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鑫

　　2020年9月22日的《新政治家》网站上，刊载了阿罗娜·费伯对朱迪斯·巴特勒的访谈，在访谈中，巴特勒针对J·K·罗琳最近所卷入的跨性别争议以及我们时代的“反智”问题进行了讨论。

　　最近在英国，人们认为应该允许各自按照自己的认知来确定自身的性别。J·K·罗琳在一封公开信中对此评论说，此举将為这样一些男人大开方便之门，他们自认为或觉得自己是女性，然后就可以走进女性卫生间或更衣室。巴特勒对此评论说，此番言论与其说反映了实际情况，不如说更多反映了某些人的狂想：在这些人看来，男性生殖器可以界定人;而任何有着男性生殖器的人都会自己认定为女性，以进入女性更衣室并对女性造成威胁——听任这样的狂想占据公共讨论的主流，才是问题所在。在巴特勒看来，目前的论争其实并不是在女性主义者与跨性别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因为既存在肯定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也存在献身于女性主义的跨性别主义者，而众所周知，跨性别运动总是与酷儿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的遗产联系在一起的，且女性主义者也总是致力于解释说性别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并非早已尘埃落定——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性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那么对于其社会意义在理解上的翻新，我们就应该持开放态度;反过来讲，如果又重新回到对于社会性别的生物学理解，或者将社会行为化约为身体的某个部位并将自身的焦虑或狂想投射其上，那就可能意味着女性主义的灾难。在巴特勒看来，所谓“性别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选择自己的社会性别，而是说我们应该能够自由生活，并对针对我们社会性别的歧视和暴力无所畏惧。就此而言，罗琳的言论正确与否，当然是可以讨论的话题，但针对她的网络暴力，却并不可取。

　　关于自己最近的新书《非暴力的力量》及其核心观念“激进平等”，巴特勒做了如下解释：该书意在从互相依赖性这一角度来理解平等，即我们习惯于说某人应该得到像其他人一样的平等对待，但如果个人——或者个人主义——本身即是问题所在呢？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人活在世上，从根本上说是依赖于他人、各种机构、地球本身的，如果无人能逃脱此一依赖，则我们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就是平等的——我们平等地有所依赖，即我们平等地既是社会的动物，也是生态的动物，而非只是彼此界限分明的个体。就此而言，反对跨性别的人应该意识到自己与跨性别者其实是彼此依赖的，因为他们都共同致力于追求平等、反对暴力、赢得社会认可;因此统一战线和团结，才应该是陷入论争的各类群体追求的目标。但需要警惕的，是当下具有反智倾向的社交媒体，它们追求的是流量和热点，却并不支持真正有深度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