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等

　　“人的命运”是我们持续的关注

　　陈映芳等

家就等于一张床

黄莺

　　住房使人们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网络，邻居、居住的社区、孩子就近入学的学校、附近的医院、商店，有无娱乐体育休闲设施等，赋予了住区内居民广泛的社会意义，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模式，而这种生活模式又具有社会经济和社会身份地位的符号意义。但是对于小鱼儿这样的服务行业工作群体而言，居住只是一张安然入睡的床，其他的要求都是奢谈。小鱼儿目前入住的求职公寓在一栋二十几层的商住两用大厦里面，位于新天地附近的东台路上。住在新天地附近对凌晨下班后公共交通停运的问题来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这个地方的租房形式是出租床位，每个床铺每月三百八十元，付一百元押金即可入住。虽然名称是求职公寓，但实际上并不止接受大学生就业群体，不管什么身份，只要交钱、登记身份证即可入住，不过外地户口的租户要办暂住证。

　　经历了坎坷的找房过程后，小鱼儿对于现在的“宿舍生活”还算满意。

　　“我们以前也找过一些附近的居民房，价格都在二千元以上，是破旧的老式公房，没有独立浴室和热水器。这很不方便。别的可以不讲究，但是女孩子总归还是要洗澡吧！这家公寓虽然只出租床铺，挤是挤了点，但有干净的卫生间，有空调，房租每月不到四百元。下班之后走二十分钟就可以回来，一回来就洗澡，然后爬上床睡觉。这比原来在店里沙发上睡觉，要好得多。起码有张床可以躺下，而且还是自己的床。所以还是很开心的。”

　　我下午四点到达求职公寓，开门的时候小鱼儿轻手轻脚，并提醒我不要大声说话。刚走进房门，便看到了阴暗的房间里依旧在睡觉的女孩子们。“她们很多都是晚上上班的，所以白天睡觉。”小鱼儿走到自己的床铺前，但是却没办法请我坐下。除了床上睡着人，空着的床铺上也堆满了行李箱、衣服和化妆品等。房间里能利用的空间全部用来放置床位了，没有另外放行李的储物柜。所以平

　　常女孩子们都是睡觉时把行李拿下来，起床了再放回床上。除此之外，公寓只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只够满足晾晒衣服的功能，小鱼儿说：“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从没看谁晒过被子。不过住在外面，也就讲究不了这些。”这家求职公寓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居室改造而成，里面摆满了高低架子床，三间卧室一共住了三十四个女孩。按照每月三百八十元的房租，屋主每月有一万三千元的房租收入。房东老陈就是靠这些女孩子们的租金作为主要经济收入。

　　颠倒的作息

　　在小鱼儿所工作的这家高档KTV会所，生意最繁忙的时候是晚上9点到11点，大部分的客人会在凌晨3点前离开。所以小鱼儿一般都是晚7点上班，凌晨4点左右下班。

　　有时候馋了会去街边大排档吃小龙虾，然后走回宿舍，洗完澡倒头就睡。刚开始小鱼儿对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很不适应，身体难受得很，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其实她也可以选择上白班，但是客人主要是晚上多，所以要赚钱还是上晚班。

　　女性时间是母性的时间。月经周期、婚姻与生育周期、青春期，以及做母亲的周期等都是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身体经验。女性的周期性时间感与男性化的、富有侵略性的线性累进式工业时间之间存在着必然冲突。女人，无论她们喜欢与否，其身体经验都是周期性的，她们生活在两种时间之中，一种是自然的身体时间，另外一种则是与前者背道而驰的工业社会时间。这样黑白颠倒的作息方式使小鱼儿的脸色变得蜡黄，曾经洁白无瑕的脸上也开始长斑，经期也更加不正常。但是在晚上上班之前，她都会扑上厚厚的粉底与遮瑕膏，一是工作规定必须化妆，二是掩饰疲倦的颜容。化妆术是这些女孩子必备的武器，化妆出来的美丽身体，是商品世界中的消费对象。漂亮的女孩子在新天地更受欢迎，因此能获得更多的服务机会，拿到更多的小费。在新天地发达的服务业中，被剥削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与情感的付出，还有她们的年轻与健康。服务性产业的时间暴力将女性身体改造成了一部工作机器。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辞职就是最好的反抗。虽然反抗的意识形态前设并不明显，但这种具体的行动依然对资本霸权提出了挑战。

　　

　　“求职公寓”里正在打扫卫生

　　“赚钱永远都赚不完，而且这样子能赚多少钱呢？我一个在KTV上班的朋友到现在脸上长满了痘痘。这里的工作强度虽然不大，但是作息时间太混乱了，实在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走的时候经理还极力挽留我，说可以少上几天班，我想想还是算了。”最后，小鱼儿还是辞职离开了那家KTV会所，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她觉得应该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群租房里的公共秩序

