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绪明

　　惊惧

　　陆绪明

　　几个年轻男子团团围住一个提着挎包戴着眼镜的白衬衣男子。他们之间好像发生了什么争执。因为几个男子中的其中一个，不耐烦地飞起一脚，踢在戴眼镜男子的腰上。“啊”的一声，他痛苦地弯着身子，用手捂住腰。这一幕发生在樟木头镇车站外三百米处的绿化带背后。那是2006年7月的一个周末下午，我正从车站里走出来，准备从那条路上去她所在的工业园区。远远地我看到了这一切，开始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打架斗殴，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我目瞪口呆。只见那几个男子一拥而上，对弯着腰的眼镜男子狂踢几脚。其中一个男子，粗暴地取下眼镜男子的挎包，并搜索他身上所有的口袋。最后他

　　得手的是一小沓钞票，一只钱夹和一个苹果手机。他骂骂咧咧了几句，接着又用力地把眼镜男子往绿化带上用力一推。这时，只见两辆摩托车突然开过来，停下，几个男子分别飞快地坐上人和车“忽”地一声，穿过前面的天桥下，在一瞬间消失得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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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打劫。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胆大妄为，我在这个城市里不止见过一两次。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子，他无助地向着抢匪逃逸的方向喊：“抢劫啊，有人抢劫啊……”喊着喊着，竟然带着哭腔。此时路人不多，包括我在内的仅有几个也只事不关己地看着他。一分钟之后，我转身拦了辆的士离开。我不想留下来陪那些围观者一起看热闹。因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一个路人，至多会用手机偷偷拍下抢劫的一些过程。但最终没有拍照，只因不愿意再看到这样被欺辱却又没有办法的人。戴眼镜的瘦弱男子一边用手扶着脸上的眼镜，一边拍着身上的草屑。他羊一样的眼神，让我觉得惭愧。我比他还要懦弱胆小，劫匪围攻他的那一刻，我就在离他三十多米处，但我就是没有勇气冲上前去打抱不平。我什么都帮不了他，想施舍一点钱给他坐车回家，可我离开的时候也没去问他需不需要。沉默地离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我自己的耻辱。从此以后，我不敢一个人单独在偏僻的地方行走。每一次需要步行外出，都会尽可能往人群密集的街道，或者约个同伴一起。同时也都会想起那个戴眼镜的瘦弱男子。他眼里流露的惊慌与惧怕，时刻提醒着我，也许在我们身后，一群凶徒在死死地盯着我们，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像饿狼一样猛扑上来，让你防不胜防。

　　用现代红外光谱技术对中药配方颗粒进行整体质量评价的优势在于①无损于样品，既不破坏单味药的整体性，又不破坏方剂的配伍性；②无化学处理，一方面大大减少了产生检测误差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污染、无腐蚀；③方法快速。利用红外光谱技术对中药进行无损快速检测，既能客观反映中药内在物质基础，又能在宏观上控制中药整体质量。

