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黑书》
在花园旁
所谓花园，就是一些红色吸水砖拼成的空地，上面摆放着几样体育锻炼器械。吸水砖的尽头是水泥修葺的花池，里面栽种着女贞、丁香。有个老人在体育器械前引体向上，另一个男人在后面等着器械空下来。我在小区的行道上，看到这一幕，不知怎么，脑子里想到彼得。汉德克，这个写过《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的奥地利小说家。我想到的不是这部小说，而是另外两部：《试论寂静之地》《试论蘑菇痴儿——一个独立的故事》。通常，人们认为这是晦涩难懂的小说，难以读下去。相反，我很喜欢。作者长篇大论在“寂静之地”（厕所）和一位朋友（未必不是他自己）山间采蘑菇的时光，其实都是为了说明远离人群的欢乐。独自待着，是因为“时至今日，他一直没有摆脱交际恐惧症”。那个等待引体向上的老人从器械上下来的男人，在这片刻，处在他的寂静时刻，那种无聊的状态，和不经意间显露出来的无助被我所捕捉。
如果把那个男人这一片刻的状态投射到贤士花园其他人身上，你会惊异地发现，那绝对不是孤立的情况，其广泛性和普遍性，已成为小区里一种共通的景观。小区外，是个纷扰嘈杂的世界，是个忙碌而无序的场。你会看到，各色人等在为生计奔忙。有的清早就在忙碌，开始营业，或驾车去往上班的路上小孩则被大人拖着往幼儿园、小学赶。或者在相反的时间，在夜晚，有人在接待顾客，清扫狼藉的桌子、地面，为第二天的开业筹划和准备。拥堵的交通，阻塞了回家的脚步，有人在方向盘前焦虑地观望。而小区内，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是静止的空间和属于休憩的时刻，这里是个真正的“寂静之地”。快递小哥将电动车停在某个院口，他繁忙的脚步松弛下来，靠在车龙头把上（双臂搁在上面），盯着手机，地上铺了一地的快递方形、扁形的盒子，柔暖的灰色塑料袋包裹，个别圆形或长形物，像公园里套圈游戏的奖品。快递小哥的神情与引体向上旁边站立的男子一模一样。时间在这一刻荒芜起来，无用而无助。
平价店的罗老板坐在店里，他脸上的表情与快递小哥是一样的。体育器械旁的男子盯着在空中艰难升起的身体，快递小哥盯着手中的手机，罗老板盯着快递小哥。罗老板穿着平时喜欢穿的红色背心，黝黑的胳膊虽瘦，但肌肉还紧致。他的眼神空洞无神，典型的工人师傅的脸。他的太太在背后小间的洗手池前洗涤物品。他靠在玻璃柜上（里面五颜六色的香烟、巧克力、糖果、口香糖、纸巾一像鸟巢里的卵，等待孵化和唤醒），店门口有几张半旧的凳子、椅子，现在没有人坐在上面。地上香烟头的灰烬早已冷却，猫咪突然站起来，弓着身子，使劲拉长，像是做瑜伽的主妇，夸耀它乏善可陈的体态。有个从幼儿园回来的小孩坐进电动摇篮车，音乐响起来，电动摇篮车摇摆起来，把这幼稚的身体抛入假想的波浪起伏的洋面。他的奶奶背着书包，表情貌似严肃地看着，在那寂静的时刻，她的表情和体育器械旁的男人也是一样的。
有人在窗户前张望。半开的玻璃窗，咖色窗帘在暮晚的风中轻轻飘动。那个人石膏像一样在窗前一动不动，他望着前方的花坛，那红色吸水砖，刷着绿漆、黄漆的金属器械和活动的人，绿色植物。他长久地看着，仿佛在等待什么发生。他手里夹着香烟，烟灰落在窗台上，他夹烟的手已经举了好一会了，直到火星传递到手指才醒悟一般将烟头弹出去。这是个头发谢顶、两鬓发白的老人，戴着眼镜（这时摘下来了，挂在脖子上），他看不清前方，但他却一直呆呆地仿佛是为了眼睛休息似的目视前方。花坛在他的视线中变成一团模糊的虚影。我震惊地发现，他突然张口，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在下午，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贤士花园农贸市场沉寂下来。午饭后的人们在午睡、消遣，等待食物消化和思量晚餐;上班的人在办公室里，喝着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着工作或家长里短。