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

　　疾病感受、艺术表现与健康

　　耿占春

　　在1970—1980年代，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通常用“神经衰弱”来描述一种既非疾病亦非健康的身心状况，而今越来越多的人将之体验为具有文化—社会属性的“抑郁”。抑郁属于情绪、心理感受还是属于身体经验及身体的病痛？抑郁是一种感受，介于身体与社会之间，或许可以说，人们的身体是高度社会化的，抑郁情绪属于身体—社会范畴，即一种社会化的身体。情绪总是境遇性的或语境化的，是对个人生活及其社会状态的反应与回应。

　　这是一种中性状态。紧张、疲惫，以及焦虑、抑郁感，很难说属于疾病，但也不属于健康体征。情绪、感受的状况也是如此，处在既非健康亦非疾病的中性状态。当一个人偶然地、周期性地或能够较为“轻松”地承受某种不良情绪或负面感受时，这种情绪与感受就属于情感或心理领域；当某种紧张、焦虑、抑郁经常重复发生，或变得难以承受时，情绪、感受就转向了躯体化。这时，人们会说他是一个病人，或者一个人此时才承认：“我生病了。”随后的意思接着多半则是：表示退出、延缓、中止某种“正常的”活动或淡出某个承担着义务的社会角色。

　　然而通常情况下，人们处在一种常态化的紧张、疲惫、焦虑或抑郁之中。人们将之体验为一种既非疾病亦非健康的中性状态。在大多数时间，愈来愈多的人们生活、滞留、感受着这一并不愉快的“中性状态”。

　　不同于欢乐与喜悦之情，亦不同于痛苦、疾病，中性状态缺乏言说。中性状态似乎不必言说。而身—心的危机、或身体—社会的危机就在其间酝酿。中性状态是沉默。此时，一个人常常很难断定，这种不良情绪如焦虑、烦躁、抑郁感，到底属于身体化的病痛还是属于情感与感知主体的主观性感受。

　　事实上，一些用于情绪—身体的词语或感受，也适用于描述社会，疲惫、厌倦、冷漠感、萎靡不振，或者紧张、焦虑、躁动、无意义感、攻击性，也属于一种社会属性。身体—社会共享某种情绪状态，无论是健康的还是有害的。我们的身体不是一个封闭的生理系统，我们的身体是社会化的身体，它是身体—社会系统。将身体—情绪孤立起来理解，并不能删除身体—情绪与社会语境的链接。身体的状态与社会状态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的

　　属性，也分享着某种相似的感受。

　　对于抑郁状态来说，紧张和疲惫构成了情绪—身体的常态。紧张或相反的疲惫，都同样表达了身体面对压抑、压力时失去的平衡，紧张与疲惫都能够使人的身—心变得脆弱。除了生理上由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产生的紧张，情绪、感受或者说心理—社会因素可能导致的紧张与疲惫更为常见，且不易康复。

　　通常人们会关注是什么“事件”、“个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解释紧张、烦躁、焦虑或者抑郁，但是存在着一种常态化的非常状态，比如一个人持久地生活在恶意、冷漠、贪婪、攻击性的社会状态之中，而且无力改善它，一种社会性的常态、一种事态而非具体事件的影响，虽然不易为关于个人疾病的陈述话语所关注，却构成了潜在的诱因。而个人所遭遇的事件，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常态的重复而已。

　　无论是个人生活所发生的偶然“事件”，还是病态社会的常态化，都能够积累成个人的身—心疾病。问诊就是将这些因素与个人的疾病或康复之间建立起一种分析解释模式。一个人的自我分析或心理咨询也旨在指认出身心“紧张”的社会之源、疲惫与焦虑的生活之源。

　　个性—社会。在个人的感受、情绪与身心健康或疾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缓冲地带，一个中介性的环节，那就是个体状态的某种独特性。同样的生活环境、相似的社会心态之下，个人的疾病与健康、个人的寿夭状况确实并不一致。对于承受着相似的压抑或压力的人们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出敏感程度相似的身体—情绪反应。因此，关于健康的咨询被大量地导向“个性”、“个人心理”方面。无论是医学、健康顾问还是所谓的国学，都教导个人身心的“修养”，“包容”、“忍耐”、“涵养”，强调个人的“不动心”、“不动情”、“万事听从自然”，直至强调重塑传统意义的“人格”概念在疾病与康复中的“治愈”功能。在最低限度上，疾病与健康的核心被归结于个人的心理承受力、处世方式及其应变能力。疾病被归结为个人修养或人格方面的缺陷。疾病会受到某种莫名的类似于“道德”不完善的莫名内疚或外部谴责。健康则可以视为个人修身的成果，健康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间

