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姚

　　回故乡的当天下午，我就听到一个坏消息，村里花子的老爹死了。

　　第二天，我在村口碰上花子，他正骑一辆锃亮的摩托进村。我问木匠找着没，他气呼呼地说：“都死球光了！”

　　他从白银的建筑工地上灰头土脸地连夜赶回来，二十多个小时没合眼，跑了一天，桫椤原远近几十个村庄，竟没寻到一个为爹打棺材的木匠，心里窝着火。

　　上好的松木寿材，三寸厚，是花子爹十几年前就早早备下的。但现在，四处寻不到木匠。

　　桫椤原广袤辽阔，土地肥沃，人口稠密，以前木匠、鐵匠、皮匠、弹花匠、毡匠，缝纫的、磨刀的、箍缸的、做豆腐的……大地上的每一个存在都有生命周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时间会改变一切，这我知道。但三十年不到，那些工艺精致、心底质朴、脸黑手糙的手艺人就消失得干干净净，还是让我颇感突兀、陌生。他们都去了哪儿？

　　现在是2016年的深秋，我走在故乡的村庄、街道、原野，那些曾经碎屑似的存在，伟大或者卑微，仍栩栩如生，如暗夜里闪烁迷离的灯火，在沉默中诉说、吟唱。

　　也许，能记住的，大都是刻骨铭心的。

　　花子爹是木匠，姓姚，人称木匠姚。老姚原本要把木匠手艺传给花子的，全套的木匠工具都齐活着，但事儿还未开头就出了岔子。那年，木匠姚五十出头。木工是力气活儿，拉大锯扯原木、抡斧头、刨木板都需要力气。已经干了三十多年木工活的木匠姚手抖、气喘，拉大锯扯一块板歇三次，端墨斗打线，线拉起来眯了眼瞄，啪一声墨线弹下去，有时竟跑了线。木匠姚心里焦虑，觉得花子学上得漫长，三年长得像三十年。

　　花子心灵手巧，爱画些花花草草，平日里也喜欢给老爹打下手，木匠姚心里欢喜，一心儿等着花子初中毕业跟自己学木匠。

　　与下大田的村民比，木匠姚的活儿是轻松的。雨淋不上，日头晒不着，别人在田野里挥汗如雨，他围着生产队里一堆破损的板凳、木犁、架子车、牛车等生产工具敲敲打打，修修补补，没人在他身后吆五喝六，自由、从容，修好一批拿走，又送来一堆，还要不时补做一些新农具，一年里难有闲的时候。

　　土地承包后，木匠姚的日子很快便体面起来。手艺人除了能挣钱，不管到哪儿，即便日子再穷的人家，伙食不亏待，亦好茶好烟伺候着，都怕照顾不周，木匠做活儿不上心。

　　生活好转，农村姑娘结婚，也学城里人，要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录音机，“三转一响”新时尚让许多家长难肠得跳脚。但两个大儿子结婚，木匠姚竟都变戏法似的备齐活了。远近的人都觉得木匠姚有本事。也有人背后嘀咕，说他手里有祖上留下来的银圆。

　　手艺人受人尊重，农村孩子有个手艺，一辈子就能养家糊口，不愁吃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少农村家庭的光景还普遍艰难着，但手艺人的日子却远没寻常人家拮据。村里会木工活的匠人有好几个，但木匠姚手艺好，活做得精细，脾气温厚，十里八村有名，建新宅做门窗、老人去世打棺材、孩子结婚做家具，凡木工活儿都争着请他。所以，远村近邻，不少人都想让孩子给木匠姚当徒弟，一拨一拨登门的人，在他家出出进进，像新春节里走亲戚。木匠姚坐在炕上一边吃烟，一边听对方絮叨孩子学木工的原委。

　　木匠姚吃烟，只吃自个儿种的老旱烟。他在屋后一块巴掌大的地里种烟叶，比抚弄庄稼还精心。施肥、打杈、晾晒，将烟杆和烟叶收拾干净，按比例混在一起，绿茵茵一布袋子，便够一年享用。烟锅亦是他亲手做的，玛瑙烟嘴，中间一截小拇指粗的桃木烟管，红润光亮，装烟丝的锅儿是黄铜的，朴素里透着精致。

