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胎是个儿子，举家欢欣，表嫂地位也因此直线上升，从此全脱产。其他人倒忙起来，看着那大胖小子，每个人都干劲十足。超哥先跑去日本打工好几年，回来后又搞运输又养兔子；二姨喂牛放羊，打理内外；连二姨夫都跑到外面去打工挣钱，回家就喝酒喝到脸上通红，抱着孙子四处显摆，把酒气喷在孙子的胖脸蛋上。现在，超哥又生了二胎，是个女孩，叫“玉婷”还是什么的，儿女双全，全家更高兴了。
第二天才出殡，我提前一天赶回来。一路周折，剩下最后几里路却无车可乘。我打电话给超哥，他正要带女儿来镇上打预防针，刚好接上我。我在路边等，猜他会以什么形式出现。路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穿着黑衣服，看上去都像他。一辆车裹着一团灰停在路对面，灰散了，车显了形，我看到超哥在朝我招手。
开车的是超哥的妹夫，小敏的老公。车是一辆松松垮垮的桑塔纳，座位下面全是土，脚垫铺在土上面。兄弟姐妹们挤了一车。
小敏说：“咱姥娘好福气啊，昨天是个好日子。”
超哥说：“好福气，刚过完年，打工的还没走，外甥孙子的都在。”
我们生于1970年代中后期。我姐比超哥大两岁，超哥比我大两岁，我比小敏大一岁。想想那几年，姥姥家真是捷报频传。当然，也可能是喜忧参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算是比较亲近的，主要的感情基础都是小时候打好的。那年代，我爸妈刚离开农村，仍时不时回老家，我和姐也都喜欢去姥姥家。二姨就嫁到邻村，所以我们也经常顺带去二姨家。二姨家有山，能采果子，有水库，能捞鱼，因此更受小朋友们欢迎。上小学时，我常在那里度过整个暑假，晒得像个黑泥鳅，回到家里，说话口音都变了。我们和本村的孩子们玩得不分彼此，也打得不可开交，常常和超哥、小敏联合起来，打哭邻居家的孩子，而那个孩子细论起来，竟是我们的长辈，该叫“姥爷”。我们经常犯上作逆，打哭“姥爷”。
我到现在还记得超哥带我去河里摸鱼，一条雪白跳跃的大鱼从我手指间溜走，成为我终生的重大遗憾之一。
超哥和小敏也会趁放假来找我们玩，这算是“进城”，就更兴奋了，他们常常要盼一个学期，然后才换上新衣服，随着大人来我们家，他们会在最初的几分钟里腼腆羞涩一下，然后才小心征得姨夫赞同的目光，被我和姐带出门。当天下午就玩得昏天暗地。
最让他们兴奋的是我们家的水龙头，一拧就出水，简直太高科技了，这之前他们只见过水库和水塘这种大片的水，从没想过水能装在管子里，一拧就流，再拧就停。我拿大人的话唬他们，说这就是“四个现代化”中的一个。他们很赞叹，问另外三个是什么，我一直没告诉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总之，他们对水龙头非常敬畏，又不好乱动，所以，只要有大人要用水，超哥和小敏就冲刺般奔过去，一路扭打着，非要亲手启动这神奇的现代化，好几回争得打起来。
还有一回，我爸给我和超哥一人买了一双“回力”球鞋，两个小男孩穿上新鞋，立刻脚底生风，感觉整个人都飞起来了，回家的路上，我们坚决不肯坐我爸的自行车，一路跑着回去……
尽管如此，那时的我们各方面都还相差不多，或者互有长短，因此还具有可比性。事实上，我们的童年正是在相互比较中长大的。每次见面，我和超哥都要比一比，比比谁考试考得好，谁单手扔石头扔得远，谁弹弓射得准，谁长得高，而大人们也乐于促成这事。有一年，超哥翻到了我的语文试卷，说怎么你连“庐山”的“庐”都写错了？广字头下面写了一个“卢”。还有一次，我们刚学会骑自行车，一人一辆在街上飙车，后来经过路边一个下坡，下坡处有道窄门，超哥说：“你敢骑下去吗？不敢吧？”我二话没说，车把一拐，忽一声骑下去，膝盖擦过水泥门框，连人带车翻在地上。
