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多收贫寒子弟，冬日霜晨操场多赤膊上阵光膀子的赤脚大仙！那不是为着风流，而是贫寒。南方学子初入学一床被子，铺一半，盖一半。但师大学生孜孜苦读，亦能在全国折桂夺冠！在这里，贫穷不受歧视，奢华反遭诟病。虚心学习是高尚，好问穷究不为耻。
我来自晋南农村，基础教育相当薄弱，学英语是大笨伯，但我不藏拙，不遮丑，不虚伪，不矫情。不懂就不懂，朱其英同学就是我的老师。有几个音素我发不好，就觍颜请教朱其英。人家不厌其烦，我倒烦了。入学第一个寒假，张广慧问我假期干什么，我虚伪地说准备学毛选某篇某篇。张广慧说，我问你英语准备学什么？我忽为自己矫情虚伪觉羞愧赧颜。如果不是动乱岁月，我们就会沿着知识大道各奔前程。
大一入学军训和后来的战备演习，就是防止苏修入侵。丁正常装扮苏修美蒋特务被抓获。丁正常还会擓着篮子唱“花篮的花儿香”。北师大在临汾牙儿沟搞农场半工半读，躲避苏修空袭，大家很兴奋，只有我闷闷不乐。我想来到北京暮登天子堂，怎么又忽然回本乡本土当田舍郎？乡亲们会说你在村口上大学呀！这不是走回头路吗？
大一时教室有一块小黑板，我为入团，积极表现，便抄毛主席语录。晚上自习结束拿墩布擦楼道，也是功课！大一时，我好几次半夜感冒，韩佳升同学送我到校医院。第一学期，女同学向雷锋哥哥学习，张广慧等为我拆洗被子。
我和刘泽英常在一起叽里咕噜，甭管英语学得好歹，反正爱说敢说，错了也不脸红。我自己英语不行，又是土包子，但我不忌讳不回避。我把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也用到英语学习上。大概还有“积极主动争取主动权”一类战略思想。总想发言，就是总想打仗。还有林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用上了。隗仁莲因为是丑小鸭在教室前排中央就座，学习也刻苦。那个农村娃饱尝过饥饿的味道，到北师大忽然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可以吃饱饭的营生，一个学期就长胖了，衣服不合身了。
“文革”来啦。1966年6月1日谭厚兰刘兴隆得风气之先，从红旗杂志社回来贴党委大字报。下午忽然风向骤变，说不能否定党的领导。傍晚时分，公共政治课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老师大字报扭转乾坤，他说党的领导应该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委如果有错误，也可以批评。遂挽狂澜于既倒。《人民日报》笔杆子们引用马克思一句话：“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这句殊为精彩，我琢磨了几年，也未必探骊得珠。不过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的确出笼了，比如我就特别仇恨我们大队书记，所以他倒霉，我高兴。
辅导员杨芝岭的得意门生开始反戈一击批斗她，有人在地上画一美女蛇，让她站在蛇头圆圈内。啊呵，原来我们尊崇的老师还是美女！有些在政治上不甘寂寞者始终走在前列。1966年7月27日傍晚，晚霞满天，突然闻听“毛主席万岁”声巨浪排空，师生热泪盈眶者大有人在。陈伯达、江青、康生来到师大校园。自然还有王关戚、穆欣。大概后来陶铸、王任重也来了，不过坐在边上，也没有人介绍，现在看来是被冷落的。工作组的刘卓甫（物价局长）被中文系的王岚斥为“没有孙友渔（七机部副部长，原工作组长）的孙友渔路线”。王岚后来默默无闻，不显山露水。那时候崇拜江青，说到底是因为崇拜毛泽东。这次的首长讲话被传抄全国，北师大谭厚兰因而成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
1966年红卫兵风乍起，我和刘泽英结伴去清华附中串联学“唐僧取经”，嘛也没取回。后二人一同加入红卫兵师，旋又同时反水叛投井冈山，还在饭堂门前张贴“郑重声明”，煞有介事，宣布自即日起退出红卫兵师。找到井冈山康健递送了申请，康健说“研究研究”。我心想，我们看得起井冈山，你们还研究什么。那时觉着这就是杜鹃山弃暗投明反水入伙而已。我们不是红五类，有些理不直气不壮。
师大的风云人物，那时候还有陈兰彬、郑云云、李春秋、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外号普鲁东）。谭力夫鼓吹血统论，我当然反感。二附中的小闯将们有一次闯进北师大广播站大闹，对空喊话，大骂狗崽子。血统论盛行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蛋”，“骂，骂，骂，骂出一个红彤彤（甚至有念红丹丹）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我们的女同学也张口闭口“他妈的”。国骂盛行，就是爱国。头扎小辫，腰扎皮带，女子穿短裤，就是那时的时髦装束：摩登。有一次我在英二同学的《红楼梦》上书写“黄色书刊”，弄得大家不愉快。因为我想，谈情说爱，与“三分之二”无缘。要武，不爱红装爱武装，是理想。
