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月至一九八六年九月，日本神户大学任客座教授
我初次的国外学术交流活动是接待两位日本访问学者进修。
一九八○年夏，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日本中国古典文学访华团”报告会上结识了日本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京都大学的清水茂教授，并在会场上简单交流了研究成果。一九八一年秋，开学后我突然收到清水茂教授的来信，商量要推荐他的高足、在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执教的川合康三副教授来我这里进修。当时中、日大学间的学术交流刚刚开始，外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来华学习或研修都是由教育部统一分配到各大学的，没听说外方指定某大学、某专人接待；特别是具体到我的情况：才到南开大学不久，也还没有评定正式职称，外国学者点名要来我这里进修，颇感惶惑。询问系里如何答复、如何接待，其让我直接去问校外事处。我就去找校外事处处长，本来是想反映情况，问问外国学者来我这里进修可否接受；也反映我家住筒子楼里一间房，拥挤杂乱，接待外国人恐怕不大合适。处长以为我是想借接待外宾为由要求调换住房，立刻说没有办法换房子。我说：“不是为房子的事找您，是想问问我可否接受外国学者来进修？接受了怎么安排？”他答说：“这要由你自己来决定。”就这样，明确了决定权在自己，我就回信答应了清水茂教授的请求。川合康三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日本国立大学规定在职教师每五年间有一年学术休假，他的学历是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课程“中退”（多年后取得博士学位），却还没到过中国，所以想利用这一年时间来中国住一段时间，切近地了解中国的学术状况，体验中国风俗民情，并不如我原来设想的要像带学生那样系统地教他什么。
川合康三一家四口来校，校内还没有接待外国学者住的地方，他便借住在南开大学隔壁天津大学专家楼。为了配合他研修，我们每周也就交谈一两次，就在他住的单元房里。几次谈话后，我知道他中文读、说、写的程度都好。京都大学是国际知名的中国学研究重镇，名师云集，川合康三从那里毕业，又聪明好学，中国文史底子很扎实；他又懂得注意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头脑机敏，治学多有相当深刻的见解。我向他介绍中国的研究状况和资料，他也帮助我了解日本学界的情况和学术成就。川合康三曾向我介绍自己所在的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的志村良治教授，对方是一位研究汉语史的专家，川合康三让我和他建立联系，交换论著。川合康三写了一篇讨论李贺的诗的文章，利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李贺诗语如何运用隐喻手法，对于阐发李贺的诗的艺术特征颇有新意，我推荐给长春的大型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发表。我们的关系就这样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教学相长”精神。川合康三在中国实地考察了一些地方，也颇有收获。一九八二年五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的西北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我带川合康三去参加。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旅行还有诸多不便，去西安要经申请批准；因为当时召开学术会议还很少有外国学者参加，又要和会议组织方商量是否同意他参加。这些都由我办理妥当。这次会议开得相当隆重，算是改革开放后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型学术会议。国内治唐代文学的大家名师云集，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在会上发表，让川合康三大开眼界。当时外国人住宿也有限制，川合康三不能和参加会议的人住在一起，要住在专供外宾住的西安宾馆。会议组织者让我去陪住。我住了一宿，感到十分不便：一是宾馆尽是外国人，二是我意识到日本人并不习惯有人陪住。所以第二天我告诉川合康三如何乘公共汽车去会场，就回到会议组织者给参加者安排的住处了。第二天，川合康三来开会，在乘公共汽车的路上，一部特意为来中国而买的高档佳能相机被人割掉背带偷走了，我连忙领着他到附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一位领导听了情况，对手下说，你们到街上去找某某，看他们是谁拿了相机。相机后来到底是没有找到。另一件事是乘火车回天津买不到卧铺票，上车后我找车长，车长很快就来通知说有卧铺给外国人，而当时名份上我是川合康三的老师，谁睡这个卧铺，双方颇为难。车长明说是给外国人的，我只好让给川合康三了，这让他和我都很不舒服。
川合康三及其夫人正子有两个孩子；老大女儿名摩耶，老二儿子名言志。他们和我一家大人、孩子处得很好。我们住的筒子楼房间狭小，公共厨房，条件很差。川合康三一家能够理解。内人做中国饭菜招待他们；正子夫人也租下招待所的厨房、厨具，做日本料理招待我们。他们临走时，两家人依依惜别，正子把剩下的一些日用品包括针线等留给内人。内人说正子真会持家过日子。
川合康三走后，隔了一年，清水茂又推荐他的另一个学生、当时是京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博士生的户崎哲彦来我这里进修。户崎哲彦是农家出身，性格质朴宽厚。来见我那一天，他的背包里装了一大瓶名牌白兰地酒。他的头脑与川合康三同样机敏，同样努力好学，但与川合康三为人处事的灵活通达不同，户崎哲彦执着刻苦，读书认真，善于钻研。户崎哲彦和另一位留学生胜股高志同住一个房间，两人用布帘把房间隔开，户崎哲彦一年里就是在那半间屋子里读书，很少外出。我也曾带领户崎哲彦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日在柳州召开的柳宗元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因为我曾在学部哲学所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两篇关于柳宗元的文章，所以这个哲学所和柳州市合办的这次会议邀我参加。我和户崎哲彦到北京转乘去南宁的火车，两天一夜到达柳州。户崎哲彦从来没有乘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也没见过华北这么广阔的平原以及江南这样连绵不断的群山，十分兴奋。在柳州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哲学所所长辛冠杰先生等一批中国学者对他非常亲切，和日本长辈学者对待年轻人态度之严肃郑重迥然不同，这让户崎哲彦很高兴。户崎哲彦和我在一起，持弟子之礼甚恭；吃饭的时候他给我盛饭、端汤，外出的时候他前后护卫，这让在场的人大为称叹。但一个规定又一次使我们都很尴尬：坐船游漓江，去阳朔，外国人在船的前舱，中国人在后舱，前后舱的条件不同，途中吃的饭也不一样。户崎哲彦不断地到后舱对我表达歉意。这一年，户崎哲彦在我的帮助下买了、读了很多书，回国时他用十几个大木箱装船运走。他在一九八四年夏回国，当时学校已经决定派遣我去神户大学任教。他滞留的后一段时间向我仔细介绍日本的生活习惯、礼节、风俗等等，对我后来初到日本应对环境帮助不小。