　　当我走进宿舍的时候，闻到的

　　是淡淡的女性芳香的气味。但是从阳光刺目的室外到一个昏暗的室内，眼睛还是有些不适应。这里的房间窗户上都挂着厚厚的窗帘，小鱼儿说，这些窗帘从来不会拉起来。

　　因为住在这里的女孩子上班时间不同，有的是在附近公司上班的白领，一大早就走，有的是上早班，有的是上晚班，有的上夜场，所以大家的睡觉时间都不一样。我刚进来的时候还觉得挺吵，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人进进出出，开门关门，上床下床，卫生间也总是洗浴的声音。

　　因为作息时间不同，窗帘始终垂着，所以室内一直保持着昏暗的状态。不同的作息时间带来的困扰不仅仅是嘈杂的睡觉环境，也是诱发女生矛盾的重要原因。因为夏天天热，需要开空调，所以房东另外向每人加收每月三十元的空调费，每天能开十二个小时，如果要开二十四小时，就要交六十元。老陈偶尔会来检查，甚至把遥控器收起来。三间卧室各有一个空调，但是每个房间的租户作息时间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开空调的十二个小时很难分配，如果开二十四个小时，有人又会觉得不愿意花那么多钱。而且有的人怕冷，有的人怕热，床位离空调远近也是开关空调的重要因素，因此常常会有人因此而吵起来。小鱼儿说自己住的那个房间还好，大家都能协调好，但是隔壁房间有个女孩子就经常为空调的事和别人闹矛盾。

　　“她是上白班的，所以希望晚上开空调。她们室友不依，大家都吵起来了。而且吵了好几次。后来房东老陈出面了，警告那个女孩子不要吵架，如果再吵，就不让她住在这里。后来她气鼓鼓地搬走了。”

　　群租房的生活剥夺了很多个人空间与自由余地的可能，时间差序在这个小小的居住场域中多次危害到公共秩序的维持。这时候房东老陈就会充当调解的角色，他解决矛盾的策略不是通过满足租住者的需求，而是通过掌握稀缺资源——床位的途径，来威胁和压制矛盾的出现，他维护公共秩序的手段就是把引发和表达不满的女孩子赶走。大多数和平相处的女孩子实际上隐忍和割让了自己的个人权利，并把需求压抑到最小化。在强势资本的空间安排之下，她们只能获得最差的空间资源。住房，在这里完全成为了一部睡觉用的机器。

　　哪里还有“个人隐私”

　　

　　“求职公寓”里的微博墙 阿琳娜摄

　　尽管在求职公寓的生活解决了居住的大问题，上下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紧张了，但是这张床位除了睡觉之外，再也承担不了其他的功能。在三十四人混居的大杂院里，三个房间的女生互相之间很少串门，而且有些租户还会对串门者抱有怀疑和敌意。

　　小鱼儿说：“有一次多多来我房间看我，我下铺的那个女孩子特别爱管闲事，我当时在阳台看书，没看到多多，那个女孩子就说：‘你是谁啊？不是我房间的吧？跑这儿来干嘛？’多多当时火就上来了，我也听到了，和多多一起说那个女孩子：‘关你什么事啊，这是我朋友，

　　过来看我。’那个女生后来还在嘟囔，我们也不愿和她争，反正以后还是要住在一起的。”

　　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个人隐私正日益被逼退到“一群人睡同一炕头”的状态，这一点在这间求职公寓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个陌生人杂居的环境中，每个人的眼睛都犹如一架监视器，仔细地提防着邻居们的一举一动，以防自己的财物受到损失。城市社会的不信任感与匿名性是监视产生的重要原因。这样古怪的监视气氛使公寓犹如一个抽象的空间监狱。因为屈服于低廉的租价，女孩子们必须住在全景敞开式的公寓之中，城市极化的居住空间安排迫使她们必须屈服于空间内的规训，以保证居住需求的满足。

　　

　　在“求职公寓”上网的男生 阿琳娜摄

　　除了个人交往空间的排挤，更为尴尬的问题出现在上厕所的时候。公寓里面卫浴都是公共设施，但是由于马桶和淋浴头都在同一间公共浴室里，所以经常出现上厕所和洗澡同时进行的场面。

　　小鱼儿说：“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在门外大喊大叫，说：‘装什么装啊，大家都是女人，上个厕所还关门！’所以后来大家上厕所都不能关门了。因为浴室经常有人要用。但是我上小号还好，上大号我无法忍受，所以每次都是到楼下易买得超市去。”