李春秋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这题目，多吓人。后来的“红梭镖”就以这批老师为班底。我个人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站在少数派一边。不过在当时反对工作组，为被打成“游鱼”的学生平反，才真的算是革命呀。
有一件事情值得回忆，我们外语系的孙文博大姐，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属于红五类，筹委会主任，红卫兵师长（后来被叫作伪红卫兵师，因为北师大是师级单位），厅师级干部。有一次大会她朗声道：“被敌人反对是坏事而不是好事！”引起一片嘘声。还有一次，32111钻井队做报告，她说：“给英雄的32111钻井队献花圈。”她的名言：“毛主席为我们亲笔题写‘北京师范大学金光闪闪八个大字”。我掰着指头一算，明明只有六个大字呀。你想，这分明是紧张所致，又不是她算术不行。我这里不是嘲弄大姐。那个时代把人异化啦！
1966年冬我和雷、刘也试图脱颖，办了个钢板蜡纸刻印之《新思潮》，引1918年《湘江评论》毛泽东话：“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任务。”“文革”大串联，我和王尔德、雷天生、韩佳升来到太原南文化宫造大庆展览的反，放了个马后炮。被我们批判的王文章，老红军，后来成了副省级干部。
文化革命是一个不知宽容包容为何物的时代。那时所继承的政治学说，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国家学说、政权专政政府理念，同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国家相差十万八千里。文化革命起初想用公社代替国家。北师大新思潮派提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措施，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包括废除常备军而只保留民兵。马克思绝不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建立无产阶级常备军。《法兰西内战》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不能“借用”而只能“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在人类历史上做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
我和同班来牛、新华诸君“文革”派性斗争中不选边，而是做第三势力中间派取中庸之道（但非逍遥派），不采极端立场，看两边都不顺眼。这一派不知谁匠心独运取名曰“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此乃“海派”的由来。我们临时起意，叫了个“云水怒”“战斗队”。其实没有战斗，没有发过一枪一弹，完全是个子虚乌有。1967年纪念领袖诞辰，我们出墙报纪念，刘来牛画了波涛汹涌激流飞湍巨轮朝日领袖挥手，隐喻大海航行靠舵手。
红卫兵运动肇端于北京中学生——清华、北大、北师大、人大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是其衍生物。北工大谭力夫们讲话大骂“狗嵬（崽）子”，令吾辈灰溜溜，一时雪压冬云白絮飞，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学生到北师大广播站骂狗崽子。我心里不爽。文化革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触及灵魂，批人性论，污染和玷污了人性。人变成了鬼。
文化革命中外语系批斗黎浩智老师，大字报罗列罪状之一是他们哥仨叫黎浩智、黎浩仁、黎浩勇，和蒋介石的智、仁、勇符合。西北楼内有人骂董辉是狗崽子，董辉机智地说，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方义奎说，你也配做劳动人民的儿子？他说：“陈伯达同志说，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理科一位汤姓同学遭遇人格侮辱，被骂作是“汤二麻子”，他出身不好，自我革命改名为毛为民，但同班级同学站在凳子上用长把扫帚覆盖：“你也配姓毛？！”不让他革命。方义奎同学后来因为质疑林副统帅而蒙难。我觉得我们应该彻底走出“批评某某人就是反革命”的恶性循环。我们当然不必要把反对某某人的人奉为英雄，英雄崇拜的时代应该过去，我们是肉身凡胎，不是先知先觉。我们也不鼓励激荡人们同权威同长上做斗争成为英雄。但我们的确应该避免制造罪犯，彻底走出揪斗——平反——揪斗的怪圈。
