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家瑜 岳海关

　　2019年6月到8月号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刊载了苏·考德威尔的文章，题为《性别、体育与资本主义》，在文中，考德威尔就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2019年5月，国际田联首次公开发布文件，称田径管理机构认定奥运会冠军卡斯特尔·塞门亚是“生物学上的男性”，如果她想继续参加国际田径女子比赛，就必须减少睾丸素水平。国际田联认为，对于保护女性运动员的完整性而言，此举“合理而又适当”。

　　国际田联的声明一出，各方反应强烈，有不少运动员和机构站出来为塞门亚鸣不平;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也并不能证明睾丸素与运动员表现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在考德威尔看来，国际田联认为睾丸素有碍体育公正，这其实颇能反映体育界统治机构对于女性的态度——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曾经说过：“我并不赞成女性参与公共竞赛。在奥运会上，她们的角色，应该就是为冠军加冕。”然而，当女性最终被允许参与各类竞赛活动时，她们又遭遇到了种种限制，理由是，男人能做的，女人未必能做;一旦女性开始大显身手，当代顾拜旦们就要开始对她们做睾丸素测试了。游泳名将菲尔普斯，他的雙关节脚踝使其有着异于常人的大脚和“展幅”，但人们顶礼膜拜其为“天赋异禀”，而不会说会导致不公——可是睾丸素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事实上，能够对运动表现产生影响的因素多种多样，生理因素固然重要，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巨大，比如，贫困程度可以影响人的身高和体重、公共体育设施的多少、国家级运动学校的数量等等。

　　另一方面，在体育日益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今天，广告商和赞助商在界定何谓“合适”女性运动员方面，其权力也越来越大——在他们看来，“合适”的女性运动员，应该是既能参与竞赛，同时又还能保持其“女性气质”的人，比如以前的莎拉波娃、如今的潘晓婷;媒体在报道男女运动员方面，也存在根本差异——对于男性运动员的报道，还是以其赛场表现为核心，而对于女性运动员的报道，则基本集中于其颜值、身材等能够凸显“女性气质”的方面。

　　考德威尔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人们，真正有趣且健康的体育锻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并且这样的锻炼应该是人人都能享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