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往常，2020旧历的新年似乎要来得早一点。往年似乎都要到2月中旬左右才过春节，而这次差不多一月下旬就过年了。每年学期结束，旧历新年还没有到来的这段时间里，都是老师们最幸福的时光。学校的运转终于慢了下来，在批改完学生试卷之后，最后剩下的这段时间就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这时候，许多老师会选择旅游和度假，更多老师会选择宅家集中阅读或写作，最近这七八年，我主要用这段时间来翻译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的社会》。当我最后拿到每年留给自己的这一笔时光券时，真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这些年，我把每年夏天和冬天的这些个时光券都消耗在这件事情上面了。如今翻译基本已经接近尾声，曙光已现，心里当然会有一种莫名的躁动。
在我恋恋不舍地快要结束翻译时，武汉爆发了新冠疫情，后来国内疫情的形势有所好转，但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传播和爆发，也使得国内疫情防控的形势变得非常复杂。新学期似乎已经泡汤，所以我又趁这段时间继续翻译和校对《社会的社会》这本书。整个2020年上半年，从元旦假期结束开始，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翻译和校对这本七十万字左右的社会理论著作。不知不觉地，翻译和校对《社会的社会》的过程与对疫情的观察和思考又混杂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些非常特别的感受。一方面，对疫情的观察加深了我对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的理解，另外一方面，卢曼的理论又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疫情发生的结构化原因和可能带来的种种深远的后果。
作为一位在中国研究卢曼的人，无论是碰见欧洲的卢曼研究者，还是中国的学者，经常被问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功能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又包含了两个问题：首先是事实判断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究竟处于何种状态？有的人经常将中国传统社会看作是一个总体性治理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政治、道德、经济、法律等一体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社会的总体性特征似乎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其次是卢曼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相关性问题。如果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功能分化，而卢曼的社会学又是围绕着功能分化展开的，那么卢曼理论与中国的相关性在哪里呢？
虽然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产生的重要经验基础是欧洲的现代性经验与传统，卢曼本人也在不同作品中多次表示中国的情况与他关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等问题的论述并不一致，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本身是一种普遍化的理论，甚至适用于自身。以我刚刚翻译完成的这部差不多七十万字的卢曼代表作而言，真正在“事实”层面讨论欧洲社会功能分化这一现实的主要是第一部分，仅占全书的五分之一。从该书的第二章开始，卢曼观察和思考的重点就不再是作为既成事实的功能分化，而是转入了演化理论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演化理论的视角来看，以西欧社会为代表的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其实是一件高度难以实现的事情，这就像如果有某種外星高等智能生物站在五十亿年前预想地球的演化，那么几乎不可能想象出五十亿年以后的地球是如此一番面貌，甚至当时没有任何外星高等生物会想象出地球能够演化出人类来。然而，此种如此高度难以实现的事情，如今居然变成了地球的常态。那么，从演化理论上来说，这一切高度难以实现的事情，又如何变得如此高度可能，并且常态化？这才是演化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意识。
如果我们延续刚才社会演化的视角，我们则不免要提醒自己，演化往往会带来许多出人意料的结局，而处于演化过程中的人类个体，则往往犹如井底之蛙，并不能真正窥见历史演化的那种狡黠。试想，四十多年前生活着的那些人，又如何能够想到今天的中国、世界是如此一番面貌？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同时出现了功能分化与去分化的趋势，因此处于社会演化理论所谓的“关口”，“转型”构成了它的总特征。无论是旧中国的语意学还是旧欧洲的语意学，在观察、描述和分析当前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都遭遇了根本性的困境，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则为我们观察中国社会演化当前特殊阶段的“转型”特征预备了重要的概念、方法与可能性。