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秋风摇落时

　　凌晨六点多，接到父亲的电话。这不是常态。往常，这个时候他已在诊所里忙于为病人针灸。他从不放长假，每天六点半开诊，这种坚硬而又坚韧的习惯持续了数十年。父亲，其实是一个时间概念，在他的度量衡上有我前半生的所有重要印记。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问题。我告诉他，我和先生立刻回去，我们去医院，做头颅CT。中年人生，意外事件缤纷莫测，非常态似乎才是一种常态。放下手机，我边盥洗边盘算取消行程的最优程序。按照原计划，这天午后我将乘飞机远行，到雪野湖度假区参加国际戏剧节，所有剧目和论坛都已预约完成，昨天晚上，我还在微信群里向当地土著请教行程攻略，那即将到来的舞台、光影、心灵惊喜与激战，在群里弥散为一种艺术荷尔蒙，四散释放却又无处安顿。

　　刷牙时动作有些磕碰和迟钝，牙缝里渗出了几缕血丝。又接到父亲的电话，他问，要联系哪一位CT医生？即便在眩晕严重发作之时，他也未能消停。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不用操心了。我与父亲分属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和操作系统。小时候，他的系统辖制了我的，到后来，两个系统交叉并存。如今他病了，我只能瞬间升级。

　　车子上路之后，我开始提起精神打电话。从市区回到家乡小县城，有十几公里的车程，我先生开车从不争抢，是极稳妥的，这个时间段刚好容我把一应事情打点。先打了一位CT医生的电话，他并不在班。做一场CT检查，需要办健康卡、找临床医生开具申请单，然后才到CT室候诊。每个环节都是人满为患，如果走正常程序，等到下班都不一定轮得上。我想，最好能够找一位打通关的人物。

　　在烟火人间我有严重的社交病，在一些场合，只能坐在背光的地方，一言不发，在另一些场合，竟是与人争抢着说话，成为话痨，这话也不见得多有见地，大多平庸而又琐碎，偶尔才能讲成一朵玫瑰。这大概就是俗语说的，逢人才能说人话，见了鬼连话也说不了。然而，在甄别是人是鬼之前，还有大量的面目模糊之人，需要客套、寒暄、皮笑肉不笑，我的病症就在于对这种是一概摈除的。那些半生不熟、久未联系，那些在交际藤蔓上或远或近攀结着的瓜瓞，是连微弱的阳光也不给的，它们会在时光里慢慢委顿、枯黄、失活。

　　可是，父亲是我唯一的父亲，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

　　幸亏，是在这所医院。大学毕业后我在这里上过几年班，后来调动到市区，也一直在卫生系统，同事关系、师友关系各种盘根错节，这几乎是一个最容易破冰的地方。重新找了一位老同事，她现在是护理部副主任，名叫阿菱。我们是同龄人。同龄人的友谊，天生有着时代常识的默契感。当年我与阿菱同在儿科住院部，我当医生，她当护士。虽久未联系，但她电话里的声音爽朗甜亮，闻之稍得抚慰。美国电影《抗癌的我》剧照

　　接着去办理机票的退票手续。网页一直登录不了，打过后台电话，服务生的回答却是漠然的、机器化的：在哪里买只能在哪里退，工作人员操作不了。艰苦卓绝的退票之旅，一把长剑梗在喉头，一直逼我吞下。操作、电话、操作、电话，服务生是随机接听的，这意味着，每一次接入，都得把复杂过程复述一遍，等到我万念俱灰时，服务生说，估计浏览器有冲突，重新下载一个试试。柴火就是在此时点着的，然后轰轰燃烧起来，火苗似乎能够把左近的任何东西舔到。我说：下载了如果还是不行呢？这个破系统既然没有检测成熟，后台就应该有补救措施，没见过这么整人的，接下来我哪有时间做这个事情！我的潜台词波涛汹涌，父亲的最坏结果，其实是直肠肿瘤的颅脑转移，那其实已经来日无多了……半年前，当他排鲜红血便之时，以一个医生的直觉，我便觉得他患上的是直肠或结肠肿瘤，也曾游说他做肠镜检查以便确诊，他拒绝了。之后，症状停止了，我与父亲一度有了侥幸心理，说不定，说不定不是呢。侥幸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热气球，虚胖、昭彰地悬挂在我们的上空。只是，不管日常的草丛如何平静宁定，它如何经得起风动虫鸣。服务生谅必已从电话的那一端觉察了异样，他也着了慌，终于认真应对，他回说，回程可以退百分之二十，我把退票时间修改为一个月内有效，您看，这个时间足够吗？

　　父亲到底有多少时间，我心内一点没谱。医学专业知识，其实是双刃剑，有时候，它可以让人轻松淡定，另外一些时候，它的触须伸往的是常人不及的致命角落。父亲作为当事人，他是被区隔开来的。这一切，竟是无人共享与分担，我一个人在绝望的汪洋中左冲右突，艰难泅渡。风浪一波波当头冲撞过来，意志力濒临崩溃。我侧脸向左，望了我先生一眼，他绷紧着脸，淡定地专心开车，而车窗外，晨曦已经化开，比刚出门时明朗了，我稍松了一口气，有点羡慕他，也有点感激他。

Ca（一）

　　Ca。在医院里，恶性肿瘤通常用这个英文缩略语来当暗号。通常地，接诊医生通知病房接收新病号，是这么说的：收一个某某Ca。即便病人与家属都在场，那也是泰然的。

　　Ca对应的中文字眼：癌，这实在是我看过最为丑陋的方块字，臃赘、破溃、失衡，看一眼便有深深的不适感。然而，禁不住对这个字的好奇，曾专门去查证，汉语书籍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大概是宋代的外科著作《卫济宝书》，但当时的癌，是与痈、痼、瘭等外科疾病并提的，与现代医学的癌，并不能等同。而古希腊医生、被西方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则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已清晰区分了肿瘤的良性与恶性，并发现恶性肿瘤大都会有四下扩张的不友善特性，令人联想起螃蟹的爪子，将其命名为karkinos，希腊语这就是“螃蟹”的意思。

　　我所居住的是中國的东南沿海，海岸线与希腊分立在星球两边，螃蟹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食物。这东西虽然张牙舞爪，但它自来就是被制服、被盘剥、被啃噬的，其意象很大程度上已被驯化了，在我眼中，它直接被替换为蟹肉，刚刚蒸熟的那个样子，蟹壳里爆出泛着水红光泽的灿灿的肉，即便只见文字，也白带海腥味道。我不知道，如果把这种疾病叫作“螃蟹”，长期以来垒在它身上的那些庞大的东西，道德的、审美的、习俗的、思维方式的，它们会减少一些吗？遗憾的是，我们当地人并没有把Ca称作螃蟹，而是用了一个极其含糊、极其古典又极其通俗的指代，叫“物件”。小时候，听到大人们神秘地交头接语：某某人生了物件……那是十分重大的事件。如果是亲，语气里不免愁苦悲痛，如果是仇，眉宇间竟是有了喜气，却又很快觉得不妥，硬生生把那喜气掖下去。

　　某国医馆的老中医为市民问诊

　　我的公公是在前年患肺Ca去世的，从发现物件至生命走到终末，只有半年时间。这期间，这个病对他是隐瞒的，同时需要隐瞒的还有我的婆婆。这种状态在我们这里，依然十分盛行，农村尤甚。在大多数人眼里，死亡是不能被平静接纳的事情，而且，带有惩戒意义。那么，患上Ca，便如犯罪一般，甚至，它是有道德传染性的。身体里生长了一个Ca，那是使人倍感羞愧的事情。为了病人不至于遭受唾弃和隔离，我们常用的办法是，避讳、遮蔽，掩盖，这中间弥漫的，其实是对死亡的神秘和恐惧。

　　常常地，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从避讳开始的。

炼狱

　　阿菱是穿着便服来到我们面前的。

　　父亲痛苦的病容上，增添了狐疑和失望。这是CT候诊室，他身后，站着我母亲，还有闻讯赶来的一众亲友。即便是病了，他依然是狮子王。在这座县城，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中医医生，专精针灸。我们这地方，信服西医不到四十年，父亲正值盛年时，家境不错的人家请医生都是一中一西，父亲与这所医院最好的西医生常被同时请去，有时就在病榻边相遇，有時是一个人后脚离开花巷另一个人前脚踏入了门楼，父亲按脉，西医生用听诊器，各开各的处方，倒也相安无事，几个回合下来，竟是相互倚重。周瑜与诸莒亮帐中携手，这种境界颇为令人称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时，医疗体制也有些松动。当时常在病家遇合的医生，有一位是业务院长，他颇为器重父亲的针灸专业，曾多次怂恿他到医院工作，或者开辟门诊公私合营。无奈父亲单干惯了，视体制如囚笼，不愿主动入瓮。在很长时期，父亲的医术和医德为他赢得极大声誉，他也乐于凭借人脉关系帮助更多的人，在亲友中类似于无冕的长老。只是，显然地，他并没有做好当病人的准备。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跨入医院，衰颓和病痛在打垮他身体的同时，也打垮了他的荣誉感。我估计，他内心里只剩下了最后的宏愿，即便是当病人，也该是一个特殊病人。白大衣，在医院这种场域，对于病人及家属群体，是有多重精神意义的。他在等待白大衣的拯救。重症病房外的陪夜者

　　这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自己的优势领域找熟人走捷径，似是情有可原。平等，向来是个可圆可方、可亲可仇的东西。可是，这一关我没能过。占用了公共资源，便是对他人的侵略。一个白大衣，穿拂人山人海去为熟人插队，这是遭人唾弃的。父亲的愿望落空了。然而，我还是咬着牙，忍受着内心的煎熬跟在阿菱的身后，奔跑着去办理各种手续。在之后父亲漫长的就医之路，三次住院两次手术，我一直享用着前医生身份的各种优待，而内心深海中关于道德亏欠的折磨一刻也没有消停。

