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在《瘟疫与人》结尾，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以他一贯冷静的笔触写道：“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位置（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另一些人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技术、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那一年，在非洲的苏丹南部和刚果（金）埃博拉河沿岸村庄出现了一种病毒，此后隔几年就会突然出现、神秘消失。四十年后，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研发的疫苗可实现对这种后来被称为“埃博拉病毒”的高效防护。但是2019年它又再次肆虐，从东北非、中非，一直波及到西非多个国家，而刚果（金）卫生部门也不得不引进第二种埃博拉疫苗。

　　病毒是一种非细胞生物，就如同人类即人类社会一样，会不停变异不断发展，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因此就成了永恒的共生关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证明麦克尼尔的论断依然没有过时，而在病毒及人类对病毒的反应中，也映现出我们时代的面孔与社会的心灵。张文宏医生给海外留学生提防疫建议

一

　　无处不在的不安、弥散而又不可见的威胁、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与之共处……再也没有什么比新冠肺炎更为恰切的时代文化隐喻了。人们像无法确定病毒一样，无法确定当下的生活、文化与社会，这一切又与对肉体和健康的歇斯底里式关注——这是理想主义褪色后的必然结果——一起，引发并加剧更为切肤的情绪与情感反馈。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让人忧虑的病毒的变异性，尤其是它在全球各地的陆续爆发（仅有人迹罕至的南极洲幸免），让对其发端的追根溯源变得疑窦丛生，这使得对病毒的恐惧无法被锁定在具体目标之上，击垮了可以给予人们稳定感的单线条因果逻辑，让普通人的理性与情感饱受摧残。人们被迫接受病毒的非意志性，它如同远古的克鲁苏怪兽，越过了人类的善恶之分和认知范围——具有强大的存在和破坏性力量，却似乎在随意与偶然中出现，是一种外在于主观道德的存在——对人类毋宁说是漠视的。这种不可名状、难以描述，让它变成了一种流动性、弥漫性的恐惧。就像我们身处其中的后真相语境，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又会突发什么样的“新闻/谣言”。他人的苦难直击而来，让人无法无视，Epi-demic（流行病）上升为Pandemic（全球大流行病），又附加了Infodemic（信息流行病），甚至关于疫情的话语很大程度上都压倒了它的实际：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于安全感的巨大危机。

　　澳大利亚大火、中美贸易战、美伊冲突、英国脱欧、非洲蝗灾扩散……2020年伊始，世界就呈现出种种惴惴杌陧之相。病毒则是生态环境、金融资本、地缘政治、宗教问题、粮油能源、跨国犯罪等风险之外，最为无形而深具威胁感的恐怖事物。任何一个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不可能不联想，由于疫情的中断，极大可能带来的失业增加、经济萧条、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甚至日用物资与食品的短缺。因而，病毒引发的焦虑夹杂着未来想象，已经溢出了单纯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围，而滋生为一种社会性精神危机。它不再仅仅是病理与治理的问题，同时向观念领域延伸，我们缺乏一套现成的、完整的、能够替代宗教或哲学的话语来进行叙述和修正。中国抗疫的过程中，在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光辉映照下的众志成城、团结抗争，部分地起到了精神治療作用，但它们也因在新型技术化语境中凸现出来的短板而惹来非议。这就造成了一个奇异的局面：一方面，灾难实体已经造成了惨痛的伤害;另一方面，由瘟疫所引发的话语则加深了伤害的程度，甚至萌生出新型的伤害。对于很多人来说，信息泛滥、低劣化所造成的二次伤害比病毒本身所造成的伤害更大，人们的认知结构和情感模式也由此生发出裂变。

　　从更开阔的范围来看，安全焦虑来自于项飚所谓的当代社会的“超级流动性”。不仅在中国国内导致了与2003年防控SARS病毒时不同的从链式反应到网格一板块式反应;从全球来看，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疫情与其他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关联，它的流动性与扩散与全球供应链互为表里，正因为全球地区与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深度嵌入，使得疫情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地方性的。但意味深长的是，它引发的后果却是部分国家与地区的逆全球化或者说是去全球化的举措——许多国家所采取的封闭措施以及附带着经济考量的保守主张，使得边界、主权与国家利益被凸显出来——而原本顺理成章的结果应该是应对全球灾难的全球团结与合作。2020年3月1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出“群体免疫”引起全球热议