　　小鱼儿的话让我们体会到了这样的居住环境对于个人自尊的打击与摧毁。在粗陋的条件下，人们只能放弃自己的羞愧心与礼义廉耻那一套道德规范，城市生活的实现以个人权利的完败为代价。在求职公寓里面，虽然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相互之间却了解得很少，大家在空闲的时间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这样交流的封闭不能单纯地被当成是一种人情冷漠，它也是一种城市生存中的自我保护策略。

　　不夜城里的彷徨与梦想

　　从小鱼儿的口中了解到，租住在这里的女孩子除了有服务生，还有一些是酒吧里的公关，大部分都是夜场工作的，所以才会住到这边。她们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化好妆，换好漂亮性感的衣服，然后凌晨四五点钟再顶着一脸倦容回到宿舍。这些女孩子的化妆品都很高档，大部分值钱的物件都是男人送的。衣服是自己买的，虽然看上去都很时尚，但价格实际很便宜。谁会愿意花钱买那么贵的东西呢？又不是真正的有钱人。赚了钱都会存起来的，不会一夜之间都花掉。服务生群体里也有例外的，下班后脱了服务员的衣服跑到楼上酒吧去摆阔。但是大部分人不会这样，她们来这里是要挣钱养家的。她们在很努力地工作，也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尽管她们身处一个充满诱惑、道德模糊的金钱世界中，小鱼儿的话还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群体内心深处的城市奋斗梦想。小鱼儿如今结束了她的城市淘金之旅，回到学校生活中。这样一种奇特的城市经历带给她很多思考。更为难得的是，小鱼儿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服务员”，所以她正着手准备将

　　这段传奇经历写成一篇研究论文。她透过痛苦经验获得了对世界的第一手认识，并且将这些经验通过话语表达出来。

　　黄莺，学生，现居上海。

不堪一击的都市生活

卫伟

　　去繁华上海

　　王南毕业于南方一所名校，在磕磕绊绊的两年职业生涯之后毅然放弃了原来食之无味的生活，决定北上，希望能在上海——这个繁华都市中找到理想中的体面生活。临行前他宴请了一番同事后，口袋里只剩下一千多块。可当时王南并不在乎这些，也不在乎将来的计划。现在他最迫切的就是逃离厌烦已久的城市，虽然那里是他的故乡，有父母、兄长与朋友。

　　来上海之前，王南做的唯一准备就是在网上找了可以落脚的地方，他唯一负担得起的住宿费用，按天计算，一张床位十五块，包月更加便宜，三百一十元含水电费，一天摊下来才十元。这是个看上去不错的求职公寓——梦想驿站，从网上的介绍文字看，干净整洁，制度严明。最吸引人的是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人情味，让他感觉亲切。当他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时，仿佛觉得自己仍是应届毕业生，怀着一颗滚烫的心只身来到繁华都市。当意识到自己正在赶往上海，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时，他不由自主地振奋起来。

　　冷冰冰的求职公寓

　　梦想求职公寓总部在上海南站，分部则在浦东新区，王南选择了浦东分部。因为浦东在他心里是繁华的象征，是高品质、优秀的人群生活的地方。“我就是想走一趟繁华地，想知道大都市是什么模样，大都市生活的人群是什么样。我内心向往着成为优秀的人，过着高品质的生活，能够放眼世界，把握潮流。”当王南从地铁站拾阶而上，吃惊于眼前突然冒出来的高楼大厦。道路整洁宽敞，高楼林立，“人显得很渺小但又感觉很兴奋，无法描述的微妙。当时庆幸自己选择了浦东这边的求职公寓。”

　　

　　在“求职公寓”公共区域学习的女生 阿琳娜摄

　　梦想驿站给出的地址是XC路边上一座高层公寓的十七层。那栋大楼相对周边大楼显得较为陈旧，大楼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为陈旧，瓷砖地板有清楚的磨损痕迹。求职公寓并非王南常识中的便宜招待所或者旅馆，而是由一个四房一厅的套房改造。在门口有位工作人员，王南喊他大爷，负责管理这家求职公寓。他的值班室只是用木板隔出来的几个平米的空间，左边一张两层铁床，堆满了棉被，右边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脑，记录顾客的出入信息。王南盘算着不会

　　马上就能找到工作，决定包月，如果中途离开再转为按天算，这样更划算，而且制度允许。大爷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和毕业证，开了收据。交完房费，他口袋里只剩下六百多块钱了，他并不沮丧，反倒有些真实的兴奋，至少在上海有了个可以睡觉的地方，有一个月的时间能够待在上海。

　　