1966年8月一夜，北师大二附中红卫兵用皮带抽打老师，女孩子失去了应有的羞涩和文静，惨烈的哀嚎声从被厚布蒙蔽窗户的教室传出，耳不忍闻。文化革命北师大死于非命的有著名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家马特、物理学家祁开智。我们系的教授何万福、胡明跳楼毙命。学生纵身一跃千古恨者亦不在少数。
始料不及的是，运动的发展走向反面，宋彬彬、宋要武们的父辈首当其冲。于是1966年冬发生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十二月黑风，北京大中学红卫兵中部分高干子弟回光返照，中学生有所谓“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批高干子弟——第一批老红卫兵发祥地——走向中央“文革”初衷的反面，受到周陶、江康批评之后，乃组织“联动”以图东山再起，炮打中央“文革”（包括王关戚）。1966年冬的一个寒夜，我们奉命到北京站搜捕欲逃离京都南下的“联动”分子。
1966年北师大革委会的几个热血青年委员樊、黄、李头脑一热不知道怎么就宣布推翻革委会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好像十月革命攻打冬宫临时政府一般。被称为“有保姆的左派”的谭厚兰此前因为与林杰风雨同舟（反对派叫贼船）而被打倒在地，这时候革委会其他人痛哭流涕表示上了林杰的贼船如梦初醒，大批骨干宣布立即退出井冈山。半夜时分中央“文革”和北京卫戍区三道金牌急急如律令，樊、黄、李从此落入法网。“九七事件”，樊、黄、李推翻了革委会，按照游戏规则被捕吃八两窝头。
王颂平等当初井冈山的开山鼻祖为对抗谭厚兰成立井冈山造反兵团，十来个人七八条枪，成为最大反对派，当时就叫派性，和党性对立。
1968年春发生号称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右倾翻案风——倒谢。北京红卫兵中一派打倒谢富治的标语贴满京城大街。三军造反派所向披靡。谢当然是江青一派的。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冲锋陷阵。后来杨余傅被当作倒谢主力军的后台逮捕，算平息风波，称“反击右倾翻案风”。林彪讲话，局势得以掌控。参与倒谢的“造反兵团”树倒猢狲散，于是有了打倒王颂平、李先华的一幕出现。包围工五楼断水断电。北师大原武装部长在革委会武斗动员大会上叫嚷“踏平工五楼，不要啦”，说他心情沉重，中午只吃了五个饺子，引起哄笑。革委董主任做誓师动员演说。攻坚战，云梯是木梯。强力弹弓，劲弩连发。不过强弩之末势不能穿玻璃。小平车当战车。食堂工人杜某打兵团学生当游戏好玩！所以工宣队进驻算解救了兵团。
外语系有个“钢一连战斗队”，“缚苍龙”，“瓦西里”，有雅谑之士讽刺曰：“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臭龙·契卡夫”。《诗·卫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意思就是善于开玩笑，但不使人难受。
“揪刘火线”把刘少奇钉在十字架上，高喊“打死他”的人群中就有我的身影。在北师大召开批斗彭德怀、余秋里、彭真、李雪峰大会，全市数万民众扔石头，全民迷狂，愚蠢得可以。那些用巨手在大卡车上使劲摁住彭德怀光秃秃脑袋又不时掰起他的亮晶晶脑门的人，自己后来似乎也坐了“土飞机”。
1967年3月我被抽调到社科院和北师大的“中央各部联合调查组”，那是中央“文革”为渗透到周恩来管辖地盘窃取动向，为了掌控中央各部大字报上有关李先念、陈毅的意见，反击“二月逆流”。我被分到财贸口。然而其实没有见到过一张关于他们的大字报，没有任何文字批评过他们。虽是有闻必录，但也乏“恶”可陈。我们当时的心态是巴不得捉到虱子，越多越好，可惜没有。当时野心勃勃，希望能打活老虎。青年人容易被利用。人有虐待情结，希望别人倒霉。肉食者正利用人性的弱点从中渔利。
我在中央各部调查组结识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牟钟鉴、李富华、李兴华诸位大哥哥。起初奇怪怎么还有大学生研究宗教，问他们可不可以结婚，是否必须持斋食素，是不是打到宗教内部窃取情报。后来才知道毛泽东说过学点宗教，又知道同在一个调查组的人观点不尽相同，也有维护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的。他们后来也分成两派。