　　他不吱声，只是默默地吃烟，满屋里灰腾腾的烟雾。烟吃畅快了，对方长长短短的苦焦也说完了，木匠姚将黄铜烟锅在炕沿上敲敲：“给娃寻个别的营生吧，我不带学徒。”

　　也有七绕八拐托了亲戚说情的，木匠姚皆不应茬。他已在心里盘算好，要将好手艺传给花子。

　　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口玩耍，有时看见有人领着半大男孩，提着礼当往村子里来，就知道是去寻木匠姚拜师的。因他家两个女娃，还远未到谈婚论嫁的年龄。

　　木匠姚要去徐王村给人打家具，前一天已给请匠人的东家说好，这次打家具，会带上自己的三娃当学徒，孩子只管吃管住，不要工钱。

　　夜里，木匠姚在灯下给花子絮絮叨叨了半夜，花子埋头听着，不吱声，不说去，也不说不去。这年，花子十五岁，刚初中毕业。

　　早晨，父子俩就要相跟着出门了，不知为啥，花子哗啦一声，将工具箱甩上了他家的屋顶。木匠姚一转身，瓦片与工具已噼噼啪啪从屋顶上飞落下来，气得丢了大锯，拎起门口的一把镢头就追打花子。花子在前边跑，不时回转身，脖子一梗一梗的，似在辩解，犟嘴。那天，我在我家屋顶上晾玉米，风大，听不清花子犟什么。花子已经跑得没踪影了，木匠姚带着哭腔的骂声，像炊烟一样，还在村子上空缠绕着。

　　花子没继承爹的手艺，在老爹厌恶的目光里干了半年农活，一声没吭出远门了。

　　木匠姚一直不晓得花子在外边干什么。邻居告诉他，花子在城里跟人合伙做生意，倒腾服装和电子手表。他吃着烟，脸黑黑的，不声不响，仿佛人家说的不是他的儿子。

　　有一年暑假，我在城里碰上花子，时髦的喇叭裤，头发也烫了卷儿，挺洋气。

　　花子在外边混了七八年，回村时脸上多了块刀疤。没手艺，混不下去，先跟村里人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搬砖、拉沙、卸水泥。后来，跟村里铜娃学砌墙，成了抡瓦刀的大工。大工虽说仍少不了风吹日晒，汗湿衣衫，但工钱比小工高出一大截。

　　“那天早晨，你跟老爹到底咋了，为啥突然将工具箱扔上了屋顶？”我心里一直搁着这个拂不去的谜团。

　　花子一脸神秘：“想知道，先请我吃一碗羊肉。”

　　“你想上学，到城里上高中上大学，压根儿就不愿学你爹的手艺。”听我这么说，他脸一阴，转身走了。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晃一晃，背影里有难言的孤独与忧伤。我后悔，一语戳到了他的伤处。

　　前年我回老家，他已拿积攒的二十多万元，在离老屋不远的农民新村买了一院新地方，三间上房，东西偏房亦宽敞，皆一砖到顶，贴着洁白的瓷砖，耀眼，气派，还有一个不小的后院。

　　去年北京，今年四川，花子像候鸟一样，跟着包工头四处跑。一年里只春节回家几天，一过正月十五就又走了。

　　头几年，花子出门总带着媳妇，他砌墙当大工，媳妇在工地上做饭。十亩地荒着，他让邻村的钮娃种，钮娃问每年要多少租金？他用常年握瓦刀的大手拍拍钮娃的肩膀，像拍他正在砌得砖墙，说啥租金不租金，我那块地好着呢，荒了可惜，若收成好，碾了新麦，给家里扛两袋子。

　　三个儿子结婚后，都跟木匠姚分开过日子。三年前，老伴过世，八十六岁的木匠姚便跟了花子生活。為照顾老爹和两个娃上学，花子让媳妇留在老家，把租出去的地又要了回来自家耕种。

　　花子媳妇不愿进木匠姚的屋，嫌屋里味道大，做了饭，碗上搁一双筷子，有时碗放在门外的窗台上，有时搁门口的小凳上。不论什么饭菜，每顿皆一碗，也不问木匠姚一碗饭能不能吃饱。

