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旧约》
按说马德里才是最该去的，但我们选了海边的巴塞罗那。它是高迪、毕加索之城，当然也是梅西之城。第三天了，黄昏，我们钻出地铁，光线暗沉沉的，像铺了沙子。大街宽阔，行人不多，颇有卡洛斯一世时代的气派。我们靠谷歌地图走到海边。十九点不到，你已经看不清楚海了，十一月的天空黑得很快，斜阳垂在云峰上，海面反光很淡，海水轻舔沙滩。沙滩不长，沙子也不够细。左侧港湾里泊着无数小型渔船，船身雪白，帆都收了，密集的桅杆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亮。半空有海鸥斜掠，叫声轻得像烟。我们脱掉鞋袜光脚走在沙子上，苏粒和我若即若离。三天来一直如此。三天来我们各睡各的。我们不再是当年的我们了。
不远处有人玩沙滩排球。二对二，沙排的标准玩法。苏粒要去海边踩水，我松了一口气，走向沙排场地，一面盯着苏粒的背影。我熟悉的背影。粉色长裙被海风撩起来，她伸手按住，姿态缓慢又凝重。
玩沙排的两对年轻人（最多十三四岁吧，还是孩子）光着上身，下面穿了短裤，皮肤又白又亮，巧克力腹肌清晰可见。他们跳跃发球、大力扣球，专业程度让你怀疑他们实际年龄也许不止十三四了。这时候苏粒已变成一粒小小的点。她离我不到百米，在空旷的海滩上却遥不可及。我差不多就要失去她了。我看不出她是否沿着水边往前走。没准只是站着，面朝大海。再回头，几个西班牙孩子腾挪的影子像海水一样模糊了。突然，排球朝我呼啸而来，我下意识伸右脚，漂亮的正脚背停球，排球稳稳卸在沙地上。光着的脚背热辣辣的。想踢球了，非常想。尤其在西班牙，尤其在梅西的巴萨。哦，伟大的梅西。我们明天就去诺坎普。
一个孩子跑过来，在初升的月光下冲我招手。
我用一记内侧半高球将轻飘飘的排球送进他怀里。他笑了，典型的加泰罗尼亚少年热情单纯的笑容。
“喔拉。”他大声说。
“喔拉。”我答。
他用西班牙语叽叽咕咕说了一通，我问他：“能说英语吗？”
“好样的，”他用英语说，“你球踢得不错。”
“我从前是足球运动员。”
“你是中国人？”
我实在有些尴尬，又不得不承认我来自这个星球上足球最差的国度之一。
“啊哈，你们的武磊，就在巴萨。”
“是的，西班牙人队。”
“我爸挺喜欢他的。”
我没吭声。
“再见啦！”
“再见。”
四个孩子就在月光下打排球，像四个透明的精灵。天黑得太快了。
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像那天傍晚看不清事物一样，并不清楚我干嘛要写这个小说。但我知道我急需写它。所谓不吐不快。可是，它和我从前的小说太不一样了。它需要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而且，我自己，我说的是写小说的陈鹏，再也不可回避了。
那就不回避。小说家务必诚实。对，扔掉虚构吧，写自己，就写自己。
好吗？
我一步一步走向苏粒。海风大起来，她的粉裙颜色发蓝，长发迎风飘摆。她看起来不再绰约，是单薄，是冷。我担心她感冒。我闻见她的气息了，背影像个男孩。我想从后面抱住她，像《泰坦尼克》中的杰克拥抱露丝一样抱住她。但我没有。我像吞咽鱼刺一样把这个念头咽进喉咙。
夕阳下去了，月光在一片波浪上融化。我问她捡到贝壳了没有？她说她不捡贝壳。我说那你干嘛？她说，她计算了月亮升起的速度，差不多每秒百米。我说你能计算这个？她凝望月亮，海浪声渐渐空洞。她问我，没跟他们玩沙排？我说，没兴趣，又不是足球。她沒说话。我也没说。她说，哪个教练说过，足球是宗教？我说，穆里尼奥。那么，苏粒说，这个什么穆里尼奥的意思是，爱足球的人不再接受别的什么宗教？我说，也许吧。我笑起来，样子一定很傻。远处，几个玩沙排的孩子已模糊不清，就连喊叫声也模糊不清了。
晚风很凉，我伸手碰了碰苏粒的腰。她没反对。还没有赘肉，温暖柔韧，绷得紧紧的。
我们走出沙滩，穿过一条大街，街边房子大多平顶，阳台很大，在月光下，尤其最早亮起来的路灯照射下，像蹲伏的雪豹。但整个街区光线不足，街背后黑乎乎的。
