对象和接受主体。同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文艺批评，也必须积极表达人民大众的文化诉求，高度重视人民大众的文化利益。“为人民而担当”，应该在当下文艺批评的多元化价值呈现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中国作协研究员雷达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但是，近年来，很多人对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反应淡漠。九十年代以后，文坛出现很多口号，诸如“纯抒情”、“零度写作”、“美女写作”、“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等。从写作生态来看，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但是，从国家、民族的文化追求和更深刻的文学理想来讲，文艺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主线贯穿，这条主线就是“文艺为人民而创作”。“廖文”文艺评论文章，面对当下各种文艺思潮的挑战，廓清迷雾，凸显主线，把“文艺批评为人民而担当”作为自己坚守不移的精神立场。这一点是值得赞赏的。

　　王尧也提出，“廖文”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文艺和人民大众的密切关系。他说，“廖文”的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文艺精品:为人民而生》、《群众文化:为人民而坚守》、《文艺批评:为人民而担当》三篇文章中，它们是“廖文”所有文章的思想基础。“廖文”关于文学的立场、责任、理想等问题的论述，都是由此衍生而来。他认为，新时期文艺最重要的“拨乱反正”是重新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取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样的提法，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没有“二为方向”和不断重申的“双百方针”，就不可能有新时期文艺的发展。他说，突出“二为方向”，是“廖文”文章一以贯之的精神。“廖文”无论是肯定成就还是指出问题，都始终强调文艺作品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并且将文艺精品得以存在和传承的“根本标准”确定为“人民需要不需要，满意不满意，欢迎不欢迎”。同时，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在文艺作品与人民群众之间，“廖文”对“市场”作为传播中介的意义有比较深入的探讨，认为“市场本身就是由人民群众的需求构成的”，提出“牢固树立市场意识，把文艺生产的主要手段由行政调控转向市场，文艺生产方式由以供代需变为以需定供，才能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锻炼出真正的精品”。“廖文”还提出，“主旋律作品也要通过市场为人民群众所认识和接受”。王尧认为，这对目前一些主旋律创作还是依靠行政调控、扶持的现象，是一种批评和提醒。

　　文艺批评获得自身的理论进步和足够的话语力量，实现对创作实践和接受实践的有效引领，就必须保持对文艺领域内本源性问题的探究热情，把视角始终置于理论的核心部位和关键环节，在守正创新中发展深入。如此，方能在一派纷纭复杂的思潮和现象中，达到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去蔽澄明的目的。以“原点”问题作为评论焦点和关注重心，正是“廖文”的特色和可贵之处。

　　文艺原点问题，包括关于文艺的性质、功能、价值、内容与形式等本源性问题，这些问题对文艺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也是任何文艺理论建构的基点。真正有价值的文艺批评，都不能不在不同方向、不同层面上涉入原点问题，表达自己的态度。越是在文艺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原点问题的深入而及时的梳理，越是极为必要和重要。在文艺领域前所未有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各种思潮、各种观念彼此胶着，众声喧哗，容易导致对原点问题的不正确态度和理解。不屑于探讨原点问题，认为原点问题过时了，不前沿、不时尚、不抓眼球，甚至漠视、挑战、颠覆文艺原点问题上的经典论断，造成“问题”被“话题”淹没，常识被谬误遮蔽，这是当下批评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廖文”的众多文章，体现出积极介入原点问题，将文艺原点问题作为评论焦点和关注重心的特色，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勇气和责任感。雷达在发言中谈到，“‘廖文’的文章之所以引起文艺界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提出了一些关乎当下文艺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比如批评与担当、文艺与人民、文艺责任、文艺理想、文艺立场等”。并且，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正确有力的阐发。王尧也谈到，如果简单概括的话，“廖文”系列文章的关键词是:人民、理想、崇高和现实主义等。这几个关键词并不新鲜，但很重要，它们涉及的都是当前文艺创作中非常核心、非常关键的根本性的问题。“廖文”阐释了自己对这些文艺基本问题的理解，并且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发出有力量的声音，以此来体现文艺批评的评判、规范和引领作用。

　　与会者还认为，“廖文”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和关心那些一度被淡忘了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问题正直指我们的当下困惑。用守正与创新并重的原则，去不断关注和反复深入原点问题，这是文艺批评的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体现。对基本理论问题、原则问题的本源性探究，不是逃避当下和现实，恰恰是在更深广的层面、更大的程度上使文艺批评与文艺现实对接。而在原点问题上，科学的态度是，对经得起历史检验、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经典论断，理直气壮地坚持和继承，并用新的文艺实践和新的理论进行印证和阐释;对传统理论由于时代发展表现出的历史局限，实事求是地面对，与时俱进地发展。

　　文艺批评是文艺这块精神家园的守望者，是砥砺文学艺术的磨刀石。有作为的文艺批评有担当、有力量、有锋芒。这种力量和锋芒，来自于坚定而鲜明的精神立场和价值判断，并直视现实，面对问题，击打要害，以此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披沙拣金。在这方面，“廖文”呈现出一种值得称道的理论品格。