农贸市场里的小商贩们，一圈一圈地围着打牌。卖猪肉的年轻女店主，嘴里叼着烟，拿刀的手在麻利地洗牌、抓牌，一些人在旁边站着。水池里的雄鱼、鳊鱼、鲫鱼、鲈鱼、鳜鱼、黄鳝、泥鳅得到片刻安宁，它们在水池里待着不動人工养殖的青蛙在蛇皮袋里安静下来，不再叫唤，下巴的气囊一鼓一鼓，证明它们还活着。蔬菜失去了水分，它的主人不管不顾，自己也有点恹恹的。我曾经写过一位长相端庄、眼睛大大的卖蔬菜的女性，此刻没有参与到打牌的队伍中。她坐在蔬菜堆后面，眼神呆呆的，像是没有个性的人，淹没在荒芜的时光中。那位像是我童年时遇到的在一个男孩心里激起波澜的女性/漂亮的女市场管理员，此刻也是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她穿着浅色的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根项链，裸露的手臂交叉放在腿上，十指扣在一起，身后的墙上挂着时钟，桌上有本子、笔，旁边有金属柜，矮茶几上放着热水瓶、茶叶盒，塑料挂钩上有抹布。她像一个给人写生的模特，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坐着，既不疲倦，也不活泛。她这个样子，又像一个坐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旅客，落寞地等待检票员的呼唤，准备乘车远行。
我还看到我的母亲，她在花园旁一栋楼的阴影下。五个打麻将的老人，其中一个是等待上场的替补。按照顺时针打一圈，淘汰下来一位等待，由替补接上。依次循环。我在行道上，看到母亲正好处在替补的位置。她佝偻着身子，站在那里，左顾右盼，又像是什么也没看，她略微弯弯腰，用手去揉发酸的膝盖，或者用手捶一下腰背。其他人则专注地、热火朝天地玩着这游戏，像一群跳进泳池的人，不亦乐乎，而把她抛在岸边，像个局外人。母亲的眼神空洞（带着一丝迷惘），仿佛这游戏丝毫没给她带来快乐，相反，她禁锢于此，既不能前进，又不能走开。我甚至看到母亲突然之间看到了我，与我的眼神在对视，她没有表现出喜悦，而是有点意外，仿佛自己的一个秘密突然被人发现而无从做出反应。
这荒谬的、荒芜的时光像植物一样疯狂生长，一直延伸到了小区之外。在忙碌、纷繁的景象中，突然涌现出一张呆呆的、无神的脸。三维快捷酒店一它的前身是一栋居民住房，不知从哪天开始，这里变成了一个工地，居民搬走了，一家快捷酒店出现在贤士横街。酒店楼下一间小的屋子（原来是间空屋）挂着“洗脚"的牌子。在模糊的玻璃后面，出现一张呆呆的、毫无表情的脸。在玻璃后面，漆黑的空间里，一张蓦然出现的脸，像一朵沉重的湿漉漉的花挂在干枯、黝黑的枝条上，既不绽放，也没有掉落下来。
我看到那一刻，荒谬的“停摆”的时刻，人不为自我所主宰，处在一种被遗忘、无我的状态中。一个人，从他熟悉的状态中脱离，瞬间变得陌生。我看到，所有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像被时光施了魔法，在那一刻，任由生命荒芜、处在一种存在与遗忘之间的状态中，像水面漂浮的门板，或挣脱手的风筝，被气流无目的地托起。在这喑哑的时刻，时间生锈，身体内荒草丛生……
火焰、落叶和白日梦
冬天的暖阳帮助我在漆黑的长夜中恢复对白日的意识。一般来说，昼短夜长的冬天——那是在通常意义的劳作上，属于收割过后的休憩、停滞和等待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个季节却往往意味着创作、阅读和收获。“假如我做梦的话，我会梦见卢梭可能会用来描写那些覆盖着积雪的峻峭高山的句子”（司汤达），或“穿行于田野，冻僵的马鞍上，我的影子匍匐”（松尾芭蕉）之类——在冬夜阅读起来，有一种特别尖锐、细腻和奇异的效果，仿佛它们——是冬夜里贴着窗玻璃纷纷落下的细雪、枯叶或白日梦本身。
