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霁

　　老宅

　　陈霁

不被承认的家园

后来听说，那年我才三岁，居然就跟着父母步行了十五里山路，从金华街上的家走到这个老宅子。那是我的长征，挑战了一个幼童的体能极限。

　　我当时应该已经筋疲力尽。但是，我记得的一个细节却是，最后那几步我神气活现地抢着走在最前面。走上高阔的石阶，走过华美的朝门，再在大人指点下走进一扇弧形门槛。推开幽暗的内室，祖母正坐在木制的马桶上。看见我们，她不惊不诧地提起深红色的绒裤，然后一把将我揽进怀里。

　　那天，是一个洋溢着槐花香气的日子。这就是我在老宅的起点，也是我个人记忆的起点。

　　陈家老宅曾经是这一带最气派的庭院。我去之前已经住了十四户人家，除陈姓外，还有杜、黄、梁、唐诸姓。当年由我爷爷一家独居的大院，新中国后负载的人口骤然放大十倍，立刻将它挤爆。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生活系统。为了完善生活的基本功能，于是房后接出了厨房、猪圈、厕所甚至卧房，天井里、回廊下搭起了锅台或者鸡圈。当然，假山早就推平了，太平缸也拆卸成为几块石板，搭了小桥，或者做了洗衣台。不能充饥的栀子、木槿、红叶石楠们更是早早砍了烧柴，空出的地方换种了葱子蒜苗。宽阔的院坝，严丝合缝的青石板被阴一块阳一块地揭走，用于搭建猪圈或者狗窝。

　　各家随心所欲，给大院做的这些实用主义的加法和减法，迅速将地主大院改造成为农家大杂院，长年充斥着牛尿、猪粪、鸡屎和柴草燃烧相混合的气味，随时可以听见关门、开门、吵架，以及生了蛋的母鸡兴奋而夸张的叫声。

　　大院正中是堂屋，高阔宏敞。神龛和祖宗牌位拆除之后，成为生产队的保管室。跨进又高又厚的门槛，室内充塞的风车、拌斗和犁耙等大型农具，以及刺鼻的农药、化肥的气味和潮潮的霉味，与外面精致的雕花窗棂和头顶的雕梁画栋形成巨大反差。“文革”期间这里是生产队的政治中心，老牛山生产队的中南海，经常召开社员大会，传达大队部的指示，读报纸。全乡最漂亮的女知青秀泉，有资

　　本家血统。虽然家庭出身也不好，只读过小学，但是她毕竟是来自金华镇上的“知识”青年，也常常荣任主读。阴雨连绵，檐水嘀嗒，院坝里铺满青苔。社员们挤在宽阔的阶檐下，女的纳鞋底，男的搓草绳、编背篼，实在没事的就一边抠着脚丫、挖着鼻孔耳朵，一边听秀泉清脆地朗读：

　　东（柬）埔寨国家元首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结束了对××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可是，听众里没有母亲，因为她没有这个权利。这种时候，她只配冒着风雨去巡视塘堰和屯水田，或者顶着烈日在晒坝里晾晒集体的粮食。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批判没有靶子不行；偌大的地主大院，没有代表不行。因此，在爷爷奶奶去世几年以后，母亲被作为他们的B角推出来，代他们享受与地富反坏右站在一起接受批斗的待遇。我一直认为，父亲作为长子，为了尽孝，执意要母亲带着哥哥和我从射洪老县城金华镇迁回这个叫老牛山的地方，是他一生中最大败笔。没有这个败笔，我家的一切都将改写，包括父亲自己的命运。

　　拒绝承认这个地方是我故乡，发誓要离开这里，这是我刚刚懂事就有的本能反应。记得还在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假日，我在家门口写作业，写的又是英语，这让乡下人稀奇得不得了。早已卸任的老队长曾经是爷爷家的长工，他从我面前经过时说，你不属于这里，你长大了会走得远远的。这话我很爱听，至今牢记。

　　事实上，自从1977年高考恢复，我就把自己的根从这里彻底拔出，一去不返。偶尔回来，也只是在清明节回来烧香。每当路过老宅，我也只是向朝门两侧投去匆匆一瞥。见自己当年作为共青团员亲手画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宣传画依然清晰在墙，我淡淡一笑，径直走过。