　　关系的和谐。古老的修身哲学对此疾病的语义阐释提供了道德支持的诸多理据。

　　

　　《疾病的隐喻》作者苏珊·桑塔格曾饱受癌症病痛折磨

　　敏感、脆弱，是一种检测性的、免疫性的感受能力还是一种病态、虚弱、不完善？认识到前者是基于一种新的文化属性，一种新的个性化的标识，确认为后者则显然属于将一种新的境遇归化为传统的道德范畴，并且由此可能遮蔽了人的敏感性所具有的揭示性与批评性的内涵。

　　这导致了一种对疾病的封闭性的理解。当考虑到个性、人格因素与疾病或健康的关系时，当考察一个人的“处世方式”和“应变能力”时，或当考量个人的修身哲学时，就不免是在犯一个心理主义的错误，就是将个性、人格封闭起来看待，将之视为与社会状况无关的纯粹内在的、自我调适的问题。个体特性及其处世方式这些概念都表达了指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个人对社会及其规范的认可程度，个人融入社会的程度。社会不能将疾病与健康的责任全部推诿给个体，而应考虑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有利于（有害于）个人健康、有利于（有害于）个人发展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善。

　　这是一个身—心—社会。显然，疾病与健康的语义网络无法回避身—心问题的社会化。疾病与健康的含义会随着社会合理性的程度而改变，也会随着社会规范、社会价值是否塑造了人与社会之间的纽带而改变。如果社会关系是扭曲的，如果社会规范缺乏合理性或处在潜规则的支配之下，个人的处世方式只能以放弃批评、质疑为前提，只能以无条件地认同不合理的潜规则为前提，只能进行所谓的自我心理调适，那么，修身哲学的结论就被倒置过来了：越是没有心肝的人或懵懂状态越是能够使自身调适于一个不合理的社会，越是拥有理性与良知的人则处在极度的不适应状态，被边缘化、被遗弃，成为一个不健康的或成为一个“病人”。尤其是在一种知识生活中，这样的病人或疾病，意味着一个人既没有勇气成为一个“良心犯”，也不甘于做一个同谋，陷入抑郁是一种自我谴责、一种忏悔还是一种对社会角色及其难以承受的伦理义务的逃避？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普遍地成为不健康的人，抑郁、焦虑、厌烦，或处在紧张、焦虑与疲惫的中性状态。尽管无法对此进行科学的统计调查，疾病更多地来自于不良的社会经验、不良的社会关系、不良生活感受的积累，这一判断大致是一个可以感知到的事实。尽管临床医学和养生学都在有意无意地缩小或无视这一状况，将身—心—社会关系化约为个人的身—心关系，并尽可能地封闭在个人身心的自我循环中，寻找疾病的治愈，寻找健康的可能性。

　　疾病与健康的社会含义。当一种急剧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制度的惰性呈现出长期的紧张，当社会生活环境处在不健康状况

　　下，连个人的成功、个人的才干也被迫转换为全然消极的东西，智慧堕落为诡计，能力转换为不择手段，而如此一种悖离了普遍价值的成功，最终也会处在社会评价体系自身的撕裂之中。

　　疾病会成为对个人的质疑，也会翻转过来成为对社会生活环境的一种质疑。某种更普遍的价值观、某种更深刻的意义感，这些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缺失，以及它们被成功哲学、功利主义、暴力与攻击性社会环境所取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处于压抑、压力之下。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值得考量的因素有很多，个人与社会或共同体之间的纽带——能够共享的利益、情感、价值——是否存在，拥有社会参与还有遭遇社会排斥，个人参与的活跃状态还是被边缘化乃至冻结，社会规范与标准是否获得多数个体的充分认同等等，其影响不仅限于身体状态，也波及身—心—社会之间的平衡。