川合康三、户崎哲彦与我和我的家人结下终生情谊。川合康三回国后在所在的仙台建了一所新住宅，来信说留出一间，让我到日本时去住；后来我真的去住过。一九八九年我的大女儿去日本留学，是他做保证人。一九九一年，我的小女儿也去日本留学。她们都考入京都大学。川合康三这时候又调回京都大学，和她们同校了，我的两个孩子曾得到他诸多关照。大女儿毕业后在京都定居，与川合康三一家一直保持密切往来。户崎哲彦回国后，读完京都大学博士课程就到京都以北的彦根市的滋贺大学工作了。川合康三和户崎哲彦就这样都成为我的两个女儿的前后辈校友。后来户崎哲彦回到故乡附近的岛根大学任教，也一直和我的两个女儿保持密切联系。
川合康三和户崎哲彦后来都成就斐然。川合康三晋升为京都大学文学部负责人。京都大学作为日本中国学研究中心，他为两国大学的学术交流做了许多工作；他著有《中国的恋歌：从〈诗经〉到李商隐》《中国的自传文学》《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桃源乡：中国的乐园思想》等著作，编选白居易、李商隐的选集和《中国名诗选》等。户崎哲彦先是担任滋贺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继而转任至岛根大学法文学部教授；他继续研究柳宗元，著有《唐代中期的文学和思想——柳宗元及其周边》《柳宗元在永州》《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考》等；他近年来热衷于桂林石刻考古，他自备工具，自费到广西攀爬桂林岩洞，考察、记录石刻，著成《中国桂林钟乳洞内现存古代壁书研究》一巨册；他又曾搜集桂林溶洞壁上佚存的宋诗多首，在中国的《文史杂志》上发表。如今他和川合康三都已成为当代日本中国学的中坚人物。
我第一次出国工作是去日本神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期两年，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到一九八六年九月。
当时，我是根据中日两国互换两名大学教授的协议被教育部派出的。派到我这样一个刚刚来南开大学几年、仅有副教授职称的人出国任教纯属机缘。按约定，遴选人员要双方协商。中国方面，我来校几年，曾经带过两名日本学者进修，外事处又曾让我在暑期带领各国留学生外出参观，对我的印象较好；另外就是系里人事关系复杂，提出的几位人选都不能征得一致意见，我是新来的，大家都能够接受，所以一提出来就通过了。日本方面，应当是我关于柳宗元研究的成果被清水茂等有影响力的日本学者了解，国内把人选提出来，也就顺利通过了。以我的家庭出身、资历等条件，真没有想到我能被派遣到日本。
一九八四年的暑假期间，教育部把即将出国工作、进修的人集中到北京语言学院，用一周时间办班，进行外事纪律等方面的培训。
十月二日，我乘国航班机从北京经停上海赴大阪。前一天晚上到北京，内人送行，我经一个学生介绍，入住人民日报招待所，以便第二天早晨乘坐报社运送发往日本的报纸的汽车去北京机场；中午到大阪伊丹机场，神户大学教授伊藤正文、山田敬三和在我前期任教的南开大学的王双启教授迎候我。驱车到神户大学文学部办公室，办过一应手续，我回到安排好的住处——学校旁边六甲台町一栋七层楼大土平公寓6の27-52号室，这是包括起居室、两间小卧室和卫生间的一套日式住房。当晚，文学部中文系的学生在一家日本餐馆宴请我，表示欢迎。当时中国教师赴日本任教的人还很少，两国教育部门之间正式交换的教授只有各两位，中国教授分配在日本的神户大学和东京大学两所学校。第二天拜会校长尧天义久先生，合影、题词、赠送礼品，接待相当隆重。晚上，为欢送在我之前任教期满的王双启先生，也为欢迎我，中文系的教授们在诹访山上的法国餐馆宴请我们。隔些天，文学部负责人伊藤正文和山田敬三教授各请我到家里住一宿，这依例是对客人表示尊重和友好的至高礼遇。我去大阪总领事馆拜访总领事，见到负责教育处的领事王顺洪和李宗惠两位先生。前者来自北京大学，后者来自上海某高校，之后的两年得到他们诸多关照。因为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工作人员不多，后来我经常被总领事馆邀请参加活动，如国庆招待会、新年招待会等。在中国进修过的户崎哲彦在离京都不远的彦根滋贺大学任教，听说我到了，立即前来拜访。他知道我不会做饭，便领我到超市買了牛肉和蔬菜，给我焖了一锅米饭，做了一盆咖喱牛肉；这之后他经常来帮我料理生活、饮食。日本同事也常常从家里带来点心、便当等，关照有加，让我有如家的感觉。
在神户大学担任中文和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员共有四位，他们的姓名、专业分别是文学部学部长、中文系主任伊藤正文，六朝文学；山田敬三，中国近现代文学；教养部有笕久美子，现代汉语；中川正之，语言学家，现代汉语。他们都是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友好人士，诚恳好客，亲切相帮。这样，我就有了十分友善的人事环境。
当时日本的大学是四年制，学生前两年统一在教养部，分文、理科，不分专业；后两年在学部；四年本科毕业深造，进大学院，有硕士、博士课程。我在神户大学执教时，教养部文科选修中文的有六七人，理科有二十余人；学部包括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前后总共六七个人。伊藤正文在这四位教师中是长辈，无论是按资历，还是按日本的习俗，他说话、做事都有相当权威。他在课程安排上对我十分照顾。本来我作为日本文部省聘任的专任教员，按规定每周至少要教十二小时的课。他安排我教授教养部文、理科的汉语，每周两个课时，不到三十人一起上课，学生汉语水平低，不用备课，只教简单的会话；文学部和大学院学生总共六七个人，也合并起来一起上课，两门课分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汉语文选”。这样实际我每周上三次共六小时的课就算完成了工作量。我当然也很自觉，在课后给汉语水平低的学生补课。依例教师课后补课是要收费的，我是义务教，颇受学生们的欢迎和教师们的赞许。这样安排，让我有充裕的时间写作和读书。来日本的时候，我带了《韩愈散文艺术论》书稿，几个月就修订完成了，托一位进修教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侯侠回国时带回去，交给南开大学出版社；接着我又开始写作《佛教与中国文学》，在余下的一年半时间里完成初稿近半。到日本半年之后，我还和笕久美子教授合编了一本文选《中国作家的日本访问记》，由光生馆出版。空余时间我急切地大量读日文书，特别是有关佛教和佛教学术的著作，收获颇大，帮助我打下佛教研究方面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也复印不少日文书。当时施乐复印机在日本大学里还不多。我利用文学部办公室那一台复印机一本本地复印。我明知道这样可能会打扰大家的工作，但情急之下也就不顾及了。后来我又陆续买了不少书，日本学者也赠送不少书，加上我复印的书，回国时装了二十多个纸箱。这些书在我之后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伊藤正文很重视我的研究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向我介绍日本学者和他们的专长、著作。他又热心地带领我拜访当时几乎所有健在的日本中国学著名学者。