　　也许花子媳妇是唤过的，但木匠姚老了，耳背。他估摸着是吃饭时间了，窸窸窣窣摸到门口，碗沿上不是一两只麻雀，便是一只鸡在旁边，脑袋像捣蒜似的在碗里啄。他不声不响端了碗进屋。然后，再默默地将空碗放回老地方。

　　在我的印象里，木匠姚极爱干净，也是细心人，衣着干净体面，做活井井有条，锯子、斧头、凿子、刨子，每样儿有多种型号，一大堆工具和各种正加工着的家具半成品摆得齐齐整整，细心、从容里，有传统手艺人的风度。满地木香的刨花，他在中间不紧不慢地默默忙碌，像一朵沉静盛开的莲。

　　堂哥说，木匠姚当过他的小学老师，教语文和数语，画花鸟很有功底，毕业时给他的杯子上画过一对鸟。会拉二胡、吹笛子，是多才多艺之人。他每次从上海回老家探亲，都会去看望木匠姚。但从我记事，老姚就一直是木匠。

　　晚年的木匠姚不糊涂，言语清晰，还时常戴着眼镜看一些泛黄的药书。但极少出门，他像一粒遗落在时间深处的坚果，面如秋水，在沉默里与自己促膝谈心。是回味儿女们在他的庇护里成长的欢喜与热闹，还是手艺人的传奇过往？在无限的孤独与寂寞里，面对生活的沉重和无常，也许他想弄清楚这辈子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让他的生命到了这般境地。

　　媳妇照料老爹的闲话传到花子耳朵里，他脖子一梗，说不可能，我跟媳妇睡一个被窝，能不了解，别瞎嚼舌头根子。

　　木匠姚曾给我家打过一次家具，木料是家里备的，管饭，工钱每天两块钱。

　　早晨，我们刚起床，木匠姚已在工棚下不声不响地忙开了。他先用刨花生火，一个大搪瓷缸子，上边拧着一个铁丝把手，丢一把末子茶叶，罐罐茶在炉子上沸着，他静静地蹲在一边吃烟，皱纹和眉宇间有隐隐的儒雅之气。母亲端来馍和菜，茶已在烟火熏得黑乎乎的茶缸里咕嘟好，便就着一大杯浓酽得能掉起线的茶吃早饭。吃过饭，茶喝畅快了，棚下才响起工具的起落声。他的不急不躁里，有长者的淡定与从容。

　　他慢腾腾的从容，似乎要把时间一点点弯曲，拉长，变成图案，或者裁剪成段落，让正在经历和正在失去的都镶嵌进家具里。

　　他不吃纸烟，嫌淡，没劲，有人敬一支烟，他顺手夹到左耳上，那根纸烟便一天都搁在那里。右耳上夹一截不长的铅笔，用时伸手往右耳上一抹，用过，又放回老地方。

　　我那时八岁多些，放了学，就跑到棚里看他做活。有一天，他把茶缸递给我，说很香，让我喝一口，我喝了，咽不下去，苦得像汤药汁，转身吐了。他在一旁看着笑，一脸开心。之后，每次看他喝熬得黏稠的罐罐茶，我的嘴里就不由自己地泛苦水。

　　细雨绵绵，虽是仲春，但微风里依旧带着一丝寒意。工棚里弥漫着新鲜刨花的淡淡木香。他默默地做活，我蹲在旁边帮他照看火炉上的胶水。不管什么家具，他尺寸拿捏得极精准，咬合之处只涮一点点胶，从不用钉子。他喜欢让我打一点下手，比如帮他扯墨线，拉小锯锯一块小料。他刁空给我做过两个小玩具，一个拳头大的陀螺，一把木手枪。小巧而精致。

　　金黄的油菜花在田野里怒放、铺展，屋前芬芳的梨花刚刚谢落。高大的槐树在阳光里簌簌而响，花香如春雨，细细密密，一层一层落下来。

　　他能从一块木头的纹路里读出一棵树成长的年份，是长在山坡的阴面，还是阳面。一块已刨得平滑光亮的小木板，他眯缝着眼睛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瞄，半晌，又拿起刨子刨几下，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一副一定要拿捏精准的样子。一天三次罐罐茶，雷打不动。有时喝完了茶，他会长时间盯着一块木料看，宁静的神情里有思索、回味，有对生命的理解和大地万物的瞭望。