也有那么几次，我稍稍占了上风。比如有一回我们坐在路边，比谁扔石头准，目标是路对面一户人家大门口的下水道。石子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我们比了一下午，差不多快把人家的下水道给填上了，谁投进一个谁就计个数。117比93，我战胜了他。
那是1980年代，我们共同度过了欢乐无邪的童年。
在一张珍藏至今的黑白照片中，可以看出我们两家当时的亲密无间。照片是在县城照相馆拍的，上面一共九个人：两个四口之家呈对称之势，平均分布在左右，大人坐着，小孩站着，外加我小姨一个人在后排踩着凳子，只露出一张脸。小姨只比我姐大几岁，当时也寄居在我们家读书。她正在青春期，有一次闹起脾气，大概嫌自己多余吧，她把照片中自己的脸撕掉了，留下一个神秘的空白，好让剩下的八个人更对称些。拍照当天，我姐也刚耍过小脾气，嘴撅着，眼睛还肿着；小敏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好像刚见证了神奇的事物；超哥一手抄着口袋，站得挺拔，不知道为什么戴着帽子，大概是二姨夫让他戴的，因为二姨夫也戴了一个，超哥的穿着打扮，完全是二姨夫的小号翻版；我懒洋洋地斜倚在我妈腿上，眼神颓废，从小就透着玩世不恭。照片右下角印着：一九八九年留念。
进入1990年代，超哥渐渐不喜欢我们之间的种种比较了，因为他开始在各项数据中处于下风，尤其让他抬不起头的是身高。作为哥哥，他觉得理应比我高一些才对，可我很快超过了他，而且越超越多。他大概暗自努力了几个学期，最终放弃了追赶。下次见面，大人就取笑他：怎么弄的，还没你兄弟高？甚至直接在我们面前搞错：对了，他叫你哥，还是你叫他哥？
除去身高，我们的其他方面正以更快的速度，拉开更实质性的距离。有人说，人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生地的不平等。超哥比我聪明，脑子比我灵活，跑得比我快，乒乓球也打得比我好，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他在农村，只要不出意外，他就将按照一个农村人的方向走下去，终将和我渐行渐远。1996年，我考上了山东大学，去了省城济南，而他也在当年早些时候到了济南。当我们在一个工地上相遇时，突然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巨大鸿沟，让我们都有些不适应了。我来读大学，而他来打工。
看着他从几十米高的塔吊上爬下来，我腿都软了。
在一个满是钢筋水泥的未完工的楼房里，他和他的工友兼老乡们接待了我。他买回来一些猪头肉，几包熟食，我们围坐在地上，大口吃喝起来。我穿着崭新的牛仔裤，戴着眼镜，像个初到工地的技术员。他灰头土脸，衣服上全是石灰，把一块肉夹到我跟前，说：吃。
他不像小时候那么多话了，总是听别人讲，然后轮到他时，他就哼一声，或是笑一下，笑得迟疑、牵强，再也难见儿时的开怀大笑。趁工友不在的时候，他向我抱怨，每次一起吃饭，他们总是哄骗他出钱，今天一看我来了，知道他要买好吃的，他们都笑嘻嘻凑过来了。
我们不再像儿时的玩伴，更像一对兄弟。临走的时候，超哥叮嘱我：“没事别往外面乱跑……好好学习。”他在努力扮演一个哥哥，说一些哥哥该说的话，不过，连他自己也觉得，“好好学习”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点不伦不类。
在我刚开始我的大学时，他已经过早地进入了生活。当我忙着初恋的时候，当我为了第一次牵手而辗转难眠的时候，他已经让他的小女友怀了两次孕，流了两次产。
他从来不是一个老实孩子，他话不多，但心眼多，拳头也够硬，这是在外面混社会的必须条件。我们在济南见面不多，一是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没事不往外面乱跑”；二是他整天在外面乱跑，被流离的生活抛来抛去。他好像从没来过我的大学，那个干净、安静、永远也不用爬塔吊的世外校园。