我到日本的第四天，十月五日，在东京召开日本国际东方学会第三十一届年会，伊藤正文领我去参加。我们乘新干线到东京，曾在南开大学进修的川合康三等人在车站迎候，第二天，他们领我到大东文化大学开会。会上，他们向我介绍了小川环树等多位学界耆宿。听了两位学者的主题报告之后，川合康三介绍我和年轻的学者下定雅弘、龟山朗相识，一起外出游览。七日早晨，川合康三来酒店，带来他住在东京的姐姐做的寿司，并让我和正子夫人通了电话；中午，中国学家鹰井在家里赏饭，席上谈到庆应义塾大学太田次男教授打算组织人翻译拙著《柳宗元评传》一事。八日，伊藤正文带领我访问东京大学。我们先到东洋文化研究所，会见田仲一成教授，他以研究中国地方戏曲闻名；然后参观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图书；又到文学部，会见文学部部长伊藤漱平教授；最后到校本部，由校长接见，相当隆重。校方已经准备好笔墨纸张，让我题词。众人围观。我素不工书，一时十分紧张，握笔震颤不已，狼狈不堪。从此落下个害怕题词的“毛病”。下午，访问内阁文库，办理借书证，文库职员听说我关注宗教文学，特意拿出明本《胡曾诗注》和《东坡禅喜集》给我看。访问东京的五天里，接受各方热情接待，结识许多朋友。回程在新干线车上，伊藤正文要我拿出在东京与日本学者交换的名片，了解我认识了哪些人，让我谈观感，对我关怀备至。车到新大阪，他又陪我吃晚餐，周到至极，令我感念不已。
日本国际东方学会在东京召开年会后，按惯例第二周周日在京都召开特别讲演会，分别邀请一位日本学者和一位外国学者讲演。这一年请我去做这个学术身份崇高的特别讲演。我讲的题目是“佛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讲演后，反映良好。一位日本著名的中国学专家、后来成为我一家的诚挚友人的笕文生教授感叹说：“到底是中国学者啊！”讲演时一位日本的年轻学者衣川贤次先生担任口译；后来他又把讲稿译成日文，发表在东方学会的刊物《东方学》上，编者在前面加了长篇按语。
第二年三月十一日，我应邀到京都访问。乘阪急电铁到京都河原町，户崎哲彦已在那迎候我。随即我们同赴龙谷大学，会见渡边隆生、小田义久（东洋史学者）诸位教授；然后他们在百万遍附近一家日本餐馆宴请我，有户崎哲彦、香港大学的陈胜长先生和中国留学生、京都大学研究生李瑞清先生作陪。李瑞清后来回港，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等校，也成为我的知交。第二天上午，我先是到京都大学文学部拜会学部部长清水茂教授；下午，到京都大学会馆拜会小南一郎先生。这是我和两位长时期交好的初次见面。然后，我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拜访柳田圣山教授，当时他即将就任所长。按该所惯例，资深教授退休前任所长一年。柳田圣山是著名的中国禅宗史专家，他所著的《早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出版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利用在敦煌写本和传世碑志里新发现的禅宗史料撰述中国早期禅宗史，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如今已是禅宗研究的经典；他还主编禅宗典籍丛书多种，提供了研究中国禅宗精确可靠的基本资料。后来我从事佛教文化特别是关于禅宗的研究，多向他请益，得到诸多帮助。第二天和第三天上午空闲时间，我在户崎哲彦、李瑞清陪同下游览京都名胜。
年中，伊藤正文和我应柳田圣山之邀，他在大德寺一久素菜馆设宴款待我们，他的夫人临席作陪，仍是衣川贤次担任翻译。他以代表日本料理水平的寺院著名的“怀石料理”招待我们，极其精美。伊藤正文说他平生没吃过这样精致的素菜。我们又得到柳田圣山、衣川贤次赠书，收获颇丰。
这一年末的十二月八日，伊藤正文曾陪我到比叡山上的入矢义高先生宅访问，入矢义高是著名的敦煌学和语言学专家，专精于近代汉语的研究，监修的《禅语辞典》（古贺英彦编著，思文阁，1991年），是一部权威的禅宗辞典。一个下午交谈甚欢，我们获益良多，并获赠书。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京都，小南先生曾引导我会见牧田谛亮先生。牧田谛亮教授曾校订、出版日本佚存的中国六朝三种《观世音应验记》。我请教与其商量将该佚书重新校订，在中国出版。此事后来得到伊藤正文的帮助，终于圆满完成，中华书局出了我的点校本。
五月十日，我到京都东寺参加东方学会关西分会并应邀做特别讲演，仍托衣川賢次翻译，在这期间会见了贝冢茂树、平冈武夫等学界耆宿。会后伊藤正文转告贝冢茂树先生对我的讲演颇为赞许。中午宴会后，我参观东寺。东寺是日僧空海创建，其中古迹、遗物甚多，平时不公开展出，此次得见，大长见识。
忘记了具体日期，那时候伊藤正文还带领我到东京市的驹泽大学访问了佛学家篠原寿雄教授。记得在约定的时间到达驹泽大学，篠原寿雄教授已经站在校门前迎候，极表恭敬；后来我还曾访问过石川忠久教授等。我在日本这两年，许多日本老一辈中国学著名学者还健在，我大都幸运得以拜访、会见、请教。我当时还算刚刚走上专业的治学道路，就能够与国际上第一流的中国学专家交往，并得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帮助，这实在是平生一大幸事，对我进一步求学、研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和我校同事、画家范曾先生来访，我和伊藤正文教授等人到伊丹机场接机，然后送到大阪。滕校长是赴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会议（他是该委员会成员），偕范曾夫妇顺访日本。范曾夫妇则是应邀来参加冈山范曾美术馆开幕一周年纪念活动的。范曾原来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工国画，毕业后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后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授。一位日中友好人士、日本关西财团负责人冈崎嘉平太先生喜欢他的画，在北京搜集一批，向日本冈山县日中友好协会倡议，在冈山建立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美术馆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正式开馆。这中间，交涉颇多曲折，开幕仪式范曾先生没能参加。后来范曾调回母校南开大学，才得以前来参加美术馆开馆一周年纪念活动。滕校长和范曾夫妇在参加活动后，四日，来访神户大学，也是因为有我作为客座教授在这里工作，谋创建交流关系。我作为日方雇员参加会谈。中午，神户大学校长宴请我们，在北野町一家著名的烤肉店吃日本美食神户牛肉。在中国人看来有趣的是：吃火锅，双方校长坐一桌，我代表日方陪范曾夫妇坐一桌，其他跟随人员，包括中方随行外事官员，都在外面大厅等候。饭后，日方分别向滕校长和范曾夫妇致送谢仪。我发现范曾的领带花色俗气，质量不好，就领他们夫妇到市内大丸百货公司买了领带，还有行李箱。其后有人继续带领范曾夫妇参观。我和伊藤正文等人送滕校长去机场转赴纽约。车上，我坐在滕校长旁，汇报我在神户大学的情况，也谈了自己研究工作的进展；他则向我介绍学校近况。我同样看到他佩戴的领带质量欠佳，他要去美国开会，就送他一条领带和一本日本制造、相当精致的日记本。有趣的是，到机场送别滕校长，我本以为神户大学派的车会等候送我们回去，但伊藤正文说学校公车是送客人的，我们得自己设法乘坐公共汽车再转电铁回去。几天之后，神户友好人士集体到冈山参观范曾美术馆，我也随同前往。这里的一座三层小楼，原来是日本近代著名画家竹久梦二的美术馆。竹久梦二是冈山人，冈山为他建立了新的美术馆，原来的地方腾出来作为范曾美术馆。美术馆有三层，除展出范曾的诗、书、画作品，还陈列了范曾使用的印章、笔、砚和历代范氏祖先的诗集等；为了宣扬中华文化，其中一层陈列了一些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瓷器等。