此行当然发生于疫情肆虐之前，具体时间我就不透露了。我们没什么目的，只是离开昆明，只是买了巴萨的机票。下一站马德里或里昂，又或者提前飞回去。我们人到中年，算得上老夫老妻了——六年多了。加上恋爱，差不多八年。八年间我们失去了两个孩子。一个半岁夭折，另一个被意外引产。不过，距离失去第二个孩子也三年了。多快啊，三年。这次来巴萨是我的主意，她想去雅典，被我否决了。这种事情她不会和我争的，可嘴上不说不代表心里不想。也许，她对巴萨无感恰恰因为她讨厌足球？因为讨厌梅西又更加讨厌我？我说不上来。太累了。精疲力竭。某种东西像大海一样汹涌。到了巴萨情况稍好，却也好不到哪去。
“现在去哪？”苏粒说。
“走哪算哪。”我说，
“还早。”
“是。天黑得太快啦。”
“早知道就待在市中心，随便找个地方喝一杯。”
“想喝酒？”
“昨天就想。西班牙的红酒很好。”
最初的想法是在海边消磨黄昏和傍晚，不料黑暗来得奇快，海滩又过于单调了。
“饿了吧？”我说。
“饿。又渴又饿。”她说。
我指着三十米外一家咖啡馆。门楣上的霓虹P字打头，几个字母连起来像英文的“珍珠”。
“就它？”
“行。”
我们进去，这地方酷似海明威小说中的小酒馆——狭长，向后延伸，门厅宽大，共五张桌子，吧台在左，与门垂直，吧台后面年轻英俊的侍者让我想起《杀人者》里的尼克。他从美国一路逃到了这里？
门厅正面墙上是一台巨大的液晶电视，正直播一场足球赛。靠墙角落里，坐着两个普普通通的西班牙老头，一人面前是一杯红酒，另一人面前是咖啡。喝咖啡那位看起来很老，一头黑卷发，脸上皱纹很多，下巴耷拉着;喝酒这位很胖，挺一只大肚子，张大嘴巴，似乎喘不上气来。他们盯着电视。蓝白间条衫队每次出现失误，胖老头就使劲摇晃脑袋，哼哼，低声骂出我们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我猜是“傻×”之类。
我们挑中间一张桌子坐下。此处视野更好，两个老家伙干嘛选择靠墙的角落？习惯了？他们是常客？我猜是的，那地方成了他们的专座，正如海明威在巴黎花神咖啡馆也有专座一样。
“吃什么？”我问苏粒。
“你看着办。”她累了。今天我们走了很久才抵达海滩。她的确累了。
我走向吧台。
幸好，英俊的酷似我想象中的尼克小子能说英语，而且说得很好。他热情地递上菜单，解释说今天店里就他一个人，他正准备出来招待我们呢，不料接了一个电话。女朋友的电话，所以——“抱歉，非常抱歉。”
菜单也是英语的，真好。我点了生菜沙拉、火腿蛋、鹰嘴豆、海鲜饭及餐后甜点，又要了一瓶红酒。我问他海鲜饭咸吗？他说，还好。我问他两个人够吃？他建议我再加一份意面。好吧，听尼克的。小伙子彬彬有礼，目光纯净明亮，带有老海明威笔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巴萨气息。我问他，今天什么比赛，哪两支队？他表示他也不清楚，让我问问两个老头。我谢了他，回到桌旁。
“知道是哪两个队吗？”我说。
“你不知道？”苏粒说。
“西班牙人？不对啊，没有武磊。球衣倒挺像。”
她没吭声。
“另外那支，红色那一支，格拉纳达？毕鄂巴鄂？”
“别问我。”
“能查查谷歌吗？”
“什么？”
“我的意思是，能否请你查一查今天西甲的直播场次。”
“不。”
“别生气。能帮我查一查吗？你知道我手机没装谷歌。”
“我没生气。不查。”
“好吧。好吧。”
她不再搭理我，埋头刷微信朋友圈。Wi-Fi很快就连上了。
比赛非常沉闷。肯定不是西甲，观众最多两三千，看台空荡荡的。蓝白间条衫占尽优势，边路打得很开，却迟迟不进球。9号中锋太差劲了。
英俊的尼克将晚餐端上来。红酒很不错，生火腿真香。到底什么比赛？苏粒埋头吃饭，不看我，也不看电视。西乙？西丁？业余联赛？猜来猜去无法证实，这大大削减了看球的乐趣。
角落里，两个老头不时说话，感叹，突然为蓝白间条衫队的失误大喊大叫——9号错失一粒单刀。中场10号的直塞球再舒服不过了。9号插入禁区面对门将，居然推射偏出，皮球擦着左侧立柱飞走了。小鸟一样飞走了。