从如此缓慢消逝的夜晚的寂静中，贤士花园如同别的小区一样，被披上沉思、幻想和晕眩的面容。一个男人，在他工作的台灯下，徒劳地修理一件旧电器。他是小区的水电工兼业余电器修理工。这个矮个子、平头的男人，鳏居多年，夏天喜欢穿一件红背心（裸露的黝黑肌肤闪闪发亮），他的眉眼间有一种退伍军人的气质，那种经历过行营生活的男人，你往往容易在一群人当中将他辨别出来。这时他裹着厚厚的睡衣，专注然而无望地修理那个拆卸成许多零件的旧电扇，扇片蒙满污垢、铁锈，它们像从身体上拆解下来的器官，躺在铺着报纸的地上。他缠着胶布的笨拙手指拧着螺丝刀，眼睛望着生锈的电机头，陷入到对滚珠轴承的凝视中，仿佛一个诗人久久地停顿在对下一行诗句焦虑的想象中。这是他打发长夜的一种方式，并不指望通过自己的技艺恢复这已经报废的机器的生命力。对于一个身边长年没有女人的男性来说，他无法冷漠地对待屋中的每一件物品，仿佛每一件物品都被寄予柔情和幻想。他時时对一件旧家电或旧衣裳喃喃低语，就像它们能够听懂他的满腹心事。
拆下来的电扇叶片，像一个调色盘，上面沾染着已经干涸的颜料（那是暗红色锈迹）。男人的影子通过台灯投射在地上、墙上，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人趴在他身上——眼前的这一幕，使我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个远离家庭独自在异地山间工矿工作、生活的男子。我经由水电工夜晚的背影看清了他的生活——他没有修理家电的技能，对料理生活的艺术显得贫乏且缺乏自信。我几乎看不出他的爱好——不像晚年居家，他是电视机忠诚的朋友。那时，在那个山区钨矿的单身宿舍筒子楼里，我不曾见过电视机、收音机之类的电器——唯一的机械物件，是他手腕上的一块“上海”牌手表。除此以外，机器在他充盈着汗馊味儿的小屋中绝迹了。他对生活如苦行僧般的毫无欲求，突然使我感到悲哀。在追求生活的完美度和精神世界的小众趣味上——我们这对父子实在相去甚远。甚至除了母亲以外——他们的婚姻是经别人的介绍撮合，而非自然的恋爱——我不曾听他以及周围任何人说起，有第二个异性曾经与他有过哪怕浅显的交集。他像山间溪谷旁的一块岩石，沉静、冷漠，带着拒绝和不可侵犯的姿态，使山间轻柔的晚风和娇艳的山花，因为它的傲岸不自觉地远离了它。
父亲对生活冰冷，是如何打发那一个个长夜，让我充满疑惑。他有时会拿着一份报纸或刊物，翻来覆去地看，神情陷入沉思中，但远不是真正的阅读。他有一种在单调的生活节奏中寻找平衡的本事，不像我，在一种呆板的生活里会变得焦虑和疯狂，更不像他的孙女——探索世界的新奇部分时总不吝热情。这么说，他在山区的那些个夜晚，其实什么也没做——既不会捣鼓一件旧电器，也不会与同事打牌，阅读——那看起来更是偶尔闪过的一个念头不会落到实处。我希望他能自斟自饮，或者靠着书桌打开收音机听一小段新闻或音乐——那不过是我希望而已。他毫不费劲地打发了那些孤寂的夜晚，在我看来像是奇迹。
有一天，我在书店旁的海报上，看到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却无端地想起他来，这二者之间有种相似之处，其实晚年的纳博科夫与爷爷的长相更靠近些。“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在生命链条上，爷爷、父亲和我，曾经分别属于麻石、上街和贤士花园，当我回望记忆中童年所见，那一片低矮的红色丘陵地的小村庄，我依然看见爷爷坐在那栋新盖的一进两层的小砖房的大厅里，仿佛一个得胜的将军守着他的战利品——这个鳏夫，脸颊通红，身上穿着白色汗衫（这是他夏天日常的穿着），手里握着一把蒲扇，灰色的薄棉裤下面紫红色脚踝裸露在一双干净的咖色拖鞋外面，他坐在一把深棕色椅子上，身后的案几上有一面镜子、一个座钟、一个花瓶，中堂是一幅画着领袖的年画。在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倒映着乡村的蓝天、河湾、田野以及鳞次栉比的瓦顶。他坐在那里像夏天的傍晚一样冗长、寂静、沉默，又像山峰一般沉重。新屋连着一栋老宅，这是他从我曾祖父手中继承的遗产——从他成为这栋老宅真正的主人第一天起，他便发誓要盖一栋新房，这成为他的事业和心事。他做成了，但并不经常在那里居住。从我有记忆起，他的工作之地早先是在一个乡镇街上的作坊，后来是在县城的食品公司，他是个腌制食物和制作糕点的师傅。在拥有精湛手艺这点上，父亲与爷爷毫不相像——在浒坑，一个国营钨矿的职工医院里，父亲是个和各种中草药打交道的职工，而他生命中的这一页，对于我来说依然是神秘和未知的。晚年居家时，他也从未提及过，像是个退隐江湖的武林中人，只暴露自己一无所用的一面，久而久之就像真的把过去的技艺给彻底遗忘了。