　　有天早晨，木匠姚刚把罐罐茶坐到火上，就有人匆匆跑来请他去做棺材。碰到这样的事，任何木匠，都要立即赶过去，手里再紧的活也要放下。因时间耽搁不起，棺材大都是几个木匠一起做，当天就得做好。木匠姚给母亲招呼一声，背起工具匆匆走了。

　　每个村子都有木匠，但木匠姚会画棺材，是不能缺席的。我家的家具做做停停，一直持续了近两个月。

　　那年我家做的是一个新式组合柜，一个大立柜和一个三抽桌。刨花的芬芳，他端详一块木料的缓慢神态，各种工具和木料陈设的意境，还有淅淅春雨与花香，至今仍清晰地落在我的心里。那是我乡村经历里最诗意的生活。

　　做一件有水准的东西，慢和时间都是必须的。但那时，我们却觉得他是故意拖工，多做一天，就能多挣一天钱，不懂得一个品质高贵的匠人与一件精美家具之间的秘密，不懂得他在细心和耐心的慢里，在用心用力为我家做几件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家具。

　　实际上，木匠姚不光木工活儿做得好，还是颇有名气的乡村中医和阴阳先生。

　　他把脉时的专注与安静，难以描述。方子多是便宜的草药，却能药到病除。他看庄基与墓地脉气，常带一个古董似的老旧罗盘。

　　母亲说，木匠姚走得很平静，早晨还喝了一碗粥。中午花子媳妇把一碗面放在窗台上，在村子里串门回来，饭还在窗台上，进屋，人已冰凉。

　　找不到木匠，家里备好的松木寿材派不上用场。花子没功夫跪在老爹尸身前呼天呛地，跑到城里给老爹买回一口单薄的桦木棺材。

　　木匠姚是大匠人，叮叮当当，一辈子亲手为多少人打过棺材，没人能记得清。他让一茬一茬死者住着他做的舒适房子重回大地。临了，却像一场无法摆脱的宿命，寻不到一个匠人为他打一口棺材。那口买回来的薄棺材，一定不是他喜欢的。

　　晚年，他曾对邻居感叹：“我活得太久了！”

　　母亲说，老辈手艺人做东西不惜力气，舍得花时间，打出来的大小家具顺眼，皮实，耐用。抚摸他三十年前为我家打制的家具，除了色泽有些泛旧，仍硬朗如初，每一个连接处，皆无松动。抚摸它们，我的心微微颤抖，当年看他做家具时雨天里湿漉漉的意境与情绪，还有那些我无力呈现的生活气息，如今只能隔着时空与我的忧伤对望。

　　用了大半辈子的案板有些凹陷，有几处裂缝，商场里买的母亲嫌太小巧，味道难闻，不愿用，一直念叨着要做一个擀面的新案板，还想做几件新家具。我们四处打听，几年里总找不到匠人。

　　不光我家，我在村里串门，家家庭院的棚内、檐下，都码着许多人腰粗的原木，它们和乡亲们一样，都在时间里期盼一个木匠。没有木匠，那些质地细密的原木只能在时间里沉睡，或者朽烂。

　　半夜里，我已睡下，花子拍门找我，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事寻我，就说，有啥事你说嘛。他闷头抽过一支烟，说你在外头干大事，这事本不该劳烦你，但咱原上风俗你知道，出丧棺不落地，村里都是老人和娃娃，明早抬棺材还差着人手呢。

　　我爽快地应了。然后，枯坐灯下，难以成眠。窗外的树叶窸窸窣窣，似私语，似时光的沙漏声。

　　李铁匠

　　集市还是曾经的集市，人头攒动，川流不息。水果摊、蔬菜摊、小吃摊、卖衣服鞋袜的……长长的街道两边，挤挤挨挨落满了各种生意人的摊子。两边摊位后边，是东西向沿街铺展的铺面，饭店、药铺、诊所、发廊、超市、压面坊、榨油坊、纸货铺，一家挨一家。但招牌比过去锃亮、耀眼，齐整。

　　高超过六七层楼，身粗需四人伸长手臂合抱的三棵巨柳，苍老挺拔，虬枝盘绕，仍雄踞在街东头。它们在沉默里俯视着街道里的熙攘往来，沉默里有永远无法读懂的大地的传奇与秘密。