笑面邻居

从双溪河边过渡时遇到一个老者，笑容可掬，一脸慈祥。他上船，我下船。擦身而过的瞬间，破草帽下的眼睛一亮，迟疑了一下，轻问：你是……

　　我也认出了他，但是我装作没有认出来，只是朝他敷衍地礼貌一笑，转身就走。

　　他的名字叫旭。从我家迁至乡下到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旭主导着老牛山的“政局”，也几乎主导了我家的命运——因为在这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当队长。并且，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他并非老牛山的原住民。因为老牛山太平庸了，连一个生产队长都找不出来，他就从邻村到这里异地为“官”。

　　196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的人际关系还相对淳朴。一个大院，朝门一关，有大家庭的感觉。来了贵客，杀了年猪，这家人铁定是要“打牙祭”的。这时，没有打牙祭的邻居就有可能得到一个“盖碗”：一碗米饭，上面盖着几片肉。在那个年代，肉太稀缺太奢侈太诱惑人。这几片肉，足可以给一家人带来惊喜。这是乡下人的一种最有效的外交礼仪，是最直接的友好表示。那时，我家跟大院里好几家人都有“盖碗肉外交”关系，也包括旭的一家人。

　　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风景如画的环境里。清代的四川民居，屹立在高高垒砌的台地上。我家在朝门右侧，窗外就是一棵百年皂角树，树干大过两人合抱，撑开巨大的树冠，将老宅半遮半掩。树上有一个硕大的鸟巢，一对喜鹊在上面，已经

　　不知道繁衍了多少代。树下是一条小溪，一泓清水在光溜溜的石槽上潺潺流过，水中的小鱼小虾历历可数。

　　近处燕雀啁啾，远处布谷声声，应和着喜鹊的欢叫。

　　古风犹存的大宅院，人们似乎生活在田园牧歌之中。

　　但是，这道风景转瞬即逝。

　　一天早晨，我家刚刚开门，旭就端着火枪径直闯进门来。在我们惊异的目光里，他走到我家窗口，对准皂角树上的鸟巢就是一枪。一只喜鹊当场栽了下来，另一只也受伤落地，惊叫着在菜地里扑腾。旭跑出去，用一根棍子将它打死，然后将两只喜鹊提着兴冲冲回了家。毫无悬念，当晚隔着墙壁，我闻到了烧肉的味道。

　　后来，旭索性叫人连皂角树也砍了，做了拌斗、风车之类的农具。

　　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兴起，迅速地改变了大院里的政治生态。这像是另外一次土改，更彻底的一次洗牌。母亲像当年的爷爷一样被打倒，在大院里她不再属于“人民”。

　　旭作为中国最小一级的政治人物，在这场大革命最小的局部上，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但是，他懂得紧跟形势，他会将一些捡来的政治辞藻武装他的嘴巴，使他看上去像一个真正的领导。当然，他也要竭力表现出阶级觉悟，睁大眼睛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母亲的厄运，就是因为他和一个乡干部的合谋。

　　自然，我家与他家早没有了盖碗肉的往来。在我父亲面前，原来他嘴上亲热的“陈老师”长“陈老师”短，也变成了冷冰冰的直呼其名。一天，我家的窗门坏了，卸下来放在门口待修。旭路过，提起就往他家拿，就像顺便捎带他自家的东西。母亲要不回来，父亲回家，知道了这事，就去讨要。旭虽然勉强将那扇已经做了他家猪圈门的窗门还了，却给父亲抛来一句话，土改把你家那么多财产都分了，这么一个木板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父亲走后，他朝母亲说了一句“看我哪天把你男人给弄回来”，吓得母亲终日心惊胆战。

　　但是旭也让我大快人心了一回：他因为贪污了生产队农药、化肥款八十多元而挨批斗并且下台。在一个穷山沟里，旭的贪污，等于是在鸡脚杆上剐油，既容易被眼睛雪亮的革命群众发现，更容易引来同仇敌忾的愤怒。

　　旭倒台后立刻变得灰头土脸。他的女儿和我差不多大，过去是小孩子们眼中的小公主。她那时不懂得保密，常常一边嘴上抹油，一边悄悄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我家吃的是油煎馍馍”，“我们家又炖肉了”。这些消息很提劲也很刺激，馋得我们直流口水。现在，她在一夜之间光环褪尽，“贪污分子”一词成为攻击她的利器，信手拈来，谁都可以使用。一次，比我大一点的小伙伴牛儿从家里偷了一片肉，撕了一半给她，就换来了她褪下裤子。在老宅的一个暗角，借着头顶玻璃瓦的微光，几个小孩子窥见了女人最神秘的地方，惊鸿一瞥地对照实体而获得了性学启蒙。