七月七日下午，我去伊丹机场迎接来日本度假的内人及两个孩子，伊藤正文、山田两位先生和户崎哲彦陪同前往。接来当晚，伊藤正文、山田两位先生在阪急六甲站旁的六甲苑中餐馆为她们洗尘，同席有辻川、山本、新谷、石井等同学。女儿一萱点了一碗“天津饭”，是米饭上面放一个煎鸡蛋的盖浇饭，这让内人和孩子们感到很新奇。
日本同事照顾我的家属非常热情。文学部教中文的每个教授都请我们到家里做客；笕久美子教授甚至亲自带领内人到化妆品店学化妆，买化妆品。内人也做地道的中国菜款待他们。公寓管房的滨田女士也热情招呼我的家属并送来礼物。当时我的工资有限，内人要步行到山下电铁的下一站那路很远的水道筋市场去买菜，暑天上下山大汗淋漓。不过客人们接受招待，吃到地道的中国饭菜，都非常高兴，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八月一日上午，学部部长会见内人。寒暄之后，他告知内人不能报销家属来日的路费并表示歉意。按规定，聘请外国教授任教，如家属在半年内随同一起来日，可算作一起赴任，报销路费；但我的家属来时已过了半年。会见告别时学部部长送一盒糖果，回来打开，发现里面放着二十五万日元。我立刻打电话给山田先生询问，山田先生答称是教授们募集来补偿路费的。我当然十分感谢，但当即表示不便接受。第二天，我请学部办公室职员帮忙把钱退回，不允。后来几经反复，大概看我态度坚决，这笔钱终于退还了。后来听说，有一位之前来执教的中国著名学者讲课时说上海话，学生听不懂，曾请其夫人来日当翻译，根据规定不能报销路费，为此曾发生争执，闹得双方很不愉快，我退还旅费这件事多得赞许。
内人利用暑假带孩子来日本探亲，时间有限，来得不易，我尽可能带领她们到近处游览。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李万之先生也多次招待我们，又邀请我们访问神户同文学校，这是华侨自主为华侨子弟办的学校。内人作为教师，对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校规、校风深表赞许。这期间，有两次非常有意思的活动：一次是学生山本恭子安排到京都长岗天神茶道专家破田幸子家，学了传统茶道，然后去岚山瞻仰周总理的诗碑；还有一次是平野显照教授邀请我们访问他在琵琶湖滨的家，这是一座寺庙，即日本室町时代临济宗名僧一休住过的庙，中央电视台曾播过动画片《聪明的一休》，看过的孩子们都熟悉这位高僧。平野先生和夫人、公子都热情地接待我们，送给我女儿珍贵的礼物，包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京奥运会整张纪念邮票；吃饭的时候，在佛殿里摆下桌子，有酒有肉，这是日本佛教禅宗戒律所允许的。平野教授领我们瞻仰了当年一休的禅房，游览了湖边风景。
户崎哲彦代表他的父母邀請我们一家去他们在岛根仓吉的家小住。八月三日早晨，户崎哲彦到阪急六甲站来接我们，辗转换车，下午三点半到仓吉车站。户崎哲彦的父亲户崎昭夫先生来迎，即驱车到他在羽合町的家。这是两层的日式住宅，地处日本海边，周围风景极佳。我们一家得到户崎哲彦的父母的热情招待。他家的亲属也来问候。我们曾分别往访户崎哲彦的舅舅和姨妈家，得到热情招待，吃了丰盛的日本农家料理。在户崎哲彦家住五天，我们参观了附近的三德山上的三德寺，它是天台宗古寺，建于公元七○一年。山不高，但极险峻，攀登颇有情趣；南下游览岛根大山，是日本西海岸著名的风景区，我们驱车绕山一圈，登山，在山上餐厅吃饭。中间有一天，在神户大学与我相识的农学部学生河本昌树来接，到他在鸟取的家。我们先游览海滨公园，中有巨大沙丘，登上灼热难耐；然后到小港乘船游海，船在石岛间穿行，景象瑰丽；晚间，河本昌树家饷以各种寿司。河本昌树的父亲是教育家，和我相互交换了著作和工艺品。内人和孩子们在仓吉的几天，得空就到海边游泳，吃巨峰葡萄等时令水果。户崎哲彦一家的深情厚谊，令我们没齿难忘，如今两家仍保持着密切联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很少，两年间我应邀访问各地多所大学并发表讲演。
在神户的两年间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学界的前文已提到不少，许多人后来一直交往，使我得到诸多教益，对推动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发挥了重大的、关键性的作用。
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李万之是一位爱国侨领，亲切谦和，对从中国来的研修生、留学生等热情加以照顾。他经常招请我们这些在神户的中国来的人参加各种联谊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在西神户陬访山上租了块地，种菜以作消闲，有时候约我早晨上山看他的菜地，在山上饭铺吃关东煮；还有一次他领我上六甲山有马温泉洗浴。
郑英子夫人是我在她参加华侨总会汉语班时结识的；郑英子的丈夫郑汉龙先生是医生，在大阪附近甲子园开医院。他的长辈是来自台湾的华侨，郑先生医术和声望显然很好，得到附近居民的信任，我每次去他家都见他十分匆忙。他的医院如许多日本的私立医院一样，算只有他一个全科医生和两个护士，但设备很齐全，他也能做大手术。夫人管理医院的业务，如收支、报税等杂事。他们育有两儿一女，当时都在读书。全家忙碌。我得到他们夫妇的悉心关照。每次汉语班讲课后夫人都会开车送我回住处；假日她邀请我参观、游历：看宝冢歌剧，参观大阪世界博览会遗址，到甲子园看棒球赛，等等。到日本后我一直感到视力有问题，眼睛疼，郑先生介绍我到京都大学医院他的朋友处检查，查出原因是之前配的眼镜不合适。郑太太领我去眼镜店配眼镜，需要配两副：平时戴的和阅读戴的，每副价值六万日元，对我来说是太贵了。当时我只配了一副阅读用的。到我临近离开日本回国时，郑太太来机场送行，交给我没有配的另一副眼镜。这之前郑先生还专门给我仔细检查身体；后来小女儿赴日本留学，他们做保证人；大女儿定居京都，也和他们家保持着亲密关系。我每次去日本，总会和他们夫妇相聚欢会。最近一次是在二○一八年拜访他们家，得知夫人已经不幸去世，郑先生和独身的长子生活在一起，家里显得十分落寞冷清。郑先生和我年龄相仿，已经八十多岁，仍然坚持行医。我问他是否还在做手术，他说一切仍然如常。这种对人生意义的执着令人敬佩！
在神户我结识了神户一家电视台事务局局长田口博之先生。他是个十分诚挚、热情的人，对我多有关照。内人和孩子们到神户的时候他曾热心招待，领我们全家参观他所在的电视台，让孩子们坐上广播席留影。我在神户期间与他交往不断。通过他，我结识了他的老师、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前校长赤松光雄教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赤松教授偕夫人来天津，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我们两家得以经常来往。赤松光雄是比较文学专家，早年留学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曾担任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校长；我也曾到过威斯康星大学访问，谈起来让他回忆青春的时光。内人和我得闲时会经常引导他们在天津逛街，品尝中国各地地方小吃，自由自在地闲聊，加深了彼此的情谊。两个女儿在日本留学，得到他们夫妇的亲切关照。后来大女儿常住京都，距离他们在神户的住家不远。他们夫妇年纪大了，大女儿和她们相处形同家人，常常互通音讯，有时间她就去照看他们，他们也得到一些安慰。