“靠！”我大喊。
“你小点声。”
“我要在场上这球必进。”
“拜托，陈鹏，这是巴塞罗那。”
“这种球，你得推远角。”
苏粒将食指竖在唇边，漠然而高高在上。我知道，她永远认为足球运动员浑身冒傻气，无非是来回瞎跑的单细胞动物。
现在蓝白间条衫队，姑且叫A队吧，仍占据优势，穿红色球衣的B队严防死守，A队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就是不进球。9号前锋不是技术不行，是心理出了问题。他太缺乏勇气了。教练干嘛不换下他？
两个老头叹息声越来越大。那个黑发瘦子，喝咖啡那位，神情越来越严肃，刚开始还喊几声，现在像雕塑一般凝滞不动，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带着恼怒、不屑和爱死死盯住电视。倒霉的9号再次错失得分机会。他使劲挥了挥手，像赶走一群苍蝇。大肚子家伙一拳砸在桌上，语速极快的西班牙语像机关枪一样突突射击。
我猜他们最少六十了，也可能八十。很难再去现场看球了。
“通常，你知道吗，通常被压制的球队一旦打出漂亮反击来——”我说。
苏粒一声不吭。
“你在听我说吗？”
“行啦，今天的海鲜饭不错。”
“是不错。”
“那我不客气了。”
“你多吃一点。你总是吃得太少。”
这一趟，准确说三天来我们相安无事，还没发生彼此担心的口角或争执。她尽量照顾我这个大男人的面子，也照顾了我英语比她差很多的那点小小的自尊，我已经非常感激了。真的。感激涕零。白天我们多靠步行，去了巴约之家、世家大教堂和高迪公园。她心情大好，爱死了高迪那些弯弯曲曲的房子和雕塑。晚上，回到带厨房的酒店房间，我们煮方便面吃，再煎两个荷包蛋。吃完倒头就睡。我的床。她的床。半夜我上卫生间，缩在白被单下的苏粒酷似一具尸体。
“欧洲杯？”她说话了。
“不不，歐洲杯是国家队踢的。这个不是，这个是俱乐部赛事。”
“那就是西甲。”
“不是。绝对不是。”
“我知道了，欧冠。”
我解释说，从慢镜回放来看，没有欧冠的五星标识啊。
“你问问他。”她说。
“谁？”
“吧台帅哥。”
“好吧。”
我走过去，英俊的尼克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比赛。真不知道。他不喜欢足球。
“还有不喜欢足球的西班牙人？”
“抱歉，”他笑起来很好看，“也不是每个巴萨人都喜欢梅西。”
“可是，他给了这个城市一切。名气，游客，未来。”
“那是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错了？”
“不不，我的意思是，并非每个巴萨人都爱足球和梅西啊。”
他建议我问问两个老头，他们的确是常客了，通常凌晨才走。
“两人就住附近。而且，其中一个——”他忽然打住了。
“怎么？”
尼克眨了眨眼：“此人非常低调，从不让人说出他的名字。”
“你的意思是？”
“还是你自己问吧，他们不让说。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是球员？而且是著名球员？”
“真的抱歉，”尼克笑了笑，满面通红，“还是请你自己问吧。”
我不太甘心：“你有踢球的朋友吗？”
“有啊。很多。每周都踢。我偏偏不喜欢。我喜欢安静待着，听听音乐，看看书什么的。我讨厌奔跑流汗。这项运动也太危险了，我两个朋友都断过腿。”
“断腿之后呢，还踢？”
“当然。”他笑了。我也笑了，告诉他我在昆明的业余队友也曾踢断了腿，场面惨烈。
“你爱足球？”他说。
“爱得要死。”我说。
“对不起，我讨厌足球的理由之一就是你们明明害怕受伤，还要在不断受伤的道路上抱着侥幸踢下去。”
“直至死亡？”
“哈哈，直至死亡。”他又笑了，露出一口扇贝似的白牙。他真挺帅的。我奇怪苏粒怎么没好好瞧瞧他。
我往回走。苏粒的海鲜饭吃一半就放下了，开始对付意面。瘦老头伸在桌下的两腿一动不动，交叉着。脚上一双灰色New Balance，多年前的老款了。从我们进来到现在，他没看我们一眼。一眼也没有。倒是胖老头不时瞟一眼苏粒。现在，比赛激烈起来，A队体能严重下降，B队大举反攻，已经获得两三次射门机会。
