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羊羊

　　

叫花子

　　印象中以前的叫花子都是从西面、北面来的。日头落山的时候，他左手拧紧一只搭在背后的蛇皮袋，右手托了个破碗，蓬头垢面地出现在你家门口。

　　我分明看见他在不远处的池塘边蹲下身来，双手并拢掬了几捧清凉的水解了下渴，为何不随手洗把脸呢？所以我怀疑，他有点儿有意，他脸上甚至抹了些屋旁韭菜地上的草木灰。

　　落日却那么干净，如他随身别上的故乡。

　　他的碗永远不是完整的那种，破也破不到哪去，有个小豁口，一只好碗看起来不太适合要饭。

　　有时，他一只裤管放好，一只裤管卷到膝盖上面，大腿上露出几个红肿的脓疮，还有苍蝇在围着飞。

　　乡下的草狗似乎天生认得这一类脸。脚步声还未到，它们的耳朵已经竖了起来，等身影接近，它们先吠了几下，待到他们立在了门前，狗儿们上蹿下跳地恨不得咬碎了跟前的叫花子。

　　这些陌生人从来没见过它们，也未伤害过它们。顶多遇着叫得特凶的狗，会扬几下手里的竹竿吓吓它们。一个村子里的狗，却都是这副德性。

　　倒是主人家都会呵斥住各自的狗，一点也不吝啬地转身去囤积谷物的房间，盛好半小升篓米倒入叫花子缓缓解开的蛇皮袋口。这个空挡，狗会蹲在堂屋门口，盯住叫花子。

　　若那天恰好已做好晚饭，主人家会装碗热气腾腾的米饭，夹上几筷蔬菜，再倒入叫花子伸过来的碗里。但即便那天真烧了碗肉，主人家是不会舍得夹块给叫花子的。

　　后来想想，叫花子为什么大多在黄昏时分上门要饭，原来炊烟在哪都是暖人心的。

　　叫花子会满怀感激地鞠个躬，完全不像现在的叫花子，长着理所当然的样子，少给了他钱，他还给你一个瞧不起的眼神。那时的叫花子，若不是遇到灾荒、疟疾，或者在故土实在找不到活下去的办法，谁会背井离乡干个要饭的行当？他们从北面来，可能就像艾青所写：“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的样子。”那时的叫花子，神情中还藏了古老的中国羞涩，讨要点口粮，仅为填饱肚子。

　　叫花子要饭要到哪家，一般不用说什么，那户人家就会立马放下手中的活计，把谷物盛给他，每户一点点，足可以帮衬一个人或一家人多一段美好时光。也会难得碰上抠门的人家，叫花子会低声嘟哝几句“给点吧，行行好，给点吧”。要是，那人家还是翻白眼，一副嫌弃的样儿，叫花子会默默地离开。

　　我知道的第一个有名字的中国叫花子叫洪七公。

　　我知道的第一个有名字的外国叫花子叫卢什科夫，是个俄国人，

　　“先生，发发慈悲吧，关照一下我这个饥饿的、不幸的人吧。我已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连过夜的五戈比都没有。我敢向上帝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他住在1887年的契诃夫笔下，醉醺醺的眼睛、两颊上还有红斑点，一会骗人是失业了的当过八年的乡村教师，一会骗人是给学校开除了的大学生，但他穿了一只高腰的、另一只则是矮腰的套鞋，被律师斯克沃尔佐夫认了出来，并戳破了他的谎言。

　　不说酒好坏吧，一个叫花子能有酒喝喝，还能喝到醉醺醺，那日子还是不错的。要是下酒菜还是只腹中填满佐料、一张荷叶包裹好、煨烤的泥巴上加了黄酒的“叫花鸡”，我也会爱上那金黄闪亮、鲜嫩酥烂的生活。

　　老鸦飞过。叫花子向东，向南。背上的蛇皮袋在异乡人一小拳头一小拳头的施舍下，慢慢鼓起来，他或许正惦记着落脚在某个破败角落里的年事已高的母亲，生病的妻儿，他们的肚子已饿得咕噜咕噜叫，于是加快了脚步。我老家有“叫花子不留隔夜食——一顿光”的说法，这说法过了，我看倒像说的是那些赌鬼。