　　这使得当下全球各领域都处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四月初的时候，我接受过一个媒体的采访，主旨是谈一下假如疫情让世界从此走上“去全球化”的道路，会对文化领域尤其是人文交流带来哪些影响。当时我回答的大致意思是，我们需要对疫情之前的“全球化”模式重新加以理解和认识，因为很多时候那种“全球化”不过是殖民现代性的延续：由强势文明体所形成的世界体系，将某种以欧美为中心和主导的经济形态与文化观念扩散到其他地方，形成了所谓的“地方全球化”（比如好莱坞电影）与“全球地方化“（比如后发地区的旅游观光、业）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个过程中也生发出“超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与跨国精英，它们带有瓦解民族/国家边界的意味，但此种全球化模式所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机会不平等、区域不平衡，反而激发了身份意识、主权国家的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吁求，进而在文化领域引发了保守思维与封闭行为的回潮，疫情只是暴露并放大了已经存在的“去全球化”的现象。但疫情同时也提醒我们实实在在生活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在面临诸多危机的社会与时代中，不可能走回头路，重新建起实体与精神的壁垒与界墙。在面对共同风险之时，需要的是协调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后一点尤其困难，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阻隔，但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平、友爱、公正、可持续发展）上可以达成公约数。疫情的扩散使得文化交流的渠道发生了一些阻碍，直接的表现就是许多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文化活动的取消与推迟，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民族，国家的界限重新被明显地标识出来，并进而引发了带有身份政治和种族意味的冲突。但保守主义的回归，乃至一定程度上民粹的兴起，并非由疫情引起，疫情只是加深和放大了这种症候，它是裹挟着经济发展落差、政治理念区隔、宗教传统差异等多种因素的结果，是对此前那种单一全球化模式的反拨。因为经济与贸易的下滑，显得不那么具有直接效应的人文学科经受的打击也许更大，比如经费预算的收缩、项目学科的削减等等，会需要较长时间才可能恢复或者永远不会恢复。

　　现在过了三个月，回头再看这段采访，对宏大事物的发言似乎很容易，因为这种表述是不及物的，是从信息到信息的传递胆涉及到疫情对于自己身心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困惑却很难表达。我一贯不相信常见的那种从个体经验嗖地一下对接到宏大历史的表述——那除了自恋和诞妄之外，并无实际意义，并未增加任何认知上的推进，不过是将个人经验与观念强加到某种惯例性的话语之中。而事实上，尽管此次疫情可能如同阿兰·巴迪欧所说，“日光底下无新事”，但面对疫情的不同举措，却完全可能造成一个新的世界与文化的开端。比如，因为物理空间的隔离展开的网络课程、线上会议与云端工作，带来了知识与思想的新的生产与交流形式，已经并会进一步改变文化与传播的观念与风貌。另外，疫情应对时的中外差异，至少对于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北美与欧陆的观念与神话被无情的现实摧毁，令一度迷恋乃至迷信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话语部分地无效。当此之时，是如何在话语的废墟上重建一个立足的根基，并在这个根基上重新观察世界与自我。

二

　　疫情及各自政府的应变措施，在欧洲哲学家中间引发的争论颇具症候意味，它指向的是自主性的焦虑。为了防控疫情而产生的许多损害公民权利的临时性措施，有可能延伸为常规化和制度化的统治，从而使得国家主义乃至威权主义挤压岌岌可危的个人自由，仅仅是对这种前景的想象就足以让许多人不堪承受。在他们的观念中，缺乏自主性的肉体生命不过是行尸走肉般的存在。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常态化要归因于政府与官员，而以邻为壑、向裸命的退却则变成了执政者有意为之的结果，进而导致自由的沦丧和永久的恐惧。这种言论让他倍受攻击，显然，偏狭的精英意识使他忽略了“大众”自身的选择——他误以为大众是被动的、盲目的、可以被任意操控的“群氓”，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主动选择，至少他们在整个事件之中有自己的作用，在综合性的合力中并非无脑、被动的“乌合之众”。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例外状态的常态化根本不可能迅速得以实施。就像阿纳斯塔西·伯格所批评的“阿甘本谈论问题的方式被置于一种区分的框架下，一边是我们的生物学存在的‘赤裸生命，一边是他认为更高级别的社会生命或论理生命。”这种“赤裸理论”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让理论凌驾于现实之上，对于高蹈的远景想象压抑了当下的迫切需求;而对它的批评则显示出个人，国家、自由，平等、观念，实践等二元设置的松动，具有理论突破的潜能。但是，阿甘本提出的问题和体现出来的表述方式却正反映了当前具有普遍不安感的“情动现实”。