　　阿菱把申请表留在CT登记室，带门转身出来，跟我交换了一下眼神，便先走了。父亲很快得到了叫名，进入CT检查室才发现，这位技师也是熟人。做CT的病人多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这刚好是针灸治疗的适应证，他常把我父亲推荐给他的病人。他们的这场晤面，像一出舞美寒碜、道具简陋的苦情戏。我留在操作室，观看检查的影像。

　　技师说：

　　没有出血。

　　我问：

　　占位呢？

　　他说：

　　没有。

　　这是专业人员之间的对话。简短、直接、毫无情感色彩，可是，如果面前有两条路，它可以把你带往天堂也可以带往地狱。操作室的天花板訇然裂开，巨大的阳光系统把整个世界照得通明透亮，办公桌上黑白灰的屏幕和器械，全部被施予魔法，变得温婉如花。我忘了向技师告辞，跑出去隔壁检查室，把父亲从CT机上扶下来，伏在他耳边说：没有肿瘤转移。同样作为医生，父亲一定与我一样，被这个最坏级别的预想萦绕过。我的欢乐与父亲的病容是如此地不匹配，以至于，身边的亲友一个个愕然如谜。

　　父亲收住在神经内科，诊断为后循环缺血，这个诊断并不通俗，一般是指后循环的颈动脉系统短暂性缺血发作和脑梗死。在我看来，这种短期内没有生命危险的疾病，是可以不算病的。更确切地说，与我原来焦虑得有些变形的预计相比，它可以忽略不计。可是，预后与临床表现不成比例，父亲的眩晕症状依然非常严重。不只是不能起床，躺着躺着也会眩晕发作起来，痛苦不堪。煎熬一旦融化在日常的时时刻刻，便成炼狱。

　　入院输液后不久，又有新状况发生。父亲要起床小便，刚刚侧移起身，下腹部突发放射性疼痛，竟至于整个人重重地倒栽下去，凄厉的狼嚎声响彻病房。这个突然发生的病症让我和父亲都大骇。我要去问值班医生，却被父亲叫住，他说，再看看吧。我琢磨，此时他身上的医生身份尚未褪尽，对陌生医生有一种天然敌意。这却由不得他，我跑去问值班医生，只见他头也不抬慢悠悠地说.是不是尿潴留？

　　尿潴留我当然懂，在医生眼里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可是，这种阵势真是从未见过。父亲说，这是他这辈子所承受的最严重病痛。立马给父亲作膀胱区热敷。我的这双手向来皮薄怕烫，这时却是不怕的。毛巾敷下去，倒是父亲被烫得哇哇直叫，忍受不了要求撤掉。如果热敷解决不了，只能插导尿管。我坚定下来，顶着他的嫌弃和亲友们的质疑，一遍又一遍地更换热敷毛巾，而且是以一种滚烫的有效温度。父亲的痛苦像爆米花一样突突地爆发，于他，躯体的蹂躏之上，更添精神的阉割。

　　入夜，父亲临睡前的口服药是有安定作用的，终于消停下来。陪护床只有一个，我与母亲把一整个夜晚断为两截，我睡上半截，她睡下半截。

　　打开手机，有两个人在微信上留了言。头像看起来惚惚然不知是谁，问的是同一句话：

　　“你何时到来？”

　　一瞬间整个人被调离到另一重世界。雪野湖度假区还有人在惦着我，是因国际戏剧节结识的新朋友。

　　“遭遇变故，行程取消。”

　　虽然，这场行程与谁都不曾有过承诺，但此刻我对自己的临阵撤离还是有些愧疚，毕竟，在对戏剧的美好兴致中，半月来我们已经建立了投契的共同期待。与一位旅行家崔老师交流更多一些，我告诉了他真相，这一个长假，雪野湖度假区的宾馆全部换成了父亲的病房，而那个整装待发的行李箱，直接拉来当陪护使用。

Ca（二）

　　对于Ca，人类已经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来仇视、对抗、杀伐、征服，以至于，为了拯救生命，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和细胞，把Ca赶尽杀绝。

　　对Ca的治疗几乎全部是军事战略方案。放射治疗是利用放射线定位性轰击，而化学治疗被称为是化学战，是抑Ca和抗Ca，我们通常用毒药来对治它。

　　我从小听潮剧，宫斗戏里有一种必杀技，那就是鸩毒。隐约记得一些唱词，“一见金樽心慌张，樽中有酒鸩亲娘……”那一出戏，皇后无嗣而大权独揽，把婚期在即的民女冯香罗抢进宫里，借腹生于之后除去。冯香罗大难不死，终于等到了儿子登基的那一天，满以为可以报仇雪恨，哪里知道，已经成为太后的前皇后依然大权在握，小皇帝并不敢轻易造次。等到他识破了亲母与未婚夫的密约，终起杀心。最后一场叫作“鸩母”，那是我关于恶的启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看人性幽暗的深潭之上，恶之花荦荦独开，雁过惊心。

　　宫廷之所以以砒霜投酒，是因为它无臭无味，毒性烈，服毒后立时毙命。据说法国把砒霜称为继承粉末，也是因为人性的黑暗裂豁，不少人以砒霜毒害亲人，以获遗产。

　　我在呼吸内科当实习医生时，第一次听说抗Ca药三氧化二砷便是砒霜。

　　那是一个体形壮硕的老爷子，入院时彪悍生动，根本看不出是中央型肺ca晚期患者。他的诙谐幽默让医生护士很是爱煞，刚毕业的护士输液时没扎中，弄得手掌背渗血青紫，他便调侃道.送我这么大一颗紫甘蓝，今晚是凉拌还是爆炒啊。就是这么一个人，X线和CT结果都显示，他已丧失手术时机。入院后开始接受化疗，三氧化二砷等药物，有静脉注射也有口服，很快地，他开始骨关节疼痛、颜面浮肿、头痛、胸闷，接着，肝肾功能受损，再接着，四肢疼痛、麻木，温觉、触觉消失……他每次来住院半个月，接受化疗只有四天，后面的十天几乎都在解决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与Ca展开的战争中，他的身体节节败退，城池全部失守，八个月后他死了。濒死之时，他一直嚷嚷着胸痛，难忍的痛、生不如死的痛，镇痛针打了也是没用的，他用双手捶打自己的胸廓，嘭嘭嘭。双手已经乏力了，但那捶胸声，对于一个怯怯的实习医生来说，足以震落心里的雾凇，那些雾凇我从未见过，但它们一直诡秘地存在，透明、坚硬，沙沙作响。

天堂

　　这一天，父亲饭后点了一根烟，吸一口说：这几天，过得像皇帝一般。

　　是的，吸烟。

　　入院后，例行是有不少辅助检查的，科主任是我师兄，我瞒过父亲，把半年前那一场症状告诉了他，对于专业人员来说这是心照不宣的，师兄请了普通外科医生来会诊，并在检查项目中增加了癌胚抗原等几个验血指标，其中，癌胚抗原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结肠癌中发现的标志物。验了血，又把胸片、B超、心电图等检查做下来，脏器老化性问题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却也不太严重。而且，普通外科医生肛门指检并未触及肿瘤，验血结果几个癌性指标是阴性的。

　　我竟然对病情乐观起来。

　　在内心的某个角落，我依然养着一个盲目乐观、不谙人事的女孩，即便生命的残酷、人性的险恶已洞悉明白，竟然还顾自成长着，还成长得相当美好。这个女孩，也不知道是谁在供养，用什么供养的。在我卸下终极思考、人性黑洞、战争与灾难这些沉重而又无解的东西时，她常常嗤地一下，飞舞到日常生活的前台，一脸无邪。

　　父亲的眩晕发作频次低了，病房的笑声开始放浪起来。医院门口的一排柏树正在花期，掉了一地花穗，还有未及绽放的花苞，送早餐时，我捡了好些带上楼去。柏树的花是厚花瓣的，接近大地色，亲友们皆误以为是果实。

　　也是运气好，入院当天住这单人套间的病人出院了，房间腾出来。一个病床、一个陪护床，还有一套简陋沙发和若干简易椅。这样一来，病房里可以喝茶可以聊天了。我们家亲友多，每天探望的人鱼贯而入鱼贯而出，炖汤在床头柜上排成一列。我的义兄、阿姑、舅舅和阿妗都是庞大的后勤系统。一日三餐，都买父亲爱吃的东西，变着法子哄他。看望的人群中，有老友、学生、因病结缘建立起来的关系、因在菜市场遇到谁谁意外获知消息的故交。有的是结伴来的，有的是来病房碰上的，然后，有的是十几年未遇，一旦遇上就聊嗨了，有的是习惯了一坐下就不走。早来的还有沙发和椅子，迟来的，就在窗口邊、走廊上站着聚拢在一起。有几回，场面让我有些恍惚。如果病房里的长方几铺上缠花枝纹案的台布，摆上鸡尾酒，那么，这里可以是一个充满社交意味的宴会厅。一开始也聊父亲的病情，很快地就有人聊到自身的躯体疾患，向父亲请教，祈盼着早日出院可以为他施针，也有人聊着聊着聊到罗马和巴黎，聊到社保和股市，聊到物价和文艺。有人问起我要去参加的戏剧节，父亲顺捎间取消这一程，损失了多少钱？我只好笑道郡些非如此不可的事情，我们不谈论损失了啊。父亲听后，有些心疼又有些欣慰。

　　戏剧节虽是去不成，心里过一下瘾总是可以。独自出门看戏，这是持续多年的习惯。外人道我只是少看了几场戏而已，其实，于我来说，看戏已经是生活方式本身。看，是对完成时态的欣赏。而我不是，除了看，还在参与、楔入、嵌顿，然后挣扎、延展。崔老师参观过雪野湖度假区的宾馆，发来照片，这是我预订又退订了的地方。缘来缘去往往只在一瞬之间。崔老师这种老驴，当然不甘于宾馆的平庸体验，一直倡导大家在度假区搭帐篷野营。非到不得已，我对此难以消受。在这座小县城，大多数人的生活平定安逸，数十年光景就如平直的栈道一眼到底，包括我的父母亲，我对他们的生活充满警惕和不安，其实，我又能够走到哪里去呢，在崔老师看来，何尝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