　　疾病的语义网络从单纯的身体器官到社会范畴，对身体检测意义上的疾病变成了对身—心—社会关系的考察，压抑、压力、压迫感，或紧张、厌倦、疲惫，包含着从身体感受过渡到心理—社会感知等更广泛的语义光谱；与之相应，健康也就从生理身体的舒适到心理的惬意、情感的愉悦、行为的有效性、成就感、社会参与能力的提升抵达个人在社会关系的表现力、影响力的层面，从身—心关系过渡到身—心—社会的关系之间的和谐与平衡的估量。

　　在社会生活的较低层面，健康意味着生存，意味着劳动强度与工作时间、家庭收入、休息、运动、医保、饮食、生活习惯等等物质领域的事情；对较高的社会阶层或个体来说，健康意味着一种社会参与性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它所关注的是话语交流、情感与心智活动、社会纽带的建构、社会价值的体现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健康意味着拥有非压抑性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理念，而且能够在一个认同性的人类共同体中从事一种自由的个人—团体—社会实践。就像疾病的语义网络从属于身体—社会范畴，健康的语义网络拥有更深入的诗学—社会学语汇。

　　积极的社会参与感与成就感意味着身心健康的最高含义，就生理机体而言，唯有衰老、疾病、死亡使这一过程——在社会关系与社会价值系统中的自我表现及自我实现——出现“中断”、“中止”、“停止”，疾病、衰老会成为一个人有意义生活的中止，会使个人中断与他人、与社会富于活力的联系，呈现出身—心—社会的循环的停滞。

　　事实上不难感受到，一种不健康的社会环境或制度惰性常常扮演了中断者与停止者。它打断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的循环系统，中止了个人富有积极表现意义的理性实践与其他有益的社会生活实践，更普遍的社会生活意义被不合理的规范虚无化，更有价值的个人与社会实践空间被取缔，更自由的生活意义与精神价值方面的创造活动受到了限制，个人与社会交往的纽带被阻断，个人参与社会的程度被降低到乌有。一个不健康的社会让人未老先衰。社会环境塑造健康或导致疾病已经是疾病的社会语义学中一个触目惊心的问题。

　　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更具有创造性意义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消失之时，也就是个人陷入一种类似于疾病、衰老的“阻断”状态。当个人的参与及个人的社会活跃性被一种惰性的力量“叫停”，无力感、无效感、无意义感，乃至个人的焦虑、抑郁与病痛，成为疾病的社会根源。

　　病菌与毒素的社会隐喻。因此，存在着导致疾病的身体与物质原因，即病菌与毒素；存在着导致疾病的伤害性情感、侵袭性的情绪

　　诱因；也存在着极易为人忽视的社会—理念—价值虚无化的原因。对于支配性的阶层而言，疾病与“健康”取决于争夺权力资源方面的得失胜负，对于更广泛的阶层而言，被剥夺了存在感就构成了一种压抑性的社会环境。

　　一方面是经济利益的激增、权利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可以共享的利益、权益及社会自我组织的缺失；一方面是自我形象的扩张，一方面是自我理解的矮化；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裕，一方面是社会参与与交往形式的匮乏；这一状况使个人及其社会生活发生了价值的狭窄化，生活的意义感知亦被极度减缩。然而，随着个人—社会感受力与敏感性的普遍提升，个人情绪与社会心态亦趋向于抑郁，狂躁的或内敛的抑郁。抑郁感受是普遍压抑的社会环境的一种个人投射，是个人的身心为缺乏自我对话、自我阐释、自我组织这一紊乱的社会状况所付出的代价。

　　支配权能够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管制，而不能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社会。支配权在建立起社会对权力的膜拜时恰恰意味着社会自身的失败。膜拜支配权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攻击性的社会。在某一历史时期，“暴力革命”与“革命暴力”将这一狂躁而抑郁的社会状况合法化了。权力所建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极度简化了人类关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使最富人性内涵的社会关系变成了操纵性、压抑性的身—心—社会体验。这是一种极其接近或混淆于疾病的体验。置身于个人身心—社会心态暴力化倾向中，连沟通、交流的语言也变成了攻击性的“投枪匕首”。在一种充斥着支配性暴力与私人暴力的攻击性社会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善意、爱、友谊、理解等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常常被仇视、攻击、算计等所取代，生活交流、社会交往、政治参与被社会禁锢所取代，个人的富有表现主义的生活被刻板划一所取代，个人通过社会参与提升自身价值的途径被媚上欺下所取代，自我认同被自我厌恶所取代，意义感被失败感或挫败感所取代。