他的小女友也是他的工友，他们直接住在了一起，他们的幸福小窝永远是未完工的房间。我估计，这也是他没再让我去找他的原因之一。他有了女人，不方便了。后来，好多年后，等我见到这个比我还小的“小女友”时，她已经嫁给了他，成了我的表嫂。
再后来，我去上海读研，工作，定居，和超哥相聚的机会就更少，偶尔回家见到了，亲切中常有尴尬。新话题越来越少，只能一遍遍回忆童年。我们花十年时间度过童年，再花十年时间回忆童年。下一个十年，我们都还没想好。
在上海，我们倒有一段计划外的相遇。
2006年，他们村好多人开始去日本打工，已经先后去了几批，消息传回来，说是赚到了钱，于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帮，更多的人开始去日本打工。超哥也加入了，交了几万块钱的保证金，又交了几万块的培训费，一轮一轮地办手续，等待，猜疑。终于有一天，火车将他们带到了上海，他们要在这里接受短期的语言培训，然后换乘轮船，东渡日本。
我在上海火车站接到了他们。他们大包小包，满眼兴奋，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三个。超哥向他们一指我，他们一律向我点头，一起喊：“哥！”
在上海，他们吃、住、学习都在杨浦区一所培训学校，等他们安顿好，我去找他们，请他和几个最亲近的老乡吃饭，我没敢挑什么大馆子，就近找了一个小饭馆，点了几个菜，却没有白酒。我要了一瓶黄酒，让他们尝尝上海人喝的酒，他们小心喝一口，咂咂嘴，没说话。后来，一瓶喝完了，我要再点一瓶时，超哥才鼓起勇气，带头说：“别点了，喝不上来，像醋。”
我才想起来，超哥早已是离不开酒的人。对他来说，酒只有一种，叫白酒。
还有一次是周末，我请他们来我的办公室，在18楼。他们在窗口探头，俯瞰蓝天下的大上海，他们转着头看办公室的装修，咂着舌说：“哎哟，这是你们总经理的办公室吧？”我说：“我们这里没有总经理，这是我们会长的办公室。”他们轮流在我的电脑椅上坐下来，试着左右转一转，谁要是转得时间有点长，就要被下一个拖下来。超哥看到文件柜里摆了几本书，说：“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学习？”我一看，是我读研时的几本教材，是我的导师写的，我告诉他，他更惊叹了，说：“怎么你们上课的书都是你们老师自己写的？”好像这事很不可思议一样。
他们在办公室玩够了，我又带他们去了陆家嘴，看了金茂大厦、东方明珠，又去了滨江大道，他们正好四个人，我叫他们站在“滨江大道”四个大字边上，一人一个字，给他们拍了张合影。他们大概从没拍过这样的合影，照片里，他们乐开了怀，连超哥也罕见地笑了。
我始终没让他们来我的家。
我那时没有家，寄居在“青年人才公寓”里，那是浦东新区为外地来沪人才准备的公寓楼，要求单身，至少要有本科学历，公寓的租金比市场价便宜，原则上只准住一年，第二年要让给新来的“人才”。这本是一桩善事，实际操作中则掺了假，很多领导的司机住在里面，且常年不搬走，好多已经在里面结婚生子，看样子要代代住下去。我当初能租进去，也是托了领导，而且我也一住三年，直到我买了一套小房子后才搬走。公寓楼都是两室一厅，由两个“人才”合租，简装修，家徒四壁。我没好意思让超哥他们来，这不像个家，我怕破坏了他们对“人才”的美好想象。
私下里，我问超哥：“去那边能赚多少钱？”
超哥说，弄好了，一年能混个十几二十万。
我说：“值当的吗？在家里随便干点啥，还混不出这十来万块钱？非跑那么远，老婆孩子舍家里，而且还一去三年？”
超哥沉默了半天，说：“你不知道，现在家里不好混。”
后来我又问他：“能及时拿到钱吗？现在拖欠工资的很多。”