　　聊回病房的日常琐碎。父亲最年轻的学生，也是他诊所的助手，我们叫她二妹，是一个90后的时尚女孩，她妹妹毕业后也来学习针灸，一对姐妹花正当青春熠熠，又是说话讨巧，深得父亲欢心。父亲诊所，很有些老树着花的气象。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她们与父亲的关系类似于爷孙。这事情既蹊跷又欢乐，论价值观审美观论生活习惯，她们是与父亲完全撕裂的。这也无妨。一踏入病房，她们便如夜莺一般唱个不停，父亲的耳背似又加重一些，回答便迟滞了讹差了，一灵动一老拙，听来逗乐讨喜。临别又问道：我下午带章鱼小丸子给您吃好不？要不，烤土豆片、珍珠奶茶？父亲蹙着眉头，哭笑不得地摆了摆手，大家便哄堂笑开。

　　我的老同事们也闻讯而来，两位旧交明氏和桂氏是阿菱带来的，她们当年也在儿科当护士，现在都独当一面，在不同科室当护士长。我们便聊起，每年秋冬季腹泻流行季节，儿科忙成一锅乱粥，我与她们总是相互羡慕。她们羡慕医师在子夜之后可以去值班房睡觉，我羡慕护士凌展一点交接班，而我是二十四小时值班制，第二天还有没完没了的病历要写。明氏和桂氏当时与我私交甚密，明氏说某一个晚上唱完卡拉OK，打黑魆魆的寺后街经过，几个女孩子为了壮胆，在阒寂的午夜大声吼起流行歌。这么说来，当年我对于群体欢乐是愿意进入的。遇老朋友，如见照妖镜。只是不知，转折源于何时。这个科室的护士长也闻声过来，她比我们小几岁，当时在当实习护士，阿菱问她是否认识我，她说琳医生啊，她做的手工花布头饰把我们羡慕得……那口气里，全然是小女孩情态。

　　住院环境太过宽松怡人了，亲友里的老烟虫开始怂恿父亲吸烟，一根一根地给点上，然后一起吞吐，一起享受冒险违禁之后的小乐趣。我制止了几次，终是无效。

　　母亲的工作重心几乎转到了社交人情，迎来送往，各种感谢各种婉辞各种辞而不得。她专门用一个本子，记录亲友送来的慰问金红包。这项庞大的经济工程，几乎是家族传承的重要秘诀。从我懂事开始，它便存在了。亲友之间送红包，大抵有几项内容：老人、小孩的春节压岁钱，老人生日贺仪，生病住院慰问金，红白事礼仪。数额是需要详细记录的，礼尚往来。在农耕社会，这种民间互助是有救世情怀的，千百年延续下来，便成了传统。父亲施医数十年，结交无数，光是叫他舅舅的就有一百多号人。逢年过节，家里往来人等就如游花灯一般。这几乎成为了我的心理阴影。不久前，一个节假日，我正在睡懒觉，朦胧间听到杂沓的人声到来，心内不禁沮丧万分，坏了我又睡不成了，需要出去跟客人打招呼。这是我童年的生活场景。就在此时惊醒过来，醒来之后才重负释肩.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这里是我自己的家。

Ca（三）

　　“癌症隐喻的趣味恰好在于，它指涉的是一种负载了太多神秘感、塞满了太多在劫难逃幻象的疾病。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苏珊·桑塔格与其著作《疾病的隐喻》

　　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阅读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肯定还是心存侥幸。如果Ca它不来招惹谁，有谁愿去含纳它？苏珊·桑塔格在各类文学作品中攫取材料，以结核病、Ca、艾滋病等疾病身上的文化隐喻，探讨这些疾病在现实社会的处境真相。这些疾病或者是至今依然被认为是绝症，或者是前绝症。无疑地，當年我读得非常潦草，对于她的危言耸听是将信将疑的。当一个医生，与当一个病人，是两种不同的生命面向，医生是从外部剥洋葱，剥了一层又一层，不知道芯在哪里;病人是从内在的黑洞出发，向外寻求光明，却求而不得。当一个文化反思者，与当一个病人，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体验，文化反思者把生命当成标本，他可以筛选甄别，可以穿着西装革履;病人，那是他生命本身的痛，切肤、入骨、钻髓，他是被选择者，是裸裎的。这么些年，Ca在我身边纷至沓来，它先是侵犯我的病人，接着是我的亲戚师友同事，最后是我的至亲。“疾病的隐喻”像木棉花的籽絮一般，漫空飞舞，由远及近。我慢慢才明白，苏珊·桑塔格的文字渗有她的痛她的血，四十年前那些理论建构的钢筋水泥里镶嵌着血肉之躯。我们都不应该忘了，她本身就是一个Ca患者。

好阄

　　微信上，戏友们发上来的图片、视频如大雪纷飞。巡游与剧场、人戏与傀儡剧、呐喊与尖叫、暴烈与轻曼，在那明暗起伏的人间剧场，歌唱者、言说者、窥探者、围观者、欣赏者，我听到了他们杂沓的掌声、叹息声、手机定格的咔嚓声，喃喃私语声，还有源自我心底的台风呼啸声。似乎有一个人影从我身上分裂出来，混杂在他们的人群里。

　　崔老师把看戏笔记发在朋友圈，我偶尔会瞥一眼。有时，看一组肢体与噪音的即兴表演，他也可以聊得特别哲学。他觉得，这种表演是一种关于肢体是什么的合适答案之一，噪音为其增益。存在就是语言，语言就是存在。存在就在语言之中。有时，他又说得很像废话。比如，他发现，出演端庄的女演员在台下并不那么端庄，而有一位并不饰演端庄形象的女演员，在生活中挺端庄的。后来，他其实并没有在度假村露营，而是去了度假村里的美术馆楼上临时征用的房间。他写道：这里听不到车辆喧嚣。开始时房间里没门，睡醒即看到天空。清晨没什么人活动，我觉得进入了陌生的状态。这与观看艺术品的体验相似。观看者进入了精神世界，回到了为万事万物命名的原初状态，这时候存在便浮现出来。那时，我拥有某种情绪，似要与天地交流。

　　直肠肿瘤依然是心中的一个梗，时不时在脑门闪一下。师兄说，如果要做检查，就由他去游说。都是常识，可是，经由科主任之口去说，与由我去说，那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在医学专业的信任问题上，权力等级依然发挥作用。师兄一出马，父亲果然答应了。

　　做肠镜，病理活检，然后才能够排除原发性肿瘤，才能够放心。我们预约在出院前一天。

　　该怎样来描述肠镜场景。像一幅宋代山居图，肉红色的山峦层层叠叠，山道蜿蜒曲折，山体平滑广袤，路途迢迢递递，穿过一个个山门，又是一座座山，翻过去，又退回来。正是，空山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

　　或者，根本就是肉红色的黑洞，穿越一个个次元，通往无穷与未知。

　　这种体验是以往所没有的。我握着父亲双手，仿佛疼痛可以传递减弱。后来我才察觉，面对屏幕时的审美体验，其实是下意识进行的焦虑转移，那时我已有了浓烈的预感。父亲被搀扶上轮椅送走之后，我留了下来。肠镜医生递给我一个小瓶子，是送病理活检的。然后，他又撕了一张纸条给我，让我送给临床医生，上写着;距肛十厘米处，见一硬肿糜烂面，直径约二厘米。

　　“多长时间了？”

　　“至少一年多。”

　　这个世界背后的逻辑严丝合缝。

　　这个高度，恰好是普外医生的食指伸插不到的地方，而它距离肛门太近了，排出来的血便依然是鲜红色的。

　　我的内心在黑暗里风雨飘摇，而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先生、我母亲跟着亲戚们，一起推父亲的轮椅回病房。我们毫无准备。没有人意识到，需要有人陪我打仗。

　　我奔跑回病房，到处找我师兄。护士长说，主任在值班房等你们。医生值班房就在父亲病房的隔壁，我快速闪了进去，护士长也跟了进来。

　　我转回去把门扣紧，然后才转身面向他们，重重地点了头。

　　这一点头，秘密和恐惧便被淹没到了现实世界里，我身上被各种情绪捆绑了的绳索一根根绷断。

　　我们卷起铺盖回了家。

　　我心底里的台风，翻滚着翻滚着改变了路径，在一片海域里继续酝酿更大的风暴，海岸边，只有漫长的沉默。

　　办理出院之后，众人搀扶父亲坐车去，我返回病房去向师兄和护士长告别，深深鞠躬致谢。在最艰难的时刻，是他们陪伴在我身边。我莫名想哭，忍住了，一直到进入电梯间。我就是想哭，毫无理由不辨节点，千百个可以哭的理由和场合，我不明白为何是在此时。那泪是一下子爆破的，大朵大朵地，像杏花一样溅落。电梯间里人员杂沓，陌生、匆忙，我与他们的交集或许只在这一个顷刻，缘分这么浅，却恰巧是他们看到了那潜藏最深的情感。

　　事实上，从肠镜医生手里取过那张小纸条时，我便明白了一切。师兄同我分析了治疗策略，这个年龄这个位置，手术是必须做的。如果做手术，我倾向于去市区的三级综合医院或者肿瘤专科医院。那么，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告知。隐瞒抑或公开，这是一个问题。

　　生死问题，在这半年的时光里，我与父亲有过不完全探讨。我对待自己的生命比较严苛，如果有一天创造力已去，那么，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自设的生命长度是在七十五岁，大抵是认为，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年龄之前还是可以有所创造的。可是，父亲患病时已经比这个年龄还大一岁，这意味着，我的生命观于他来说是十分残酷的。我住处的楼下，种有重瓣山茶花若干株，春天从山茶花树边经过，目睹了千姿百态的凋零。有一些，是在枝头委顿的，整朵褪成了柴褐色，另有一些，还正粉妍，却整朵掉了下去，只把淡绿的萼留在风中的枝头，还有一些，凋落时候已经倦透了，数十朵玫红的花瓣散落了一地，极尽哀艳。一朵花也好一个人也罢，其枯凋姿态，是不应带有道德评判的。父亲半年前执意不愿意去查肠镜，并扬言说如果是Ca他也不做手术，这种想法刚好与我契合，只不过，我的想法是有过周密考量之后的自觉选择，而他，真正的原因是不敢面对疾病，不敢阻断生活的惯性与秩序。正是基于我与父亲的不同认知，我当时纵容他长达半年时间不去确诊，除了侥幸心理，更重要的，还是我自己内心的战场烽烟四起。不过，我先生对我的说法是存疑的，不知是因为看透了我，还是看透了人性的弱点，他说，当我活到了七十五岁，放弃治疗的智慧和果敢也会随之丧失。