　　这些对于个人的健康而言是破坏性的，它是对个人的身—心关系平衡的破坏，也是对身—心—社会之间平衡的破坏。

　　望闻问切的隐喻。这是一种职业性的对于他人疾苦的关心。然而只有当人蜕变为病人时，才有人（医生）“看”他们，才有人嗅他们的气息，才有人和他们说话，听他们倾诉苦衷，才有人把握他们的脉搏和倾听他们的心跳。只有当他们从“活跃”、“完整”、“健康”的人蜕变为病人时，他们才能有“参与”对话的契机，他们关于病痛、哪里疼痛的陈述才会有一个短暂的听众。这是一个关于治疗、治愈的社会表征。

　　疾病构成了他们与他人、与社会机构（医院）的唯一确定的关系纽带，但被局限于一个高度封闭的地点，一个象征着退出社会生活而非参与性的社会生活的空间。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传统的退出社会角色、推辞社会义务的类似于“疾病”的策略，那就是传统社会中的佯狂、装疯卖傻，那就是癫僧、狂客及各种各样的狂狷之士。由于一种压抑性的社会角色、压迫性的社会义务如此难以承受，他们以类似病人的人格蜕化策略退出了虚假的“公共生活”，委婉地辞去了令人绝望的社会角色，而且一般来说总能够得到社会谅解。他们以“疾病”的方式、以“病人”的角色，逃避了压抑性的社会机制，逃离了异常、紊乱、干扰、压抑性的社会秩序，暂且在缩小的人格范畴内，恢复一种心理内部环境脆弱的平衡。

　　这是一种消极的健康观念。不动心、不动情、遗忘、退出参与，这是对社会经验与生活记忆的虚无化，是消极的健康策略。将身—心—社会意义上的健康与平衡压缩至生理

　　上的身体内部。将身—心—社会关系的语义网络及其关联置之度外。退回到身体的封闭系统。退出社会交流与语言活动。事实上不过是让生命处在无活力、衰弱、亚健康状态。

　　疾病是健康的社会联系缺失的一个表征，疾病隐秘地表达出对这些关系进行修复的一种渴求。健康是一个身—心—社会的“平衡”概念。

　　某些疾病能够直接从形体、面貌上导致自我形象的改变或丧失体面，但所有的疾病都不同程度地介入并改变了个人生活，使人对自我形象、生活意义与存在价值产生怀疑。在此意义上，疾病意味着个人社会化的弱化或突然终结，意味着个人的社会身份及其“个人传记经验”的中断。因此，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人们会竭力隐瞒疾病；唯有当社会化的可能性、当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的社会途径已经消失，病人才会在一种家庭或医疗环境中公开甚至放大自身的病痛，以期得到来自他人较多的关怀。

　　医生角色的社会隐喻。医生扮演了“望闻问切”的职业角色，在古老的社会里是圣贤、宗教先知或神职人员，或许还有贤明的君主扮演了这一“医生”的角色，在多数部落社会里，是两种角色的合一，即巫医。医生的角色带有一种普遍性的隐喻。在现代社会，则是大众媒体对社会的“望闻问切”与“兴观群怨”，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政治家、救助性的社会组织的功能，在私人生活领域，这也是精神分析师和心理咨询师所欲完成的事情。就像患者与医生一样，他们之间确认了一种救助与被救助的关系。而所有救助与被救助者之间都存在着这一“望闻问切”的关系模式。

　　民主制是救助与被救助的同一性与平等关系的建立，民主制是医学上的医患关系转化为社会自我治理的平等关系。尽管在医学上保留着医患关系中的权威性的一方作为治愈的基础，但他的权威性被清楚地、界限分明地限制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同时，在精神疾病与精神健康的领域内，事实上医患关系中的患者处在一种“表现者”、“表达者”的身体—社会角色上，而好的医生则充当了一个好的听众。患者扮演了他在社会功能上缺失了的“自我表现”与“自我表达”。