　　我曾经在别的地方借用玛苏米的话表述过这种意念中惘惘的威胁感：“面对未来的威胁，恐惧就是此刻预想的现实，是作为非存在的感受现实，是事物若隐若现的情动现实。”它不是真实和事实，而是极度真实和情动的事实。依据情动而定事实的逻辑带有假定性，也就为先发制人的逻辑提供了合法性，“预先确保安全依靠的是预先防御行动带来的不安全”，这种预防性逻辑处理的并非真实事件而是“符号——事件”，当下的行动是未来的可能性往回投射的结果。阿甘本在反思例外状态常态化可能的时候，不自觉地重复了这个思维方式，与他所批判的对象分享了共同的逻辑，前者是基于有限信息进行无限推论，后者则根据有限信息进行预判式干涉，它们都是过度理性化而导致的悲观主义预期与想象，体现出对于生命自主性可能失去的焦虑。

　　在疫情中，自主性焦虑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病毒本身，一种是作为行动单元的权力机构、组织与制度，前者是不可捉摸的，因而很容易导向对后者的指责。在最初由中国的封城举措和欧洲某些国家“群体免疫”之间引发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不同价值观所导致的不同立场，不同政府都是为了保证既定的社会秩序，但对于生命与自由的理解并不相同，公众的接受度与承受力也存在差别，它们谈不上孰高孰低，但都逃脱不了被指责的命运。而为了免于指责，有的政府又会难以避免地指责别人，试图转移危机。这真是一个悲剧。阿兰·巴迪欧

　　不同的应对手段，各有其利弊，但无论如何，贝克所预言的风险社会已然成为事实，但贝克更强调制度性风险，没有涉及到技术垄断时代尤其是新媒体所带来的影响——自主性的焦虑很容易在信息过载与信息茧房的悖反中被放大，而带来身心分裂的状态。这与隔离时代的生存处境息息相关，一方面身体被限制、禁锢在某个有限的地方甚至仅仅是某一个房间之内，另一方面他（她）又会通过便捷的网络终端获取泥沙俱下的海量信息。肉体的静态与固化与信息受容中的急速、动态与变易彼此交冲，撕裂着确定性的认知空间与精神世界。

　　在不确定性中谋求建构某种确定性，从来都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确定性往往给予我们一种幻觉或者心理安慰，以修复生存和生活缺陷所带来的巨大空洞，如今两者之间的隙缝被撕裂得更为显豁。这当然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从最初以为疫情可以迅速得到控制，而嗣后很快发现不仅传播的范围、途径与速度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疫苗的研制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事情——它变成了对现代治理技术与科学思维有效性的冷酷嘲讽，因而逼使人们在疫情防控中使用了“战争”的词语、思维和操作方式。以至于我们再无可能自欺欺人地、无需自反地诉说确定性，并且甚至确定性自身的合法性都越来越受到质疑。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预示着反智的、放任自流的文化无政府主义和颓废主义在悄然到来。“战争”其实还是预设了某种极端情境中的乐观主义，哪怕出于抚慰的需要，也需要这种乐观主义。但是乐观主义本身不会解决问题，它依托的依然是人们对于医学的信念，这是当宗教安慰无济于事之后人们最后可以依归的东西。在这里可以看到源于未知的、神秘莫测的恐惧，尽管有可能滑向不可知论，但終归被科学与理性压制了下去。