因此，用卢曼的系统理论观察和研究中国转型阶段的社会演化可能性，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以及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最初是通过严复的翻译而理解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因此喜欢将Evolution翻译成进化，从而使得这个概念拥有一种鲜明的进步论色彩。同时，就像《中国与达尔文》一书的作者浦嘉珉所指出的，中国的达尔文时代与欧美的达尔文时代之间存在着四十年的时间差，因此当中国人通过严复翻译接触演化理论时，又不自觉地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往往将社会演化理解成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但从达尔文的本意和演化理论的主流来看，演化并不存在着任何固定不变的历史规律，反而是各种“偶然事件”和“偏出”，在演化的过程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演化的过程，更像是一个不断有分叉，不断有偏出，并且有些分叉中的偏出，在演化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和稳固，从而越来越偏离本意的过程。事实上，达尔文所提出的演化公式，即变异一选择一重新稳定化，如今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被当代演化理论的主流所承认和坚持。这也是为什么当代的演化理论的主流学说被称作是新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优胜劣汰的演化观中，达尔文演化公式中的选择，被理解成是由环境所做出的选择，生物体之间竞争的优胜者则通过环境的选择而生存下来，弱者则被淘汰。这种理解也是很成问题的。在演化的漫长历史中，事实上很多更高等和更复杂的生物都被淘汰了，反而是很多低级的生物存活的时间更长。否则，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大自然中，就不可能有细菌和昆虫等各种低等级生活的存在了。
因此，演化公式上的选择，其更深刻的含义也许并非是环境的选择，而是相对于环境而言的系统内部运作的选择。更确切地说，这是系统中偏离常规的各种变异因素被选择。这就意味着，社会系统内部必须形成一种包容变异因素发生的各种可能性空间，以及使得变异因素被选择的机制。或者说，各种偶然因素的发生能够通过这种选择机制被社会系统所吸收和内化的过程。只要变异因素被选择，并且一旦被选择，还能够在社会运行中通过不断地被重复，从而不断被放大和强化，从而使得原先高度不可能的事物，变得更为可能，最终变成了稀松平常之事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环境更重要的作用并非是淘汰，而是对变异和偏离因素的最大限度容忍。就像目前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是极大的，但环境仍然在最大限度地容忍着人类社会的运转。如果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那么最应该被环境淘汰和灭绝的，就是人类社会了。
就此而言，各种偶然因素的发生，往往意味着各种变异和偏离因素的产生，而这些变异和偏离因素往往意味着面向未来的各种全新选择可能性的产生。从演化的视角来看，这些全新的选择可能性，其实就是演化过程中所提供的机遇。无论是生物的演化还是人类社会的演化，都是对这些变异和偏离因素所带来的演化机遇与可能性的利用。当然，并非是每一次变异和偏离都必然带来此种演化上的效果。但只要这些变异和偏离的因素能够被容忍，它就没有完全消失，那么这种机遇和可能性就能够被储存，那么一旦演化发生到某个阶段，这些变异和偏离因素就能够被重新利用。在演化理论上，这种情形就被称作是演化上的预先适应。例如，在人类的历史上相当早的阶段，货币就被发明出来。但以货币为媒介的现代意义的市场机制，则是人类社会演化到相当晚近的时期才形成的。因为货币媒介的形成，仅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它形成的演化上的充分条件。但一旦货币与现代市场经济机制形成的其他条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结合起来，最终就形成了现代意义的市场机制。总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演化，最终形成今天的局面，其真正的动力机制也许就在于各种偶然因素所提供的演化机会的利用。一个真正健康的自然界和社会，往往既有不变的部分，也有高度活跃和变化的部分，关键是每一种生物个体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因此其实也就是在不同的方向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从而形成了种群意义的“生态多样性”，最终在种群意义上增强了生物存活和适应的可能性。
这样一种演化理论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感觉未必是一致的。就像这次新冠疫情，也许它僅仅是一次纯粹的偶然事件，虽然目前我们觉得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最终从长时段的演化历史上，它可能不过是人类历史上泛起的一次浪花而已，或者说，它仅仅是一次没有任何长期演化效应的较大的一朵浪花而已。我相信至少很多人是如此希望的。例如，很多人都会用2002年非典疫情的经验来看待这次事件——那一次疫情被迅速扑灭，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随后经济迅速回升，疫情的影响被减到最小，人们的生活也很快回归常态，于是非典对大多数人而言，变成了人生中的一个插曲。即便是现在，许多人心中也许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想法，就是疫情赶紧过去，然后我们的生活一切都回归正常。
但在演化上，确实也存在着如下这种可能性，那就是它并不仅仅是一次发生后就随即消失的纯粹偶然事件，而是一次在演化上能够带来全新选择可能性的变异和偏离因素的产生。如果这些变异和偏离可能性被选择，它或许能够带来新的社会演化方向与可能性。