　　“嘭”、“嘭”、“嘭”……有人敲我们租住的临时房的门了。我从床上爬起来，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然后又帮正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她把衣服穿好。“不要怕。”“坐好。”我要她冷静，然后就走去开门。我从猫眼里望出去，看到的是这幢临时出租屋的二手房东。“什么事？”我打开门问。房东说：“你们两个有没有暂住证？治安队正在附近的出租屋查房，快查到这里了。”房东的为人看起来不错。我对他说：“谢谢你，我知道了。不是说暂住证已被取消了吗？再说我们都有工作证，都有单位。”房东没有说什么，点了点头，最后还告诉我，说：“如果等一下治安员问你们话，你们的态度要尽量好一点，出门在外没必要较那个傻劲。”我也对他点了点头。我知道他说的“傻劲”是什么意思。房东走后我关上房门，她站起来拉住我的手。我说，没事的，别担心，我们又不是混混，也不是无业游民。她还是有点担心，说：“可是我们还没有结婚证明呢？万一人家问起……”“你是我女朋友，我们周末聚一聚，还会判刑吗？”我没等她说完就激动地打断她的话。之后她不说话了，低着头靠在我胸口。我感到胸腔流过一股温热液体。不知是不是她的眼泪流下去的。此刻，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钟，我们不可能还要出去外面闲逛。我打开电视，让她卧在床上看电视。但她说还是坐着好一些。我干脆打开门，敞着，等待正在四处查房的治安员。我们的模样，像一对等待审讯的男女逃犯。但是左等右等，也没等来治安员的踪影。快凌晨一点的时候，我很烦躁地关门，反锁，疲惫地倒在床上。我又烦又累，只想一觉睡到天亮。她起身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洗澡。走出来的时候，头发湿漉漉的披散在肩上。她关了灯，关了电视，拉紧窗帘。我伸出手，一把把她拉上床。可是，这个晚上，我们都一直放不下心来。她的心和身体仿佛每时每刻都在颤栗。她说：“怕会有人突然来敲门，询问这询问那。”也许在她的心里，想的也和我一样——在城市里，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住处，连爱都是这么的奢侈与罪过。我们相拥着，像一对受惊的夜鸟，互相取暖。

　　一大群三无人员的积极性是怎么调起来的呢？这当然是被逼迫的。每个房间的老大，在饰品厂里做工时都是监督工或物料员，负责给做花或串珠子的工人送物料以及监督我们有没有使用慢动作。怎么样才属于慢动作？标准主要是看你的手有没有在空中抖一下，或者暂停。如果谁的效率跟不上，或者浑水摸鱼的话，不好意思，身上会挨鞭子抽一下。什么样的鞭子？来自边远农村的人大都见识过，就是那种用来赶牛的竹条。在这样的环境里，豪情壮志的侠客也会变得行尸走肉。还有机会想象一下未来吗？没有。怎么办？活下去再说。想要不死，就得吃饭。这里的饭菜会让人感到比三月不知肉味更糟糕。一个星期才有一餐肉吃。什么样的肉呢？我记得十分清楚。到那里的第二个周六傍晚，打到菜后，发现碗里有三块拇指般大小的肥猪肉。其中两块上面竖着几条长长的黑白色猪毛。我并不觉得恶心，因为不管我吃不吃得下，都先要给老大们吃。通常老大们都是毫不推辞地任我把肉夹进他们的碗里。有时他们甚至装作吃惊地问我，小陆，你怎么不吃肉呀？我笑了笑，装作我不爱吃的样子。

　　几次。我害怕哪一天，这些悲剧也会在我的身上发生。

　　我和她说起我亲眼见到的打劫场面。她听完之后前后左右地看我，确定我没有任何的异样之后，说，现在这里的治安真是太差了，以后来时要格外小心才是。还说，她们厂里上个月底发工资的那一晚，就有三个厂里的女工一起到银行柜员机上取钱时被抢劫，还被逼问银行密码，卡里的钱全被歹徒取光。歹徒的手段之恶劣，已达到了疯狂的地步。那晚我和她住在临时的出租屋里，还担心治安员来查暂住证，是的，那个时候，我们叫暂住证，而不是居住证。这种感觉像一对被黑白两道紧追不舍的鸳鸯逃犯。夜很深了，我们却都没有睡着，像是要醒着亲吻到天亮。“像我们这样的打工者，循规蹈矩地在工厂里任劳任怨，同时还要胆颤心惊，怕抢劫，怕治安员查证件……生命没有一点儿安全感可言。惶惶不可终日。”“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抢劫啊？”她说。任何事情都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劫匪的动机各式各样，有的妄想发财；有的出于无奈，铤而走险有时只是为了一餐饱饭；有的纯粹是十恶不赦贪得无厌。问题是，他们大多数只攻击身单势薄的底层打工者。甚至有歹徒扬言只抢劫单身打工妹，因为这样抢劫起来较容易得手。就这样，真正的受害者恰恰就是更无力的弱者。