　　不过，焦虑、恐慌、由于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愤怒、寻找替罪羊的冲动和寻找膜拜对象的渴求同时滋生。替罪羊与偶像，两者彼此互为观照，并且最容易戏剧化和形象化，从而也成为人们最便捷和最喜欢的话语表达方式。比如理中客的评论员、苦难与希望交织的悲情医护、勇敢与牺牲相结合的感召典型……不同媒介的宗旨与民众千差万别的经验，使得形象的输出与输入呈现出千姿百态，有时候几乎是天壤之别，它们所引发的情感的对立与碰撞尤为令人不安。疫情强行使人们进入到一种新状态中，生活同时如同研制疫苗一样，进入到一种紧张的试验状态。很多时候并非理性，而是立场和激情主宰了疫情的叙事与接受，因为人们一时还没有适应这种探索与实践过程，尤其是当它融合了新兴的数字社会背景的时候。

　　

三

　　数字社会中的疫情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同时也成了一个传播学事件。这中间信息的高度流动性就如同病毒的高度流动性一样弥漫开来。快速、超量与经常反转的信息轰炸，窒息了冷静的思考与衡量，只给生物性本能的应激留下了短暂的间歇。这个时候，信息的修辞程度高低就决定了其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修辞的手段包括移情性的个人经历与体验，生动而带有情节性的故事，描述性而易接受的语言风格、多形式（比如图像、数据、视频）的可视化呈现，关联度上的接近性，甚至简单粗暴的皮下注射式重复都是有效的。如同研究误导心理学的彭尼库克所说：“社交媒体并没有激励分享真实的文章，它激励的是参与。”这正印证了我们在媒体场域的所见：表象的直觉刺激压倒了深度的抽象思维，被动接受的参与挤占了主动的批判性思考。

　　按照正常的思维惯性，人们总是屁股决定脑袋，吊诡的是在面对共同危机的时候，往往是脑袋决定屁股，也即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几乎先验地主宰了人们对于危机的判断和认知。疫情所引发的争论，令人们更多投注激情宣泄而没有耐心去分析。激情宣泄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危机时刻的自我保护机制，但各种关于疾病的隐喻，伴随着狂热的情绪被大肆宣扬开来，而隐喻自身却无助于认识的推进，有时候更可能是遮蔽。

　　所以，疫情也不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它显示出盛行了四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失败（如同大卫·哈维所指出的），并暗示了当代政治的转型，从生命政治向数字政治、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型。我倒并不是带有对“庸众”的优越感来说这个话——事实上我并不认同所谓“群氓”与“庸众”的说法，而只是描述这种现状。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伴随着工业化与商业化的成就而成长起来的当代大众群体的诞生，他们生活的可能性从旧共同体的束缚中释放出来，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流动性增强，同时信息接收与政治参与度也得以提升。这种大众既非任何意义上的精英，也不同于纯粹的底层，他们属于一般意义上在文化、地位、金钱上都处于社会中等程度的人。当大众的政治意识觉醒之后，最主要的参与方式就是语言参与，而对语言参与的效果关注大于对其道理与意义关注，也即，他们不会在意语言的逻辑说服力，而更注重于其道德诱惑力和耸动情感的功效。大众的诉求千差万别，几乎不可能形成共识，但精英政治很多时候会受到大众政治的左右，比如在对病毒的追因式探究就是一例。还有，就是当我们对病毒及防控进行拟人化处理的时候，实际上又陷入到猎巫式的思维当中。虽然大众话语歧异纷出、零碎松散，其影响在数字语境中却不容忽视，它会倒逼精英话语做出应答。

　　精英政治在处理这种紧迫的生命议题时的应对不可谓不神速，尤其是中国，除了采取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治理术之外，更加上了一层数字手段。如果说此前的治理体系包含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主协商、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议程，此时的技术支撑无疑是醒目的存在。2011年，国新办、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就开通了手机客户端;2013年，外交部、国防部、交通运输部、文化部、国家统计局相继开通政务客户端;2016年两会前夕推出的国务院客户端更是直接让公众与最高级别政府机构进行互动交流。疫情状态让远距离云服务成为一种常态化操作，其力度甚至超过了曾经在这个路径上走在最前沿的美国。

　　数字化技术渗透入生活，即时沟通、数码支付与物流快递等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思。诸如由于代际、教育程度、经济与资源等因素所导致的分化状况，会边缘化一部分弱势群体，使之成为数字社会中不可见的存在，一种在场的缺席。其实，数字技术的指数级发展几乎让所有人都边缘化了，精巧的设备与新颖的创制很快就过时、陈旧而被替代，普通人不可能完全掌握与熟悉他身处的整全世界。同时，也会产生“被代表”的问题，即沉默者往往会被喧嚣者的声音所遮掩和取代，更遑论在利益过滤、偏好过滤和算法过滤中造成的信息茧房，从而造成数字社会常见的认知失调、极化与社会黏性稀释。日本动漫《心理测量者》