“帅哥说，两个老头，其中一个是高手。”我说。
“高手？”
“嗯，巨星什么的。应该是当年巴萨的顶尖球员。”
“这很正常。”
“帅哥不告诉我他是谁。”
“你想知道？”
“想啊。”
“你直接问问他们吧，请他们喝一杯。”
可我对我的英语不太自信——怕他们听不懂，也担心他们的西班牙语让我抓狂。瘦老头已经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两腿交叉前伸，抱着两手。看得出来，他失望透了。尼克暗示的巨星应该是他。他的身板明显有足球运动员的底子。而且，我觉得他和“白贝利”济科倒有几分相像。他究竟是谁？哪个年代的巴萨足球运动员？我搜肠刮肚也想不出来，更不可能猜出几十年前某位西甲球队中的大佬。我看过的西甲比赛太少了。
“去吧，你亲自问问他。”苏粒说。
“我担心——”
“担心什么？”
“说不上来。”
“你居然会为这种事情担心？”
“会的。”
“不会。你不会。你走过去就不会了。你还没走过去就已经不会了。我了解你。”
“你不了解。”
她笑得苦涩而意味深长。意面卷在叉子上，卷得很大。她向来喜欢这么吃面条，不是一根或几根挑着吃，而是卷成球，一次性塞进嘴巴。
“去吧，去问问他吧。这都不像你了。”
“别这么说。”
“但凡和足球沾边的，你哪管三七二十一。”
“是吗？”
“去吧，去吧。”
这时候，就连英俊的尼克也冲我示意：可以向老头们主动问好。我还是没动。我说不清我担心什么。连比赛都看不下去了。一场陌生球队的赛事自然无关痛痒。我猜他六七十岁吧，那么，倒退四十年或更久，应该是贝利时代的大佬。到底谁呢？斯蒂法诺早去世了，而且在马德里。帕科·亨托？不对。桑切斯？布特拉格诺？……实在猜不出来，也无法可猜。那就不猜吧。何必呢？就算知道他的名头也一定没看过他比赛。这就好比两个西班牙人跑到中国小饭馆里喝酒，偶遇上个世纪的乒乓大师江家良或陈龙灿，猜出猜不出，又有什么意义？
尼克走出吧台，走向他们。
我的心怦怦跳。平时的我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我可以逮住路上任何一个西班牙人询问哪有厕所，博物馆往哪走。今晚为什么怯场？对方只是两个老头啊。只是两个其貌不扬的巴萨老头。
“我要是你，我会问问他们的。”苏粒说。
“你会？”
“这多简单呐。”
“我明明让你帮我的忙。”
“干嘛让我帮你？”
“你英语一级棒。”
“这跟英语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系？”
“足球。”
“我知道你讨厌足球，你也知道我总是念叨足球。所以——”
“所以你选了巴塞罗那，不是雅典。”她打断我。
“你生气了？”
“犯不着生气。这几天很愉快。我爱高迪。”
“真的？”
“是。”
“昨天晚上，夜里，半夜三点多吧，你哭了？”我看著苏粒。
“没有啊。”她将意大利面卷吧卷吧送进嘴里。由于嘴巴张得太大，番茄酱溢出太多，她忽然有些狰狞。“我做梦了，一个噩梦。”
“能说说吗？”
“忘了。”
“我昨晚梦见我们回到原来的住处，北市区那套老房子，还记得吗？”
“别说这个。不要说这个。陈鹏。我不想听。”
“好吧。”
气氛骤然跌落。我十分后悔干嘛要说我梦见的东西。关键在于，我真的梦见了？还是我以为我梦见了？但我昨夜起来的时候的确听见她哭了。她抽抽搭搭，像个孩子，我不知道她醒了还是没醒。我站在黑暗中，犹豫半天，不知要不要过去拥抱她。最终没有。仿佛她是个陷阱。雪白的轮廓对着我，像即将掉落的牙一样脆弱。我站着不动。夜里的空气干燥、沉重。我返回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尼克躬身站着。侍者是不能随便挨着客人坐下的。他小声说着什么，尤其对瘦老头，他差不多蹲下来和他说话，就像小球迷遇见梅西时恨不能跪下一样。我的心跳更快了。他朝我这头指了指。胖老头终于大大方方看着我们，冲我和苏粒笑着，挥了挥手。“喔拉。”他说。我也还以“喔拉”。另一个老家伙，神秘的瘦子，最多抬了抬眼皮。我心里一阵刺痛。尼克走过来，悄声说，他们的意思是，看球的时候不希望被打扰。