无论是爷爷的出生地麻石，还是父亲的工作地浒坑，我都只去过一次（如果记忆没有骗我的话）。但仅这一次，在日后的时光中，随着我逐渐长到他们当年的那个年纪，那些经历与我生命的轨迹，便愈益牢固地焊接在一起。当爷爷下葬，回到麻石的那一天，我们家族的人以及亲戚们，追随着爷爷的脚步来到村口，那离319国道一箭之地的被茅草覆盖的红壤里，爷爷睡在棺木中，落葬在他童年嬉戏的地方。这一幕，在长江边这个城市冬日的夜晚，依然显得那么清晰和醒目。曾经，这一群披麻戴孝的人引起我女儿的好奇，这个只有四岁的女孩形容这支缠着稻草、拄着竹棍、裹着白巾的队伍是一群“乞丐”。现在，她正在小区不远的实验中学的教室里，在做高考前最后的冲刺。窗外的夜风，像不知名的流浪动物在嚎叫，更远处的赣江以及江上高大的弧形拉索桥，闪着粼粼暗光的江流上移动的船舶，江岸建筑灯光那无以名状的幻影般的光亮，和城市一起在地平线以外无望地伸展……我透过窗户便能目击的画面，落在我的视觉中，成为我短暂陷入的幻梦的一部分。
埋葬着爷爷的那个赣西小村，与赣北这个省会城市之间，在地貌上，是由纵横交错的山谷和连绵的丘陵，向低缓的斜坡和逐渐开阔起来的平原的过渡。我往返在这二者之间，看见车窗外街边的树、田野、村落、夜晚平原上的灯火——在移动的一帧帧画面中，往事像火焰或落叶般飘逝。在列车滑行轨道或橡胶轮胎摩擦地面的轻微震动中，我或许是周围昏昏欲睡的人群中最清醒的那一个。仿佛一个四位一体的存在既是我，也是父亲、爷爷和女儿，我感到他们的生命在我身上奇妙地交汇——就像我是赣西向赣北之间的一道斜坡，一个过渡地带，或者我是连接他们之间的“门槛”。这是我的特殊使命和独特性所在。因而我的面容里包含着爷爷的易怒、忿怨，父亲的焦虑、不安，女儿的天真、沉静和我自己的迟疑、忧郁。我在夜晚的窗前，听到远处漂浮的市声、孩子的叫喊和机器里的音乐声，这些声音像是沉浮在海面，让我突然意识到我与小区的居民共同在一艘诺亚方舟上，在夜晚中乘风破浪，去往模糊的远方。
无论是鼓捣旧电器的刘师傅那平头、黝黑的男子，或者在夜晚写作的我，还是其他在各个窗户内的灯光下忙乎或休息的住户，在我的意识中，都处在一种不真实的琥珀色的光亮中，如同希区柯克电影《后窗》主人公眼中所见到舞台剧般的一切。这是一种被我的缅想和回忆所定义的生活图景，羼杂进我个人的记忆与想象之中。
有一天，我在杂志上读到一位作家写的寻亲长文。这个以写神农架故事著称的小说家，他父亲的出生地便是鄱阳湖边余干县的瑞洪镇。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何在小区公交站台，看到从瑞洪开来的中巴，会有种想坐上去的冲动。我们都是生活在城市的“乡愁症”患者，我在那个恍惚的瞬间，将瑞洪当作了爷爷的出生地麻石或父亲的出生地上街。尽管那位湖北作家的父亲因为抓壮丁从家乡来到异地他在中途逃出来了，从此改名换姓，生活在鄂南长江边的小乡村。那位作家在诞生过著名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的长江边上出生、成长，浸润着这片土地的文脉，也继承了该县剽悍之气——而这风气竟与他父亲的出生地，完全一样（那个渔村自古以来，便以械斗彰显剽悍的民风），大概靠水吃饭的区域，大都会自然形成这种因资源的不稳定性带来的民众性格。因为一个笔会，作家来到南昌，抽空乘船造访他的祖居地一那在他血脉中的故乡。这样的寻亲，也许在他的梦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可避免地要对生命源头进行溯望。他来到了那个陌生的渔村，见到了那些依然健在的亲人，祭扫了祖坟，挥洒了痛苦纠缠他已久的热泪。我当时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的感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城市中的“乡愁症”患者，只是他的乡愁，覆盖的区域比我更遥远和深广。