社会对于正在发生的各种偏离现象，对于各种旁逸而出的变异因素，总是充满了各种恐惧和敌意。各种社会机制，也总是以消除各种偏离和变异现象为己任。在这种普遍社会心理下，消灭歧出，维持稳定，似乎成了各种社会机制共识性的底层逻辑。
但如果我们从这种静态的、本体论真理意义的宇宙观中走出来，将整个宇宙和世界看作是充满各种复杂性和偶联性的宇宙和世界，那么，无论是宇宙和世界的演化，还是人类世界的演化过程中，各种偏离和变异的因素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根本上无法被完全消除的。从社会演化的原理上来说，哪怕再总体化治理的社会，也不可能将所有人的任何选择都进行封锁和压制。只要存在着各种千变万化的人生处境，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的生活处境，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些选择中，总是会存在着偏离常规的偏离可能性。一旦面临如果各种歧出无法被消除和压制，传统的社会机制就只能选择对它视而不见。
在这些传统社会机制下，所有的偏离和变异最后大致就被分成了三类：（1）能够被压制和消除的;（2）无法被消除和压制，但可以被掩盖和忽略的;（3）既无法被消除和压制，也无法被掩盖和忽略的。当然，这三种类别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例如，第一类虽然短期被压制和消除了，但如果促使它产生的土壤和各种诱因并没有消失，那么就会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效果，各种表面上已然被消除和压制的东西，最后会发生转化，从而改头换面，以另外一种形式而复活。同时，那些虽然无法被消除和压制，但暂时可以通过忽略的方式而避免面对的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演化，也许最终会演变成第三类，并最终爆发出来。当然，即便是第三类，经过危机处理，也许又被转化成第一类或者第二类的存在形式。但问题是，也许它会以更大的强度，以更新的形式爆发出来。
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体化的社会，赋予每个人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因此也释放了每个人的意志和欲望。这激发了每个人的创造力，同时也鼓励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通过个体选择的偏离和变异，来尝试各种新的机会与可能性，从而促进社会的适应能力，在种群的意义上增强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与发展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现代社会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不断地自我演变，并且不断地上演着偏离被放大，甚至变成常规的戏码。新的发展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总是不得不通过新的选择和尝试被解决。冲突不再是洪水猛兽，而是尝试新选择，拓展新方向，开发新工具，形成新思路的富矿。
除了在一般系统理论层面，阐述了社会演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之外，卢曼研究非常精彩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欧洲社会演化个案的精彩阐述。卢曼从社会分化类型的角度，详细阐述了欧洲如何从条块分化的初级社会演化到了中世纪阶层分化的封建社会。尽管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的以本体论宇宙观为基础的秩序，但各种寄生于其中的变异和偏离因素，在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作用下，逐渐被放大，强化，最后逐渐演化出政治、经济、科学、法律、艺术、爱情、宗教、教育等现代功能系统，从而最终导致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科学系统、法律系统、艺术系统、爱情系统、宗教系统、教育系统等现代功能系统的分出。这些功能系统分出之后，形成了一种在运作上封闭，在认知上开放，根据各自的二值编码运作的功能子系统。各个功能子系统相互之间既更加自主和封闭，同时又更加依赖。而这个过程又是与欧洲社会的个体化趋势息息相关、同步进行的。
这个过程同时也释放出了社会的各种复杂性和偶联性。所谓的复杂性，就是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而所谓的偶联性，就是既非必然，又非不可能的状态。欧洲功能系统分化的历史也表明，一旦功能系统分出的过程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不可逆的状态。也就是说，功能系统的分化会带来一系列无法预见，因此也从未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但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终止这个功能分化，退回到传统的政治、经济、科学、法律、艺术、爱情、道德、宗教、教育浑然部分的旧社会得到解决。同时，对功能分化的社会来说，由于社会建立在个体日益增多的选择可能性，因此各种偏离和变异因素的出现也变得日益普遍。这些偏离和变异的因素当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但现代人的宿命，也许就是不得不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并且将于这些风险与挑战的长期共处当作自身的宿命。