　　印度的贫民之家

　　原先的客厅摆了四张两层铁床，住着八个人。往里走是他要住的房间，应该是主卧，绕着墙壁放了五张两层铁床，已经有八个人住在里面了。他选择了最里面一张床的上铺。大爷给了他一床厚厚的床垫和棉被，外加一条毛毯。等他整理好床铺，安置好拉杆箱和背包之后，才稍稍安定情绪，坐在床上细细地观察起这个房间。

　　斜对着门有唯一一扇玻璃窗，透过窗户可以俯瞰远处的高楼群，这让他感到些许欣慰，至少，窗外的景象，是梦中的上海的模样。然而屋里屋外对比鲜明。房间很昏暗，空气中似有若无地飘着怪味。因为住的人多，行李和衣服随处挂着、搭着，显得非常凌乱。地板是黑灰的水泥光面，让原本就是毛坯的房间看起来更加老旧。唯一的一张小桌子，放满了杯子、牙刷、牙膏和洗发水、沐浴露之类的东西。房间里有六个人，各自一言不发地躺在自己床上，或看书或听歌或睡觉，让他感觉有些压抑和失落。这里不像是大学生宿舍，更像是民工宿舍。或许累了，或许失落，旅程的疲惫渐渐上了眉头，“我也不管床单上的污渍，就这么睡了。”

　　3月的上海，寒冷还是砧骨。王南置身于繁华上海的一个昏暗而冰冷的房间里，因抵御不住寒冷而在棉被里蜷着全身。窗外已经夜幕降临，远处高楼的灯火已经亮起，于是他起床，顺便喝了一口保温壶里的水，苦涩难以下咽，“上海的水，真的很难喝。”厕所里有人，其他有需要的人在“客厅里”排队等着。就在这四室一厅里，三十多人合用一个厕所，在王南的记忆中似乎每次都要排队如厕。厕所有个小玻璃窗，漏着丝丝的风，也许因为楼层高，水永远都是缓慢而安静，让人随时担心接不上气。晚上不知道上哪里去吃饭，在场的人互相视而不见，都很压抑和冷漠。王南独自下楼，绕着公寓转悠不敢走远。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里，有几家小餐馆，他走进一家简单地解决了上海的第一顿饭。吃完饭，不知道哪里去，上海对他来说还很庞大和陌生。“求职公寓虽然条件差强人意，但不得不承认，心里已有‘家’的依赖，因为别无选择。来上海之前就没有明确的计划，纯粹如同飞蛾扑火般朦胧的向往和践行。想象因为有距离才很美。现在身处这个城市，浪漫感烟消云散，吃饱和温暖的需求却更加清晰和迫切。”

　　王南边闲逛边盘算着，剩下的这点钱最多也就撑一个月，钱花完后怎么办？一想到这个问题他就感到恐惧，这驱使他一定要马上投入精力找工作，再没有心情去领略上海的风景。梦想公寓占满了整个楼层，老板开辟出一个房间供大家娱乐，可以看电视，也可以上网，有一台电视机和两台公用电脑。可

　　是这两台电脑长期被两人霸占着，他只好到大爷的值班室，借用他的电脑在网上投简历，看着职位差不多，要求不高的都投了。王南觉得很奇怪，他好像很难融进这气氛中。在公共娱乐室里，除了公用电脑之外，两个学生自己带着笔记本上网，一个看NBA篮球视频，一个玩网络游戏。电视机旁十几个人围着看连续剧，角落里几人下着象棋。大家在一起不冷不热，气氛很诡异。当他走进去时有点手足无措，几人瞟着他，他们似乎都辨认出这是新来的。房间里的椅子不够，站着看电视又太显眼，正巧旁边有人起身回房间，他就顺势坐下去，假装看电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娱乐房，那里的气氛让他感觉不自在。他说，求职公寓里住的孩子们，有两种很明显的分类，一类很积极地看书、看招聘信息，去面试；另一类人似乎延续着大学没精打采的生活，不去找工作，一天又一天地混。

　　第二天，王南就接到了通知面试的电话，他很高兴，穿上了西装和皮鞋，立即感觉与求职公寓格格不入，其他学生看他的眼神，包含着羡慕。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尝试接触这个都市，试图接近它。他坐着地铁到淮海中路，面试的公司在三十二楼。坐着电梯而上，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二十多个求职者。王南说他永远都记得当时的情景，有一个个子不高的女人（面试官）进入会议室，开始介绍公司及职位，鄙俗的玩笑让他倒足胃口：“我姓尹，你们也听到了刚才的小姑娘叫我尹总监，但不要误会，不是因为总是被强奸，我是这里的营销总监，所以叫我尹总监。”面试过后，虽然他的良好教育背景及个人谈吐得到面试官的肯定，但他已经对这份工作失去了兴趣，他留下来只是为了亲自告诉面试官，刚才那个玩笑他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当然，可想而知，他又一次地陷入了沮丧与懊悔，“这也许是高尚的情操在作祟吧”。在后来的谈话中他提到，这个公司提供的职位是销售，他觉得他根本就不会做销售。这对他来说是最难的，也很痛苦。