　　寻医问诊变成了相互期待、相互补充的交流行为，变成了一种言说与倾听、阐释与理解，事实上，这正好是民主制关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模式的常态。或者正是民主制所欲建构的人类社会的关系类型。

　　社会或许具有隐秘的医学模式，医生关心病人的疾苦，关心疾病的成因并力图进行治愈；一个健康的社会或理性政治，也同样关心人与社会中的疾苦，关心人们的利益与福利，并进而像社会高阶层的健康含义那样，关切人的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关心人的社会生活纽带的建立、生活意义的感知与文化价值的认同。

　　从劳动、收入、福利到较高层面的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一个合理化的社会尽力整合了“医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心理功能，尽力减缓每一社会成员的疾苦、病痛、无助、无力感等，缓和他们的身体—社会性的紧张、抑郁与疲惫。尽力提升人们更高的价值需求，并为之提供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的社会空间，建构合理的评价体系与身心—社会的满足方式。

　　诗人—艺术家是疾病与治愈的自我关系的典范，他能够自我分裂为病人与医生的“医患关系”。诗人—艺术家对自己提问、诊断、质疑与治疗。他是一个自我对话者。他让一种持久的深入对话发生在自我内部。诗人—艺术家的艺术创造行为类似于民主制的社会自我治理与自我调节。一个自治性的社会环境是个体所具有的自我治愈能力在社会体系层面上的投射。虽然同样可以确定，自治社

　　会难以免除诗人—艺术家的内在分裂感，这个社会的相对健康即基于诊断、质疑与治疗，即基于提问、论辩与对话关系。

　　艺术家是唯一愿意公开叙述其疾病、痛苦的人，并且他能够将疾病造成的社会身份的丢失或传记经验的中断，重新组织进新的、不无创伤性的传记经验。

　　与古典修身哲学不同的是，现代思想及其现代文学—诗—艺术，所致力于塑造的恰恰是人的敏感性，是与理性能力同样增强着的感受力。在提升了人对幸福、快感的期待时，现代文化对敏感性的塑造也提升了对痛苦、伤害及其负面经验的感受力。因此，各种旨在降低人的感受力与敏感性的保守的修身哲学未必能够奏效。唯有提升对感受力与敏感性的表达、表现，即建构出社会空间中意义丰富的语言表现力，才能够重新创造出一种身体与感受之间、社会与表现之间失去的平衡。

　　在身体—社会这一范式中，语言是中项；在身体—语言之间，感受是中项；在语言—社会之间，表现是其中项。与身体状况接近的感受具有较多的私人品质，而表现则拥有更多的艺术—社会属性或公共性。二者并非是彼此区隔严密的领域，经由语言活动，感受与表现之间相互转化，即身体与社会状态之间交互作用。

　　换言之，存在着私人情感、感受，也存在着社会情感、社会情绪或社会性感受；前者被生活领域及艺术所塑造，社会情绪则被塑造为社会—政治—艺术领域中的问题。通常而言，社会情绪隐含着巨大的社会能量，它的“波动”会“波及”深远的社会—历史领域。

　　在非压抑的社会形态中，政治领域和公共政策旨在避免社会情绪的激化，它对社会情感进行缓和，既通过税收、福利进行物质利益的再分配，也通过较为自由的释放社会情绪的途径或各种政治的与艺术的表现，即通过自主的语言活动对社会情感进行合理的“分配”或“配置”；而在压抑的社会环境或激进的政治领域，却旨在对社会情绪进行“激化”，阶级斗争和激进形式的社会动员不仅弃置了再分配的合法方式，也放弃了通过语言—意见—心智的交换所带来的社会情绪的交流与缓和，对社会群体情绪的激化并不能导向一种民主化的纷争，而只能导向一种病态社会心理和暴力支配。

　　在身体—社会之间，在私人情感与社会情绪之间，在个人感受与社会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艺术表现—社会表达意义上的中项，如同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集体和社会情绪之间存在着一些调节性或缓和性的中项一样。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中项是语言，是话语活动。就其表现形式所携带的功能而言，是各个社会阶层可以共享的社会理念与人类价值观念。使财富、权利与利益发生社会流动的，使财富从高向低流动，使社会身份从低向高流动而非固化的，不仅只有激化社会情绪和采用阶级暴力一途，还有税收及社会福利这些合法方式的财富流动，还有基于个人荣誉、社会声望、仁慈与善意基础之上的流动形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理念不仅是身—心—社会可以共享的中项，也通过中项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情绪之间进行调解、表现，并对私人情感、社会情绪或公共情感进行更好的“分配”，而不是只能激化愤怒、狂暴的社会情绪。