　　当然，贪污下台，只是旭漫长革命生涯的一个小插曲。后来他还是卷土重来，重新成为老牛山政治舞台上的一号人物。他留给我的最后的一个镜头是，伟大领袖驾崩，他站在老宅的堂屋前也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室门口发表重要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老了，我们每一个贫下中农都应该感到幽默……

　　这句话需要翻译才听得懂。“老”了，即死了，是乡下人专门用于尊称父母长辈之死；“幽默”，我猜测，尊敬的生产队长旭，他本来是想说“忧伤”。

　　当然，广大社员群众并不知道幽默与忧

　　伤有何区别，只想着领袖去了，天塌了地陷了，不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他们一边担心着，一边钦佩地仰望着他们的领导。

　　我那时已经高中毕业，听到旭在那里文雅着高深着，就窃笑。

　　我丝毫不怀疑他因为伟大领袖去世而万分“幽默”，就像许多人一样，陷于真诚的悲伤。但是，我却发现他的表情似笑非笑。仔细一看，原来他眼睛有点眯缝，眼角下斜。

　　他任何时候都给人一个笑的假象。

　　在渡口，看着旭的背影远去，我又隐隐地有些后悔。

　　因为我检索旭的大半生，他并非一个坏得透顶的人。自私也好，贪婪也好，作为一个农民，没有什么奇怪的。至于他整我的母亲，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职务行为。而今，他垂垂老矣。像一个解甲归田的老兵，即使手上曾经有血，但是时过境迁，过往也变得淡远，让人更多的是看到一个老人的慈祥。

　　旭的大儿子前些年在深圳打工，死于车祸。二儿子靠打工挣钱，在射洪县城买了房。只他一个人孤独地待在老牛山。

　　女村长说，生产队集资修水泥路，旭向儿子要钱，他儿子毫不客气地说，我又不走你的路，凭什么给你钱？

克妻的汉子

洪也是我家邻居。与旭和我家的相邻不同，他家前面与旭相邻，只是厨房与我家厨房连着。隔着一道没有封死的矮墙，两家人还可以说说话。

　　洪也是外地迁入的。说起来他是外来户，又是独子，他应该安分守己。但恰恰相反，他是老牛山一霸，连旭也要让他几分。

　　他的称霸是靠蛮力。他中等身材，但五大三粗，力大如牛。加之在大跃进时，他靠着一对钵碗大的拳头给村干部充当打手而成为副队长，老牛山的二号人物，更增加了霸气。武是住在大院外的另外一霸，他兄弟众多，都是好勇斗狠的角色。一天因为分粮食，洪嫌武给他过秤时“旺”得不够，争吵演变为大打出手。他一人对付武家三兄弟，拳头实实在在地打在彼此赤裸的胸膛或者背脊上，发出空洞而沉闷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但是洪就像三国时“三英战吕布”的吕布，毫无惧色，居然打了个平手。

　　洪凶悍，却娶了个秀气端庄的老婆。她叫翠，与母亲都是板桥人，她们也十分友好。

　　但是洪母却不是省油的灯。老太太脸黄多皱，眼露凶光，留着长长的指甲，阴阳怪气，偶尔靠跳大神混点吃喝，很符合西方童话里那种脸谱化的老妖婆形象。大家都叫她妖婆。妖与幺不分，人们喊妖婆，她听见的却是幺婆。

　　“妖婆”还有个手脚不干净的坏毛病。有段时间，母亲洗了衣服晾在门外，常常被偷。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母亲是妖婆干的。果然，她穿的几件“新”衣服，虽然经过了重新裁剪，改头换面，脱胎换骨，但明眼人对它们的前世今生依然一目了然。

　　“妖婆”对翠颐指气使。翠进门好一段时间没有生育，她更变本加厉，对翠非打即骂。

　　那个初夏，翠与众多的女伴在老宅的院坝里打豌豆。毒日头下，尘土飞扬中，谁也没有看见死神已经在探头探脑。

　　中途小憩，翠回家小解，老婆子又骂开了。她反复拿翠没有生养说事，骂得很恶毒。争吵中，她又打了翠。翠是一个受气包。现在，这个“包”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恶气了。她一趟冲进保管室，捧起一瓶“1059”就咕噜噜喝了下去。