我谢了尼克。
“生气啦？”苏粒说。她差不多把意面扫光了。
“没有。”
“你是生气了。”
“干嘛生气？”
“我了解你。别忘了，我了解你。”她说，“你也在生我的气。”
“哪敢生你的气。”
“怪我不帮你查查谷歌，也不帮你打听他们到底是谁。”
“无所谓。”
“好吧，如果你非要弄个明白，我就帮你。”
“不用了。”
“请他们喝一杯，他们绝对高兴。何况，那个胖子瞅我的眼神——”
“算啦，真不用。”
我把我的意面划拉到苏粒盘子里。面酱很好，你能闻见香喷喷的肉桂气味。酒也很好，入口饱满爽滑。你在昆明很难喝到这么好又这么便宜的红酒。
“还记得上次我跟你去海埂踢球吗？”她说。
“上次？你就没去过几次。”
“我说的是最后一次。那次之后，我就不去了。”
“海埂五号场？”
“那次你被什么人踢伤了，记得吗？”
“记得。我记得。”
“我冲到场上看你，你让我滚下去。”
“我没让你滚下去。我从没说过让你滚下去。”
“你忘了？你故意忘记了。”
不，哪忘得了。我倒地之后苏粒像受惊的小马冲到场上。是常见的小擦小碰，很大程度上，我就想要一个点球。但她杀入场地把我的表演彻底毁了——为证明我好好的我迅速起身，让她看我小腿，连擦破皮都谈不上。裁判笑着取消点球判罚，让她赶快离场。我冲她大喊大叫，差不多将她拽出场地。
“我早解释过啦，比赛的时候，场下的人怎么能随随便便跑上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跑上来。”
“是的，我知道。谢谢你，苏粒。”
“所以我后来再不看你踢球了。”
“你从不喜欢足球。”
“我是不喜欢。”
“你喜欢什么，跑步、瑜伽，还是游泳？”
“抱歉，让你失望了。我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不喜欢任何运动。”
“我没失望。你可以不喜欢任何运动。”
“是吗？你真这么想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从没想过别的？没六点钟拽我起来跟你跑它个三五公里？”
“對不起。”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她不再说了。把最后一口意面吞下，把大半杯红酒吞下。
我一声不吭。
我盯着电视，却心不在焉。现在谁占上风谁踢得如何我不在乎也不关心了。跑来跑去的单细胞傻子。真傻。沉默在我们之间膨胀。我看看胖老头，他叽叽咕咕冲瘦老头说着什么，而后者，我开始讨厌他。他像傲慢的暴君对胖子的低语充耳不闻。
我上吧台结账。其实不必如此。所有欧洲咖啡馆的通行做法是将账单塞进一只小金属杯，客人往里面放上足够的钱，包括小费，就可以离开了。当然，侍者会把找零放回杯子里。你可以留下小费，也可以全部取走。
因此尼克吃了一惊。随即笑眯眯地从我手里接过账单，用英语念出数字，十八欧。我给他二十，他找我两枚硬币。我给他留了一欧。
“非常感谢。”
“现在能告诉我，他是谁了？”
他还是摇头：“实在抱歉。”
“贝利同时代的？西班牙国脚？”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我转身，径直走过去。朝瘦子走过去。我深信他是能听也能说英语的，否则尼克此前就不会让我自己去问他。
哎，小说写到这里，我有点不太知道该如何结尾了。但我知道结尾非同小可。我也知道把自己和苏粒的故事照搬下来似有暴露隐私的嫌疑——她像反对我踢球一样反对我写小说。她说天下名著何其多也，我何必费力写一堆无法传世的东西。垃圾，在她看来，所有不能传世的东西都是垃圾。我何必还要为充满垃圾的世界炮制垃圾？就算很多人（也包括你）读到这个小说又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而意义，尼采杀死了上帝顺便杀死了意义。死亡就是意义，对吗？死亡才是天大的意义，无所不在的意义。她哭了。如果你的狗屁小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挽回不了，还不如一部商业电影的意义，一档搞笑综艺的意义，还吭哧吭哧写它干什么呢？