　　那天，当他倚着窗户从三十二层俯瞰楼下，高架桥上的汽车都很小，一辆接着一辆，川流不息。但在那么高的地方，无论名贵与低廉的汽车都没有了差别，就是小而已。远处的高楼连绵起伏，延伸到天边。这个城市真的非常庞大，一个人对这个城市来讲，太渺小了。这时，他暗想：自己逃离了温暖的海岸，就是为了来这拥挤的城市，像一粒沙一样不起眼地生活着吗？即使能体面地工作和生活，依然还是渺小和寂寞。“这个城市数不清的人，多少喜怒哀乐、儿女情长都被钢筋水泥埋没了，人永远都活在建筑的阴影里。”

　　

　　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

　　回到求职公寓，王南突然觉得那里的脏乱和弥漫在空气中的怪异的气氛实在无法忍受。两天后，他就退了房。大爷问他是否已经找到工作，他点点头。“我不想说太多的话，只想赶快逃离那个地方，如同以前多次的逃离一样，没有具体的原因，没有明确的去向。”下一步去哪里，王南完全没有头绪。手上拖着行李，让他感觉很有负担，就急着要找个地方把

　　行李安置了。于是他在求职公寓附近的一家旅馆住了一晚，晚上到网吧重新寻找新的求职公寓。在上海，能够有一张睡觉的床，最便宜的就是求职公寓了吧。新的求职公寓在杨浦区，当他准备前往的时候，丢弃了一些衣服，皮鞋也扔掉了。本来带着皮鞋是为了面试，可现在他觉得近期不会再用到，因为他已经不想再去面试，过普通人的生活。他现在唯一想的是，先在一个地方住下，花光身上所有的钱，然后流浪，体验一下睡大街的滋味。

　　新的求职公寓是八人间的，已经住了五个人，似乎是新装修过的，木质的双层床，地板和墙壁都非常干净。窗户很大，房间宽敞明亮。他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一开始就住这家求职公寓，也许对求职生活会更加向往些吧。”这里一个月三百六十元，中途不住的话，不退钱。但王南感觉这里的气氛好得多，其中两个人已经上班，仍然住在这里过渡，其他人关系也都蛮融洽，互相打闹。房间里有一台十四寸的老式黑白电视机，在随后的十几天里成了他最贴心的伙伴。

　　交完房费，他身上只剩下八十多元。和同宿舍的人没有太多沟通，只有他们主动打招呼时才会回上一两句。在这家公寓住了十多天，一开始偶尔还出去走走，上上网。随着口袋里的钱渐渐减少，除了每天去买两个馒头，其余时间都不出去。每天躺在床上看电视，边看边就着馒头喝劣质白酒，喝得迷迷糊糊就睡过去。当口袋里最后一分钱都花完的时候，为了五十元押金，他把房退了。

　　睡大街

　　那天，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那些混在大街的年轻人，开开心心地打闹着，就想着“其他人能过，我也能过”。于是，他真的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王南已经记不清楚行李是怎么没的，只记得一开始身上还背着背包，后来背包也不见了。不见就不见吧，他已经不在乎了。一起混着的人后来送了他一个斜肩包，自此之后就背着这个斜肩包，而它也就成了他全部的财产。

　　王南轻松地说其实流浪也没什么艰难，只要和那个圈子里的人打好交道，“他们自有一套生存的办法，你只要跟着做就可以了。过了一段时间任何人都可以驾轻就熟。如果有人落单生存就很难。”那时有个“小四川”看见他在捡瓶子，就说：“你跟着我吧。”于是他就跟着“小四川”了，白天两人都出去捡瓶子，可是“小四川”懒得很，不愿意多捡瓶子，光在那里玩。王南勤勤恳恳捡瓶子赚来的钱两人花，他说自己没有怨言，“那时候太寂寞了，身边有个人就不错。”渐渐地王南慢慢说服“小四川”好好捡瓶子，两人每天才有吃有喝。他说像他们这种算是比较勤快的，行行出状元，捡瓶子也需要勤快的。他又说自己在流浪群体中属于逍遥派，只管赚钱吃饭。