还有一位许斐胜利先生，在这里附带一记。大女儿业余在京都办汉语班，培训对象包括京都府各种政府机关和各大公司业务上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人员。许斐胜利被派遣担任大阪费加罗公司在天津开发区设立的分公司的经理，于是到她的汉语班学汉语。他到天津后就来家里拜访我。许斐胜利是一位典型的日本从业人员：勤奋，认真，诚实，廉洁。他在天津，我们几年的交往，讓我对日本企业及其干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对作为学者的我十分尊重，觉得能够和一位中国教授交往非常荣幸。他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不但不敢炫耀，而且从内心里为作为日本人生活优裕感到惭愧。他来我家从来不用公司的专用车，而是雇廉价的面包车；同样他的夫人从日本来探亲，他也自己出钱雇出租车。他每天记录公司工作的具体情形，几年间记下一摞笔记本，留给下一任参考……他的种种生活和工作具体情形可以透视出日本企业从业人员的高度敬业精神。同样，他们一家也和我家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
留学生中不少人对我也多有照顾和帮助。我初到神户大学，刘建辉热心帮助我安排生活、介绍当地情况和习俗。以后的两年间我们都密切交往。后来他拿到文学博士学位，他和日本女同学结婚，定居日本，学术成就斐然。刘建辉现担任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副所长，对两国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亦曾邀请我以外国研究员的身份访问该所。
陈建军是神户大学农学部学生，我与他结识后相熟；他认识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的法籍教授马克斯·瑞比，这位先生早年感情不顺，终生未娶，陈建军对他的生活多有帮助；以陈建军为中介，他对中国人印象颇好。他在东神户山上有宽敞的住宅，经常请我去交谈、吃饭；我的家属来日时他也热情招待，很喜欢我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定居日本后，他们之间联系不断，直到他去世。
我来神户后结识天津外语学院进修教师刘凤嵩。当时他已经来神户一段时期，帮我熟悉情况，介绍我认识华侨友人，我们经常一起外出活动。
在神户工作那段时期，我的经济情况颇为窘迫。日本工资制度是所谓“年资序列”即按职务、任职年限决定工资多少，而公务人员有全国统一标准，包括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教员。就大学教授来说，外国雇员的工资比本国的高出百分之十。我初到时每月工资是四十八万日元，每年还有三次共五个半月的季度奖金，就是说一年能得到十七个半月工资。但是当时国内规定，在国外工作的收入全部交公，再按另一套标准发工资，而这个标准是按使、领馆工作人员规定的；另根据所得报酬按一定百分比给予“奖励”。可是如我单身在外面工作，和在使、领馆或国家外派机构人员的生活条件不同。使、领馆内有食堂，日常开支的电话、洗衣、理发等都不用自己花费。又比如在大学工作应酬不少，日本大学没有公款招待费用，来客都是相关教师自己出钱招待。当时中国来神户访问的人很多，因为我是中国人，接待时他们往往拉上我参加，一次花费少则几千日元，多则上万日元，真感到不堪重负。笕久美子教授有女性的细心，对我需要上交工资的事也有所了解，有她参加的聚会大都不让我出钱。不过这样又让我的处境十分尴尬。我在神户的时候，教育部外事局领导曾来视察，我反映过这方面的情况，可是起码我在的时候情况并未见改善。当时日本刚刚发明制作方便面。日清公司的方便面就是纸杯里一团面条，没有佐料，用开水泡了吃，五十日元一桶。我吃了很多方便面。鸡蛋便宜，有时候打个鸡蛋煮方便面。到学生食堂吃个定食就算改善生活了。这样，每个月的生活费，比如衣食住行、水电、煤气、电话等费用，总共都控制在两万日元左右。内人和孩子们来日本，心想这是平生难得的机会，就尽量领她们多到各处走走。为了节省，能步行时就步行。带小女儿去神户人工岛玩儿，乘摩天轮，让她一个人上去；让她玩电子游戏，五百日元筹码很快输掉了，怕我说她，表情很紧张；回来路过商业街，我领她到麦当劳店吃个汉堡包，给家里带回去一个，已经是我们难得的美味了。回国的时候，我手提两千几百万日元登机，先后被日本海关和中国海关拦住，调查一番，说明情况，经核实后才予以放行。去教育部结算，一笔一笔拿出单据仔细核对，把该交的钱悉数交上。但结算结果出人望外：在海外工资是按美元定的，我在日本两年，正值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日元贬值，出国的时候外汇牌价是一美元兑一百日元，回国的时候是一美元兑三百日元，而结算时外汇牌价以一九八五年七月为准，结果我这一笔国家规定的海外工资就多出三倍。我在日本的工资高，剩余部分按百分比提取“奖励”数额也不少；另外我在日本还有讲演等零星收入，积攒起来也有几十万日元。后来就用这笔钱供大女儿留学了。
两年工作结束回国，伊藤、笕久美子、山田、中川教授和学生们以及结识的友人郑太太等一大群人都来伊丹机场送行。伊藤教授讲了话，学生们献花、敬礼，用了不少时间。飞机是日航，待我到登机柜台排队，才发现日方买的机票是头等舱，要去排另一个队；排到了，登机已经结束，全部机票已售出，只好改乘晚上中国民航的另一趟航班。机场负责旅客服务的一位科长前来不断地道歉，并把我和留下送行的几位教授安置到贵宾厅。当时正碰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带家人在那里，据说是个人旅游，用一条红色绳子在大厅中间拦开，让我们坐在一边。整个下午，伊藤先生喝了贵宾厅里的许多好酒。日本的先生们要求与北京机场联系，妥善通知在机场迎接的内人，并且说到北京天色已晚，要妥善地把我們送回天津。机场负责照料的人一一答应。当飞机降落北京的时候，日本航空的人已经在机舱口迎候，当即找来迎接我的内人，派车把我们送回天津。
当时的日本也处在积极开放阶段，新的学术信息、新的著作、各国频繁来访的学者，提供给我面向世界的机会，也让我后来有可能与更多国家的学者广泛交往。还有，在日本两年，也让我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但一般人所追求、所向往的是相同的；就学术领域说，面临的问题、困境、挑战是相同的，而加强相互理解、交流、借鉴乃是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和保证。
初访美国——一九八八年四月访问三所大学