　　1059又叫杀虫净，刻着骷髅图案，由德国拜耳公司生产。这个著名的世界500强企业，

　　曾经发明了阿司匹林，也发明了海洛因和1059。海洛因是供人消费的毒品，1059却是人对付虫子的毒品。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剧毒的农药。我曾经看见过它，装在很漂亮的铝合金瓶子里，像是装在高档酒壶里的什么琼浆玉液。

　　翠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捧起了这个最豪华也最可怕的“饮品”，一饮而尽。她是以最悲壮的姿态，以自己的生命做武器，孤注一掷，捍卫自己的尊严，更报复她视为邪恶老妖婆的婆婆。但是，毒药太厉害了，她没有来得及看到她报复取得的成果。

　　她死得很快，也死得很难看。人们叹息着，将一句老话挂在嘴边：好人命不长，祸害千年在。这是主流舆论，翠当然听不见了。

　　洪赶回家时，翠早已断气。他也曾经打老婆，下手还重。但是，一旦老婆没了，那也是万万不能的啊。于是，他咆哮着，揪住他妈就是一顿暴打，要她还他老婆。那一顿打，没有人愿意劝解，直到洪自己不想打了才算完。

　　翠死后不到一年，洪又把一个老婆娶进了门。洪虽说是粗人，但有一张“死人都可以说活”的大嘴。他曾经将我家厨房“置换”过去，没有动用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完全是靠如簧巧舌，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因为如此，他第二个老婆也不差，而且是黄花闺女。她姓羊，大家叫她羊儿。

　　羊儿似乎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很快就为洪生了一儿一女。于是，按政策，羊儿到乡里做了绝育手术。但是，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连手术都对她的繁殖能力无可奈何，她依然像母羊一样能生。在最严厉的“国策”控制之下，她在生了第三胎后，接着又怀上了第四胎。

　　那天，她回娘家。她没有“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但却“背上背了个胖娃娃”。这是她才一岁多的老三。

　　羊儿进了从小就熟悉的院子，母亲已经在堂屋门口等候。她紧走几步，走上台阶。麻烦就在这时出现了。背上的儿子从背篼里翻爬出来，她来不及做出反应，孩子已经重重地摔在台阶下。

　　儿子这一摔摔出了大问题：腰椎骨折。但是，羊儿起初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怕老公那一对拳头，于是就将事情瞒了下来。等到孩子的脊背渐渐隆起，到乡卫生院检查时，成为驼背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在检查儿子伤情时，羊儿腹中胎儿已经六个多月。于是，这个送上门的超生典型被抓住了，不得不在乡卫生院引产。

　　那是一个秋收后的晚上，忙了一个季节的人们都懒散下来。学校的戏台上，外县的一个川剧团正在唱戏，川戏锣鼓喧天地响。露天的操场上是黑压压的一片观众，其中就包括了卫生院的医生们。当戏终人散，医生回到医院时，打了催生针剂的羊儿正疼得大汗淋漓。但是大而化之的医生还认为一切正常。但就是这个“正常”的羊儿，这天没有挨过黎明。断气时，陪伴她的只有墙角的蟋蟀，以低低的哀鸣为她送行。

　　老婆死了，卫生院给洪赔了一笔钱，并且与乡上说好免他五年的双提款。但是洪很快就反悔了，开始了他旷日持久的上访。

　　离开老牛山三十余年，我只见过洪一次。大约是2000年前后，也是清明节，我去乡政府院里泊车，见他站在门口，衣襟破烂，腰里系着草绳。看见我，他羞涩一笑。

　　不久前，我再回老牛山上坟，听说他已经死于癌症。

　　人们还说，洪克妻，因此，他两任老婆都死得很惨。尽管他依然巧舌如簧，但是再没有哪个女人敢嫁给他。

风都要抓一把回家的人

奉是洪的邻居。他家位于大院的右上

　　角，有楼阁，花窗。精致的双扇门总是黑咕隆咚，有众多的兄弟姊妹在那里进进出出。

　　他的兄弟中最聪明的是老二，但是他聪明用错了地方，成为江湖大盗。我是在他刑满释放时才知道他家有这么个人。老二因为人长得白净，一表人才，外号叫白娃。奉一家还在为白娃贼的身份而感到尽失颜面，白娃已经凭自己的阔绰、侠义、见多识广和仪表堂堂收复了人心。他征服我们这一帮小孩子的是他肚子里的故事。《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水浒传》，我最先都是从他那里知道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在他家，以剥包谷换他的故事。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他就再重返江湖，从此不知所踪。