　　那天，在逼仄周密的值班房，师兄说：

　　“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

　　我说：

　　“瞒不住的。我现在就去。”

　　从值班房到父亲的病房，我走得比预想的勇敢得多。

　　那天的夕阳无限好，父亲从肠镜室回来，身体出了点微汗，脸色白里透红，北窗是拉开的，薄薄的阳光照拂了整个房间。他还坐在轮椅上，亲人们围坐在四周，商定第二天出院的安排。我很抱歉在这么温馨的时刻说出了真相，辜负了他们的好心情，辜负了那天的好天气。

　　不过，我给这个凶讯重新调了一个色调。

　　我告诉父亲：

　　“你抓到了一个好阄。”

Ca（四）

　　肿瘤医院的公告栏，贴着各种学术报告通知，我瞩目的是这么一张招募海报招募不可切除的晚期复发性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受试者。项目内容是这样介绍的;癌症免疫疗法（如检查点抑制剂）作为单一治疗以及与其他免疫疗法或传统化疗联合，最近已被证明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具有临床活性和生存获益。某某药单药治疗或联合某某药治疗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用于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肾细胞癌，现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用于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进行临床试验。接下来，是详尽的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这时候，当年的实习小女孩已然长大了，有过临床和科研经验的人都会知道，Ca的治疗，每走一步都艰难无比，也当牺牲无数，不管是小白鼠，还是像小白鼠一般的人类。

　　关于小白鼠，我最早接触的实验课是破坏小脑。医学生的虐心训练其实从入学就已开始。先把小白鼠放实验台观察正常活动。然后将小白鼠罩于烧杯之内，乙醚棉球麻醉完成之后，即剪去颅顶部的毛，沿头颅正中线剪开头皮，用探针穿透颅骨，搅动破坏一侧小脑，等待小白鼠清醒，便可观察：姿势是否平衡，活动有何异常，两侧肢体的屈伸和肌张力有何变化，其旋转和翻滚到底是向健侧还是损伤侧。之后，小白鼠成为了实验室常客，残忍手段是循序渐进的。比如，小白鼠实验性肺水肿，我们在观察鼠的腹腔注射肾上腺素，对照鼠注射生理盐水。记录不同时间段，两只小白鼠各项指标的变化，口鼻是否有泡沫痰流出，呼吸和皮肤黏膜的变化怎样。多少时间后如果观察鼠已死，那是适得其所，如果不死，它是必须与对照鼠一起处死的。处死的方法是在腹腔注射麻醉药，然后剪断颈动脉快速放血……小白鼠死亡之后，要解剖游離出肺，测肺系数，观察鼠与对照鼠，无疑地，它们是不同的。

　　是的，我们课本上写的的确是“处死”，这两个字，令人莫名惊怵。这是处死谁了？杀人放火的罪犯、叛徒、偷马、袭寨的贼人……小白鼠一生下来，便因身份而获罪，可以任由处死吗？

　　当人类处于优越方，甚至拥有生杀大权之时，人性之恶肯定是金光闪闪的。第一次用探针破坏小白鼠的小脑，第一次游离小白鼠的肺脏，把表面血迹擦干，第一次剪断小白鼠的颈动脉，谁不是心有战兢的，可是，冷血杀手是一步步养成的，很快地，我们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有一次，周一又逢台风天，天气很坏，大家都觉得应该停课的，实验课去者寥寥，全班本来是分为六组的，那天只凑成了一组。结果，实验完成之后，我们把剩余的小白鼠全部拿来操练，用空气皮下注射，一只只小白鼠或者前胸隆起，或者后臀膨出，或者整一只肥了一圈，它们就这样在实验台上惊恐地奔突、逃亡，而我们，脱下沾满鲜血的手套，站在台桌旁双手叉胸，欢谑尖叫声盖过了室外狂乱的风雨声。

　　对小白鼠的怜念和歉疚，是在若干年后。

　　毕业后我到儿科当医生，婴幼儿哮喘是儿科常见病之一，我们的同事大林对此深有研究。所谓的大林，是与我这个小林相对而言，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以孩子的口吻互称：“大林伯伯”“小林阿姨”。在大林伯伯的带动下，我选择这个疾病作为科研课题。当深入研读文献资料时，我发现对于该病的诊断一直是摇摇晃晃的，而且，严重影响到了患儿的药物治疗。

　　鉴于多年不当一线医生，为了保证这段文宇表述的专业性，我重新打电话给大林伯伯，要求他跟我聊聊婴幼儿哮喘的诊断史。大林伯伯已于二十多年前调往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现在是该专业的专家。时光的白驹日行千里，林荫径上只闻到哒哒的马蹄声。大林伯伯从五十年前讲起，当时，婴幼儿哮喘确实是以哮喘诊治的，但很多医生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小孩，成长到六岁之后，他的哮喘病就戛然而愈了。之后十年，诊断曲线出现了极大的摇曳，忽左忽右，令人无可适从。一开始是保守观点，认为这些孩子都不算哮喘的，应该把诊断定为喘息性支气管肺炎，之后，是激进的观点，认为一年当中孩子如果有三次以上的哮喘发作，通通诊断为支气管哮喘，那段时间，哮喘的诊断率噌噌噌地攀上去。大约二十年前，又有保守观点，认为六岁以下诊断哮喘应该慎重，之后又是漫长的争议与评判，十年前国际标准颁发出来，把喘息表型分为：间歇性喘息、持续性喘息、年长儿喘息，一时儿童呼吸内科学界质疑之声哗然，这根本就是故意混淆本质性问题，每一个病儿，都得六岁以后才能做出回顾性诊断。直到三年前，哮喘預测指数制订出来，以主要标准三项和次要标准三项协同评分，婴幼儿哮喘的诊断问题才告平息。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诊断进展史，像一个钟摆，一开始振幅非常大，慢慢地，越来越小越来越接近真相，最后终于停摆。它的完美堪比大本钟，可以挂在高高的塔楼上，任由泰晤士河游船驮来的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瞻仰。

　　可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尘埃尚未落定，我枯坐研读文献之时，竟然惊出了一身冷汗。在诊断摇曳不定的那些漫长岁月，药物治疗也是随之摇曳的。关于药物的药性和毒性我不想再做展开，明眼人都懂的，如果不是病情需要，那么，每一种对于身体来说都是毒药。最简单的，当时我们普遍使用的平喘药氨茶碱，现在已甚少用于婴幼儿，这种药有心脏毒性反应。当然，现在用于哮喘治疗的药物，也没有谁能够保证，它们全都是安全的。我们的科研全部建立在认知所能够达到的那个层级，所有治疗从某个角度上讲，都是试错的过程。一如所有人的人生。

　　那些由我经手治疗的哮喘患儿，一个个从眼前闪过，他们的面影太模糊，以至于千人一面，然后，我发现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人群。他们全部变成小白鼠。

手术室门口

　　历经万水千山，我们终于走到了手术室门口。

　　每个走到手术室门口的人，都是。

　　父亲从县城医院出院的两天后，我回医院取病理报告，一如预计的，活检示重度异型增生并局部恶变腺癌。休养生息了两周，我们直奔肿瘤医院，为做手术而来。

　　这一天的第一台手术，一共有八个人。有的是担架抬来的，有的是坐轮椅来的。父亲六点起床，被吆来喝去备术：换手术衣、确认手腕上的姓名环、剃毛、画术野标记、打术前针。现在，他完全是一个病人了，毫无思想毫无抵触毫无作为。来到肿瘤医院，他已被阉割一回，术前冗长、缠磨人的各种辅助检查，CT、磁共振、超声等等，又被阉割一回。现在，他只剩下了偶尔的抱怨。那种抱怨是农夫式的，小小的负气、不带推翻既定事实的期待。在预约检查项目的这几天，他终于答应在我家住下。医院就在市区，离我家不太近也不太远，四十分钟的车程也就足够了。我先生是任劳任怨的车夫，每次，都是他把车开到医院门口把我们放下，然后去找停车位，好半天才慌张张地赶过来。我们在市区工作生活已经二十多年，父亲从未在我家住过一个夜晚。在他的人生中，几乎没有过客体经验。多么骄傲的一个男人。

　　这天中午，他与母亲坐在我家客厅的落地窗前，把玩着高脚茶几上两只硕大的佛手，佛手是新摘的，灿灿金黄，余光照得父亲疲惫的脸也有了泽色。那是我网购来的，搁在浅蓝色的仿古壶承上，一室香气。父亲问：“做什么的？”我说：“清供啊。”他不再说话。若放在以往，不是这样的。他排斥网购，觉得那是不靠谱的事情。再则，他向来觉得那些消费方向跟他不一致的，都是在乱花钱。清供，那是什么玩意儿？结果，父亲不止把玩了佛手，还主动拿出手机来摆拍。他从未玩过手机。这时，他的眼神极尽慈和极尽安怡。这幅窗前把玩佛手图若拍下来，该有多么感人。可是，我反常地跑回卧室的洗盥间，关起门来开了水龙头，任由眼泪和流水一起合流而走。