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不断地深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之中，中国变成全球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变成了世界工厂。这个过程恰恰是中国经济系统的分出日益深化的过程。尝到经济全球化甜头的中国不断深化着自己世界工厂的优势，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经济自身内部结构化问题的驱动，这几十年不断地加强港口、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又更加紧密地促进了整个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系统的分化，发生着更加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既带来了大量的意图之中的收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演化上的非意图性的后果。
美国社会学家麦肯齐曾经指出，与传统的人类社区通过死亡率来控制人口平衡的做法不同，在现代通讯和交通条件下，人口与社区的平衡是通过人口的不断迁移形成的。而决定不同城市和社区兴衰的因素是“交通、通讯方式与线路的变化，以及新工业的兴起”。这一切曾经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常态，如今也是中国社会当前正在大量发生的现实。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学系，也就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当年美国城市化蓬勃兴起时产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因此而形成了城市生态学研究的深厚传统。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随着中国社会日益深入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之中，以及新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兴起，在北上广深之外，中国大地上正不断地涌现出一大批新的人口在一千万左右规模的超大规模城市。武汉恰恰就是這一批超大规模城市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城市。由于在新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链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枢纽位置，这些新的超大规模城市所提供的发展机会不断吸引着大量人口的迁入，从而带来了这些超大规模城市的繁荣，使它们成为所谓的“新兴城市”，同时这必然也会导致这些正在喷涌而出的新兴超大规模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
这一轮新冠肺炎最初爆发在武汉这样一个正在不断加速前进的新超大规模城市，我觉得这在偶然之中，可能也和它所处的交通枢纽位置有些关系。
2020年5月7日，吉林省舒兰市出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的本土案例，短短二十四小时之内，吉林省就两次调整舒兰的风险等级，到5月10日舒兰的风险等级就被调整为高风险。到5月15日晚，吉林和辽宁两省就有八千人被隔离，当晚舒兰市委书记就被免职。5月18日舒兰市几乎采取了最严格的防疫措施，事实上相当于封城。从舒兰市整个抗疫的决策过程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来看，在不惜一切代价防疫这一点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犹豫。相对来说，北京市6月11日出现一例新的本土新冠肺炎病例以来的疫情防控的决策过程，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第一例新疫情爆发的时间点，刚好是在北京6月6日将疫情响应级别调整到三级之后。当时北京市的生产和生活也正逐渐恢复，北京众多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正在开展有序返校的工作过程中。此次疫情爆发点新发地市场是亚洲最大的农产品市场，供应北京市百分之八十的农产品，也是北京市甚至整个华北地区食品流转网络的枢纽与中心。由于武汉海鲜市场的前车之鉴，尤其是北京在整个中国交通、经济、政治、文化中的枢纽地位，北京市这次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影响之大，应该来说是舒兰市不可比拟的。但也正是北京市作为超大规模城市和首都的枢纽地位，北京市如果采取类似于舒兰市和武汉市封城举措，在疫情期间对整个国家复工复产的形势，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也是舒兰市不可比拟的。因此，尽管有武汉市的前车之鉴，但北京市在是否采取类似于舒兰市和武汉市那样的最严厉疫情防控措施，仍然是很犹豫的。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规模的枢纽城市来说，理想的疫情防控措施应该是外科手术般精准，在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之间形成一种巧妙的平衡。事实上，类似日本东京的疫情防控就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思路。北京市的决策者在6月11日新疫情爆发后最初也尝试利用大数据、对相关人群作大规模核算检测、对疫情传播路径的溯源和调查等方式，最小限度的封锁等综合手段的运用来防控疫情。