　　奉是大院里唯一的退伍军人。高个子，白皮肤，红脸膛，跟白娃一样相貌堂堂。但是他回到老牛山时，正副队长已经被旭和洪分别占据，他只能屈居民兵排长。但是，他虽然贵为排长，但是手下并无一兵一卒，更没有武器。

　　老牛山唯一出现过的武器是因为“文革”中演戏，做了几把木头枪，还不怎么像。那是一个什么抗日剧，村里组织的，老牛山好几个年轻人参与了排练，演出的地点就在大院的堂屋门口。按照剧情，进入高潮，枪声大作，后台本应砸响小炸药包，与演员的射击动作天衣无缝地配合。但是台上英雄手中的枪几次举起都没有枪声，台下的贫下中农哄堂大笑，取得了意外的戏剧性效果。

　　但是举枪的并非奉。因为他害羞，不愿意登台。

　　但是这并不等于奉拒绝成为文艺青年。革命现代戏的演出引发了大院里音乐的大繁荣。好些个年轻人在竹筒上绷了蛇皮，买来钢丝弦和马尾，在我父亲的指导下，从乐器制作开始进入音乐世界。除了二胡，笛子也是大家的喜爱。一段竹管，掏孔，蒙上膜就可以吹了。奉虽然是过气的青年，已经娶妻生子，还是跟上了潮流。他主要是学笛子。他和他家老三，天天坐在门槛上，咿咿呜呜地吹个不停。《东方红》《北风吹》，翻来覆去都停留在这两个曲子上。

　　除了笛子，奉更多的是喜欢聊天。他喜欢吹他在西宁当兵的往事、糗事，也常常把陈毅、林彪、贺龙等人挂在嘴边，大胆点评。

　　看起来形而上的奉，其实也很形而下。人们私下评论，说他是一个连风都要抓一把回家的人。某天分麦草，他负责过秤，别人真正分的是草，他背回家的表面是草，背篼下面却是麦穗；播种粮食，无论是玉米还是黄豆，他总要在衣兜里藏几把带回家；轮到他看守梨园，除了随便吃饱外，他还想方设法兜一些带走。

　　以上都只是听大人说。我目睹的是一次暑假，他到射洪办事，母亲让我跟他一起进城到父亲那里玩。我们黎明出发，在露水浓重的田间路上走了很久，经过一户人家时天还没有大亮。路边不远处有几窝南瓜，他一见大喜，弯腰过去，摘下两个就走。在路上，我一直忐忑不安，总觉得屁股上长了一条长长的尾巴，随时可能被人踩住。但是，奉却显得若无其事，气定神闲，一路讲他当兵在厨房偷肉吃的故事。中午，他凭着两只瓜在父亲那里吃饭，更显得理直气壮。

　　1984年，我已经从江津469厂调进绵阳地委宣传部。年底，回家过年，突然听到奉的死讯。

　　那年入冬，奉将属于自己名下的那间老屋拆了，在老宅旁边修新房。这次他做得有些过分，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将幺爸的自留地占了一大半。事情非同小可，幺爸当然不同意。然而，那时虽然改革开放已久，但奉的头脑还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强大惯性中。他没有把曾经成分不好并且身体羸弱的幺爸当一回事。幺爸找到他说理时，他不但没有感到理亏，反而觉得幺爸干扰了他的建房大业，

　　很烦，顺手操起一根竹竿就打。直到将他撵得远远的，才回来继续砌他的墙。

　　幺爸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生产队接到了修公路的命令。

　　那天是冬月二十四，寒风凛冽，遍地白霜。一大早，人们就成群结队从双溪过渡，前往金华方向的工地。

　　奉自己的工地正是关键时期，打死他也不愿意离开。但是，公社一声令下，全体劳动力都必须投入公路工程，他自己的工程不得不暂停。早晨，他在自己的工地上忙活了好久，等到院子里人已走空，犹豫了好一阵，才很不情愿地往工地赶。