超哥说：“能，人家挺正规，还签了合同……”他没敢多说，看得出来，他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但是，人还没出国，五六万块钱已经砸进去，他们其实没得选，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我从没问起他们去那边干什么，他们也从没说。官方的称呼是“劳务输出”，在我的想象中，那不会是什么体面的工作。我唯一向他说起的叮嘱的话，就是一条：“安全。”
我试着聊些轻松点的话题，我说：“你日语学得怎么样了？说几句听听？”
超哥立刻很不好意思，说：“不行不行，学了半天，一句不会。”他指着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说：“你让他说，他行。”
出发的日期一拖再拖，他们既回不去，也走不了。但不管怎么说，上海的日子算是一段相对轻松的日子，他们也知道，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不多了。那段时间，我记得上海的天空总是阳光明媚。
在一个动荡的夜晚，一艘货轮将这十三个青年带上惊涛骇浪，在这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连村子都没怎么出过，现在，他们窝在船舱底部的狭窄空间里，开始了真正的异国之旅。他们家乡背靠的那座山叫徂徕山，抗日战争期间曾有过一场徂徕山战役，据说相当惨烈，七十年来，那曾是他们村对日本这个国家的唯一记忆。现在，他们离开越来越“不好混”的家乡，企望这个国家给他们一线生机。
我继续过我的日子。那时我做五休二，下班准时，办公室离家步行五分钟，有一辆破自行车，没有女朋友，晚上和双休日，我趴在公寓配发的一个写字台上写小说。我仍没有开始真正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我的手机上经常接到一个奇怪的号码，我每次都把它摁掉，但它过几天还打过来，有一晚我实在忍不住了，按了接听，一下子有点吃惊，原来不是骗子，是超哥。
他买到一种当地的电话卡，据说打国际长途很便宜，比国内市话还便宜，缺点是音效不佳，常有延迟，所以能在听筒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很怪，突然发现自己的发音很不好听，简直每句都需要矫正。就这样，我们像对着复读机练习发音一样，打起了越洋电话。
他突然变得很能说，女人一样絮絮叨叨，长吁短叹，没话找话。有几次我听得出来，他喝了酒，但很多时候他很清醒。在这些通话中，我多少知道了他在那边的一些片断，他们吃不惯日本人的饭，每顿都吃不饱。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片水塘，如获至宝，回去自制了鱼钩，晚上去钓鱼，居然真钓到了，有一条足有两斤多，他们没让那鱼活过那一夜，当晚就炖了它，吃得片甲不留。他们去乘地铁，想办法逃票，比在上海容易得多。他买了一台笔记本，学会了QQ和视频聊天，他的儿子已经能在网上叫他爸爸。他们搞不懂日本人，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他们做工竟然那么认真，早晨没有一个迟到的，即使没领导看着，他们也一样卖力……
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日本的生活更像一次暂时的奇遇，所有的小困难小周折都轻松得像一个笑话，讲出来的同时就失去了苦难的味道。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我问他累吗，他说，不累。
很快我就发现，他不止给我一个人打电话，他给每一个人都打电话。有一次他告诉我，在给我打电话前，他刚给“我大姨”打过电话，也就是我妈。我妈在晚辈前是个严肃的人，常教训他们，超哥尤其怵她，平时见了面就想着快溜，电话更加没有，现在倒好，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他居然主动打给我妈，据说还聊了很久。