　　在身—心—社会之间，在感受与表现之间，居中的是语言。身心—社会之间的能量流转是通过语言活动实现的。语言既是一种交流媒介，又是意义的载体；既是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纽带，又是主体生成的机制。人们通过语言的活跃，通过语言的自由交流，通过语言创造性的美学机制，分享共通的意义、共通的感知、共通的理性能力，通过语言分享共同体所创造的价值。

　　可以共享的意义感受、理性能力、社会价

　　值，是个体身—心关系的中项，是身体—社会的中项，也是彼此区隔的社会阶层之间的中项。而它们共享的资源是语言，是自由自主的公共空间中的语言活动，在更隐秘的层面，是创造出意义感知的艺术—诗的语言。它们共享的中项是语言。没有自由交流的语言活动及话语空间，社会可以共享的意义、感知与理念就难以存在。

　　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具有健康的意义。既存在着诗—艺术层面上的自我表现，也存在着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表现。存在着私人生活领域的艺术表现，也存在着公共领域里的自我实现。为个人和社会团体保留、创造一种可供其实现其生命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公共空间，为个人与团体，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之间的交往提供更大范围的表现空间，而非制造出压抑其表现与实现的社会氛围，是一个社会健全、健康的标志。

　　一个社会没有可以共享的意义，没有共通的公共情感，就会陷入一种持久的社会危机。而个人的疾病多半只是社会危机的一种无限重复着的被分解的身心表达。

　　语言的阻断意味着理性的阻断，意味着理智平等的消失。居间地位的语言充当了身体—社会能量流转的形式与媒介，而且语言自身就携带着身体—社会的能量。如果说身体内部存在着一些循环系统，维系着身体需要与平衡的话，在身体—社会之间，语言就是这一调节性的循环系统，或者说在“身体—感受—语言—表现—社会”这一系统中，语言活动是一种居间作用，语言是媒介又是一种流动着的身体—社会能量形式。语言携带着个人的身体—感受，又将之表现于一种社会空间。自由自主的语言交流活动，沟通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情绪、感受、认知。语言在身体—社会之中的循环，是个人—社会情绪、感知的循环，也是个人—社会理性、认知的循环。

　　唯有当这一身体—社会之间的语言循环被暴力作用所打断，身体—社会系统才会出现疾病，而社会肌体则呈现出病理特征。

　　将疾病与健康的语义网络从身体扩展至身体—社会是必要的想象，假如考虑到医疗并非一种基于无可置疑的完善的知识体系上，医治同时属于一种研究，即属于一种非确然的知识和非确定状态的措施，尽可能充分地将身体—社会纳入视野，即建立起对“身体—感受—语言—表现—社会”这一具有人文社会系列的语义网络，对疾病与健康的理解，对更广泛的身体—社会状态的阐释，或许是有益的参照维度。

　　关于疾病与健康的语义网络的分析，意在集中于对中性状态的关注。这些想法或想象不涉及关于治疗的知识，与性命攸关的急诊无关，它所瞩目的是身体—感知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循环，尤其通过语言这一环节，这一表现性的媒介所产生的一系列身体—社会过程。作为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居间物或居间层，语言既是身心性的感受，是感知与情绪的宣泄，属于具有治疗意义的望闻问切范畴，又是个人—社会主体的积极的或创造性的自我表现，最终企及一种艺术表现与艺术创造过程。

　　本文没有涉及身—心—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人们的疾病与健康愈来愈和一种有害物质的影响有着直接可见的联系。事实上，工业社会和城市化，将个人从自然环境不由分说地强制性地置于一个喧嚣的、充满噪声的污染环境中，身心—自然之间的平衡也被打破了，况且在水、空气、土地污染、化学物质的侵入和食品安全成为一个公共问题的时刻，疾病与健康就不仅是一种个人自我调适的身心关系或修身哲学的古老问题，而成为身体—社会环境问题的一部分。

　　耿占春，学者，现居大理。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