　　前往工地，可以从两个地方过渡。一是上游的双溪渡口，二是下游的漩涡沱渡口。

　　走漩涡沱渡口路最捷近，但是船小。迟到的人们，包括奉，都心急如火，都抄近路，都集中在这里过渡。船靠岸，岸上的人一拥而上，最多载十几人的小渡船竟上了近四十人，谁都不愿意等下一班而多耽误半个多小时。艄公不敢开船，但经不住奉等许多人的催促甚至呵斥，只好冒险将严重超载的渡船撑往对岸。船到河心，起风了，船轻微地一晃，人们就惊慌起来，人越惊慌船就晃得越厉害，没有晃几下，船就翻沉了。满河都是沉浮的人头，呼救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不到半个小时，一切都结束了。会水的人多数爬上了岸，不会水的近二十人全部葬身河底，其中包括奉——那个连风都要抓一把回家的人。

　　奉的老婆叫珍，矮胖，嘴铁，很自豪为奉生了三子一女。

　　大院左边正中的梓与父亲同宗，他老婆叫玉，连生三个都是女儿。奉出事前两天，珍与玉为小事骂架，很损地说玉没出息，生不出裆里带把儿的，要断子绝孙。其实，时隔多年，玉的三个女儿个个有出息，嫁了好男人，梓和玉在城里住着，很享福。而珍的孩子后来都是普通农民，生活拮据，这是后话。

　　话说奉死后，珍带着四个孩子，很发愁，就非要嫁给幺爸。幺爸坚决拒绝。因为他有些生理问题，从来没有结婚的想法，何况他已经决定离开老牛山，进城去和我父亲同住。

　　当然，他也明白，珍还有更精明的打算：找一个无后的男人，白得了一个自带家产的劳动力不说，他城里的亲属也是可以充分开发的资源呢。

午夜私刑

朝门左侧是杜家。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杜伯伯年龄比父亲略大，他的妻子张妈与我妈年龄也接近，一家人都忠厚善良，又都是同样的半工半农家庭，所以走得很近。

　　隔着杜家就是钦的家。钦是大院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爱读书，知书识礼，也是一表人才。他后来到森工局当了伐木工人，娶回了秀。秀高高大大，说不上漂亮，但在乡村，也算是有姿色的了。加上秀的父亲是邻近公社的兽医，家境不错，人们都羡慕她与钦的美满姻缘。秀嫁进这个院子，因为是工人家属，和母亲也很要好。

　　年中秀去山里探亲，年底钦回来度假，他们有说不尽的恩爱。很快，有了儿子，更让他们觉得生活有锦上添花之美。

　　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钦在深山里死于一次山体塌方。

　　走过了悲伤的日子，秀经人介绍，招了个男人上门。男人姓钱，老实巴交，也是伐木工人。他们又生了个女儿。生活断了又续上，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原有的轨道。

　　但是，武的出现改变了秀。

　　武不是这个大院的人。除了与这个大院的住户同属一个生产队外，武与这个大院扯得上的关系，必须上溯到民国时期：他爷爷曾经在大院里做过塾师。

　　饱读诗书的塾师，身后景象却让他不

　　堪。大儿子是厨师，做“九大碗”，哪家有红白喜事，都可以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乡下还算有几分体面。然而二儿子，也就是武的父亲，就混得比较窝囊了。他靠当脚夫，与老婆和六个孩子勉强度日。最终，因为劳累，丢下老婆孩子撒手而去。

　　武是这一窝篼孩子中的老二。他母亲姓税，后来以一个“睡不着”的外号在方圆几十里范围无人不知。意思是，夜深人静，人们安睡之时，她却在忙碌着，奔走各处，偷鸡摸狗。家徒四壁，但是她单家独户，住在几村交界处，给了她莫大的方便。她可以昼伏夜出行动自如，像游击队一样游走于各个目标人家，更可以把周边广袤的庄稼作为随意采摘的自留地。吃香喝辣，炖鸡炒肉，都神不知鬼不觉。

　　贫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考验。穷则思变、独善其身、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前夕那种磨砺，前提必须是正常的人，好人，甚至是圣人。要么是特别有定力，要么是有贤良指引。而武，与他爷爷曾经拥有的中国文化传统断了代，接受的只有他母亲“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教育。贫穷一旦与邪恶结合，贫穷就是邪恶的肥沃土壤。

　　武和他的兄弟们陆续长大。人多势众，天不怕地不怕，成为老牛山最强大的势力。

　　武本来是有老婆的，姓谭，配他绰绰有余。只是因谭家庭成分是地主，他就没有把她当人，稍不如意就拳脚交加。后来，谭生生被他打成了废人，娘家不忍，接回去治病，从此不敢再回来。谭为武生了两个女儿，还没有等到长大成人，武就把她们先后卖到了江苏沛县。武尝到甜头，就再接再厉，轻车熟路地将老牛山的姑娘甚至有夫之妇继续拐卖到苏北。