　　我没能习惯这样的一个父亲。

　　我父亲，在小时候极顽劣，他同学的妹妹贪吃成性，他们便摘了门口的一颗木瓜，切成两半，撒了尿送去给她吃。他为了与同学一起去抓蟋蟀，骗奶奶说学校里排演话剧，然后跑去市郊的一片花生园，到了十一点，以为天快光了，回到小城，在南门外被狗叫声吓破了胆，躲在一家粿条铺的篾匾下，喂蚊子。他又是极有灵性的人，初中毕业后，管区办夜校，他在那里教了一年，自己编撰物理、自然的教材，出宣传海报，在当地引起轰动，被评为镇的五好教员。他学医，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便在坝头小镇，医好了一个被大医院判了刑的病人。那是一个渔民，被渔船桅杆击中，头剧痛、呕吐、视物模糊，看着的地面全都是坑。他极其好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订阅的中医和针灸杂志达三十三种，邮差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然后，他从杂志的读者变成了作者，发表论文达四十余篇。我就读西医院校之后，我们之间的治疗理念有了极大差异。特别是我儿子小时候生病，我们常常因为用什么药、用多少剂量、用多久这些问题大动干戈。可是，我亲眼看见的，那些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新生儿，脑损伤引致了痉挛性瘫痪的后遗症，在他的毫针之下，一个个变得行走如常，穿着花衣裳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这在我们西医生眼里，是很难想象的。他对己对人都极其严苛，有着强烈的情绪宣泄诉求，我听惯了他对天下万事万物的苛责和不满意，那气度昂藏的语调里，高扬的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睾丸素。与他这种状态相匹配的，会有许多崇拜的目光、感激的目光，当然，这些目光里包含了我小时候看不顺眼的一些妖娆女人。然后，他的苛责也常常落在我的头上，以至于，在我长大之后，在颇为漫长的一段岁月，为避免两相伤害，不得不刻意拉开与他的距离来——

　　那个样子才是我的父亲啊。

　　他是什么时候老了的，竟然老得这么严重？是谁心肠歹毒，把我元气充沛的父亲偷走，换作窗前这个老人？

　　我，如何才能够顾念所不见的，而不顾念所见的？

　　这个老人，这么闲适也只是极短暂的瞬间，之后又是没完没了的折腾。这天下午他需要服药洗肠。在他整个诊治过程，洗肠是至为恐怖的事情，检查肠镜需要洗肠，腹部cT需要洗肠，手术前更需要洗肠。

　　为了把肠子洗干净，必须服用番泻叶和硫酸镁溶液兑水导泻。服下泻药后他搬了椅子坐在盥洗间门口，随时准备冲进去。最多的一次，一共喝了十八碗药水和凉白开。

　　对于人体的疑问，很大一部分问题是可以把其物化来理解的。比如，洗肠这件事。医生要为肠子做手术，就像绣娘要在情趣内衣上绣牡丹一样，胚布当然必须洗干净啊，要不然，颜色引发误解，针脚不能平齐。当然，肠子的问题更为严峻，它是一个有菌环境，如果冲洗不干净，不单影响手术视野，还将引发伤口术后感染。

　　必须站在病人的身边，必须目睹，才会明白，十八碗水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在医生眼里，指令的最终指向是实用性、科学性，是一个有效结果，而在病人身上，它是每一分每一秒。

　　如今，这个老人肠也洗了，食也禁了，所有的苦都受了，现在，他干净如一个初生婴儿，我们把他送到了手术室门口，我为他签下了术前的最后一张单，那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前一天，我已先签下了一沓单子：深静脉置管前知情同意书、手术知情同意书、输血治疗同意书、麻醉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这是必备的手续，我在外科当实习医生时，这些单子是由我拿给别人签的，患者家属无一例外部被吓得面如土色。父亲要做的手术叫作腹腔镜下直肠癌Dicons根治术，手术知情同意书的主要篇幅，是介绍术中或术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风险，包括：麻醉并发症，严重者可致休克、危及生命.术中根据具体情况，可能更改手术方式，必要时留置肛管，或者行末段回肠造口术;术中大出血;术中脏器（如肠管、膀胱、输尿管、尿道、直肠等）、神经、血管损伤，致术后尿粪瘘、腹壁窦道形成，感觉障碍等;术中新发现病灶……我的担心更在春山以外，手术的病理活检才是最终极的诊断，Ca它侵犯得多深、多遠，它的分化程度是怎么样的？

　　八位手术患者逐一被接入手术室，手术室大门回弹到了关闭状态，门外陷入静默。我们占有两只座椅，看见身旁一位老阿姨站着，我把座位让给了她。这是一位眉眼清秀的老人，以至于，她一开始推着儿子的轮椅上来时，我远远地看着，以为是一对夫妻。那男子正当壮年，剃了一个光头，面无病容，倒有彪悍之气。她不时俯下身去，对他叮嘱什么，或者爱怜地抚摸他的耳朵。手术室门口，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这段时光，是比实际时间翻倍拉长，又翻倍扯宽的，空旷、空洞、空虚，再久一些，竟是荒无人烟了。老阿姨用三言两语聊过儿子的病情，两个月前，口里生了一颗疮，长得特别快，现在长成了菜花，就在舌头底下，连话也说不成了。这是一个性格内敛之人，之所以对我们示好，多半是出于对让座的报答。

　　我贴着墙根站，凝神听着。我听得见手术室的节奏。大约九点，做手术的医生们在科室完成了查房，赶到手术室。然后，他们开始了冗长的洗手程序。我当术科实习医生时，非常喜欢洗手七步法。手掌、手缝、手尖、手指、手腕、手臂，在流水和肥皂的反复搓洗中，时光像流水一样，被岔住了，迟缓了下来，有了沉婉的静气，心也开始笃定，通往手术世界的甬道在眼前铺开，周身流光荧荧，等到手术护士过来帮忙把手术衣穿妥，仪式既成，神便附身了。这时的手术医生，是必得胸前拱手的，这双手不得高过于肩，也不得低过于腰，这种对无菌维护的规定性，有类于神职。此时，麻醉师的气管插管也完成了，低年资的医生先去对手术部位消毒、一层一层铺上无菌的手术单，从治疗巾、到中单，再到大单。配台的器械护士也已洗手、穿戴完成，一整个团队聚拢在无影灯下，各就各位，仿佛，圣歌的颂唱开始了……

单口戏

　　老爸，医生护士都说，要经常下床活动的。疼？术后四天，伤口还是嫩的，而且，万福袋一个个都在，当然疼啊。

　　【所谓的万福袋，其实是术后身体里插着各种管，接着各种袋：引流液袋、尿袋、人工造口袋等等。

　　现在气色好多了。你自己不知道，刚出来时有多吓人，手术室门口的灯蓝幽幽的，照得脸色都变了，喊你一声，翻了一个白眼就不理人，全麻的气管插管还在，喉头哼哧哼哧地像抽风机一样。

　　你别摇头。医生说了隔壁房间刚出院的八十四岁老人，手术后第二天就下床了，他恢复得可好。要是一直赖床上，并发症太恐怖了，双下肢血栓呀肠粘连呀，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说的话你一直觉得不中听，老妈告诉我了，我说你抓了一个好阄你还一直耿耿于怀。一开始，我确实是在诳你，其实，不应该算诳。做完肠镜我之所以敢于跟你摊牌，那是因为，我已经迅速地把治疗策略撸了一遍，可以向你和盘托出。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Ca。

　　【同房间的小妹阿旋噗嗤一下笑了出来。

　　抱歉小旋，老爸耳背，我每天这么喊着，整个病房都听见，你肯定烦死了。谢谢你啊，善良的姑娘。

　　老爸，这个病，它的诊断、手术都非常成熟是不是，我们不用当小白鼠。我一直对小白鼠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敬意，可是，搁我们自己身上，那还是算了吧。你不知道，西医发展到这么成熟其实很迟的。直到十九世纪，医生做手术时依然是不洗手的，他们的白大褂上，通常都覆盖着一层层血痂，甚至，这才是有水平的医生的标配。美国第二十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遇害时被打了两枪，那子弹伤并不致命的，可是，医生们用没有洗过的手指和仪器探入伤口，最后死于感染化脓。想想我们现在，有无菌手术室，有消毒器械，有完美的手术流程，啧啧，比美国总统幸运多了。

　　然后呢，这个Ca还长在一个好脾气的器官上。直肠，这个部位虽不好看，但复发率非常低，转移的可能性也小。在所有的器官里，也就直肠和乳腺最好说话了。那天手术做了大半，主刀医师拉开了手术室的门，用弯盘装了一大盘出来给我们看，像，像猪杂碎，老爸，这可不是骂人的话，真想不出比这更贴切的了。那时，我的心里凉飕飕的，这么一盘，除了Ca，还不得切掉多少肠系膜，医生说，周围的淋巴结比黄豆还大，全部清扫了，还送了十五颗去做活检……哎，结果你都知道了，一个都没有问题，这十五颗淋巴结全部都是憨的。还有啊，咱们这优秀的Ca还长在一个好位置上，这个位置再低一点，肛门就保不住了，一辈子带着人造肛门喽。

　　要那样你死掉算了？这可不好说。谁说的，生活就是没有止境的忍耐。老妈说你麻醉一醒来，发现了这个造瘘口，立刻不好了。这个，是临时的，咱们只带它两个半月。两个半月是多长啊，老妈种的蝴蝶兰，它的花苞还没开全就到了。医生事前没说？其实，呃，医生是说了的，术前谈话印了满满两张A4纸的，还能有什么没说。医生说了，你这个是低位保肛的手术，为了让直肠吻合口恢复得好，插肛管是免不了的。万一有特殊情况，做一个临时造瘘口也是可能的。我当时就把他的话截住了，做手术的人担心的事情多了去，这个万一就不要对病人讲了。这事情要怪只能怪我的，医生是尽力了，他们术中发现你的血管脆性非常大，而且，在Ca下还有一块组织摸起来硬硬的，一并切掉，离肛门就更近了，如果直接把肠子接上，万一吻合口绷坏了，连肛门也保不住的。

　　【隔壁房间隆都伯探了头进来打招呼，然后跟他太太一起散步去了。

　　老爸，隆都伯可羡慕你了，他每次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可好了，一进来就可以做手术。你知道不，咱们走着进来，他是被担架抬进来的。因为肠梗阻在县城医院住院八九天，结果，做肠镜时把疝气诱发了，肠子全都跑出腹膜外，要下床，得先抱住一堆逃窜出来的肠子。一来到这医院，不管三七二十一，医生只得先做了一個急诊手术，把疝气修补了，他现在已经挂着一个临时造瘘口。这是他第三次住院，医生说，他得先化疗四次，才能做Ca的切除术，手术完了，还得再化疗四次。他家里经济情况？看样子不会太好，他儿子是驾四轮车帮人家载货的。这样子折腾，人生有啥意思？唉，他耽误了治疗时机呀，到这时谁能管得到有意思没意思，真能够捧着一堆肠子过日子？