“那么，上街的老屋，以及麻石的村落可曾安好？在一个散步回来后的夜晚，我坐在桌前，在一个本子上给自己写下这句话。
在落叶纷纷的深冬，回忆或乡愁的火焰，在窗外划过如白日梦。
深冬的语言
我已经与贤士花园陈旧和庸常的气息融为一体。多年来，我一直抗拒和逃避的东西正是陈旧和庸常。我太熟悉它们——我以为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从平庸的生活链条里挣脱出来，为自己在压顶的千人一面的群山之外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至少，可以短暂地做一只鸷鸟，任性地翱翔一会儿一是否曾出离过这羁绊的风和俗世浊雨的浇淋，我不知道。但我看到暮晚时分，自己老实地栖息在屋檐间的树丫子上，像一粒墨融进无尽的夜里——这是一种深冬般的无言和遥远，我的情绪便像夜色一样浓稠。那么，贤士花园的陈旧和庸常又是些什么呢？我曾经在一位俄裔作家的回忆录中看到：一位从小喜欢捕蝶的男孩，整天拿着一个网兜，这引起了周围人的不快。当他流亡西方，在阿尔卑斯山捕蝶时，看到一个肥胖的乡村警察，肚子“贴地蜿蜒爬行”，跟踪他许久，以防他诱捕燕雀。随着年纪越大，他的行为越容易被人视为“变态”，以至在美国，从公路上驶过身旁的汽车里传来阵阵放纵的嘲笑，小娃娃把他指给迷惑不解的妈妈看，甚至在被野花装点得喜气洋洋的荒原上，一匹黑色的大母马跟了他一英里多路。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些画面，与我目下的生活之间，存在的令人心惊的缝隙。贤士花园既不温暖也不拒人千人之外的平常，如同一个现实中的女孩从不会做成为电影里的女人的梦。它是铁板一块，不会有出人意料的一天或者一个小时。
在这相似的悲哀里，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那儿，化为对“芙颂”纯真爱情的记忆和寻找，对伊斯坦布尔上层生活的厌倦和逃避。“她紧闭的双眼，像在大海里拼命抱着救生圈的人那样搂抱我的样子让我眩晕”，这是无数个庸常日夜需要靠它照亮的纯真之光——不仅仅是小说对生活的控诉，也是一种召唤和理想。是人摆脱生活泥浆的一种鼓励和期待。有如土耳其的宣礼塔，将人从卑微的尘世引导到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里去爱情，在帕慕克笔下，有时也扮演了这个角色，甚至是更容易让人接受和把握的。无论是《纯真博物馆》中的芙颂，还是《黑书》中的如梦，都成为小说家拯救人生愈益平庸的美好形象一但令人震惊的是，最后，她们无一例外的都会死去。这成为一种包含着希望与绝望的悖谬。小说家无情地嘲弄了现实的平庸与恶的事实，在下过雪的寒冷的伊斯坦布尔，在黑色的泥泞的道路之上，是看起来不真实的无法挽留的梦幻的雪。
在贤士花园小区北门玉带河附近的旧时代的粮油加工厂——那看起来像宣礼塔的圆形水泥建筑上，粗粝、灰色的混凝土浇筑的时间表情，隐喻着生活的哲理。那个在春天汹涌的河水中，像渔翁一样的老人，徒劳地打捞水面的柳枝、浮萍和漂移的垃圾，在他象征主义的劳碌里，看不到对结果的信心，城市密布的暗水沟和人们不文明的举止是造成这条人工河污染的源头，这个老人“西西弗”式的举动，让人感到有一种悲壮在里头。惯性和陈旧的思维磨损了我们的头脑，这个驾着铁壳子小舟与垃圾苦苦搏斗的老人，在水中无望但仍坚持打捞的身影，是我们行为的一种凝结和映射。