　　在破碗换成“支付宝”和“微信”的年月，在长满了二维码的脸的世界，我怀念流经村庄的朴素与诚实。

赌鬼

　　二表哥失踪了。

　　他时常失踪了一段时日又出现，然后再失踪，一点也不奇怪。继外婆的葬礼上他失踪又露面后，这次失踪了很久。

　　我妈和我姨一度认为，她们大哥是死在了这个侄子手里。

　　两个姑姑最疼这个侄子了，所以无论他找什么借口，只要数额不是太大都会把钱给他。大舅的死，她们无法原谅他了。几个表哥中，我和二表哥感情最好，读书时他一失踪，说缺张回家的车票钱，我丢给了他两个月的生活费;结婚后他一失踪，一句“江湖救急”让我紧巴巴地还了半年的房贷。他骗东骗西，几乎骗过我所有认识的人，他从一个很风光的家伙，堕落成让人极度恶心的赌鬼。

　　大表哥倒是个活得很体面的人，可再有本事也帮不了这个弟弟，摊上一个滥赌鬼，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那也有许多女的好赌，不要说闲时，农忙时节也会在麻将桌上没日没夜。但赌注不大，误不了大事，顶多亩产没别人家的高、蔬菜比别人家的矮，她们也根本不在乎被人喊作“懒婆娘”。我妈还说笑呢，村里的懒婆娘福气都比她好。但表哥是个滥赌鬼，和懒婆娘不同。

　　大舅的葬礼上，哄上来一大波要债的人。有粗壮胳膊上纹龙纹虎的，二表哥借了他们的“水钱”，也有一看就老实巴交的乡邻，二表哥借了他们的血汗钱。前者大吼大叫，后者哭得比死者家属还难过，左右一闹，大舅的最后一晚也搞得一团糟。

　　門板上的大舅很安静，他不再理会小儿子给他带来的烦心事。盖面布遮好了他蜡黄、消瘦的脸，看起来他还保留了一丝脸面。这个第一个送我像样书包文具的人，第一个找到门路替我家添置十四寸黑白电视机赶上播放《霍元甲》的人，第一个给我买滑雪衫的人……他还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蟮筒不和蒜头红烧，与雪菜一起炖汤，不知他从哪学来的，后来变成了我的拿手菜。

　　大舅胃疼了好久，以为是老毛病，实在熬不住了去住院检查，确诊为胰腺癌。从发现到去世，半个多月辰光。半个月间我去看了大舅几回，有次还搂着他安慰，没什么大病，出院了我好好陪你喝酒。

　　大舅好酒，烟瘾也大，医生说那讨厌的病与这些不良习惯关系很大。而我妈和我姨一致认为，病因是给滥赌鬼儿子操了太多的心。

　　其实二表哥为人挺好的，平日也大方，你看那些老实巴交的愿意一而再再而三把血汗钱借给他，也有一定的缘由的。

　　外婆葬礼上的唢呐声响完，大舅说终于可以做大人了，很快，有人给他吹起了唢呐。

　　在《活着》里，余华是这样写福贵的：“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后来我更喜欢赌博了，嫖妓只是为了轻松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说白了就是撒尿。赌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又痛快又紧张，特别是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来的舒坦。”我估计二表哥也会“撒尿”的，后来也听说了。至于他在赌博中有没有享用到“舒坦”我不清楚，看他灰头土脸的样子，和舒坦根本扯不上边。

　　好几年，大舅终日郁郁寡欢。他是个会计，人缘好，好些做生意的请他打理账本，攒的钱不够替二表哥还一夜的赌本。二表哥输完所有家当后，还经常撬大舅的抽屉。大舅吧，明明知道二表哥已经糟践成这般，还往抽屉里放钱。一个人混账到最后，你无法想象有多混账。我亲眼见过表哥的一个赌友，在老婆面前发誓再也不赌并用菜刀切下一截小指以示悔意。老婆慌得连忙找人送他去医院把小指接起来，没过几日，听说他一边举着包扎的左手，右手已在下注摸牌。

　　二表哥最后一次失踪是大年夜。半夜了，他也还知道回来过年了，或者实在是外面没地方可呆。一伙要债的寻上门来，把房子上所有的门窗敲了个碎，二表哥嚇得从房顶跳了下来。据那村上一位老头子讲，二表哥腿一折一折地消失在麦地里。