一九八八年四月，我应邀赴美国，分别访问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讲演并进行学术交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广西柳州召开的柳宗元学术会议上，我结识美国学者、威斯康星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倪豪士先生。他是唐代文学专家，早年与人合著《柳宗元》一书，直到如今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柳宗元的唯一一本专著。当时我的《柳宗元传论》已经出版，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也得到他的赞许，两人一见如故。他和当时许多美国学者一样，有在中国台湾学习、研究或教学的背景。研究唐代文学是他的专长之一，因而与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唐代文学专家罗联添教授有长期交往，关系很好。罗联添著有《韩愈研究》《柳宗元事迹系年暨资料类编》等著作，饮誉学林，我也熟知并在研究中多有参考、借鉴。当时我和罗联添尚无结识之缘，而罗联添已经知道我研究韩愈、柳宗元的成果。一九八七年倪豪士教授来天津外国语大学访问，我请他顺便来南开大学看看。他当面邀请我去威斯康星大学做短期访问。他回国后，经过往来通信商定，第二年春天我到威斯康星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办个讲习班，由我来做关于唐代文学及其与佛教相互影响关系的系列讲演。一九八六年秋我从日本回国后，冬天到广东潮州参加一个关于韩愈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是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提议组织的。会议邀请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前来参加，其中有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康达维教授。他是当代美国中国学领军人物，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精于辞赋研究，被海内外学界誉为“当代西方汉学之巨擘，辞赋研究之宗师”。当时他正穷尽精力翻译《文选》，已完成其中辞赋部分，出版分装两巨册。会议期间，我们有机会多次交谈，深相契合。他听说威斯康星大学邀请我去讲学，通过在那里工作的他以前的学生高德耀教授邀我顺访华盛顿大学。我当然珍惜这样的机会。到威斯康星大学所在地麦迪逊来往要路经芝加哥，倪豪士教授又安排我访问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系和宗教学系。这样，我初访美国，即访问了这三所著名学府。
四月初，我从北京乘中国民航班机到东京，转乘美国西北航空班机，是美国方面订购的机票。在东京羽田机场换乘，登机时经济舱已满员，我幸运地被安排乘公务舱。到芝加哥奥利机场，倪豪士教授派人来接我，转乘公共汽车到威斯康星大学所在地麦迪逊。有个小插曲：下车的时候，我告诉那个迎我的看样子是学生的人，他和我的车票钱由我来付；他说学校可以报销。后来听另外一个学生说，他们师生议论过，由中国来的人不少，像我这样提出自己要付车钱的，在他们那里还是第一个。自付车钱是我在日本养成的习惯。这种小细节也表明，往往处理一些小事会给人留下某种印象。
倪豪士先生领我到学校安排好住宿，办妥相关手续，即请我到他家里。他的家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典型的一座两层住宅。他的夫人是东方文物学家，在艺术品商店做事，他们没有孩子。当晚集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十几位研究生聚餐，对我表示欢迎。研究生里除了美国学生之外还有几个中国学生。
第二天会见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周策纵先生和刘绍铭先生，两位以前我都曾闻其大名。周策纵先生在当时的大陆学界已经是知名华人学者之一，他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广为人知。有幸见到他，我很高兴。刘绍铭教授也很有名，台湾大学外文系出身，在读大学期间曾和白先勇、叶维廉、李欧梵等人一起办《现代文学》杂志，一九六六年年纪轻轻就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著述颇丰，亦很有创见。我还见到一位教汉语的美籍华裔教师陈先生，他见到同胞，自然很亲切，向我介绍大学情况，多做指点。这几位都十分热情地接待我。第二天晚上，倪豪士夫妇在家里正式设宴欢迎，仪式很郑重，餐桌上点了蜡烛，吃的是素食，主菜是每人一个夏威夷水果，有小西瓜那么大，皮上有皱褶，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在威斯康星大学两周，做五次讲演。内容有宏观的，如“唐代文学与佛教”；有具体的，如“王维诗与禅宗”“韩愈的《原道》”。每次讲两个小时，然后讨论，时间为一个下午。不少教师也来参加。周策纵先生的家离大学很远，且已年高，但基本是每讲必到；有一次他有事没来，第二天还特意来索取我的讲稿。他向我介绍美国以及威斯康星大学中国学研究的情况，请我到中餐馆吃饭。我在的时候，正赶上那一年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执导，尊龙、陈冲主演的《末代皇帝》获得最佳影片奖。他特意领我到电影院去看这部片子。我们进放映大厅的时候观众不少，开演一段时间之后观众开始纷纷离座，美国人显然对影片的内容不能理解。后来在国内外不同场合我又见过周策纵先生几次。一次他提到我翻译的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中国诗歌原理》，说是还没有看到；几乎每次他都会问到我在日本留学的两个女儿的情况。学术大家这样谦虚，这样细心，让我钦佩、感动。他故去后，他在香港的学生、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致教授等人编辑他的遗文成《周策纵文集》两巨册，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在这里插叙一个现象：我后来又访问过外国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每次讲演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许多教授、专家都会来听讲，并参与讨论，其中有不少是十分著名的学者。我早期出访时年纪并不大，学术成果也有限，来听讲的人大都知道我的名字、有些什么著作，交谈起来很亲切，也很容易沟通。但在国内受邀给外校学生讲演，一般情况下只是邀请我的教授或至近的朋友来听讲，其他教师，甚至是教学或研究课题内容与我相同或相近的很少有人来参加。这样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应当不只是我一个人遇到。
在讲课中有个细节：一位学生提问，态度轻忽，望着天花板。倪豪士先生立即厉声告诉他：“你说话看着孙先生！”可见他对学生之严格，对我的敬重和友好。这种小事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倪豪士先生性格的耿直、豪爽。当时两岸还没有多少交流，关系还很紧张，但台湾学生大都对我表现得十分友好。一位女生知道我有女儿在中学读书，特意出去买了一本英文词典，让我带回去送给她们。直到现在这本词典仍保存在我的书房里。我回国后，其中有的人还和我通信，写博士论文时向我请教。