　　在收容所待了整整一个星期。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免费打一次电话，向在东莞或深圳的亲友求救，五百元救一个人，有关系的三百元也可以。很不巧的是，我给表叔所在的工厂打了五次电话都没有找到他。这是天意还是其他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了。我真的就注定要被困在这里吗？以致后来，我都对打电话求救失去了信心。我很害怕自己就这样沉默下去，最后成为一个杳无音信的人，彻底失踪。

　　这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整夜都在想着我刚到东莞打工的那一年。那时的我少不更事，白天四处找工作，晚上听表叔从工厂带回的各种讯息。他总是无奈地说，我们厂现在已经人满为患，不招工。后来，当我明白事理，才发现当初错怪了表叔。那时候不比现在，工作是不好找的，人真的像潮水一样涌入东莞。我亲眼看见介绍一个普通工人进厂，介绍人都要收几百元介绍费。而且还不能保证让人在厂里待得下去。那时治安很差，我自己就是三无人员，无固定地址、无固定职业、无证件。也许还要给自己再加上二无——无学历、无关系。那时候我经常看到抢劫。通常是几个男子围住一个人，或者一对情侣，明目张胆地抢钱，不顺从就打。表叔叫我不要单独上街，不要去偏远地方，身上尽可能少带钱（但放在出租屋里也不安全）。二年左右南漂广东珠三角的兄弟姐妹们应该都知道，当时这里抓三无人员特别厉害。那时候我表叔在大朗的毛织厂做拉机，他和主管的关系也十分融洽，但工厂就是不招人。我没有真实身份证，花了一百二十元办了张假身份证。当时是第一代身份证，只要资料没有误差，还是可以用的。我要出去找工作。表叔开始给我上培训课。如怎么避开治安盘查之类。我找工作的第一站是大朗镇附近的常平镇。在那里，我体会到了未找到工作先进牢房的感受。这一次经历将是我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记忆。记得那天下午，我到常平镇苏坑站刚下车，就看见一群穿着绿色迷彩服的治安仔们，全围在一停车点那里，等

　　着像我这样的三无人员入围。我当然第一时间警觉地转身从旁边的一条小路窜进去。到一条小巷子里后，我环顾了一下周围。刚想庆幸自己机灵时，一个穿着迷彩服的治安哥哥站在我的前面，说，把你的暂住证和工作证给我看看。我当然拿不出他想要的工作证，只能没办法地跟他坐了免费车，先去到谢岗镇的一个临时收押点。在这里，如果你有钱，就可以交二百元自保出去。也可以让有工作的亲友花钱来保人。我身上的钱不够，表叔没有手机。后来我发现自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我不太好意思打电话到厂里给表叔转接，怕麻烦别人，所以我就失去了这一次可以被领出去的机会。

　　采用统计学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卡方用以检验计数资料，t值用以检验计量资料，经P值判定组间差异，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候，我们就知道，快要吃晚饭了。后来我有多年的工厂生活经历，但我还是觉得牢房里那家饰品厂的工作效率与氛围是最好的。那牢房里的任何一个人，干活都是不遗余力，可以说是自己的潜能已经完全被迫使出来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从上班后二十分钟左右，那里面是绝对的热闹。耳边时不时就会响起“二号窗要红花瓣”、“五号窗要花蕊”、“九号窗要绿叶”……这是有人将自己旁边的物料用完了就喊叫物料员送过来。一天下来，成品与半成品都堆积如山。

　　高职院校没有系统的科研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激励政策、考核细则、收入分配、成果管理制度不健全，所以科研人员意识不到科研成果推广转化是科研人员必须做、做了就会有收益的工作。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尚处于经验摸索阶段，没有系统的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体系，高校科研成果便得不到有效的宣传，校企之间无法形成良性互动，造成转化率低[5-6]。

　　简单的一句话，别人听着像是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彼此知根知底的样子。其实不然。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第一次和别人见面就表现出很熟络的样子，并不包含太多情感在里面。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这样的人，但我还是感谢她，觉得自己对她的这些想法有些过于刻薄了。