在挂断那天的电话之前，他还问我其他人的电话号码，他准备一一打过去，向他们重复钓鱼和乘地铁的故事，重申对日本人的看法。他每次接通后都要提醒我：“这电话很便宜，比市话都便宜，尽管打。”还有一次我记得是中秋节，他明显喝得比以往多，我拿手机的手都快酸了，他还没有挂断的意思。在他漫长的没有终点的讲述中，我终于听懂了他的意思，我本该在第一个电话中就听懂的：他想家了。
在这些电话中，我充当了一个越来越麻木的听众，一开始我还问，后来我只应，再后来，我连应的兴致也没有了。我也很忙，我也需要抒情，但我从没想过对象是他。
在某一次通话之后，他再也没有打来电话。
2008年的一天，他们突然接到提前回国的通知，原因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他们几乎是风暴中第一批落水者，同两年前的离开一样，他们被粗暴地、不加解释地抛了回来。这些地道的中国农民，第一次和全球化发生了如此直接的联系，他们被撞个正着。
因为基本是原路退回，所以这一次他们熟练多了。超哥在上海下了船，先去火车站办了行李托运，又买了晚上回山东的车票。上海留给他的，还有最后一个下午。我想省点时间，直接去车站见他，他却坚持要自己来市区，我们约在一个地铁站碰头。这一年，四舅的女儿已经来交大读书，我把她也叫上，在地铁站出口一边等超哥一边聊天。表妹刚到上海，正惊诧于上海的高楼和美女，她才上大一，我们每见一次面她都变一次模样，真不知道照这样变到大四，她得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聊了二十来分钟，自动扶梯把他带了上来。
他穿着新衣服，人却旧了许多；背好像有些弓了，整个人更显矮小。他没有表现出多少海外游子重回祖国的兴奋，没有一见面就大谈国外见闻，他甚至话更少了，似乎该说的都已在电话里说尽。我们问他，他也只是摇摇头，或是撇撇嘴，好像国际长途很便宜，当面说话倒很贵。表妹在他左右蹦蹦跳跳，我们本是同辈，但在超哥面前，她像小辈。
这一次我更有经验了，找了一家比较体面的东北餐馆，因为不是饭点，整个餐厅上下两层只有我们这一桌，上菜快得来不及吃，说话就更顾不上。我想他或许很久不吃中国菜，就点了很多东北菜，摆了一桌子，看得表妹连说：“哎呀，今天又不能减肥了！”那段时间我突然对家乡的粗粮很感兴趣，看到菜单上有厨师推荐的玉米面粥，就嚷着要点，超哥却伸手挡我，很害怕似的说：“别点，别点。”
酒水单上有白酒，便宜的几十块，贵得成百上千。我看了半天，点了两瓶啤酒。
这顿饭来得匆忙、突兀，记不清有什么成形的对话。吃到中间，超哥问我：“能在上海给我找个活儿吗？”
我说：“你才刚回来。”
超哥说：“回来了，就得想回来的事，回到家里，不还是没活儿干？”
我说：“上海找工作也不那么容易，大学生都失业。”
超哥说：“你就给我找个下力的。”
我说：“下力的，我还真没办法，平时也接触不到。”
超哥就闷头吃。过一会儿，我试着问他：“钱都拿到了吗？”
他说：“走得急，拿到了一些，还押了一部分。”
我说：“能拿到吗？”
他说：“拿不到也得拿。”
吃过饭，我叫表妹自己回学校，我送超哥到了车站。两年前，我在这里接到他，两年后，我又在这里送他，两年间，我们各自发生了多少的事情？见了面却无从说起，我心里一阵酸，我说：“哥，到了给我发个短信。”
再接到他的电话时，他已经又换了一个可疑的新号码。电话另一头，他劈头盖脸地抛给我一个全新的国际背景，他说：“兄弟，我在新加坡，刚到就让人家给骗了，钱都让他弄没了。兄弟，你在新加坡有认识人吗？”
我说：“你你你怎么又去新加坡了？”
他说：“听别人说这里好挣钱，就来了，一下车就让人家给骗了。兄弟，你认识的人多，能给我想个办法吗？”
我说：“我上哪认识新加坡的人啊！”
他愣住了，不说话，也不挂电话。我觉出我的话可能不好听。我说：“回来的钱还有吗？”