　　后来两人来到了徐家汇，一早就在地铁里收报纸，袋子张开放在柱子旁，大家自动会将报纸扔进去，而他就在旁边坐着看报纸。上班早高峰一过，抓抓袋口用绳子一绑，拎到地铁口就过磅拿钱，虽然钱不多却也轻松自在。其他时间就在地铁下面捡瓶子，每个人负责两根柱子。如果其他人看到你在这里捡，识相的人就去其他地方捡。为了地盘而打架的事情虽然有，但也不多。下午三四点，两人就收工，去附近城中村的小店里炒两个菜，一人喝上半瓶白酒，生活如此惬意轻松。他说两个人像疯子一样，一路上大声唱着歌，大摇大摆地走着。当我问及他是否会在意别人的目光时，他说：“这里是你的地盘，这是你的家，他们经过就好像一些陌生人经过我的家门口一样，我是这里的主人，他们是过客，我就在家门口看着他们。”

　　笔者问他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事捡瓶子这样的工作，是否需要突破很大的心理障碍？他说：“没有那么多心理障碍需

　　要突破。你一点儿钱也没有了，肚子又很饿，怎么赚钱，怎么弄吃呢？哎，捡瓶子，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王南晚上睡得最多的地方是商厦前的长椅子，报纸一铺，往上一倒，“一觉到天亮”。王南流浪的这段时间恰巧是夏天，所以也不觉得露天睡觉有多么难熬，就是蚊子多。绿地有长椅子，公园也有椅子，只要有椅子就能睡，但是公园往往傍晚6点就关门，一般开放的绿地也可以随意睡。他还睡过附近的动迁房子，里面长期有人睡。他说有人专门找动迁房子睡，从来没有花过住宿的钱。当他刚听说的时候还觉得是个好地方，实际上不然。那里灰尘很多，没有窗户，很吵，没有灯，不习惯就没有再去睡。那天晚上他们坐在乌漆麻黑的房间里，害怕得不敢睡，可过一会儿来个人，一看是自己人，一会儿又来一个人，一看还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他说上海体育馆睡着更多的流浪者，那里有高架，高架下面有一大块空地，夏天的时候大家并排躺在那里。有一阵还有人用简易的木板隔起来，一间一间还挺有样子的。但最后还是被清理了，所有木板都被没收，人也被赶走。

　　获得救助，重回生活

　　王南是幸运的，在他流浪两个多月后，遇到了一家流浪者救助团体，那家机构不但提供免费洗澡，还提供职业培训并介绍工作岗位。他说他那时候正需要别人推他一把，恰巧就遇到了这个机构。

　　两个多月的流浪时间，说短不短，但出路在哪里，心里没有着落。刚开始的时候，在身份证还没有丢失时，王南去上海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每天下午保证二至三小时读书读报时间。可后来身份证、借书证一并被窃，他彻底放弃了挣扎。“虽然在那个环境，没有人会指责你没有工作，大家都是跟你一样的，没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当然和我关系较好的老伯总是说我，你看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可是，看着地铁里的人，来来往往的，好像实在找不到工作的意义。”他说那时候就是游戏人生的状态，“我就像一片落叶一样，随便水把我带到哪里。”

　　可是时间一长，王南还是感觉到了不对，当一个人独处，一想到未来他就愁眉不展，甚至还会暗暗掉眼泪。“我终于体会到，即使放开了，还是不畅快。如果不想过去和未来的时候，可以唱个歌啊，吃个饭啊，暂时觉得很畅快。一想未来，就畅快不起来了。其实我的内心还是希望有所改变，我本来是抱着体验的心态去流浪，那种状态并非我长久所愿。

　　后来，王南在这家救助机构介绍的一家餐厅里工作。他说很喜欢在厨房干活，洗洗切切。同时，救助机构提供住处，慢慢地他又开始适应了工作的日子。“他们那里真的挺好的，会进行培训。让你从这样一种状态到那样一种状态，有个过渡。我也就是在他们介绍的餐厅工作了几个月后才有点信心，重新投起了简历找工作。”投出简历后他很快找到了比较满意的职位。虽然王南辞去了救助机构提供的工作，但它依然给他提供住处，让他在正式工作后的第一月不会因为没钱租房子而再次露宿街头。“有地方住，有张舒服的床，这很重要。”王南在拿到了第一份工资后，就找了个离公司较近的房子，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我再一次见到王南时，他的生活已经基本稳定，自己租了房子，身边还有个马上要结婚的温柔女朋友。当我们两个约着见面做访谈时，他大方地带着女朋友，这让我惊讶不已。他们却不以为然，说两人之间没有秘密，看上去相处得很是不错。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同意接受访谈，他说他对那段流浪生活有诉说的欲望。