　　老爸，没有来肿瘤医院之前，还真不知道我们的阄好成这样子呢。

　　那天，跟你同时进手术室有一个头颈外科的，做舌Ca，对对，就是那个口里长了菜花的。我们是下午两点钟从手术室出来，那时他还没出来。老阿姨来食堂买饭，碰上了我。他的手术做了七个小时，把Ca切除后，送了五十一颗淋巴结去活检，其中有一个是不老实的，老阿姨已经很满意了。每个人的保底线都不一样。他手术后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们只能打哑语，床头也备有纸笔呀，可以笔谈。老阿姨说，她每天晚上睡不好，自己的儿子心耽耽的。高价雇佣来的陪护倒头便睡，儿子需要人的时候也喊不成。你看，咱们的小罗多好，即便是在下半夜，你说，只要你的手指一闪，他就像幽灵来到床前，这比喻挺生动的，老爸你没当作家可惜了。

　　【阿旋又噗嗤地笑了一声。

　　那人的妻儿？哦，他没结婚呢。那天在手术室门口，我们有很多亲友助阵，小罗说，全麻病人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回到病房时，要四个壮汉把病人从手术室的担架抬移到病床，每个人抱一膀。呵呵，我很早叫了外卖，十一点送达的，大家早早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地等待迎接你。十一点吃饭，在手术室门口，那真是太稀罕了。老阿姨被提醒了，她也去吃饭，她的侄女对我嘀咕道，表哥没结婚，阿姑就这一个儿子，如有三长两短，不知她怎么办。

　　老爸，你还是起来活动吧，咱们来一出乾隆下江南。

　　【阿旋笑了第三声。这女孩一直在用手机刷电视剧，但她的耳朵灵光着，我不好把她的故事讲给父亲听。小旋的病情我们不便过问，说是不用做手术的。在腹部外科，不做手术的Ca不会是什么好Ca。她输液用的药物毒性大，医生说稍有外渗皮肤便会坏死发黑，为了长期化疗，专门做了一个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在胸口右侧。哪里知道，昨天，也就是输液港起用的第二天，药物还是外渗了，导致了输液港松动，医生忙活到晚上七点多才得空，赶紧叫她去重新缝合，小旋边走边抹眼泪，她老公心疼地赶在身后。

　　小罗来扛这个输液袋，老爸，你每天最怕的就这袋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输个没完没了，可是这伞盖一擎起来，皇帝的威仪就出来了。老妈，尿袋上的夹子夹到上衣了没？好，你女婿搀扶你，我们都当你的仪仗队……先把床头摇高了，好，停。慢点。稍等，我把输液杆先插过来。外衣要穿上的，咱们只是散个步，龙袍、冕服、衮服都免了，就穿常服。慢点。耶，很棒很棒！“（唱）朕下江南略国政，岂是乐享太平年……”

幻肢痛与尊严

　　父亲一直没有接受人工肛门。他总是说臭，嗅觉和味觉都败坏了，老妈说，他饭也吃不下，说饭菜都是造口袋的那个粪臭味。是的，我们不叫它人工肛门，而叫造瘘口，说起来好听些。只是不管好不好听，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包括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

　　造瘘口不像肛门，有括约肌，排便可以自主控制，它裸露出来的就是末端回肠的口子，随时都会排出粪便，造口袋每天要清理若干次，三五天又得更换一次造口袋。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即便在住院期间，父亲一直都是穿着加绒的衬衫，左胸口那里有一个口袋，他会预先把纸巾折叠好，塞在口袋里，有鼻涕什么的随时取用。在他眼里，任何事物都应该有法度有秩序的，排泄物只应该去往它该去的地方，怎么可以登堂入室。母亲常会去医院旁的菜市，挑选最新鲜的鱼肉果蔬，然后在加工摊档店加工处理。我有时会回家煲汤，用手冲咖啡壶的滤器把脂粒过滤一遍，把醇厚的汤装在保温瓶里送到医院。不管饭菜有多香，父亲都是一脸嫌弃。

　　这个结果是他毫无准备的，术前谈话是我签字，连委托书也是由我替他签名。万幸的是，肛门保住了，两个半月后再做一次回肠造口回纳的手术，消化道就可恢复正常通道。可是，我有些后怕。万一术中发现异象，需要一辈子带着人造肛门……

　　在人类的生存境况中，死亡一直孤独地占据在链条的最顶端，它的孤高是无与伦比的，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一旦，生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我们便不断地妥协和后撤，截断肢体、摘除器官也在所不惜。在这里，规避死亡是程序的固定设置，基本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们每一个人，既是程序的受控者，也是程序设置者的共谋，无一例外。

　　我在骨外科当实习医生时，做过一个截肢手术。这个手术毫无技术难度，照我看，难度只在力气上，主刀医生把股骨挥刀砍断之时，他不是屠夫也应该是伐木工。手术床地动山摇，实际上，它远远比不上屠夫的砧板来得结实。我的任务是按住那只右腿不让晃动，很快地，断了，那只脚被移除开来，师傅命我抱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血脉冲涌到了脑门，意识一片空白，然后，是近乎崩溃的惶恐，它已经物化了，可是它与肉身连接着的血液循环刚刚终止，依然温热着，要把它抱往哪里？还是说说这个病人吧。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农民，患的是股骨骨肉瘤。肉瘤虽不如Ca那样恶名昭彰，可是，专业人员都懂的，它也是恶性肿瘤，它们的区别只在于病理起源上，一个起源于间叶组织一个起源于上皮组织。他妻子长得极为清纯甜美，话不多。他自己种菜，田里的活是不让妻子沾手的。当然，她会卖菜，她只坐在菜摊前啥事也不做，菠菜呀春菜呀韭菜呀空心菜呀，就一捧捧地被带走。她也不收钱，钱它自己投在摊前的木头方匣子里。说这些话时，他是多么骄傲。他的骨肉瘤长在右大腿的上端，这意味着，整个右下肢都保不住了，截肢后，血管结扎、皮肤拉绷了缝合之后，残端非常的短。为了观察术后效果，我们查房时会让他动动右下肢，看着那个残端努力舞动之时，蠢蠢的、无望的样子，再看看他妻子一脸无辜的样子，心里顿感十里荒凉。

　　术后第一个夜晚，这个截肢的农夫开始嚷嚷右腿疼，他说是那种刀砍的疼，很疼，十分疼，难以忍受的疼。他妻子是跌跌撞撞跑来找医生的，说话结巴心神有异，让人以为撞鬼了：“他说他说，右……右腿疼……”师傅说，那是幻肢痛，根本没法治的。看病人被疼痛折磨得鬼哭狼嚎，师傅吩咐我开了一个医嘱，复方冬眠灵肌注。睡一觉吧。可是，醒来了又怎么办呢？住院期间，他的右腿疼从未消停过，听说出院后，依然还是。半年后我离开实习医院毕业了，从此再没有他的音讯。

　　我不知道，父亲的幻粪臭是否类同于截肢病人的幻肢痛。目前的医学科学依然对这些现象解释不通，更无法解决。医学只负责改变生命的长度，基本不负责提升生命的品质，甚至，是以降低生命品质为代价。我们的治疗，一直都是治疗身体，治疗生物性，我们的医学论文，用来衡量Ca的治疗效果，通常是用三年、五年、十年生存率这样的量化指标的，而生命品质，我们该如何来择定呢？是心理素质、自立能力、社交能力、审美诉求、精神追求吗？《超越死亡》的作者肯·威尔伯与患癌妻子

　　多年前看过肯·威尔伯的《超越死亡》，是他陪伴患乳腺Ca的妻子崔雅五年的记录。有这样一个细节。肯·威尔伯在陪崔雅到德国波恩治疗时，说不清是好奇还是内在欲望的驱使，一天夜里，他走进了一家夜总会。他对素昧平生的蒂娜讲出了所有故事，然后，按蒂娜的要求购买了一瓶超高价的香槟，跟随她上楼去了。崔雅乳房切除术已经三年，这是肯·威尔伯重新见到女人身上完整的一对乳房。崔雅经常会问他：会想念它吗？它很重要吗？他以精确的数字来回答.崔雅对他的性吸引力大概下降百分之十，但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吸引力太大了，她依然是他见过最美、最有吸引力的女人。可是，这时，肯·威尔伯迷失在肉体和情欲里，对着那充满了均衡感的业已失去的百分之十，他不停地爱抚和亲吻……最后，肯·威尔伯并没有接受蒂娜继续服务的要求，他已经获得了。

　　看来，幻肢痛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可能会辐射、蔓延和传染。

　　父亲对造瘘口的长时间排斥，令我不安。当时瞒着他签下知情同意书，我是有责任的。我们总是以爱为理由，来替身边的亲人做各种决定，越俎代庖。在这件事情上，我本来是不具备这样的权利的。对于一个病人来说，知情权和选择权，难道不是他最重要的尊严吗？

　　很抱歉，作为一个女儿，下面这个问题我本不该追究，然而，作为一个人，我与父亲是同一的。我想追究的是，当一个人他的身体必须承受残缺时，他的精神是否可以说不。也就是说，当我知道了必须截肢、切除乳房或者肛门时，我是否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着，像等待花开一样等待死亡的来临。尊严本身是有着不容情境权衡的价值的，但在这里，人的自主意志的尊严，与生命本身的尊严发生了抵牾。作为一个十分爱惜生命的人，我谅必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我觉得，作为一个选项，它必须存在。它的存在与否，是不一样的。只有它存在了，这才是一道真正合乎生命尊嚴的选择题。我们接受的文化教育，一直是以孔夫子为师为圣的，他以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确立了生死智慧，这种决绝把对道的认知提到了生命的峰巅。可是，关于生死的哲学他偏重的是世俗伦理，“未知生，焉知死”，他只关注生命问题，而回避谈论死亡。生命与死亡难道不是一体两面，孔夫子的观点，不是应该再拼上一句吗，“未知死，焉知生”。