苏粒总是对的。
可我只能写，必须写。
小说和足球的相似之处无非在于，你投入然后遗忘。你抗拒某种东西。意义不就来自你在抗拒这种东西？
嗯，我试着结尾，好吗？一个长长的结尾。
我走到桌前，极有礼貌地说我曾在中国云南做过多年的半职业球员，这次和妻子来巴萨度假，两位可否告诉我真实身份，我猜您（瘦子）一定是当年最出色的球员之一。结识二位，是我的荣幸。
“哈哈，你好，中国朋友。”胖老头说。
“我能坐下吗？”我说。
“当然，当然。”
瘦老头没搭理我。胖老头的英语带有浓重的西语腔，好在，我能听懂。
“你听说过曼努埃尔·内格雷特吗？”他说。
“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墨西哥队的金左脚？打进保加利亚那粒凌空球精彩绝伦。难道——？”我张大了嘴巴。
“那你该听说，世界杯后他来到西班牙，加盟希洪竞技。”
我告诉他，当年中国这类报道极少，央视直到1988年才录播意甲。
胖老头看了看瘦老头——他仍然死死盯着电视。他有一双琥珀色的鹰眼。你能感到此人强大的气场。我找到九岁时牵着专业球员的大手走进拓东内场的球童感觉了，一时搞不清楚此人是我的虚构，还是小说家陈鹏的虚构。
“你不记得曼努埃尔的长相？”
“不记得。完全不记得。当年我才十一岁，电视画面也非常粗糙。”
“好吧。我来给你讲讲曼努埃尔·内格雷特的故事吧，”胖老头很健谈，不时瞟一眼苏粒。你不能指控他色眯眯的。西班牙老男人大都一个德行。“请我喝一杯怎么样？”
我让尼克再上一杯红酒。
“曼努埃尔加盟希洪竞技的头一个赛季表现抢眼，第二个赛季下滑得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厉害。原因是……”胖子用手指敲了敲酒杯，“這玩意儿，如果你控制不好，很快就把你毁了。”
瘦老头就是墨西哥金左脚内格雷特？上帝啊，谁记得他长什么样？更何况，三十多年过去，谁能保证他不会变样呢？这么说，他才六十不到？
“一个黑色星期五，状态极差的曼努埃尔被教练提前换下场，没等比赛结束就溜了。那天的对手我一辈子记得，马略卡。”胖子激动起来，向后挺直脊背，“他出了球场开车直奔酒吧。深夜，他回家路上撞了一辆大巴。”
我的心怦怦直跳。
“故事的重点，你们总喜欢在听一个故事的时候直奔重点。”胖子喝一口红酒，咂咂嘴，“故事哪来重点呢？故事只是故事。你听完了感受到了什么不是故事的义务。故事哪来什么义务？故事的义务只是展示故事，它和听故事的人毫无关系。就像你和我，我们毫无关系。”他唠唠叨叨，似乎醉了。瘦老头还是一动不动，偶尔发出对蓝白间条衫队（是希洪竞技？）很不满的哼哼声。“嗯，总之，曼努埃尔·内格雷特毁了。左腿断了，错过整个赛季，他飞回墨西哥，一年后又回西班牙，在西班牙人青训营谋得一个差事。助教的助教，第三教练。”
“后来呢？”
“这就是曼努埃尔的故事。”
胖子一口干掉红酒。
就这么完了？这就是他的故事？金左脚内格雷特的故事？
外面黑透了。我想把苏粒叫过来一起听胖子唠叨，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没把握胖子还会往下讲。有时候，她拒人千里的孤傲和脆弱让我恨她。非常恨她（夜晚的哭泣也算上）。夜晚是真正的夜晚。我们永久走散了。我偷偷瞥一眼瘦老头的左脚，桌下，穿老款New Balance的左脚。1986年墨西哥一战，内格雷特的飞身凌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故事没完。”
瘦老头突然开口了。他的英语很好，不带多少西语腔;嗓音低沉，缓慢，像一个字一个字嚼碎了吐出来的。