但精准防控疫情思路本身必须与社会本身充分的功能分化相配合，这既包括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法律系统、教育系统、公共卫生系统等各个功能子系统各按其位、自创生式的运作和发挥功能，同时也依赖于功能分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有意的冷淡、必要的社交距离、个体必要的自律与对公共规则的尊重等功能社会的各种“新风俗”。对于超大规模城市来说，这些“新风俗”太重要了。但显然，即便北京市，无论是社会本身的功能分化，还是与之相随的各种功能分化社会的“新风俗”，目前仍然还没有充分形成。这就给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疫情防控措施带来了难度。6月16日晚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延迟两个多小时举行，据说就反映了北京市疫情防控决策者，在两种疫情防控思路之间的犹豫。最终，从6月17日开始，北京市的疫情防控事实上按照一级风险等级进行，但名义上按照二级风险等级进行。
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北京市新的疫情爆发以后，中国不同层次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能够鲜明地看到功能分化相对比较明显和深入的超大规模城市与一般中小城市的区别。例如，黑龙江的大庆市就可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在6月15日就宣布对任何从北京来返大庆的任何人员一律隔离二十一天。随后中国许多中小城市都采取了类似的简单一刀切的思路。但像上海这样相对来说功能分化比较充分的超大规模城市，由于处于整个国家甚至世界产业链枢纽的位置，采取这样一刀切的手段，相对来说，付出的代价就会相当巨大。所以上海市对北京最新一轮新冠爆发的疫情，就不会，也很难采取类似激烈的反应和疫情防控措施。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北上广深为代表，包括武汉、重庆、杭州、苏州、成都等一批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并且借助这波借助新工业化浪潮和新交通通信手段之助的而涌现出来的超大规模城市，其本身正处于从非功能分化状态向功能分化状态转变的临界点上。无论是观察和理解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还是观察和理解这些城市在新冠疫情爆发过程中的各种决策及其后果，抑或是观察新冠疫情对我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将来所带来的各种可能的深远影响，或许都必须以此为背景，才能够看得清楚和明白。
卢曼并非是全球化的拥抱者。通常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趋同化。卢曼并不认为全球趋同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如果我们像卢曼那样从演化理论的视野来理解这个问题，一定就会同意卢曼的观点。但卢曼确实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发生，全球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卢曼用世界社会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点。在世界社会中，并不存在着德国社会、美国社会或者中国社会之分。所有这些本质上都是一个社会，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置身事外。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大爆发，又再一次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一方面，它提醒我们，确实存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的命运之前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外一方面，它也提醒我们，世界社会必须容纳和吸收各种差异、偏离、变异的因素，因为这能够在种群的意义上大大增加我们人类社会演化和存活的几率与可能性。而对于我们来说，新冠疫情也许确实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反省和思考，当我们日益融入功能分化的世界社会之中，并且事实上当前中国正快速涌现的这一批深度融入世界社会的超大规模城市中，功能分化也许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速度和效应发生时，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次意外事件所提供的机会和可能性，在思想、观念、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机制等方面，进行足够深刻和坦诚的思考？我们知道，任何的机遇的创造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且也都是有窗口期的。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窗口期，那么，也许偶然事件就真的被浪费成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了。那么，当我们多年以后回过来重新看这次新冠疫情事件时，它将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呢？
（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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