　　第八天早上，教官把我们没被捞出去的一伙人集合。在教官看来，我们剩下的这一群人也太差劲了吧，居然没人来交钱领我们出去，真是无可救药了，留下来也榨不出什么油水，就把我们赶上同样装有网状钢筋的公交车，听说是运送去更高级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我们剩下的那批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运到韶关修铁路，修三个月之后如果再没亲友出钱

　　在谢岗镇收押点待到下午五点多，还没有人来保我，治安队员便将我们送到更高级的地方。后来我知道那就是樟木头镇收容所。再后来我在本镇的百果洞村的雅高表厂上班。这些后话暂且不表。第一次接触樟木头镇，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一堵高高的围墙，背面是一条污脏的小河。水沟与白色垃圾臭气熏天。从谢岗镇转往樟木头镇的路上，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所有窗户都装上网状钢筋的公交车。第一次看到警察锃亮的手铐。以往只在电视上看到歹徒戴上这东西后，手越动它就会越紧一点。可我不是犯人，却戴上了这耻辱的东西。我悄悄地将手动一动，果然铐得更紧了一些。

　　领走，就会免费发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另一部分就是我在的那部分，被送到邻近的惠州市边缘一个叫杨村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说是看到真正的牢房了，完全跟我在电视里看到关押犯人的牢房一模一样。院子四周都是一样的房间。每个房间只有一扇门窗。从进大门的左手边起，一号房、二号房、三号房，依次这样叫下去。院子中间的一块空地板，就是我们的饭堂。

　　一群人在那块空地上集合后，交出身上的身份证，填写了一张表格。我看到有几个人不会写字，或者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瞬间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虽然贫穷，但他们让我接受了义务教育。填完表之后开始分房间。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教官不是叫一号房二号房，他是叫一号窗口二号窗口。我被分到九号窗口。不知是不是巧合，九号窗口共分到九个人。教官领我们走进九号房间时厌烦地说了句“注意点啊”就转身走了。铁门立马“哐”地一声被关严实。九号房间里先来的六个哥们都坐在各自的床位前，首先发话的是睡在右边第一个床位的长毛（后来知道他就是这个房间的老大），长毛咳了两声，拿腔捏调地说，刚来的要懂点规矩哦。我正想又是什么鬼规矩的时候，和我一同进来的其中一个小伙子站上前去，走到老大面前，双手抱拳，说老大，小弟黄勇平，来自广西钦州，今年十九岁，这是第二次进这个地方，请老大多多关照。说完走去第一个空着的床位。让我目瞪口呆的是，黄勇平镇静地接受了这些先来的人每人三拳。虽然不是用力捶，但我想这是一种江湖规矩吗？我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呀。

　　我看了看一起进来的另一个小伙子。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烟，再加三张五块的人民币，全交给了长毛。然后我看到长毛的脸上有了和气的颜色。小伙子双手抱拳对长毛说，老大，小弟周成新，来自湖南娄底，今年二十八岁，这是第四次来这个地方，还望老大多多关照。只见长毛的脸凝固了一下，自言自语地问，比我还大啊？周成新低下头，默不作声地走去第二个空床位。不知是因为他“聪明”还是年纪大的原因。反正他没有被长毛们打。

　　周成新。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我感觉得到他是一个经历沧桑又老实巴交的人。看他持重老成的样子，我承认我不曾历经风雨。但是，马上就要轮到我了。幸好我有模仿能力，当即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三十元拿出来，并很尊敬的双手递给长毛。我感到懦弱与羞耻，但效果立竿见影。我也没有挨长毛们的拳头。长毛还夸我聪明。这让我哭笑不得，却还要装模作样地向他报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并说今后请多多关照之类的话。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现在，黄勇平与周成新都是我的老师。我没有想到的是长毛还会给我们重新分床。几天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越靠窗的床越是和长毛混得好的人才可以住，上铺的人职位与资历一定比下铺的高。长毛和他手下的四个打手不用干活。所有活儿都是其他人轮流干。这种牢房有什么活干呢？洗碗，冲厕所，拖地板，擦墙壁。打饭回来后，如果有肉也要把肉给他们先吃。除非他们自己说不吃才轮到其他人吃。在这间拥挤不堪又潮湿发霉的牢房里，想要不被挨打，就必须识相一点，勤快一点。

