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

　　镜头推开记忆之门——“民间记忆计划”与纪录片创作

　　吴文光

如何开始记忆

一个个手持DV之人，潜行于村子，这些村子星罗棋布于山东河北平原、湖南湖北丘陵、云南高山之中。手持DV之人返回的村子都是“和自己有关的”，他们探访那些偏居简陋昏暗农舍里的老人，试图记录下深藏于老人内心的记忆。那些村子里的老人，也是头次有人带着摄像机端坐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打开记忆之盒，翻出久远的往事。

　　这些事情发生在2010年，和草场地工作站开始的一个“民间记忆计划”有关，有二十多人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分头返回到自己的村子，采访拍摄村子里的老人，记录他们讲述从前的记忆。打开的第一道记忆之门是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三年饥饿”（1959年至1961年）。因此，计划最初被叫作“饥饿计划”。一个直接的动机是，因为饥饿，所以我们上路。

　　有关五十年前那段“饥饿记忆”，一直处于空白，只是偶尔出现在曾经当事老人的闲谈中，只言片语，类似道听途说。五十年后出发去寻找“饥饿记忆”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人与这段“饥饿历史”隔绝。历史记忆的苍白和贫困，现实中的踉跄和迷惑，导致“精神饥饿”，于是就有了这群渴望寻求“解决饥饿”的上路者，有了“饥饿计划”的启动，也有了一年后定名为“民间记忆计划”的最初行动。

　　这些“上路者”大部分是年轻的“80后”。他们或刚出大学校门不久，有志于纪录片；或还在大学就读，对纪录片情有独钟；或无大学或艺术资历，只是从村子进城的打工者。因为“记录现实也须面对过往历史，尤其是被遮蔽被忽略的普通人历史”这一基本理念，他们自动集合在“寻找饥饿记忆”同一条路上。

　　区别于常见的“为艺术创作而搜寻题材或素材”的惯常方式，这群上路者的方向是朝向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村子，比如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或父母出生长大的村子，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的村子。

　　强调“自己的村子”，是因为返回的是一个本属于自己根部但已被抛弃背离之地，是因为返回的是现实中属于自己的一个最具体的位置。返回后的第一动作，是以村子老人的“三年饥饿”回忆记录作为“第一道记忆之门”打开。

　　这些村子里的老人，因为从来都属于“无足轻重”，自然也是“最没有声音者”，无论日子如何悲怆伤痛，永远无声，过去或现在都是如此。由此，他们经历的历史也是无语和空白的。于是，这些返回者是在返回“无言”和“空白”，返回普通和常识。

　　注定这是一场遭遇。对沉没多年的历史老人的寻找，这些“80后”要跨过的是对“三年饥饿”也懵然不知的父母辈，意味着是一次跨过一代人记忆空白的祖孙两代人的相遇，类似穿过一段漫长黑暗隧道的匍匐前行，必然伴随着泥泞、陷阱、沼泽、鸡蛋撞向高墙的挑战。如此一种在现实和历史交叉路上的寻找，也是一种奇遇，自然过程中会生发出一些经验和故事，有不期而遇的，有预想不到的，有节外生枝的。那些被埋藏在黑暗深处的记忆，都顺势成为各种纪录片创作可能性的闪闪发光的金子。

进入一个“饥饿”和“吃饱”的村子

邹雪平，返回到的是山东阳信县一个叫邹家村的地方，这里是她出生和长大的村子。自从上了高中上美院，家里人和自己都完成了终于“送出村子”的愿望。谢天谢地，以后除了假期春节回来探亲外，就不再和这个村子有什么关系了，但因为参与“民间记忆计划”，从2010年至今，邹雪平每年返回村子，每次在村待两个月到三个月。邹雪平第一部完成的纪录片《饥饿的村子》（2010年），直接取材于她采访的本村老人对“三年饥饿”的讲述，以及和自己奶奶人生最后两年相处的日子。影片开始，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即邹雪平的奶奶，在空房子中独坐、吃食、沉睡、发呆，自己和自己说话，说到从前的事，说到自己的死……影片在这个老人毫无生气的时间中一点点地缓缓流动，其间，穿插着这个村子的场景和老人，都是些枯寂静默的镜头，似乎一切与世隔绝。一些满脸沧桑的老人，逐个进入画面，坐在自己屋里，背景是自家的墙壁，发黄的旧报纸、年画、老箱子、炕上的老式床单和被子，开始讲述自己五十年前的饥饿故事。