在这十多天里，多数时间倪豪士先生陪伴我参观图书馆，逛书店。特别是有充裕時间向我介绍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状况：哪所大学或研究机构有哪些人？有哪些成就？出了哪些新书？还有美国的中国学界的人事关系、逸闻趣事等，让我对美国的中国学界有了比较细致、深入的了解。他曾开车领我看过一个古战场；又到农村参观，遇见种西洋参的农民，向我推销西洋参；他们夫妇还请我看了一场歌剧——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有一天赶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把我请到家里看颁奖典礼直播。高德耀教授也热情地招待我。还有一位日籍教授在家里举办招待会，也请我去参加，很热闹，认识了许多人。空闲时间我在麦迪逊逛街。小城很安静，书店很多，商铺、餐馆基本是服务大学的，确是读书、教书、从事研究的好地方。
当初倪豪士教授邀请我，说可以提供路费和食宿费用，结束讲课后额外付给我酬金。
临行前，我请倪豪士先生替我安排一家西餐店，宴请他们夫妇。当时他们正装出席，愉快地度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乘美国著名的灰狗巴士赴芝加哥。
我和倪豪士夫妇结下持久的友谊。大约十年前，就是我到美国访问他二十几年之后，有一天学校外事处来电话，说一个美国大学的代表团在北京，要专程来天津看我，问我能否接待。我答说可以。原来是倪豪士夫妇陪同他的大学校长来北京师范大学访问，想专程来天津拜访我。当时南开大学校长设宴招待。倪豪士见到我便热情拥抱，众人都为之愕然诧异。
我早晨乘灰狗巴士离开麦迪逊，中午到芝加哥。时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以研究明清小说著称的马泰来教授在汽车站迎候。马教授我早已耳闻大名。他精于中国古代文献和小说研究，著有《采铜于山：马泰来文史论集》《新辑红雨楼题记》《林纾翻译作品全目》等著作。我下车的车站前面就是芝加哥美术馆。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参观美术馆。我答说如不嫌耽误他时间，当然很愿意看看。我在美术馆大厅寄存行李，又在美术馆里面的餐厅吃过午饭，就参观了国际知名的芝加哥美术馆。在其中的东方部看到许多中国文物，包括许多精美的佛像，倍感亲切。当初联系好接待我的是李欧梵教授，李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学期间曾与同学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其后赴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师从史华慈和费正清等，取得博士学位。他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专家。我到的当天是周日，他回纽约的家里去了，委托马泰来教授招待我。妥善安排我在芝加哥大学宾馆住宿之后，马泰来教授晚饭前来接我，先是导游芝加哥唐人街，然后请我到一家中餐馆吃饭。
第二天早晨，马泰来教授陪我到大学图书馆，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因为时间紧迫，粗略参观馆藏后，余国藩教授来会。余教授是比较文学和宗教学专家，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以英译和研究《西游记》蜚声国际学界。互道仰慕后，他领我到研究室，与八九位研究生见面，请我讲演。我只是粗略讲了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必须注重佛道二教影响的重要性。
在芝加哥大学三天后，转赴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华盛顿州立大学，途中在明尼阿波利斯转机。康达维教授在华盛顿机场迎候，然后驱车到他府上，在市郊一个美籍法国人聚居的小镇。他的家也是典型的美国二层楼房住宅。他的夫人张泰平是位干练的女士，华裔，当时正在为西海岸一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文报纸《华声报》服务。他们育有一个女孩，六七岁的样子，很可爱。因为住处多法国侨民聚居，孩子习惯说法语。张泰平女士说康达维十分宠爱这个女儿，逢生日、节日要花钱请小丑来家里逗她玩乐。孩子怕生，我来了，不得不送到朋友家寄住，让我住在她的房间。这让我十分过意不去。我坚辞去酒店住，不允。客从主人，只好住下。次晨天刚亮，听见车库有汽车发动声，知道张泰平女士已经去报社上班；早晨起来，康达维教授准备早餐，餐后领我去学校，召集学生做个简单讲演，访问的正式任务就算完成了。在坚辞之下，当晚我搬到大学附近的一个酒店去住了。
在华盛顿这几天，得机会和康达维教授详叙。一方面了解他的工作：正在做《文选》汉译，他把已经完成、出版的辞赋部分两册，赠送给我。古典辞赋铺张扬厉，辞奇语奥，向称难解。康达维的翻译注释部分文字篇幅不知比原文要长多少倍；有些条目旁征博引，像一篇篇短论，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广泛利用中、外文献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交谈的另一个方面是美国学人的工作，他特别向我介绍了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等考订类著作，让我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又带我游历城市周边，参观渔市等；我曾驱车到美加边境，本想到边境另一边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但是到边境不允许通过。我们只好废然而返。张泰平夫人代表报社对我做了一个专访，在她工作的中文报上刊出，配有我访美的长篇报道，称我是“美中文化交流的使者”。
有一天，接到一位旧识司马德琳教授打来的电话。她是康达维教授的弟子，研究唐代文学，曾到天津拜访过我。她说自己所在的科罗拉多大学要办博士班，希望我推荐中国学生。这当然是件好事。回国后我向她推荐了一个学生。三十年后她转职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又曾请我专程前往访问。
在访美临近结束的时候，我遭到一次失窃，让我对美国的法律得到点感性认识。在美国的最后一天，时逢周六，我从酒店外出，发现裤兜钱包里放了一叠美元；美国朋友曾一再告诉我出门不要带较多的钱，我就回酒店把六百美元装进信封，放到箱子里。信封里还有些日元，箱子没锁。回来发现，美元剩下一百元，日元没有动。我担心打扰康达维夫妇，但还是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让一位社科院来访学的女士帮我报案。晚饭后报案，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警察局回电话说周六案件很多，需要排队等候处理。直到晚上十点多，来了一男一女两个警察，了解情况之后，他们说，酒店规定贵重物品要交大厅柜台保管，所以丢失东西酒店没有责任。能够进入房间的只有两个人：柜台管理人员和清洁工。他们推测柜台的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事情暴露他会丢掉工作；唯一值得怀疑的是清洁工。他们询问酒店管理人员关于清洁工的情况，说是个黑人妇女。按她留给酒店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没有人接。他们估计是她拿了钱，正赶上周末，应该是出门消费去了。我们问能找她来询问吗？他们说不能，现在没有权利询问她；说我周一可以到法院提出控告，法院批准才能动手办案，而且时间会拖得很长。他们又说窃贼正是利用这一点：酒店旅客多是暂住，失窃了也没时间追究。就这样，做个记录，不了了之。这让我近距离接触一次美国警察，了解了他们办案的方法。第二天早晨，仍是康达维教授送我到机场，“强迫”我吃点东西，买了带给我家里的礼物，与我依依惜别。