　　天那么黑，谁又能看得清呢？二表哥失踪了，这次不知会失踪多久，也许永远失踪了。

牵脚猪佬

　　王姓同学有个绰号“王脚猪”。这个绰号很不雅，实则是他爸爸的绰号，喊着喊着成了他的。个头小的同学若是喊他这个绰号，肯定是逃不了挨顿揍的。

　　绰号来自于王同学爸爸的职业。“脚猪”即种猪，“牵脚猪佬”就是给母猪配种的手艺人。摊上这个行当，与瓦匠、木匠、裁缝什么的比起来，多少有点难为情。王同学比其他人发育早，块头大，一度因给女生写那种纸条而写过检查，喊他这个绰号，也有点取笑他骚的意思。

　　王同学的爸爸我遇见过多次。公社不大，养母猪的人家不是很多，脚猪就那么两三头，再多了这个行当就难以维持。那脚猪比一般人家养的猪要肥好几圈，看起来就是猪爸爸的派头。我那王姓同学虽说比我们同龄的高出一大截，与他爸爸的个头比起来，也是要小得多的。我总感觉王同学的爸爸和脚猪长得很像，满脸横肉，比杀猪佬还凶。碰上了，我也会礼貌地叫声“伯伯”，喉咙里憋住的却是“你个王脚猪”。

　　“王脚猪”就这样陪着那头脚猪晃悠在乡间的小路上。所谓牵脚猪，我倒是没见他牵过，脚猪身上拴了根尼龙绳，“王脚猪”就随它耷拉在地上拖着。他跟在脚猪身后，一手背拢，一手提了根藤条或细竹枝，如果脚猪停下来拱啊拱地啃两旁的草吃，“王脚猪”就会吆喝一声狠狠地往它屁股上抽一棒子。脚猪就“哼哼”着继续往前走了，所以“牵脚猪”更像是“赶脚猪”，有的地方就喊“赶脚猪佬”。

　　脚猪向前挪，有发情的母猪等着它。途中，“王脚猪”还会碰上老朋友谢医生。

　　谢医生不是医生，是乡下人对他的尊称，他的职业叫“劁猪佬”。

　　不比“王脚猪”悠笃笃的慢性子，谢医生往往骑了自行车风风火火地穿村走户。一旦主人家抓好小猪，摁倒在地，谢医生立马右脚支撑地面，左腿半跪在猪身上，双手摸小猪裆下的卵子，以左手捏住，腾出右手取下嘴上叼着的劁猪刀。对准阴囊卵子部位轻轻划两下，劁猪刀的三角形头部顺势一拔一钩，两粒像剥了外壳的菱角模样的卵子就出来了。谢医生也不给伤口消毒缝线，抓一把柴草灰抹一下，擦了擦黏糊糊的双手就起身了。柴草灰真是个好东西，汪曾祺笔下的兽医“姚六针”给牲口看病，六针扎过后，也是用笤帚将稻草灰往牲口身上拍打一遍。

　　小猪停下了声嘶力竭的叫唤，站直身体，拼命跑向猪圈。五分钟光景，谢医生已满头大汗，乐呵呵地让主人抓下一头。说话间，他将两粒卵子塞进布袋，等一圈小猪的卵子割下来后，一把大蒜叶一炒，晚上就有了一盘下酒的好菜。他形容味道是“彻嫩”。我每次看谢医生给小猪阉割睾丸，就会不由地低头看向裤裆。

　　据说，母猪也要阉割的，比公猪稍晚，去的是卵巢。这我倒是没见谢医生动过手。

　　“王脚猪”快要到给母猪配种的主人家了。当然，脚猪配种我也亲眼见过。我隔壁李寡妇家就养了头母猪。“王脚猪”先用竹枝将脚猪赶进猪圈和母猪熟悉一会，母猪起初焦躁地躲避着脚猪，脚猪倒是淡定，可能有一种特殊好闻的味道，鼻子嗅着母猪的屁股围着转。母猪一会安静下来，脚猪就跃上它的后胯，在“王脚猪”的抚摸和纠正下，脚猪终于找对了姿势，几分钟后，脚猪口吐白沫下来了，看起来很累。

　　李寡妇安抚母猪睡好，并用稻草帮它的屁股一端垫高。脚猪配种没有后来兽医站技术人员的人工授精几率高，所以“王脚猪”有时还得多跑一趟。有次我听说脚猪又来配种了，去看热闹，脚猪正趴在母猪身上，旁边的稻草堆上，“王脚猪”的屁股白晃晃的，吓了我一跳。