　　2011年，邹雪平再次返回村子，她把《饥饿的村子》放给那些她曾经采访的老人及她的家人看。老人们是高兴看到这片子的，感激这个村里年轻后代那么有心拍摄他们讲的故事。当作者询问他们“片子到其他地方放，包括国外”的意见时，意想不到的反应是：国内可以的，说的都是实事，但国外放不好，因为“会给中国丢脸，让外国人嘲笑咱们中国”。同样的“反对”也出现在作者家庭内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父母、七十年代出生的哥嫂和九十年代出生的弟弟都一致反对邹雪平继续做这个“民间记忆”的事，包括拍这样的纪录片，他们觉得做这样的事，属于“危险”，“会犯错误”，“不务正业”。另外一次片子放映是给村里的“最年轻一代”——一群八九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其中一个十一岁女孩子居然有和老人惊人一致的担心：“我害怕外国人嘲笑咱中国人。”她甚至还存有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恐惧：“拍摄人有没有罪？”

　　幸运的是，邹雪平在村子里还是有支持者的，一个是她哥哥的女儿，九岁的侄女，她是邹雪平在家里的唯一支持者。还有一些老人也支持邹雪平的采访和拍摄，其中一个老人表现得超乎寻常的强烈，他坚决不同意“片子不应该到国外放”的意见，他到作者家说自己看法，并拉着作者去找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老人，固执地和他们一个个谈，讲原因说道理，直到他们放弃“反对”。影片故事就在这种“反对阻击”及“迎面反对”撞击中叙述下去，提供给我们的乡村现实是：“饥饿灾难”过去五十年后，当它没有成为“被记忆”时，所遭遇的现实是什么。在一个如今“吃饱的村子”里，“饥饿”依旧存在；“饥饿”的可怕，不仅关乎肚皮或肠胃；那些没有经历过饥饿历史、真正历史教育也欠缺的后代，他们一副“吃饱”的模样更让人忧心……

　　

　　邹雪平和孩子们为村子里死于三年饥荒的人树立墓碑

　　回村头两年，两部已完成影片是邹雪平回到自己村子的发端和继续返回的发力，这个村子历史和记忆的厚厚灰尘被一点点扫开，现实也随之暴露出狰狞冷酷一面。过去与现实交织的乡村现场如一个巨大磁场，吸引卷动着邹雪平之后两年的继续返回，《孩子的村子》和《垃圾的村子》是她之后完成的影片，自然而成作者的“邹家村四部曲”。四部影片可以看作是作者返回村子和走近记忆后，摸索进入现实人生的轨迹，也是她自己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一段人生路程的自我写照。

掉进历史和现实的陷阱

章梦奇，一个从十四五岁舞蹈中专上学训练到舞蹈大学的“艺术女生”，离开学校，按常规她属于只和舞蹈发生关系的人，以舞蹈为业，挣钱和立业，如果有条件，运气也不错的话，也尝试创作自己的舞蹈作品。实际上2008年大学毕业后的章梦奇，大体上也顺着这条路子走过来。在“民间记忆计划”开始之初，章梦奇开始学习影像创作，她完成的《自画像和三个女人》纪录片处女作，描述自己青春期成长故事和记忆，由自我内心挖掘并探究三代女人因袭相传的命运。跟随“民间记忆计划”，她也选择了一个村子返回，这是一个和她既密切又遥远的村子，父亲出生在那里，1980年代初离开，成了城里人，由此章梦奇也顺理成章成了城里人。父亲选择离开并永远背对的那个位于湖北随州丘陵中贫困闭塞的老家小村子，包括留在那里的爷爷、伯父和叔叔，对章梦奇只是非常模糊的“小时候记忆”。现在，章梦奇返回到这个叫钓鱼台的村子，开始步入一条与她从前那些舞蹈同学和朋友完全不一样的寻找之路。