我生活中的一项运动或者说“乐趣”，就是从小区北门出来，倚靠着人工河的石栏，眺望一会眼前陈旧的景色，就像那位土耳其作家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然后，顺着水流的方向朝前走，来到贤士湖近旁，上桥再逆流從对岸返回，一直走到永外正街，直到返回出发的位置，倚着桥栏再伫立一小会儿。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如果再次选择，我不会将这里作为自己长久的居住之地。因为偶然性的因素，我暂居在这里，消耗掉生命中二十分之一的时光，那些麇集在时间刻度上的点点滴滴，回望时历历在目。“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这寂寞沙洲为一只迷幻的鸷鸟提供了一个窠臼。
曾八次落第六十岁方中进士的归有光，回忆他早年读书的旧南阁子——项脊轩，其感慨中固有欣喜之处，然可悲更多。这陈旧和庸常的阁子里发生的无非是亲人间的恩怨、对功名的寄望和死亡的消息（被轻描淡写后着意化为深沉的悼念）。与任何阁子、轩榭中发生的故事几乎毫无差别。或许这“普遍性”正是它流传至今的原因之一。若移步换景，我暂居伴读的贤士花园与震川先生的项脊轩，也并无二致。我在其间生发的感想，维系的情愫，其实“已为陈迹”，不过是对古人的亦步亦趋而已。
“生活不过是旧瓶子装新酒。”一个耄耋老者，当他在脑海里回旋着这样一句话时，他的目光落在眼前尖叫的小孙子身上——小孫子像个新鲜的苹果，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他一定在小孙子身上看到自己幼年的影子，或者时不时地将小孙子当成了时光隧道那头的自己，这有助他减少对儿女的怨恨。他在儿子身上看到的，常常是他不快的部分，仿佛儿子是带着对他人生的缺陷和不满而存在。他早已原谅了一切，原谅了所有人。在他那双枯井般干涸的眼中，再也没有任何新奇的事物——一切都是相似的、陈旧的，甚至比他更老旧。因而他便更习惯用眼睛而不是要用嘴巴生活，他只看世界不再发表任何高见。只有小孙子和他之间，有些外人无法理解的交流——如同深冬的语言。
我说的这个老人可以是小区里任何一个这个年岁的老者，并非特指哪个人。老人多，正是我们小区的特色之一，这是生活便利的老城区常见的。老人，往往意味着后视镜里的风景，不会给你带来新鲜感。老，有时也会成为一种情绪、一种底色、一种背景和一种气味，让你情不自禁掉入其中。老人的庸常是种让人心安的庸常。唯有极个别老人会刻意显示出与年轻人无差别——在时髦的打扮上、追求恋情上、显示骄人体魄上的逆动，才会真正让人不安和吃惊。
在一个充满老人气息的小区，正适合用来缅想和沉思。在我们共度的时光里，我、母亲、太太和女儿，共同参与了这段“历史”的塑造，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形成一段时光的外壳和内容。母亲分饰了祖母、母亲的角色，在每个情境里，挥洒着情感之袖，有的令人称道，有的不那么称心如意。我们亦然。远离故乡，我与母亲（或父亲）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机会少之又少，这让我从心里充满感激和珍惜。然而生活就像母亲肩膀上散发出来的药膏味儿，依然是既熟悉又陌生——我们的生活是多少年前在赣西县城生活的延续，连愉悦和抵牾都是相似的，没有任何改变。我对母亲爱得有多深，在语气上对她的不满和怨愤就表现得多激烈——直到她回到小县城，不再回来，只留下门钥匙和一个小铁盒里的零碎，让懊悔和自责的我无所适从。回忆起来像是久远的事——在电话里，我们母子恢复了亲密无间的交流。我如此热烈地渴望见到母亲，渴望抚摸她苍白而酸胀的膝盖。
曾经，我不满家中庸常的一切而渴望逃离一成为河对岸的一匹马或者一棵骄傲的白杨。我从十六岁起，只做一件事，便是逃离那个熟悉又让人感到窒息的环境，成为一个不被关注和羁绊的个体。现在却发现，我兜兜转转还是在朝向那个熟悉的地方，朝向母亲的方向缓慢地回归。我曾经如此深恶痛绝的陈旧和庸常，现在像斗篷一样披在我身上，并成为我抵御冬夜的利器。