回程又遭遇一件事。这回是“有惊无险”。我乘坐的仍是美国西北航空班机，还是在东京转机，到东京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左右，按行程要在东京住一夜。飞到东京下机，在出发大厅看见中国民航一趟飞北京的航班正在办理登機手续，和柜台的人商量之后，我就坐上这架飞机，晚八点到北京，赶上火车回到天津。但行李没能在东京转运跟过来，我只好第二天到北京机场去取。当时国际航班不多，我到的时候机场行李厅没什么人，里面有间屋子堆满待领的行李，找到我那个箱子，推出来到出口，被海关的人拦下来了。当时气氛很严肃。我说明缘由，然后开箱让其检查。折腾了有半个多小时，原来好不容易把箱子塞得严严实实，勉强合上盖子，翻过之后，东西杂乱地堆得像座小山。
结束第一次访美的三周行程，做了几次学术讲演，和三所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结识一批新朋友，得到不少学术信息和资料，收获是相当丰盛的。有两点我印象尤其深刻，对我后来治学影响深远。
第一点是，我此次访美，加上在日本两年，得以了解两国的学术现状和动态。与国内的情况做比较，感受突出的一点是，西方（日本在思想、学术领域应属于“西方”）学者治学一般题目更具体、更注重文献功夫，而国内多数学者无论研究题目还是内容大体更注重宏观状况、多作议论。特别是日本学者的工作，往往是下大力气考辨一个词语或名物、考证一个事件或人物，看似显得琐细，甚至难以发现其学术价值，但正如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亲自到日本考察后所说的，就像编织一个网，日本学者结好一个个网点，集合起来就成一个完整、结实的网。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借鉴西方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我向来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即是历史；而研究历史，揭示史实真相乃是首要的、基础的工作，在日本执教，到美国参访，也让我更加坚信并努力实践这一点。
第二点是关于我个人的，事属渺小，不过对我自己却关系重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比较年轻，学术成绩有限，但在日本、美国遇见的学界同行大抵知道我，不少人读过我的书并表示赞赏。我心里清楚这当中有很多是面谀的溢美之辞，但也可以体会到不少是真诚的称赞和期许。得到精神上的鼓励之外，又结交了不少外国同行，后来许多人和我长久保持友好交往，给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不少实际帮助。
十四年后的二○○二年十月我曾偕内人访美，当时是去参加在亚利桑那州Tussen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的会议。会议同时庆祝康达维教授六十五岁诞辰，我们有幸参加晚宴，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夫妇被礼为上席，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
二十五年之后的二○一三年，我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之约偕内人往访，时间从九月十二日到十月二十二日。还是经康达维教授精心安排，在这一个多月里，再次访问华盛顿大学，接受康达维夫妇的招待；又受到旧识司马德琳教授邀请访问位于南部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样就游历了美国西海岸从最北端到最南端。本来东海岸一些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知道我来美国也有朋友商量往访，由于时间限制，且东西海岸来回奔波过分劳碌，乘飞机要六个小时，我只好婉拒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住在小女儿孙一菂处，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高级研究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受康达维教授委托，由戴梅可教授接待，她是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艺术与考古方面成绩卓著、相当有影响的学者。她十分热情好客。除了安排讲演、参观、正式宴请等学术交流活动之外，她还在家里亲自下厨，请内人、小女儿和我饷以美味，并约来她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夫妇作陪；她还把用自家院子里柿子树结的柿子亲手做成的柿子酱送来让我们品尝。在中国研究中心讲演，我讲的是中国古典禅宗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听讲的人坐满一间大教室，讲演后讨论，反响热烈。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司马德琳主持东方学系，我见到老朋友高德耀等人。讲演和宴请的时候意外得知有著名宋史学家田浩教授听讲。虽然他和我本来“隔行”，但他对我相当了解并深表钦佩。
这是我最后一次访美，近一个半月，时间较充裕。小女儿工作有余暇能够脱身，有较多时间陪我们一起旅游：用一周时间驾车游览犹他州，走了犹他州一大圈，参访多个国家公园；又乘游轮游历墨西哥；参观好莱坞等旅游景点。这对我来说是多年海外工作中少有的休闲时光。
这次访美四年后的二○一七年，我八十岁，康达维夫妇趁来华访问机会，专程来天津并预先在香格里拉饭店预定寿宴，为我庆生。这次，我在天津接受他们的热情招待。只是我们相对感叹渐入老境，只能以健康长寿互勉了。
就这样，我们访美，他们夫妇也多次来天津枉顾舍下，和我们夫妇结下深情厚谊。我们交流学术信息，我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中国研究中的问题。二○二一年，他转来另一位著名中国学家柯睿教授有关汉译佛教文献中的一个问题，我解释后，得到他们两位的赞许。这当然是扬誉之辞，也算对我们友好交谊的一种总结。
资料写作者：孙昌武，南开大学教授，现居天津。
资料提供者：方正辉，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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