　　相对于房间外面的水深火热，里面的那点阶级压迫只是小儿科而已。当天下午我们就被安排到一个饰品加工厂里串珠子，做花。就是那种假珍珠与塑料假花。每天白天都要去工厂白干活。我不会忘记那个加工厂的环境，一张张旧铁架床腿撑起的木桌，一张张红色塑料凳，一排排白织灯光，一群群被抓送来的三无人员。窗户被水泥和砖头封死。在靠近屋顶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天窗，并装了两个排气扇。傍晚，夕阳从天窗照进来的时

　　到樟木头收容所后，我们这一车人被交给了一个教官——他自称为教官。反正我怎么看他都不像教官。他脸上带着那种自信到不可一世的表情，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像我们这种三无四无的外来打工仔在他看来就是微不足道的尘埃。让我吃惊的是他的手里拿着一条鞭子，比我小时候在家放牛的鞭子还要粗长。我想，如果哪个三无人员激怒教官的话，那么这条鞭子一定会用力地抽在他的身上吧。教官让我们排队，然后像赶牲口一样用鞭子将我们赶上收容所二楼的其中一间。这一间是专门用来关贵州人的。我和一个同是贵州都匀地区的老乡被教官叫进去，铁门在我们身后“咣当”一声关住。里面已经关了十来个贵州老乡。他们看着我俩，表情复杂而木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一刻我终于理解了这句歌词的意思。我看着他们先被收容进来的一群人，心想，都是出门在外的落难老乡，都会有一点感情的吧。可没想到教官刚走不到两分钟，一个瘦不啦叽的小老乡走过来，告诉我们新进来的弟兄，要将身上的东西交给他，说是帮我们保管。他先问和我一起进来的都匀老乡，都匀老乡不肯，结果被捶了几拳后非常乖地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我见此情景，脑袋飞快地想办法，但已经来不及了。我装作很害怕又很镇定自若的样子。最后身上的一百元钱还是给了他们。也许当时他们看我年纪太小，还给我留了几十块零钱。

　　有一段时间，我有看报纸的习惯。看《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以及《东莞日报》。因为当时我上班的工厂订有这些报纸，公司的任何员工都可以在业余时间里到阅览室翻看。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抢劫、杀人、被逼卖淫等等对社会产生恶劣影响的新闻。有时候我不太相信这些令人遗憾的报道。比如一个女工在临时出租屋里死了一个星期才被人发现。又比如一个只抢了三元钱而被巡警逮捕的中年男人，他在被逮捕的过程中反抗，结果让被劫者的男朋友冲上去用一块砖头狂击他的脸部，导致伤亡，最后被劫者的男朋友也被判了刑……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啊，是真实的报道，而不是小说与电影。所有这些，让我吃惊的同时，还感到惧怕。这样的新闻就发生在我身边，发生在我工作生活的城市，街道，离我是这么的近。我亲眼目睹的抢劫就有好

　　懵懵撞撞又麻木不仁地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感觉身体快要支撑不下去了。表叔留给我的那个他厂里的号码，我也没机会打。也不敢告诉给长毛他们知道。但我却告诉了周成新。因为我和他约定，如果谁先离开这里，就要找对方的亲友来救人出去。突然一天，正在工厂埋头做花的时候，一个教官模样的人闯了进来，叫了一个人的名字，并用眼睛扫视干活的人群。大家吃惊地抬头望他，又四下看了看。教官又叫了一遍名字。我终于听清楚是在叫我，我有点慌忙地举手，以为自己又犯了什么规则。我还没说话他就又说：“有人来赎你了。”我一听有点不敢相信，以为听错了。看到周围的人投来羡慕的目光，我才定住神问他：“是我吗？”此时我还是觉得可能弄错了。我又问：“现在就可以出去了吗？”他说：“可以出去了。”我一阵惊喜交集，丢掉手中的活计，大踏步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别了，收容所。别了，长毛们。还有周成新，你耐心等着，我出去后会去找你亲友来救你。