　　我沿街从东走到西，没见到铁匠铺，也没看到一个小炉匠。而且转遍了所有的铺面和摊点，竟没看到一家传统的农具商店。一家商店的墙上只挂着几把铁锨和锄头，问还有没有别的农具？回答：没了，就这几把。机械已经代替了传统的耕作方式，这我知道，但锄头、铁锨、斧头、镰刀之类的日常农具总归要用的，用坏了就要换新的，去哪里买呢？

　　时值五月，天气不冷不热。柳树下，一辆大厢板汽车、三辆时风牌三轮货车，车上满载着贩卖的化肥。还有数十辆电动小三轮，那是老汉和女人们赶集的车子，柏油路直通村子，小三轮比自行车方便、省力。出门，小厢板里既能坐两三人，也能拉一点货物，比如一袋化肥，或两袋面粉，等等。老人们像约好了似的，大都坐在树下聊天，吃烟，如一丛一丛黑色的蘑菇，面孔上堆满沟壑般的皱纹，目光平静、安详，仿佛赶一趟集，就是为了凑在树下谝一阵闲话。

　　几个收鸡蛋的中年人，脚边是盛鸡蛋的大筐子，蛇皮袋子里装着麦壳，正和几个女人讨价还价。他们从赶集的老婆子、媳妇子和娃娃手里，以一粒一元钱的价格收下乡村的土鸡蛋，再以一粒两元到两元五毛的价钱卖给城里人。

　　不少菜摊和菜铺子里都有鸡蛋出售，一斤八元钱。二哥说，那是贩子从城里养鸡场趸回来的，是吃饲料的鸡屙的蛋，价格便宜，但吃着不香。现在，农村家庭大都不养鸡了，想吃鸡蛋，跟城里人一样，也买这种饲料鸡蛋。

　　“一个再加一毛，少了我就不卖了。”一胖媳妇子用手捂着篮子说。买者和卖者围一圈，都低头盯着鸡蛋。我想看清他们的面孔，却看不到。几个女孩手挽手走过来，轻盈柔软的笑语，像她们漂亮的裙子一样引人注目。乡民的目光为啥都往这几个女孩子身上聚？除了穿着时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街上年轻人太少，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在农村几乎看不到，都出门打工了，偶尔有几个年轻人，不管男女，都很抢眼。

　　从我记事起，三棵巨柳就这么高拔，如今天我已人到中年，而它们依然枝冠入云，不见衰老。一茬茬枝杈像过去一样，在风雨里枯死，掉落。然后，来年春天，又奋力萌出新枝，跟活着的老枝一起拼命绽放新绿。在乡村，时间有时是苍白的，无力的，凝滞的，衰老、死亡、更替，像河流深处的秘密，缓慢而不易觉察。

　　据母亲说，这三棵桫椤柳，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以现在的话说，它们是辽阔桫椤原、我的故乡巨大而鲜明的地标。

　　集市是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恢复的，仍是逢四、七、十的集日。

　　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三点，是集市最热闹的时间。人头攒动，各种招徕、说笑声此起彼伏，繁华，喧嚣。商贩们高一声低一声，甚至嘴对着小喇叭推销商品。相熟的人互相打着招呼，点头，或者停下来握手、唠几句家常，不慌不忙，散漫，从容。

　　在乡村，集市日是一次小型节日。即便是农忙时节，乡民们也会放下手头的活路，换上鲜亮衣服，到集市上买些日常用品。到铁匠铺里打几把新镰和铁叉，早早为夏收做着准备。春耕折了犁铧头，趁赶集到铁匠铺焊修一下，凡是农事中要用的大小农具，该修的修，该买的买，哪样儿都不能少。街上有专门卖传统农具的商店和摊点，就连麦镰上指甲盖大的牙子都有人打制、修补，不论大小，每一样农具在乡亲们心里都有存在的意义、理由和生命。

　　现在，农具在许多农村人的心里已没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赶集的人群里，看不到拿农具的人。人们赶集似乎只为闲逛、散心，与相熟的人坐在街边或大柳树下扯扯家常。累了，坐在小吃摊上，就著油饼吃一碗豆腐脑或者凉皮，然后，不急不慢地回家。