　　父亲的幻粪臭大概是在一个月后销匿的，但造口袋又出了几次状况。出院后父母亲坚持回县城去住，这意味着，更换造口袋的重任落在母亲肩上。一开始手脚生疏，出些小疏虞是有的，最严重的一次是刚刚更换的造口袋泄露了，又更换了一次。这也不是没有先例。隆都伯说他有一次住院，半夜三更造口袋泄露，衣衫和被褥全都被粪染了，他太太是不会更换造口袋的，儿子已经回县城老家去了，这事又宽缓不得，只得连夜把他追回。隆都伯在我们家的言谈中，是有乐观的楷模意义的。我们住院期间，隆都伯本来说是化疗四天就可以回家，结果，化疗药致使白细胞下降，他留下来用升白药，再过三天，心脏出现了问题，医生让他去隔壁综合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看看，就被留在那边住院了。他每次谈及病情，不管有多少远山近水，眉角竟然都是含笑的。最后一次见到隆都伯，他拿着一盒装帧精美的抗Ca药给我看，是美洲大蠊提取物，也就是我们厨房里一直也灭不完的蟑螂，父亲说，那本来就是中药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都收录的。我与父亲早已打定主意，做完手术不化疗的，对于抗Ca药没怎么了解。隆都伯报了一个药价，听起来颇为昂贵，不过，医生说这药是纳入医保的，他便相当地满足。

　　隆都伯大概不会有幻肢痛。

亲爱的医生（一）

　　我发现，在突发事件来临之时，有两种重要的东西是会被改写的。其一，是时间概念。我们不是以几月几日来谈论时间，而是，术后三天、术后一周，术后一个月。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定为公元纪年，手术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有类似的作用。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手术其实是一个新纪元的诞生。其二，是关系。日常的亲密关系突然掉转了方向，分别往事件的中心聚拢。为了解决中心问题，一些老关系生长出新的质地，而一些新关系根本就是由陌生人衍变而来。

　　芮医生于我来说便是一个陌生人，藉由着父亲患病的缘故，我们在短时期内形成了亲密关系。他是我父亲的主管医生。

　　一段亲密关系的起始，总是充满了猜忌、试探、误解，即便是在恋人之间，也必须走过艰难的权益斗争期。期待落空了，怨恨和指责随之而来。有的关系经过磨合，慢慢地稳定、信诺、生息，有的却没能渡过这段湍急的河流，一拍两散，或者，虽然超越出来，却是不再有了参与的热度，成了冷漠的旁观者。显然地，在医患关系当中双方并不平等，医生处于强势一方，他根本就是一个不能甩掉、不能漠视的男朋友。

　　我像尘世里的所有俗人一样，必须去揣摩医生的心思，尽量表现得谦卑、合作、不逾矩、充满感恩之心。这当然也可能是我的本心，但在这段关系中，不管我的本心如何，它是必须的。我会赶在他们查房之前在病房守候，其他时间尽量不去打扰，会把问题提得中肯简略，把要求提得委婉随顺。我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太多了，除了治疗这块硬核，还有一应巨细事情，大至手术时间安排，小至寻找一个好的陪护、换一个安静病床，甚至，钡剂灌肠检查之前的洗肠，需要取用的便溺器是三个还是四个。

　　在县城医院时，我常被护工和病人家属误认为是医生，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是：您下班了。难道我与医院的前缘竟是写在脸上？及到了肿瘤医院，有一次乘坐电梯，依然有人这样跟我打招呼，我便懵了。旧交明氏和桂氏跑来市区探望父亲，我聊过这个话题，她们说，你身上尚有医生气质的，在人群中，很容易就辨析出来。

　　医生气质是什么？对死亡不惊惧，对疾病不抗拒，对生殖器术语不避讳，谈及阴茎有如谈的是莲茎……对医院各种程序和潜规则不犯怵。可是，我是犯怵的。

　　我的父亲交到了医生手里，我送是不送红包呢？

　　我当医生时，从不接受红包。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不爱钱的人，也不是说我接纳了医生工作量与待遇匹配的不合理性。那时，我刚从医学院毕业，心地晶莹，觉得这事情太脏，便潦草地拒绝了。事实上，医生接受与否，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对于患者来说，那才是云遮雾绕，万里关山。拒收之时，家属的第一反应是，我孩子的病是不是没得救了？这怎么说，小孩子气脉小，风云变幻谁能预料得透，我是不可能作任何保障的，只能不断强调，这事情与病情无关。那么，家属的第二反应是，是不是钱太少了？我的白大褂被塞过一个红包，其实就是一卷裸币，家属想必是来得慌乱，连红纸封也不及准备，我取出来还给他时，发现一整卷纸币全都是一元和两元，大概二十元。什么样的病人家属都见过，送二十元红包的这位大概是最为诚挚的，他肯定是刚刚卖过一筐鹅毛，或者半篮枇杷，才把钱额凑齐。还有一次，一位被我拒收红包的家属，在下班时半路拦截，硬要把一筐水果推给我，被我喝退了，结果，当我快到家门口时，在小巷子里突然发现了她，讪讪地跟在我身后，挤进了家门。有趣的是，这些最有诚意与我交好的病家，其实与我付出心力的多寡并没有关系，他们中，大多数患儿我是连病情也记不住的，我所做的只是一个医生的常规。而那些入院时诊断不明确、治疗效果差、病情有反复，我在半睡半醒之间惦记着操心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他们可能反而水过无痕。这都是正常的，这种关系毫无根基，持续时间又短暂，新的叶芽尚未生长，哪里来的鸟语花香。

　　不知道，这二十多年我如果一直当一线医生，成了医院里的一条老腊肉，是否还会拒绝红包。当然，这对于父亲是否送红包是毫无参考意义的。父母亲的意见，我们是必须送的。

　　在哪里送、怎么送、送多少、送几位？

　　对此事，我充满了抵抗、焦虑和不安。我一直向往的是光明、公正的社会形态，阳光下，大树、灌木与花、地毯草、蚂蚁，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各自美好各自安然。蚂蚁营营役役的谋生，也只是因为它的自然规定性，而不是其他缘故，它不需向大树弯腰也不需向花朵乞怜。物质欲望是如何到来的？我们失去了理想、道义、爱情、良知、信任，还将失去多少东西？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欲望难以满足难以达成，可是，达成之后呢，无趣是不是也就晋身为了新的痛苦？这个悖论有谁能够破锯？

　　在这段亲密关系中，我的行为，是为欲望，甚至为这个悖论推波助澜吗？

　　这当然也是我最弱的能力。我先生、我母親他们都参与了进来，他们帮忙观察了主任室在哪里、治疗室是否安全、病房床位边如果拉上了帘幕是否足够掩蔽。或许，没有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是堪为标杆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受得住集体的道德审判。我说服自己，应该宽容应该原谅，原谅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原谅我自己的知行不一。我们硬着头皮送了两次，第一次被拒收，第二次芮医生在上手术台之前退还了我，他说：主任说，心领了，我们不收的。

　　父母亲猜测，这是因为我在医院里有几位熟人。其中，我最好的朋友，就读医学院时我们是闺蜜级的，她现在是放射科主任，常来腹部外科会诊。有一次，会诊完毕主任带她过来看望我父亲，说道：蔡主任来了。我没有反应过来，愣了半天。此后，我便开玩笑叫她蔡主任。

　　父母亲对红包被拒收这事仍心有暗疾，主任来看望自己和其他病友的次数、说话的口气、脸上表情亲善或严肃，他们都会复述给我听，详细到一举手一投足。一个人一旦把身家性命交出去，总是格外敏感。我每每付诸一笑，或者解释几句。与我们关系最直接的，当然是芮医生。芮医生四十不到，做事周全老道，让父亲甚感抚慰的是，他的脸上是自带微笑的。而且，那微笑不空泛、不敷衍，它是有根的。

　　从病人的立场看医生，一直有一种阴暗心理：不送红包，医生肯定不会把手术做好。从这一点看，医患关系是有先天性缺陷的，医生更像是病人的一个潜在敌人，或者债权人。其实，即便我们暂时不谈人道主义精神，只说说医院里的既定机制，一台手术，一般至少有三位医生、一位麻醉师、两位配台的护士、巡回护士若干，也就是说，盯着一台手术的，是将近十个人的眼睛。这些不同结构层次的眼睛，他们是有一个隐性的牵制机制的。况且，做手术不比绣花，一件情趣内衣绣坏了就是费工废料而已，一个手术做坏了，病人是瘫在病床上的，后果还得医生来收拾。每一天，每一瞥，对于手术医生来说，都是慢火烹煎。基于对医生的了解之同情，我无数次否定了身边亲友对医生的恶意猜忌。当然，医患配比严重失调，医生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他们的脸庞大多是僵的，像红包这种东西，用来催化他们的笑颜倒不是不可能。

亲爱的医生（二）

　　遇见虢医生之后，我才明白什么叫作善良限制想象力。

　　这是术后两个半月，父亲住院第二次手术，做回肠造口回纳，术前需要肠镜检查。肿瘤医院的内镜室我们这是第一次来，虢医生是内镜科主任。例行有术前谈话，我陪父亲一起进去办公室。看了申请单，他咨询了两句算是核实病情，然后开始沉冗的谈话。你们是哪位医生介绍来做检查的？你们当时来做手术是谁介绍的？我本应反驳他，这跟做肠镜毫无关系。可是，我软弱，企图跟他建立良好关系。我把几位朋友都招供出来，他熟络地把他们挨个数念一遍，特别在聊到蔡主任时套了近乎，现在，他变得跟我无比熟稔。然后，他推心置腹地说：这手术不应该做两次的。他提了另一家医院的腹部外科专家的名字，是这个领域赫赫有名的专家，他知道我会认识。他说，他跟这位专家吃过饭，这位专家也这么认为的。他拍拍我父亲的手背接着说：都是肉啊，谁愿意再挨上一刀。