　　文艺批评要针对文艺作品、现象或思潮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解析和坦率透彻的价值评判。既要拥有自己的精良的理论武器，又要把武器充分地运用于实战。它的精神立场和价值判断必须坚定而鲜明，又必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面向文艺现场。含糊躲闪的无立场表达，远离现实的理论“高空作业”，必然是无力、无效的批评，势必削弱批评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雷达说，当下有些文艺批评之所以失却锋芒、丧失力量，自然与文艺批评者立场不明朗、操守不坚定有关。当然，也与当下的整体精神文化生态以及批评对象的繁杂相关。现在进行文艺批评很难。一是批评的价值失范。价值的多元也带来价值的混乱，正面价值的批评往往得不到关注和欢迎，相反，某些乱骂一气、不着边际的批评却很受欢。这与当下整体的精神生态有关。二是批评的难度越来越大。今天的作品数量太多，写作的广度和深度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作家们的师承关系也纷纭复杂，难以理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进行恰当、求实、有说服力的批评就成为问题。但是，真正的批评是可以从这一系列捆绑中挣脱出来的，从而敢于发出独立的声音。“廖文”的“直率”值得肯定，它的一个极为珍贵的品质是，所触及的大都是时代最需要直面的问题。“廖文”有一组关于文艺批评的文章:《批评的力量》、《批评的品格》、《批评的锋芒》。这些文章针对当下种种批评失范现象，毫不客气地指摘弊病，同时提出优秀的文艺批评所应该有的几种品质。这些文章所提出的关于文艺批评应当持有的精神立场，在“廖文”自身的批评实践中皆有所体现。

　　王尧认为，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转型的深入，文学或者文艺所处的语境以及文艺本身的问题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估价当下文艺包括文艺批评的状况，有很大分歧。因此，文艺批评需要回答和引导新形势下文艺创作的种种问题。“‘廖文’文章能够及时回答问题，解释现象，而不是回避或者模糊。‘廖文’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是坚定和鲜明的，这是‘廖文’之于现实的意义。”

　　《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彭程说，“廖文”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当下的文艺现实，针对当前种种文艺问题，及时作出自己的回答和理论上的表述。“廖文”一大特点就是话题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批评什么，倡导什么，立场非常坚定，体现出文艺批评的担当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对批评精神的坚守。

　　与会学者认为，“廖文”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批评现状的一些新的思考。“廖文”表现出很多难得的理论品格和批评气质，是当下文艺批评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样值得肯定的，还有它的行文方式和语言风格。雷达说，“当下有些文章引经据典、连篇累牍、行文拘谨、观点模糊，常常读完了也不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些什么，难以知晓作者的主体评判。那样的文章看得久了，不由得生厌。读‘廖文’的评论文章则不同，文风朴实、尖锐、鲜明，让人一眼能看明白作者的立场、观点，同时平易近人，贴近大众”。彭程用“晓畅有力”概括“廖文”的话语风格。他认为“廖文”很适合当下的传媒语体，适合大众阅读。这样在准确的前提下能够取得传播的有效性，其所表达的思想更易于被大众接受。

　　健康的文艺批评需要健康的文艺批评生态。不同的批评声音、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的有效对话、良性互动，才能生成和汇聚有价值的声音和判断，赋予文艺批评实实在在的力量，弥合文艺批评与时代需要的距离，不断校正文艺发展的方向。这样的生态环境，有赖于对正确文化立场的坚守、批评精神的重塑，有赖于批评家们的戮力探索、奋力担当。

　　大家在总结“廖文”经验的同时，还对它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刘琼表示，期待“廖文”不仅要进入媒体读者的视野，也要更多地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强化学术性诉求。同时，与会专家建议“廖文”要与批评界建立通畅的沟通互动机制，共同促进文艺批评的进步。

　　与会专家们进而谈到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理论批评存在的种种问题，呼吁批评家们坚守文化立场，重塑批评精神，为建立健康的批评生态拿出应有的诚意和贡献。

　　陈众议认为，文艺批评的触角，比哲学更加敏锐，因为它对世道人心的感悟高于哲学概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批评距离时代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说，当下的文艺批评中存在大量的伪命题，“批评界要首当其冲地担当起去除伪命题、清理学术垃圾的责任，要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关系到整个社会文化层面价值观的树立，以及审美观的发展和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认为，文艺批评的发展需要一个健康的批评生态，这个批评生态是多种批评声音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有不同的声音在一起交锋，形成一个对话的平台。在这样的环境下，才会出现有高智商的、有精神含金量的文本。同时，他还建议，批评家应该很好地梳理作家的经验，和作家有一种互动，也应该向大众学习，向读者学习。他说，读者并不一定比批评家鉴赏水平低，读者知道什么是好的，有时候一些好的作品读者知道，反而一些批评家却不知道。可以说，良好的文艺批评生态是在多种声音的对话、多方力量的互动中建立的，盲目尊大、固步自封、自说自话，必然会导致批评生态的失衡。

　　雷达说，当下批评的声音似乎很多，但是，真正的批评，具有正面价值的批评却很少，我们要赞扬那些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批评。因此，这个时候提出批评重建问题十分必要。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作品数量不断增长，但是，文艺不完全是用数量来计算的，而最终是要以质量取胜的，并非惊人的数量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高质量。在如此庞大的数字面前，哪些长篇小说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理想与心灵?有哪几部长篇是可以长存于世的?这样庞大的文学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文学的力量何在?文艺批评应该寻找这些问题，也应该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很多作家都讲，“文学无需担当”，“不要给文学强加什么责任”，“文学就只为自己”，这样一些宣言是不正确的。雷达用形象的比喻讲述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文艺批评生态。他说:“从生态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允许各种各样写作的生长，正如一片森林一样，若只是几棵大树，就不会有森林，但是，即使是森林，每一棵树木都是向上的，那些大树更是昂扬的。它们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这片土壤就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利益，而天空，就是正义、正气和理想，那就是文艺的阳光和蓝天。没有这样一个方向，就不会有森林，更不会有参天大树。”

　　说到底，积极推动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不仅是一种意识或口号，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身体力行。这正是“廖文”和更多同行者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