　　出入中学的巷子，直通街道。临街的巷口还是旧模样，不时有赶集的男人躲进巷口墙角撒尿，老远就扑来一股尿骚味。我上初中时，那里就醒目地写着“此处严禁小便”的红色大字。现在，校宿已从土坯瓦房变成了三层楼房。那墙上的字迹淡了又写，写了又淡，却一直没能禁住赶集的乡民们在墙根处撒尿。

　　巷口斜对面的铁匠铺，老房子还在，门匾换了，变成了一家卖蔬菜的店面。走到这里，我的脚步竟有些迟滞，恍惚间，有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里面飘出来。

　　铁匠铺是一个两间、开间挺大的店面，李铁匠曾经在这个铺子里打了近三十年的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铁匠铺是街面上颇为热闹的铺子。李铁匠是届后村人，名黑子，高个，国字脸，身粗脚重，一看就是抡大锤的。但他是师傅，不抡大锤。

　　夏秋时节，李铁匠光着膀子，脖子上挂一条擦汗的毛巾，腰里围一块满是窟窿的黑皮裙，带两个学徒，一个拉风箱烧铁，一个抡大锤。三个男人整天在铺子叮叮当当忙碌着，满地的铁屑和黑煤。锤声在街上很响，飘得很远。

　　炉火在风箱的巴嗒声里窜着蓝色火苗，黑乎乎的铁块和要加工的铁件在炉火里慢慢变成了透亮的蛋黄色，脸膛黝黑的李铁匠，一手握着长长的铁钳子，不停地翻转着铁砧子上由红渐暗的铁件，一手抡一把小锤子。边上的学徒双手挥动大锤，大锤砸一下，小锤敲两下，“当——当当，当——当当”的锤声，节奏明朗，沉实有力，火星四溅。

　　每天下午放学，我从巷子里出来，都会立在铁匠铺门口看一会。听着起落的锤声，我有时会仰头看街上的大柳树，天很蓝，各种小鸟在柳树上欢唱、应答，很婉转。我想，也许这就是大地上最纯真的音乐。

　　在铁匠铺里看李铁匠打铁，有时，我会不自觉地站得很近，他在锤声里大声呵斥：“离远点！”“离远点！”我退后几步。过一会，又近了，他再呵斥：“离远点，火星子迸到你娃脸上，烫个疤，长大了咋找媳妇？”我总想离近一点，看他怎样把一块红彤彤的铁块敲打成一件精美的农具。

　　“当！当当！”大锤绵长、沉实，小锤急促、响亮，一块拳头大的铁，打一会儿，他拿起来左看看，右瞧瞧，然后再打。在反复烧打中，铁块渐渐变成了一把镰刀。李铁匠将那月牙似的镰刀伸进脚边的水桶里，“滋”一声，腾起一股蒸汽。然后，“咣”一声，将打好的镰刀丢给抡錘的徒弟打磨，刨光，开刃。这把光亮锋利的镰刀，在墙上静静地等买镰人，并在某一天跟随它的主人走向田野。

　　打好一件成品，李铁匠会对烧火的徒弟朗声道：“将姚家老汉的那两个镐头烧上。”

　　李铁匠刚坐到门口的杌子上歇息，徒弟就将烟锅和茶杯递过来。他神态松弛，缓缓地吐着烟圈，看街上人来人往，跟相熟的人应答，说笑。

　　墙上挂着打好的镰刀、锄头、铁叉、犁铧、铁锨、耙子、斧头……一排一排，有新打的，也有以旧翻新加钢淬火的。它们经过李铁匠和徒弟的手，已经变得不同凡响。

　　那时，我刚上初一，每天放学，出了校门，都会被李铁匠的锤声吸引。有时我会拉一两个同学，多数时间是我一个人。我一边专注地看李铁匠和徒弟打铁，一边在脑海翻腾“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在心里反复为自己描绘一把剑。我渴望自己也能像李白“仗剑行天涯”“抚剑夜啸吟”。我把家里所有的废铜烂铁搜罗出来，还带着同学在乡农机站偷了几截钢管，用麻袋分多次将这些沉重的废钢铁背进铁匠铺，缠着李铁匠为我打制一把剑。他说：“你把手工费拿来，明天我就给你打剑。”他这样说，让我很兴奋，但我想破了脑袋，也凑不齐打一把剑的手工费。那时，一个鸡蛋只能卖七分钱，况且，我穷得连买作业本的钱都没有。