　　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农民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武穿梭于四川与江苏之间，意气风发，脱胎换骨一般。他天天袖子挽得老高，戴着明晃晃的手表，即使目不识丁，上衣兜里经常都别着两杆钢笔，像一个成功人士，很拉风。

　　兜里有了几个钱，武就开始在老牛山的女人堆里周旋。他最终锁定的是秀。老钱多病，经常不在家，他就瞅空子去献爱心，挑水浇地，栽秧打谷，像给自己干活一样卖力。武有火枪，上山打野鸡野兔，有了收获也忘不了往秀那里送。经不起软硬兼施，秀终于被武搞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秀与武的关系尽人皆知。老钱心知肚明，但是惹不起武，只好将一口气吞了。不过，随着秀与钦的儿子渐渐成人，与老钱生的女儿也快长成大姑娘了，她感到，与武的关系该刹车了。

　　然而，武哪里是别人可以随便甩的？他严厉警告秀，你莫拿你儿子开玩笑。

　　秀感到她和儿子受到了死亡威胁，几经挣扎，只好向父亲如实相告。

　　那天，趁老钱回老家钱家坪养病，秀的父亲，那个已经退休的老兽医带着两个儿子过来了。面对心狠手辣的武，他不放心，还特别找了一个职业打手壮胆。

　　当晚，他们请生产队长老梁出面调解。

　　老梁和杜家一样，也是从金华迁来大院的老住户，住在保管室隔壁。他初通医道，为人忠厚正派，在老牛山颇有声望，和我父母关系一直不错。那时，旭已经彻底下课，老梁被推出来当了生产队长。他早就看不惯武的欺男霸女，就爽快答应做中间人，与武摊牌。

　　晚上，老梁和秀一家早早地在秀家聚齐。没有想到，他们恭候来的，却是一个杀气腾腾的武。八九点钟，只听外面一阵重重的脚步声，武提着火枪风风火火进来，将众人挑衅地一番扫视，猛地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往桌子上一插，低吼一声,看哪个把老子扳得弯！并且对老梁说，没你的事，我今天只和秀谈！

　　老梁尴尬而退。在火药味十足的对峙中，秀的大舅子冷不防一个黄桶箍从背后将武抱住，其余的人趁机一齐动手，将武丢翻，并且五花大绑。随后，他们将他嘴里塞了臭袜子，拖到后面的柴屋，吊起来就是一顿暴打。

　　这是仇恨积蓄已久的总发泄，是弱者对恶霸好不容易才逮到的总报复。在秀一家看来，也是你死我活的大决斗。今夜，他们很难收手。

　　夜深人静，秀家这样大的动静，在这个老宅院里是不可能捂得住的。竖起耳朵的左邻右舍，一定听见了隔壁那些从牙缝里发出的充满杀气的短语，以及武像濒死的畜生一样的哼叫。

　　但是，没有人出面干预。包括老梁。他们也许是胆小怕事，怕血溅到自己身上。更大的可能是，乡亲们是在有意放纵。他们情愿看到与传统川剧相类似的某些情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人们不清楚秀家针对武的午夜私刑到底持续了多久。后来我听说的细节是，武被从柴屋房梁上放下来的时候，直接就瘫在了地上，就像一堆烂泥。他的四肢、脊梁通通被打断，早已断气。

　　翌日一早，秀到乡里自首。

　　事件迅速在周边几个乡镇引起轰动。没有人组织，无论街上还是乡下，男女老少都在热烈讨论。在乡下人看来，这是一个现代版的除暴安良、为民除害故事。武罪有应得，秀一家获得了英雄般的赞誉。

　　案件的判决是在一边倒的强大民间舆论背景下进行的。秀将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被判三年缓刑。他的父亲、兄弟被关押几个月后予以释放。

　　武死后，厄运接连降临他家。首先，他的弟弟海死于拖拉机轮下，接下来嫂子与人吵架服毒自杀，他的哥哥随后死于食道癌。

　　唯一幸存的是他最小的弟弟。他叫刚，比我略大。正派，不惹事，有较好口碑。不知是因为多读了几年书的缘故还是他爷爷的良好基因终于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奇迹。