我是随女儿伴读来到贤士花园，当时女儿十二岁，应该说仍然天真懵懂——她显得比同龄的女孩更懵懂和没心没肺——我很欣赏她这点，我不希望她成为张爱玲式刻薄而冷漠的女性，或者成为林黛玉式娇柔而忧郁的美人。我愿意她不要做通常意义上的聪明伶俐的女孩，而多一分男孩子气的大大咧咧。就像当初我渐渐抵抗母亲怀抱的年纪，我目睹着女儿从一个不乏顽劣之气的小孩渐渐成为一个善思安静的少女，当我在这里书写与母亲这种彼此纠缠、难舍难分、爱怨交织的情感时，我无从知道女儿对我的隐秘情愫——我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我始终愿意把她当成我的挚友，而不要成为她眼中的一个所谓“严君”或“慈父”。我感激女儿，使我获得这样一段特殊的经历，在贤士花园一这个城市暂居的一隅之地，获得一份证悟般的思虑和感受。
有一天，翻看照片，我发现母亲刚来与我们小住时，依然满头青丝，现在则白发苍苍。饱满有光泽的双颊也塌陷、黯淡了。这让我更加体会到这段时间的重量。我目睹了记忆这个抽象名词中包裹的具体内容，我们都是记忆艰难的塑造者、分享者和被折磨者。正是记忆构成我们的人生，记忆是情感至高无上的母亲，依靠记忆，我似乎看到年轻苗条的母亲如何变成一个蹒跚笨拙的老妪。在葛塘冲她天真妙曼的少女时代，萦绕着她的是一个旧年代军官形象的父亲和山谷中嗡嗡飞舞的蜂群，外公的形象如同一只蜂王隐藏在野花摇曳、群蜂乱舞的背后，因而外公在她心目中也具有一种轻逸、飘忽不定、神秘的特征。在我写作此文时，窗外一个小女孩在呼喊另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希望对方从楼上下来陪她玩耍。小女孩稚嫩的嗓音里似乎隐含着遥远的母亲的音色，回荡在葛塘冲的春日那个具有浪漫主义和苏俄电影气质的午后。然后，母亲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一个劳碌者形象，其乐观的天性和爱抱怨的面孔如一对孪生兄弟。无论是家附近小学门口的零食兜售者、菜园里辣椒和茄子的亲密伙伴、台灯下女红粗劣的实践者，还是麻将桌上娴熟但计算糊涂的游戏者——都在记忆中分担着不同的职责，就像是一个立体派画家笔下大小不一、方圆各异、色彩不同的图形拼凑成的一个需要仔细辨认才能模糊看出大概的形象。
而记忆又是如何塑造母亲的精神世界的，我不得而知。我大约知道，母亲是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她父亲的影子——这个她这辈子最念念不忘的男人。她总是用欣喜的语气说我如何像她的父亲，她甚至说是“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我便约略从自己的形象中看出点他的模样。我不想在自己身上寻找与这个旧式军官、养蜂人、唱片机和四书五经拥有者的相似之处。仅凭一个充当媒人的亲戚的一面之词，在母亲十八岁那年，就被他果断地送到一个她从未谋面的男人面前，和他度过了怨愤交织的一生。那么，女儿在我母亲的心目中的形象又如何呢？这个孙女在她记忆中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她是否从孙女的身上捕捉到家族成员的共性和遗传的特征她携着帮我们照顾孙女的使命兴冲冲从赣西县城而来，转眼间，女儿已进入北方一所大学就读，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女儿是否有着我当年急欲摆脱这庸常、窒息之家的冲动，我也不得而知;我想，随着时日远去以及母亲回到赣西，我在她心中与外祖父重叠的影像也会日益模糊。我只记得这样一个画面：在我十来岁时，有一次，同母亲在深秋的山林采摘油茶果。在深夜里，枝头空荡、连绵不断的油茶林间，晚风阵阵，我和母亲对野兽怀有莫名的惊恐。我不知道为何这个时辰我和母亲还在山林里，像是一对野游者因为贪玩而忘了回家的路。板车在山脚下，已经被我们用一整天连续采摘的果实所填满。遥远的深秋回忆起来却像是深冬，暮雪欲来，窃窃私语的夜风与一片片如同耳朵一样的树叶制造了一阵阵起伏不定、忽远忽近的背景音乐。
李晓君，作家，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时光镜像》《暮色春秋》等。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