　　我迟迟凑不起这笔小小的费用。他嘲笑我，说：“没钱，让老子打什么剑，回家削个木头剑玩去吧。”

　　现在，我手里攒够了能打一百把好剑的钱，却再也找不到李铁匠。听说李铁匠是患胃癌死的，死时刚七十岁。即便现在还活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铁匠，连一把小锤都抡不动，怎么给我打一把剑呢？

　　李铁匠长相粗糙，媳妇却像一枚鲜嫩细长的柳叶儿。水蛇腰，丹凤眼，肤白如雪。这个叫二妞的女人，像《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不光人长得标致，眼角眉梢都会说话。据乡间传闻，二妞有一天替父亲去铁匠铺取打好的犁铧，被大自己近十岁的李铁匠插上门硬睡了。二妞有了身孕，怕传出去名声不好，就让李铁匠托了媒。

　　李铁匠平常吃住都在铺子里，中午和晚饭时，李铁匠的铺子里总是挤着许多人。说是看打铁，却不止于打铁，因为这个时段是二妞给铁匠送饭的时间。人们挤在这里，目光都在花朵一样的二妞身上打转。李铁匠板着脸，闷头吃饭，呼呼有声，不时眯缝着眼看我们，很炫耀很幸福的样子，仿佛沉浸在一个别人无法拥有的欢喜里。

　　与铁匠铺里粗重的锤声相应和的，是街道里小炉匠细碎响亮的小锤声。小炉匠多在出在邻村的沟泉，别的村庄也有，少。小炉匠的家什精致小巧，一副担子，一头是工具箱，另一头是铁皮炉与小风箱。但小炉匠只赶集，不挑着担子走村串户。

　　小炉匠做的多是细活儿。补锅、修壶、焊煤油灯和烟锅、钉眼镜、打收麦镰上的牙子……凡是金属物件上的小损伤、小配件，小炉匠都有办法解决。

　　补锅是小炉匠的大活儿。乡村人家做饭炒菜是一大一小两口黑铁锅，用久了，铁锅会出现裂缝。有一次，我家铁锅蒸馍时烧干了水，锅被烧裂了一条缝。父亲不声不响，把铁锅从灶台上拔下来，用铁铲刮锅底的锅灰，铲子在锅底上一下一下刮，声音尖锐刺耳。锅灰刮干净，锅拎起来，地上留一个圆圆的黑圈。父亲带着我，将锅背到集市上找一个姓岳的小炉匠。岳铁匠接过锅端详一翻，拿一小块铁放进炭火炉上的小坩埚，不一会儿，坩埚里的铁融化成了铁水，铁匠拿起小勺舀了铁水，迅速倒到铁锅的裂缝上，拿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在上面一碾压，裂缝就补上了。补过的疤痕会硌铲子。他先用砂轮打磨一遍，再用细砂纸磨，一直磨到光平如初。

　　那时，去集市的村道上，时常会看到像父亲一样背了黑铁锅赶集的人。街道里的几个小炉匠亦忙得很，摊前摆满了等待修补的壶、锅、锁，叮叮当当的锤声在街道里起起落落，像阳光的颗粒，细碎，明亮。这些充满烟火气息的敲打声，使岁月有了绵长细密、精致光亮的味道。

　　小风箱呱嗒呱嗒，炉子上的火光一闪一闪，一小块从别处拆解下来的黑铁在炉火里慢慢变得柔软红亮，在叮叮当当的锤声和飞溅的火星里，被反复敲打、裁剪，最后，变成一片薄薄的、大小适宜的补丁，像一粒尘埃轻轻落在一件旧家什的破漏处，成了锅或者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十多年前，铁匠们相继从集市上消失，从此之后，街市上再听不到铁匠的锤声，乡亲们农具坏了、锅裂了、壶漏了怎么办呢？没人知道。

　　现在，不光铁匠消失了，就连曾经热闹喧嚣的骡马牛羊猪市场也烟消云散了。集市上出售的皆是一次性消费的工业化产品，而逛街的又几乎全是老人、妇女和娃娃。房屋、街道、树木、遗闻逸事都将被尘埃一点点覆盖。

　　春天到来了，谁告诉我，这个季节田地里该耕种什么？那些破损的家具谁能修补？

　　王雁翔，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穿越时光的河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