　　我恨不得扇他一记耳光。病人二次手术在即，你一个医生说这等话！一个手术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哪是你没有上过手术台的人可以指戳的。幸亏父亲耳背，他并没有听得太明白。

　　目送着父亲上了肠镜检查台，我返回走廊坐下，不安地告诉我先生：这医生太邪乎，我不知道他会在哪里对父亲不利。先生安慰道，做肠镜检查而已，CT、磁共振检查结果都是极好的，不用担心了。

　　這次的肠镜检查父亲倒是做得轻松，只查看手术吻合口，管子不用捅得太深。正自庆幸，听到了肠镜室前台在吩咐取了活检，赶紧送病理科去。

　　活检？为何需要活检！如果不是肠道的Ca变部位切除不干净，如果不是吻合口有新的Ca细胞长出，为何需要活检？这是会把人吓个半死的。

　　前台说：吻合口有增生组织，虢主任说，为防万一，还是活检一下。

　　我拿着病理申请单，在电梯口手指发颤，不知是气还是惊。我先生扶父亲回病房去了，每次，都是刚好只留下我一个人。申请单上的临床诊断写着：“吻合口肉芽肿？”这是有微妙在的，专业人员都懂，如果写的是“吻合口肉芽肿，Ca变待排除”，那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组织，分辨它是肉芽肿还是Ca变，这对一个内镜医生来说，根本不是难事。我打电话给蔡主任，她刚好会诊去了，只在电话里安慰我.止定是肉芽肿。

　　我再次显示了软弱，拿着申请单去病理科窗口。一个小姑娘露出半边脸，告诉我，三天后来取结果。

　　如果不是一早识破虢医生嘴脸，如果不是熟谙医院规程，我可能连生气都不懂，可我瞬间生气起来，非常非常地生气。一个病理检查最少是三天，病理检查没有出结果，临床医生不会贸然决定去做手术，这意味着，我们在做完所有检查，万事俱备之后，也只能在病房里木然坐等这一阵东风。而这，只是虢医生利用概率玩的一场游戏，他知道，这个玩法是多么地安全。

　　医生与病人最大的认知差别，大概就在概率上。病人需要一个明确的结果，而医学，它通常只能给出一个概率。现在，虢医生反其道而行，他利用病人的心理，病人怕“万一”，所以，他故意开出了一个为防万一的病理申请单。他是在等待我有所表示吗？一旦不能如愿，便把病人玩于股掌之中。我回病房问芮医生，这可怎么办？芮医生当时正准备去参加科室业务讨论，匆促间只说道，等他有空去病理科看看。

　　第二天，最后的一项术前检查是钡剂灌肠，就在蔡主任的地盘，她自己来做。因为电脑发生故障，折腾半天，不过，影像结果显示，手术做得非常漂亮，吻合口恢复得相当好。事毕，我告诉她关于虢医生的事情，她说，别理他了，听说他经常吓唬病人。我再不想见他，央求蔡主任帮我去取结果。医院不大，蔡主任带我去病理科，我留在外面，与窗口小姑娘露出的半边脸对看大约二十分钟后，蔡主任出来了，她盯着病理医生看切片，写报告书，毫无悬念的，就是肉芽肿。她带着病理报告单去见虢医生，五分钟后，肠镜报告单生成出来。

　　做这事情我带着极大的负罪感。我是眼睁睁看着一桩邪乎的事情在眼前翻卷，一如预料，却毫无阻止的能力，只能以邪治邪。那些没有熟人，没有常识的病人，来到这里，遇见虢医生，他们怎么办？我终于明白，医患关系当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黑暗料理，正是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虢医生。神造万物，既有云天秋水、花坞苹汀，又怎能没有风刀霜剑、掣电轰雷。

　　“我以阿波罗、阿克索及诸神的名义宣誓.我要恪守誓约，尽我的能力和判断力，不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如果我违反了上述誓言，请神给我以相应的处罚。”

　　这是古代西方医生在就业时宣读的誓词。它恰好就是那位为Ca命名的希波克拉底所拟，他的精神绵延了两千多年。二战结束后，纳粹分子医生的罪行受到了审判，医生的职业道德重新受到了空前重视，1948年，世界医学会对这个誓言加以修改，是为《日内瓦宣言》，篇首是这样的，“值此就医生职业之际，我庄严宣誓为服务于人类而献身。”它几乎成为了国际医务道德规范。

　　我已多年不做临床医生了，可是看到这样的誓言，依然热泪盈眶。医生这个职业，既有宗教性，又有英雄性，它不是每个人都当得，学识、能力，甚至狭小的个人道德，通通都是不足够的。

　　父亲经过这一役，终于对我松了口。当年，遵循他的企望，我的高考志愿表全部填报医学专业，可是，当了数年临床医生之后，我发现自己更爱写作。这两个专业中的任何一个，拼尽力气都不一定能够做好，我决定，抽身离开一线。这是他多年心病。自祖父行医开始，到我这里已是三代。我终于还是把衣钵弄丢了。黄色的林子里有两条路，很遗憾我无法同时选择两者。在本质上，我可能是一个缺乏英雄主义幻想的人。

　　那时护士来为他备术，脱裤子，剃阴毛。他有些尴尬，做的是腹部手术，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护士走后，父亲喃喃说：你不当医生，也好。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父亲出院之日，我拿着出院小结看得有些痴迷，截了三行文字拍成一张图片，“并发症：无;后遗症：无;治疗结果：痊愈”，然后配上这么几行字发到朋友圈，昭告天下：

　　“这一个清展，我需要

　　以一种穿着曳地长裙的仪式感

　　走上街头

　　遇见每个人都微笑着问：

　　我能够帮助到你什么吗？

　　我与芮医生已经成为了朋友。这是他唯一点赞的。他开玩笑说，我在朋友圈转发的文章，他大多是看不懂的。

　　父亲患病的那些日子，我好像不是一个正常状态的人，而更像是一个演员，在某一出大戏里担纲主演。这个角色，她没有可供预习的剧本，鲁莽上台，遭遇各式人等，碰到各种矛盾冲突，上演许多毫无心理准备的情节。她必须很努力地说话、做事，她是只被允许成功的。她的声调会比常人高出一个调子，以此博取关注，并引致解决问题。在戏里她甚至都知道自己是必须表演的。她穿着戏服，它们符合角色身份，并束缚着她自由的身体。

　　我松懈下来，开始恢复正常生活，每天上班更宽心一些，看书更上瘾一些，做爱的快感更纯正一些。

　　刷朋友圈时，常会见到崔老师。雪野湖一别，不，根本没有见面过，我们的人生之途未及交叉就迅即分开。他一会儿在黄河边上，一会儿在前童古镇，一会儿在莫尔道嘎。这一天，他转发一篇文章，并附了長长的一段文字：

　　“前段时间我在呼伦贝尔几天体验低温的感觉。我的观点是，-20度以上都是舒适宜人的，只要穿好了衣服。在-30度时，寒冷会明显一些，如不戴手套，手会失去知觉，在眼镜上哈气会结冰。但这也很容易克服，减少皮肤暴露，再多衣物保暖。眼镜结冰用手指摩擦镜片化开。我在-30度时仍然可以在户外活动七八小时。天气冷，人会感觉到冷，但不能畏惧冷。寒冷，是中国最北端的最明显特征。为了领略其存在，也必须在冬季前往。”

　　午后，我又在小区开启刷村模式。北方的季节嬗变是沿着时间轴转的，泾渭分明，开合痛快，而在南方，春天岁数不明、脾性多变，剧痛与生机搅混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冠状面或矢状面上。洋紫荆、盆架子悬了满树长长的果，细瞧了，有荚果也有蓇葖果，而大花紫薇的蒴果是去年的，已经枯了，木雕般斜插枝头，它的叶子霜红了，落满一地，看起来萧疏似秋。从抚琴台走下来，阳光下，却看到一枝诡异的桃花开得春意淋漓。很快地，山茶呀杜鹃呀鸡冠刺桐呀黄花决明呀此起彼伏地开起来。如果愿意俯下身子，会发现地表上匍匐着另一个春天，酢浆草、一点红、黄鹌菜、萼距花、紫花地丁、叶下珠。

　　其实，父亲术后的恢复还有许多细碎的痛苦，他经常性地腹泻、便秘、肛门疼痛、里急后重。他现在的肠子，相当于是切了两刀，重新缝缀起来，刀口处，血管、神经系统是完全接不上的，整个下消化系统功能需要重建。这个漫长过程只有一个人能解决，它的名字叫作时间。我帮不上任何忙，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抚琴台坐下来，调整好心态，然后给他打一通电话，听他絮絮叨叨地倾倒垃圾。有时，倾倒垃圾的是我母亲。世界那么大，只有我是他们的垃圾回收站。如果是一个阴天，电话接了一半，一阵风刮入亭内，大花紫薇的红褐色叶子也带入三五片，心内也自荒凉起来。

　　即便时有荒凉，也还是可以忍耐的。

　　可是这一天，父亲又有了新状况。他洗澡时发现右腹切口的地方有些膨出，越来越大。赶紧带他回医院去复查，芮医生说：切口疝。先保守处理，如果不行，就来做一个修补手术吧。切口切口，那是切过的地方，它深处的筋膜未及长好又裂开了，父亲长长唉了一声。第一个手术连缀着第二个手术，第二个手术连缀着第三个手术，没完没了。我立时开启演员模式，告诉他：

　　“老爸，你又抓到了一个好阄。”

　　我真的没有胡说，发生切口膨出，所有可能的疾病中这真的是最好的一种。

　　那是一个阴天，医院园区内的杜鹃花树竟然开得那么璀璨。一树一树的，树干粗壮而有古意，叶片极少，花朵大片大片地覆盖着，是一色明艳的粉红，却又浓淡有致，远远看起来，云蒸霞蔚。辛波斯卡写道：“我知道叶片、花瓣、穗子、球果、茎干为何物，四月和十二月将对你们做些什么。”我且不管四月和十二月了，把这繁盛花事拍下来，分享给芮医生和蔡主任，他们都极为惊艳。

　　林渊液，作家，现居广东汕头。主要著作有《有缘来看山》《倒悬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