他说：“回去的钱倒是有，可是不能回去，回去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说：“快回来吧，哥，回来了，什么都还有。”
他不说话了。我能听出他无声的失望，以及由此引发出来却又不便表露的气愤。
我觉得我们童年时代积攒的兄弟情，正在被一点点消耗。
再后来，他回到家里，不再四处乱跑，安心在家乡做点事。日本赚来的钱还剩下一些，再找亲戚借一点，他买了一辆车跑运输。生意还不错，后来还专门雇了一个司机。家乡是他的地盘，一切似乎正在好转，儿子转眼就要上学了，他和老婆商量着要不要再生一个，罚款都准备好了，这次最好生个女孩，当然男孩也不错……生活似乎又渐渐回到了他的掌控中。但是有一天晚上，那个滴酒不沾的司机喝了几杯酒，撞死了一个人，一车货翻进沟里，车也撞了个稀巴烂。超哥的生活一夜回到起点。
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他总是换手机号码，我的手机里永远只有他的上一个号码。
2009年底，我换了一套大点的房子，由小房奴升任大房奴。买房过程中和中介起了点冲突，被中介暗中用牙签堵了防盗门上的锁眼，弄得我无家可归。我报了案，却拿不出一点证据，反被警察笑话一通。我照着电线杆子上的电话号码叫来一个开锁匠，他研究了半晚上，宣布放弃。最后，我和他轮流用大锤猛砸门锁，像两个恼羞成怒的强盗。一锤一锤，仿佛砸在我自己身上。原以为天衣无缝的生活，一根牙签就给捅破了。
那些天，我恨得牙根痒痒，天天想着报仇雪恨，空想了种种复仇的计划，却一个也没法实施。那一刻，我想到了超哥。如果他在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
到我这一代人为止，每一个中国人都至少有一个农民兄弟，每一个中国人的故事里都少不了农村的记忆，不管你走得多远，站得多高，他始终牵绊着你，拖累着你，也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支撑着你，温暖着你。即使你一年到头都想不起他，他也会在某一天回到你眼前，弥补你终年的遗忘和无视、愧疚或无奈。
但是，或许也只是到我这一代为止，以后不会有了。
大年初六，姥姥去世了。初七，我坐在超哥的车上，由他送我走完这回乡的最后几里路。没有他，这几里路将成为我的绝境。我们聊起了各自的近况，他现在和小敏家合伙养兔子，拳头大的小兔子，几十天就能喂肥，兔子肉卖给河北人，兔子皮毛卖给浙江人，浙江人卖给法国人，最后变成法国贵妇身上的皮草，据说连动物保护者协会对这桩生意都没话说。超哥不再整天折腾出国了，因为他不出村子，就可以把他的兔毛送出国。他红润的脸色越来越像酒后的二姨夫了，他甚至重新变得很能说了。
超哥说：“咳！年前我不是又生了个老二嘛，今天带她来镇上打预防针。”
超哥说：“来，玉婷，叫叫你表叔，会叫吗？不会叫？呵呵！”
超哥说：“你现在去学校了？当老师了？”
超哥说：“怎么不当公务员了？原来当公务员多好！整天出发（出差）！你那一年还出发去了非洲是吧？怎么就不当了呢？”
超哥说：“你在什么学校？什么？大学？咳！你侄儿！他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呢，小学都上不好，一叫他做作业就肚子疼！”
姥姥的灵堂设在三舅家，门口闹哄哄，旁边还支起一个烧水的小锅炉，人来人往，肃穆中竟也带着喜庆。车子开过三舅家门，超哥在后座交代开车的妹夫：往前开，别回头看！妹夫演技不行，还是不由自主看了一眼。车子开到前面一段距离，放下了我。
超哥最后说：你进去了别忘了先磕头，他们要问起来，别说我们送你到门口，就说我们把你送到村皮上就走了。兔子离不开人，我得赶紧回去，你去吧，我明天再来。
姬中宪，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阑尾》、诗集《双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