　　走去收容所的大门口，领取了我唯一的身份证件。我很疑惑怎么没有人说我的身份证是假的。走出门口，看到了我的表叔。四目相对的一刻，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教官叫我们上车，要送我们出山口。跨上车门的瞬间，我回头看了一眼收容所的房子——一座钢筋水泥铸造的灰色建筑物。不远处是散发一片恶臭的垃圾场。几盆被抛弃的植物乱七八糟地生长，死气沉沉的垃圾处理堆里，却见一盆斜倒在地的仙人掌迎风开起花来。车开了二十多分钟都没有看见路人。最后在一条公路边将我和表叔放下，教官还收了表叔五十块车费。我刚想说什么，但被表叔制止了。他说：“能出来就好了。一切都好了。我们回去吧。”表叔牵着我的手，我看到他快要哭出声来的样子。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在一块站牌前等了二十多分钟左右，终于上了一辆开往东莞的公交车。回到表叔的出租屋，我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然后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长着黑胡须的少年。圆脸变成削骨脸。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回来的公车上乘客们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一定像个少年乞丐吧。我躺在床上，

　　呆呆地看着天花板。那一刻我有点不相信自己已经逃出生天。窗外海风轻轻地吹着这个南方小镇。荔枝树在悄悄地吐出新芽，一只蜘蛛在匆忙地结网捕食……

　　那天，我遇见了七里沟村的李叔叔，说起父亲的现状，他悄悄告诉我一个“秘密”：“最近，你爸白天在山上护理树木，晚上就到山下一家工厂当起了夜班保安。他一直瞒着你，不想让你知道。”

　　往事不堪回首。不知不觉中我已沉沉睡去。早上醒来的时候已是十一点过。和她去退房的时候，我顺便问了房东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房东高兴地说：“是你们运气好啊。昨晚治安队真的是在查房，但仅前面几个临时出租屋就抓了几十个来历不明的人，都抓了两面包车，估计是怕抓太多了回去也不好处理，于是我们这边的几幢楼就暂时不查。唉，这些人折腾来折腾去，就想从我们身上挤出点罚款，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比土匪还要厉害。”“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着接过房东找过来的零钱。房东笑眯眯地对女友说：“小妹子，昨晚睡得还好吧，看眼睛红红的，回去要把觉补好哦。”她一听羞得脸都红了。我拉着她的手，向街口走去。房东还在后面说：“下次再来我这里住哟。老顾客，有优惠。”

　　“对！咱既不张贴广告，也不挨家逐户去央求。来一次微信借力，让信息与朋友圈来解围我家渔需铺子！”老张这么说着，就召集来全家人和店员们，开个“诸葛亮”会，如此这般地拟就微信稿：“因家遇特殊原因，加之市场搬迁规整，本店渔需仓储困难。恭请客家养殖好友提前来点购买渔需物资，本店承诺：所有渔需物资三天内售价下浮，让利销售，以飨各位！”

　　街上人来人往，我牵着她的手向一家餐馆走去。天气很好，看起来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星期天。她问我：“你昨晚也没睡好吧？”我说：“没事。”她说：“以后我再也不想去住那种乱七八糟的临时出租屋了。”我说：“嗯，我也这么想，等我有钱了，让你有属于自己的居所，不再让你担惊受怕。”她看着我，扁着嘴笑。现实也好，幻想也罢，对于不得已在城市里奔波的所有外来者，大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与感受——生命和财物没有安全保障，走到哪里都要承受着惊慌与惧怕。浮萍一样的漂泊与流浪，像是跌入永无止境的惊涛之中，没有彼岸。

　　陆绪明，公司职员，现居广东东莞。已发表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