文化革命打破师生界限，我们连起码师道尊严都抛弃了，对老师直呼其名甚至喊绰号。有一次下乡插秧劳动总结，三结合革命干部系革委副主任柳玲梅说“有的革命同学大腿被蚂蟥叮咬”，大家大笑，结果传成“革命的大腿被咬”，甚至“革命同学被反革命蚂蟥咬了”。
清查516越来越扩大，越来越离奇！普通学生质疑过某人，就是516。“有思想、有言论、无须行动，同一时期受同一思潮影响的人，皆为516”的定理出笼。逻辑推理是这样的：1959年彭、黄、张、周并没有共同策划于密室，但观点一致，就是反党集团。
要董连猛交待（代）“九二黑会”的车轮战术，我参加了，坐在后排。但后来越来越觉得这案件离奇地虚假，于是消极怠工。当然积极开展斗争的大有人在。有一次我领着他放风去主楼旁边葡萄架下喝凉白开，就大胆和他坐下闲聊。他倾诉衷肠。我表同情，鼓励他大胆翻供！我是内奸！我于是失宠于工人叔叔。
后来工宣队炮制的荒谬绝伦之说出台：造反兵团是九七事件樊、黄、李第二套班子，是第五纵队，和谭厚兰演双簧。这荒谬理论叫人大跌眼镜。这是荒诞派戏剧。我大胆批评这一胡说，充其量是言论，奈何亦被罢官——那个九七事件是几个娃娃头脑一热搞起来的，连谭厚兰也懵了傻了。
我们得感恩刘宝英老师在战马倥偬岁月里复课闹革命为我们上英语课（内容不外两报一刊社论老三篇）。我和拙荆至今还能背诵《为人民服务》中“Our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ighth Route and New Fourth Armies led by our party are battalions of the revolution. These battalions of ours are wholly dedicated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work entirely in the peoples interests. Comrade Zhang Side was in the ranks of these battalions.”（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可是不争气的我，却没好好学习，而是醉心于党同伐异乱党政治暴民运动。我还写大字报提倡取消中小学英语课，真乃昏头昏脑愚昧得可以。我后来研究英汉对比，赞美拼音文字，斥责象形文字之非。我也有些内疚，因为“文革”的关系，在“文革”中，有时候我们和杨芝岭老师刘宝英老师陈达星老师竟然形同陌路——因为忌讳谈论“文革”派别敏感话题。
“文革”中两报一刊社论单行本，我几乎每册必买。“文革”小报传单首长讲话，我攒了一纸箱，毕业时精简后装订两册，但1980年亦遗弃。北师大非法印制的未发表的毛主席文集八册，在全国应是最齐备的。这当然没有被控告侵权索取版税。有一次开会，我活学活说：“现在十点，开会。”大家哄笑，因为这话是毛主席主持中央会议说的。工宣队进驻落实政策（实为解放干部）开会发言稿常是我写让董、孔代表二班去念。
“文革”后期，有些书店书籍解禁，1970年代初北京东安市场处理旧书、西四书店内部发行学术书籍，我都徜徉其中。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也是我经常光顾之地。
我常说“英语26个字母我只学了24个，“文革”就开始了”。我从来不避讳说自己是69届大学生。我也不回避自己在“文革”中还算积极——就因为这，同学同事佩服我说，人家巴不得撇清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大学毕业，大家的鉴定写的都是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只有我没有这一句。我找到都祖尧书记，他反问我：“你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是干什么？”好像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我问，你说我干什么。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自传，我写的是：以理性态度积极参与文化革命。大家觉得我的自传朴实自然得体。四人帮倒台，我是彻底否定“文革”派中人。
资料写作者：安希孟，大学教师，已退休。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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