　　“对于我来说，这一段就好像我喝醉了酒，现在酒醒了，要继续走路，过正常生活。可能别人只是一个晚上就酒醒了，而我却用

　　了两个多月才醒。我很感谢这段经历，让我有另一种人生体验。”他这么悠悠地说着。

　　卫伟，学生，现居上海。

关于《寻找住处》

陈映芳

　　我们的调研

　　《寻找住处》一书的主要内容，是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在城市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记录下的一批城市居住者的生活故事，另外还附有我们对这些故事的发生背景所作的介绍和分析。

　　哪些人属于城市居住贫困者？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避免了以单一的经济学分类方式（以经济收入或房产拥有状况为分类标准），而将关注重点放在既无力从市场购得商品房，也无力合法地租住城市租赁房，同时也没有资格或机会从政府或职业机构获得住房福利、住房保障、住房支持的人群。在这样的设置下，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涵盖两大群体：从各地城乡来到流入地就业、务工，但未能入住企业宿舍、民工公寓的流动人员及其他们的家属；因各种生活需要或生活困境而滞留于城市的人群。我们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各种城市居住贫困群体以及无居者群体的居住状况的调查；对包括政府部门、民间团体等在内的各种居住生活救助机构的调查。根据相关调查的研究积累，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都市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尤其以社区调查、个案访谈和参与观察为主要手段。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也将下列这些特殊的流动人群列为调查对象，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城市，但通常并不被列入在“外来群体”或“城市下层”之中：

　　从各地乡村和其他城镇来城市寻找工作（暂时无工作）的人群；

　　因失业、跳槽等原因而暂时失去住处与收入的人群；

　　本地高校、中等学校毕业而暂时未找到工作的外地生源人群；

　　因考证、考研、考公务员等各种原因而暂时不工作的外来年轻人群体；

　　从全国各地来城市求医的患者及其家属群体；

　　各种返城、回迁而尚未落实户口或无住房保障待遇的群体；

　　因子女求学、工作而来城市陪读或寻找共同生活机会的亲属；

　　因为各种个人因素而受到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

　　因为家庭失和或个人失去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能力等原因而漂流于城市的流浪者，等等。

　　对于中国当前流动人群的居住状况，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研究，如人口学、城市地理学对非正规居住区和城市空间极化现象等的研究，以及社会学者、人类学者对民工聚居区等的研究等。相对于这些学术视角，我们的调查重点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既缺乏住房公助资源支持、在城市房产地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中也缺乏必要的购买力、消费力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是如何找到住处、而得以在城市中建立起他们的居住生活的？

　　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各种流动人员的居住生活秩序所以能够成立，首先是因为城市中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灰色的低端房屋租赁市场，它构成了城市吸纳外来流动人员的主要空间。在这个低端市场中，包括部分企业主提供的宿舍在内，真正符合政府颁布的“住房租赁条例”标准的出租房，并严格遵

　　守租房规则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主要为自雇佣者、外来白领等）。大部分低收入的流动人员是以违规或违法的形式，居住在不符合政府标准的出租房中。

　　与此同时，在城市流动人群中，普遍存在着“借住”等形式的居住生活互助现象。这是没有住房资源、在旅馆和租赁房等居住市场也缺乏支付能力的人们能够免于流落街头的主要原因。

　　社会成员间的互助行为、支持网络，历来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之中，被认为是人们建立、维持生活秩序的基本条件之一，尤其被视为一些社会的“自生的社会秩序”最为典型的构成要素之一。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两种居住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大部分受访者都将自己得以在城市找到工作和住处的生活现状，归因于得到了亲友的帮助，包括初到城市时的落脚地，以及各种情形下的“借住”、“蹭住”等等；二是在流动群体中，许多人过着多人共租一室，甚至多人共用一个床位的居住生活（有的受访者告诉我们，她们曾四人共租一张床位，二人白天睡觉，二人晚上睡觉）。在这种极其艰难局促的居住生活中，流动人员普遍结成以“共租”、“合住”为形式的共生共益的协作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城市中以贫困的流动人员为对象的居住生活救助服务严重缺乏。在这里，我们将帮助低收入、无收入的流动人员建立居住生活的行为视作为一种生活扶助行为。根据施助主体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这种扶助的类型区分为：