　　对于个体感受而言，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隐私与控制问题。比如健康码，一般城市都会采取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扫描获取行程记录来确认个体的健康程度或感染几率的形式，而最为严苛（科学）的方式甚至有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数据，来建立个人健康指数，而那些数据包括每日运动、饮酒、吸烟、睡眠等巨细无遗的信息。这显然是个人隐私的极大让渡，作为紧急状态中控制疫情的手段可以，可是一旦日常化则难以避免产生技术支配人、而人被数字化的后果。日本动漫《心理测量者》中有过这样的科幻设定：某个掌控着大数据与算法的系统最终将通过各种指标来判断并决定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健康与否。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精神、潜能、情感等能否被量化的问题，更迫切的焦虑来自于数据与系统由谁掌控的问题。这种举措仍然是一种对于混乱中秩序维护的现代逻辑，韩炳哲描述过数字化时代“精神政治”可能比生命政治更有效率的可能，因为数字的透明与监视社会拥有进入集体潜意识的通道，以此干涉大众未来的社会行为。但大众政治正在颠覆这种逻辑，因为人从来都不是无自我意识的客体，数字监控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力量有多大、渗透有多深，触发的情感联动和行为反弹就有多大。最终，泛滥在数字世界的观念和行动会像疫情中的病毒一样，无法全然被纳入控制，而只能在协调和平衡中共处。

　　大流行的病毒与数字社会因此形成了同构的隐喻，它本身是新出的，免疫系统尚未来得及辨识，它们可能就持续性地出现了变种。它迫使人体构筑全新的防御方法，包括新的抗体以及能辨识并抵抗的免疫反应。目前人类所做的一切措施，追溯源头、控制扩散、研制疫苗，表现为一种行动与结构、变化与系统之间的冲突在结构与系统做出调适的同时，行动与变化也同时跟进。这是一场难分难解的追逐跑。无论从国家、组织，还是个人而言，都必须学会接受控制与失控交替的状态——可能从来也没有全然掌控这种事情，任何控制总会留下隙缝。一切井然有序、成竹在胸、试图用既有的经验应对突如其来事物的现代理性规划，无疑不再适用了。这让我想起伊藤穰一、杰夫·豪设想的未来社会生存法则，涌现优于权威、指南针优于地图、实践优于理论、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优于力量……当然，结构与系统总有其惰性，其自我更新需要试错和时间，这个时候自组织的力量因为其灵活机动和随机应变反而显示出其有效性，我们在武汉封城期间民众的自救与互助中已经看到此种民众之光。

　　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疾疫，黑死病、天花、霍乱、西班牙流感，都改变了历史的格局与进程。新冠病毒的爆发同样迫使人们重组生产、生活形态与方式，也促使我们理解信息透明的意义，反思数字社会的利弊，重视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问题，进一步也冲击着旧式的全球化与国家及个人安全的思路。历史似乎在重复，但人们从来没有踏入过同一条河流。我无意仔细讨论马克思或者柄谷行人的“歷史与反复”之说，他们无疑都同意，历史只有表象上的相似与重复，它的结构实际上已经伴随变化了的情境中发生更迭，凭借人的有限信息，以及窄小与浅陋的理性是无法勘破的。人们不可能在已经翻篇儿的历史语境中再唱着过去的歌谣，现实的变化需要变化了的应对，而想象一个与病毒共处的世界，就是容纳多样性本身，也是禳灾与治疗的一种方式。

　　共处与容纳是团结与合作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对世界各地不同的处理方式抱有理解，进而寻求重建友爱的全球共同体的可能。疫情的危机与伤痛，才有可能转化成人类认识自己、他者、生态圈与宇宙的关键性节点。阿兰·巴迪欧说：“目前已有的——知识的情境——不能生产任何东西，除了重复。对真理，要确认其新奇，必须有所补充。它无法预料、不能计算。它超越了自身。我称其为事件。在它的新奇中，真理显现了，因为事件的补充打破了这种重复。”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地看，疫情都是这样一个真理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