炊烟散尽

走进大院，今天居然没有一个人在。一棵自生自灭的樱桃长在院坝中间，青枝绿叶，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青绿的果子。院坝里长满灰灰菜、清明菜和其他几种不知名的杂草。看得见的动物只是一群鸡，具体说是一只母鸡率领下的小鸡。它们在啄食青草。热热闹闹的一家子自由自在，其乐融融，给死寂的大院保留了几分生气。

　　大院的拆迁是从旭开始的，跟进的是洪、奉和老梁。他们把各自的老屋拆走以后，给院子制造了一个个缺口和窟窿。保管室也在旭“主政”时拆走了除屋顶以外的全部梁、柱和门窗，变成一只黑洞洞的巨大怪眼，人一上朝门就在它不怀好意的谛视之中。朝门是公众过道，有内外两道门，更是首批拆取的对象。那些年太穷，过不了某一个坎，就在房子上打主意。楼板，“多余”的檩子和梁柱，都拆去卖钱。一家一家，一根一根。老屋的某一根木头就是一个存折，应急时就被首先想到。天长日久，失去有力支撑的老宅，就像抽了筋骨，或者得了软骨病，东倒西歪，七拱八翘。而那些失去遮挡的老墙，日晒雨淋，一点点被侵蚀，有一天终于被时间洞穿。

　　时近中午，依然寂静无人，当然没有炊烟。记得刘亮程说过，炊烟是村庄的根。一个村庄要是好久不冒一股炊烟，这个村庄就要死掉了。没有炊烟的老宅，看来正是在走向死亡。

　　我从一户户昔日邻居门前走过。杜家、秀家、黄家、梓家和钦的父亲、那个叫“大聋子”的和善老人的家。我轻轻叩击那些挂着

　　锈蚀老锁的房门。没有应答。我是多么希望有一扇房门应声而开，然后有人像过去那样，请我坐；或者，主人倚在门边，和我闲聊。

　　细细梳理在这个大院里的所有男女老少，除两三个人外，绝大部分都是忠厚老实的农民，与我家都曾经友好相处。我记着他们的善良。对远去的岁月，我爱恨交加，既诅咒，也怀念。去年，父亲去世，重回老牛山“定居”不久，我在镇上摆酒几桌，请在家的乡亲聚会，就是怀念曾经有过的共同日子，对他们在扭曲年代保留的美好人性致敬。

　　最复杂混乱的是左上角的天井。天井的格局已经面目全非。金鱼缸和假山自然没有，连“井”也填平，我不知道屋檐水排往哪里。檐下外接了房间，旁边又延伸出鸡圈,堆满杂物，只剩下巴掌大的天空。天井里一半是杜家的飞地，一半属于银的家。现在，整个天井已经废弃。

　　银的父亲也是森工局工人。但是，因为母亲是个聋子，日子过得很是困顿。后来，他的哥哥顶了父亲的班，他的命就只能是“给牛充老子”了。“给牛充老子”，这是老牛山人对农民的另一种定义，有几分悲怆意味。银穷怕了，太想改变，太不愿意给牛充老子。在风水先生的指导下，他终于找到一个改变的捷径：迁祖坟。

　　乡下人对前辈亲人的坟地是极其看重的。大家评论，老牛山的几十户人中，就数我家说得上发达，原因是我爷爷葬在风水宝地。他们说那个墓地坐北向南，正面不远处是一道低矮的山梁，这样的地势叫“猛虎跳涧”，后人的运势像猛虎一样不可阻挡。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死去的老人埋在那个小山坡上。

　　风水先生给银看的宝穴，是我家老祖宗曾经的墓地。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入土为安的老祖宗被逐出“家园”。那年，银将他爷爷的遗骨迁入那个墓穴。但是，墓地被随后的一次山洪冲毁，厄运也接踵而至。先是他的大儿子淹死，接着生下的儿子没有屁眼，死在县医院的手术台上。

　　其实，我知道真相。前辈的坟地与我们的命运真的无关。生在乱世，人人难以自保；太平盛世，只要努力就可能抓住机遇。一个人的成功，就可能让整个家族改变面貌。我的烧香不过是感恩，是向逝去的亲人表示敬意，是在对一种文化鞠躬。

　　老宅里那些不知去向的乡亲，都生活在我的视线之外。但是我可以想象，他们带着梦想，认真地在赶自己的路。

　　告别老宅。走在朝门的石阶上，我像是一个剧组最后离开的演员，在告别刚刚拍过一出大戏的外景地。

　　陈霁，作家，现居四川绵阳。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诗意行走》《城外就是故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