　　公助：城市政府提供公益性住房或宿舍

　　共助：共同体或社会团体提供公益性住房或宿舍

　　自助：个人或家庭通过劳动力市场或住房市场获得住处

　　互助：生活者个体间相互提供居住生活帮助

　　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除了政府设立的各级救助站（这些机构主要负责临时性救助而不提供扶助性稳定住处），城市政府目前尚没有建造以下层流动人员为扶助对象的公营住宅或居住生活援助设施。我们也没有发现类似于近代中国城市中曾存在过的、旨在帮助同乡人建立城市生活的“同乡会馆”等民间机构。不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几家为流浪人员提供生活帮助的民间团体，它们有的作为慈善机构为无居者提供日常生活援助，或以注册企业形式，招募流浪者并为他们重返社会提供培训等服务。不过，这样的机构目前数目非常有限，它们的运行也受到制度的多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住房消费能力的低收入外来流动人员基本上只能依靠自身的能力，去寻找住处、建立自己（及家庭）的居住生活。可以认为，城市流动群体的居住生活秩序的形成，首先与城市的住房吸纳机制有关，同时也与特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伦理秩序有关。

　　生活者的故事

　　这些年，“城市居，大不易”早已成了一个尖锐突出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都市大开发背景下的中国城市“住房私有率”、“住房空置率”的惊人数字不断被提及，与此同时，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里，都生活着数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居住贫困者，他们既买不起商品住房，也无法享受到政府的住房保障和住房福利待遇，他们甚至也很难合法地租到一间住房或一张床位。在此，我们试图以调查报告的方式，让读者了解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思，从而让更多的人从中了解，在我们的城市中，各种居住生活贫困者，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员 他们正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纳税、求学、求医或寻找新的生活机会，是如何寻找他们赖以歇息的一席之地的。

　　是的，一“席”之地。对于许多人说，住房是家的载体，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生活的

　　港湾……而在这本书中，读者们将会看到，在另外许多城市居住者的生活里，“住处”是什么 对于人数以百万计的、月收入一千多到三至四千元不等的职员、劳动者及其家属来说，这座城市中那些数万元一个平方的商品房，千元一间、几千元一套的租赁房，乃至数百元、数十元一张（甚至几分之一张）的床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了得到一个可以躺下休息的地方，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关于当今中国各种住房贫困群体的艰难的居住生活现状，我们曾看到一些学者出版的有关“城中村”等流动人员聚居区的调查，还有像廉思出版的以大学毕业生为对象的调查实录《蚁族》，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以各国迁移群体为对象的报告集《落脚城市》（其中有对中国流动人口居住生活现状的记录和描述）等等，类似的报告曾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而除这些以外，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者，曾对城市中的迁移群体及各类居住贫困群体的生活作过调研，不无可惜的是，他们的调查通常被当作“学术研究的素材”，最终可能被加工制作成了各种“数据”、“图表”、“模型”或“引文”、“注释”，被附在了项目报告或学术著作之中。

　　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才能深入了解生活者的真实状况，又是否应该将人类正在承受的生活疾苦如实地传达给公众社会，这是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些年来，笔者曾带领学生调查团队作过一系列城市社会调查，并编辑出版了《移民上海——56人的口述记录》《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及《双城记：京沪众生素描》（与郑也夫教授共同主编）等社会调查实录。这样的学术实践在今天中国的大学里，在学术界，该如何去定位？又或者我们的调查方法或学术完成度存在哪些欠缺？类似的反思一直伴随着我的研究，不过种种疑惑并没有让我根本怀疑这一类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在听闻我们所作的本次居住生活调查后，一位法国社会学教授曾热情地告诉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曾将他组织的法国社会住房保障政策的调查实录，整理、编辑，最后公开出版了《世界的悲惨际遇》一书。这本书以采访实录的形式，透过大量一手的、详尽的生活细节，让无数读者看到了法国社会中各种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种种悲苦命运，对法国社会的变革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后来我也了解到，布尔迪厄在他的社会田野调查中，不仅曾出版过调查实录，而且还拍摄、保存了大量的现场照片。在谈及自己的调查及其记录方式时，布尔迪厄曾对主流的学术体制做出过直截了当的批评：“我不停地维持摄影与我的目标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目标是关于人的，我所持的目光，自然都是带有情感，很感性的，如果我不怕谬误的话。这就是为何我不停地进行访谈和观察（我的每个研究项目都是这么开始，不管什么主题），而官僚主义的社会学者的惯例，是仅仅接触到调查员的调查记录，并且，不同于最胆怯的人类学家，他们没有机会看到被访问者，也看不到他们当时的环境。”这样的先例，足以示范后学，对我们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激励。尽管我们也曾困惑：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们已经受到太多社会悲剧的刺激，我们以有限的笔触所记录的这一个个城市寻梦者的生活故事，真的还能触动到谁，或进而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但是，唯有他们的状况，才是衡量我们这个社会美好或丑陋的最为确切的标准。愿读者能听到书中人物的心声。

　　（《寻找住处》，陈映芳、卫伟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即出）

　　陈映芳，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图像中的孩子》《移民上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