“后来他遇上个姑娘，上帝作证，他为她差不多戒了酒。再后来她怀了孩子。他们挑个日子前往大主教堂望弥撒，希望得到老神父奥尔曼的祝福。”瘦老头停下来，胖子冲他摇头，瘦老头并不理会，“是复活节第三天。《圣经》上说，复活节也代表耶稣受难。总之，他穿上最好的西服和最好的皮鞋带她走进教堂。弥撒刚开始，他对姑娘说，他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他没去厕所，没有。你猜到了，离教堂几百米的巷子里有一家小酒馆，名字叫‘你好，桑丘·潘沙，花体字，漆色斑驳破旧，我永远忘不了。他走进去，结果——”
我看着他。
“两杯下肚，来了几个家伙，自称老希洪球迷——他们认出他来，请他喝酒，一杯又一杯。天擦黑才脱身回到教堂，弥撒早结束了。奥尔曼神父早走了。姑娘不见了。他坐在教堂椅子上。四周，高处，巨大的彩色玻璃渐渐暗淡。圣母像在哭泣。教堂空荡荡的。太大了。他从没发现教堂那么大，那么空旷。酒劲儿散得很快。他西服上和鞋上全是脏东西。他不敢起身，更不敢随意走动。他怕得要命——害怕被主惩罚，把刚给他的都收回去。他祈祷，不停地祈祷。天黑了，她没出现。”
“然后呢？”
“然后，教堂看门人进来说，走吧，兄弟，回家吧。”瘦老头仍不看我，顿了顿，继续说，“他没走，一直待到午夜。看门人在他身后坐着。谁也没说话。他们什么也没说。”
我看了看苏粒。
“后来，他去慕尼黑、本菲卡漂了三年。三年后回到巴萨。”
“再后来呢？”
老头终于扭头看着我了。
“没什么后来了。他给一家小球会打杂，每天去大主教堂祈祷，非常虔诚地祈祷，听奥尔曼神父布道，和看门人里瓦斯做了朋友。这家伙差不多每天陪着他，还把街头的野孩子带来，让他手把手教他们踢球。这个天天手不离杯的伟大的被上帝遗弃的杂种干得不错。”
“还喝酒？”
蓝白间条衫队终于进球了。5号后卫接角球头槌破门。瘦老头挥拳砸在桌上，用西语叽里呱啦说了一大通。胖子也大喊大叫，差点摔了酒杯。他笑着，看了看我。
我突然明白了。
“谢谢。”
我让英俊尼克再给胖子上一杯酒。
“走吧？”我回到桌旁。
“走吧。”苏粒说。
我冲他们挥手作别。胖子也挥了挥手。瘦子继续盯着电视。我们走出去。外面很暗，也很凉，风里有淡淡的海腥味。
“是他吗？”
“谁？”
“那个什么内格雷特。”
我没说话。
“怎么回去？”
“打车吧。”
在候车的街角，我在一盏弧光灯下抱了抱苏粒。她硬邦邦的身体松下来，如此温暖柔软，像一段完美的回忆。我想亲亲她，她躲开了。
“假期，还有一个礼拜呐。”我说。
“不行，陈鹏。不行。”
我没说话。
“我们干嘛要来？飞这么远。”
“你相信是他？”
“谁？内格雷特？”我说，“那老头自己都说了，只是个故事。”
“一个空荡荡的故事。”
“我不喜欢空荡荡的故事。”
“他一定省略了什么东西。最重要的东西。”
“是踢球的人每天都去教堂？”
“不，不是这个。”
“那是——？”
“他绝对省略了最最重要的东西。”
“也许吧。”
“是你，还是他省略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没法回答。
“我们就住大主教堂附近，你忘了，透过房间的窗口就能看到尖顶。”
“对啊，这么说，当年内格雷特也住教堂附近？”
我们站着，相距不到半米。我们被什么东西震住了。
“知道什么比赛了？”她说。
我摇头。
“欧联杯小组赛。”她说，“马拉加对斯特拉斯堡。”
我吃了一惊。“你查过了？”
她笑了笑。
“哦，苏粒，我的小苏粒，今晚，你好歹知道了谁是曼努埃尔·内格雷特。”我说。
“1986年世界杯的金左脚。”她说。
“你看过那场比赛？”
苏粒摇头。
“陈鹏啊，那一年，我才两岁。”
陈鹏，作家，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刀》《谁不热爱保罗·斯科尔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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