　　很快，李寡妇家的母猪生猪崽了。母猪躺在地上，十几二十头肉乎乎的小猪在拱奶头。

　　大概二十多天后，“王脚猪”正慢悠悠地赶着老伙计去给另一头母猪下种，割卵子的谢医生匆匆向他打了个招呼，朝李寡妇家来。

赤脚医生

　　见到一本五十年前的旧书，红封皮。封面上是个胸口别了毛主席像、手握红宝书的女青年，右肩挎了只印有“红十字”标志的箱子。女青年穿了布鞋，卷了裤管，背了顶大草帽，脸上的笑容十分灿烂，牙齿都露出来了。尤其是女青年轮廓分明的小腿肚，看起来结实得快放不下裤管来了，真有点脚下生风的样子。书名：赤脚医生手册。

　　赤脚医生我认识两个，一个姓杨，一个姓夏。

　　杨医生好像一直在外婆家周围那几个小村子转悠，夏医生我记得清楚，就在我们村附近来来回回。我年幼时，两位医生都已是胡子拉碴的中年人了，面孔黝黑黝黑的。他们挎了药箱，戴了草帽，穿梭于乡间的小路、田埂。至于平时有没有赤脚走路，好像没有，除非雨季来了，河水到了汛期，乡野间的水位漫过浅帮套鞋，他们会打好裤卷，脱下鞋子拎在手里，左陷一脚右滑一脚地去给乡邻看病。

　　他们看起来就像上课铃响前及时赶去学校的好学生。

　　不看病的时候，赤脚医生也有自家的农活，耥田、莳秧什么的也会光了脚。是医生也没用，蚂蟥、水蛇照样不怕它们。我见过夏医生从腿上将一只蚂蟥拧、剥下来，少许的血渗入浑浊的泥水。还见过他被水蛇咬了，恨恨地拎起水蛇尾巴抖几下甩出去老远。我们那除了蝮蛇有毒，水蛇咬了仅一个红斑点或小水泡，他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掐了掐，就把水泡挤掉了，连药箱里的针都没派上用场。

　　我也见过那药箱，和我的文具盒一般简陋：装有几片普通药片的瓶子、几块纱布、一支針筒和一个听诊器。可无论是夏医生还是杨医生，我的奶奶和外婆都很是敬重他们，他们像梅雨时节的阳光。他们总是微笑，温和地喊着她们“阿婶，没事”，取出那支粗大的扎过许多屁股的针筒，挤出几滴药水排掉空气，外婆或奶奶挪挪嘴“喔呦”一声，针筒已拔了出来。赤脚医生用棉团按住扎针处轻轻揉几下，“阿婶，我明早再来看你啊”，他们收拾好药箱又得去给另一个家看病了。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没给赤脚医生看过病。我妈说，我几个月大时得过肺炎，在公社卫生院住了下来。后来很少生病，长大后牙齿坏了，也去看了专门的牙科。像外婆和奶奶这样的人，还是觉得杨医生、夏医生才是离得最近的老朋友，她们习惯了那几片药、几块纱布、那只听诊器以及那支像极老黄牙的针筒。

　　我差不多快忘掉夏医生和杨医生了。这两年，家中变故多。妈妈的深度骨折，想来不是赤脚医生的那只药箱可以治得好的，奶奶的脑梗就更别说了。还有岳父的帕金森症和爸爸的阿尔茨海默病，可能赤脚医生都没听说过。他们拎了只药箱来，该如何是好？

　　听说杨医生早已过世，先于外婆，我外婆年事高了无疾而终。夏医生也已过世，我奶奶虽说身子骨快散架，至少还活在世上。两个赤脚医生都得的癌症，具体什么癌我不晓得了。“不赤脚”的医生也会生病的，生的病也往往是医生看不好的。

　　时光消逝在咀嚼食物与磨牙间。这本红封皮旧书令我试图想起他们的模样，却总有些部位不再清晰。我的集邮册里躺着一套四张八分面值的编号邮票，1974年6月26日发行。分预防（一位女赤脚医生在农家小屋旁的向日葵下为一群儿童打预防针）、出诊（挎着药箱、背着斗笠、手持手电筒的赤脚医生夜晚顶风冒雨涉水去给病人看病）、采药（两位女赤脚医生背着药筐，拿着锄头，在崇山峻岭间采草药）、治疗（农村田间，赤脚医生正蹲身为劳动中突然发病的农民诊治）四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就让人心酸，我纠结着我那幸福的孩子是否也打过假疫苗。而从前的日子虽说简陋清贫，我胳膊上种痘的花已开了三十多年。赤脚医生微笑着，曾像红太阳般温暖过一代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