　　在章梦奇完成的影片《自画像：47公里》，一个标着“47公里”数字的里程界碑，是片子第一个镜头，界碑位于一条国道公路，旁边一条简易道路通向作者将要插入的村子。这个画面意味着作者将进入一个被“47公里”数字代替村名的村子，一个被“飞速发展的外面世界”忽略和遗忘的村子。章梦奇进入这个村子，从寻找“被遗忘”开始，这些“被遗忘”包括作者自己的爷爷、发生在五十年前的“饥饿记忆”，也包括村里那些惨淡枯寂“熬着晚年”的老人。

　　

　　章梦奇在村子里采访

　　作者的爷爷是出现在片子中的第一个老人。这个七十八岁的老人，白天摸索着干活，晚上和火塘一起度过，耳聋，对话异常艰难。当他终于听清楚面前的孙女想打听过去“三年饥饿”的事，第一反应是担忧，然后劝阻：“饿死人这些事，少嚷。说得不好你就犯错误……”

　　继续出现在寻访记忆镜头中的另一个老人，也是耳聋，几乎到完全听不清的地步，他的孙子在他耳边大声吼，还是很难把“说说那三年挨饿”的意思传递过去：

　　问：“五九年有没有挨过饿？”

　　老人（一脸茫然）：“什么？……我听不到……”

　　问者（大声吼关键年份）：“五九年……五九年……”

　　老人：“喝酒？”

　　问者换了另外一个问法：“就是‘粮食过渡’时期……”

　　听到“粮食过渡”这个“政府规定的说法”，老人眼睛霎时亮起来，一腔苦水喷出来：“哦，那是五九年，我吃糠，吃花生叶子，吃棉花叶子，什么我都吃过。五九年我吃亏啊！那时候我苦啊！我的弟兄饿死了……”

　　又是一个老人出现，耳不聋，但腿瘸，走路拖着一把竹椅，一步一挪。她曾经是这个村子的“赤脚医生”，是这个村子很多人的接生者，也是一些人的送终者。坐在作者的镜头前，她回忆“那三年”：她赶去救一个濒死者，挽救方式是找来能熬粥的东西；一个人被来开会的干部叫去做饭，吃不完，怕剩下被群众看到，让他吃，他一口气吃完，胀死；她自己的儿媳妇饿极吃枕头里的棉花籽，拉不出屎，她用棍子帮着掏肛门……

　　无数老人，依次在作者镜头前诉说自己的记忆，饥饿的三年，吃各种野菜，想尽各种法子熬过饥饿，一些人熬不过去，死了，死在最后一口食物到达嘴边的时候，死在去找粮食的路上，鞋子还被扒了……

　　老人中，也有一些像作者耳聋的爷爷一样，依然害怕这种“诉苦”会有麻烦，他们对“饥饿”记忆始终清晰，同时对“搞这种事会犯错误”的“历史经验”恐惧记忆也依然没法抹去。影片呈现的一种残酷对比，面对镜头诉说“饥饿”记忆的老人，或冬天孤独守着火塘，火塘里一只口缸里煮着的就是食物，或病重躺在一堆破棉絮中，身后是破败发黑的墙壁，甚至屋子里连电都没有……

　　一头扎进如此现实的“47公里”村子里的作者，自然摆脱不了栽入陷阱的困境：陌生、冰冷、怀疑、拒绝……种种不适。影片也陈述着作者的追问：这个村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它的过去和记忆和我的现在有关吗？为什么我一定要回到这里？这个村子究竟还深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生活在其中的一代代村民，他们的命运和未来会如何？……

　　如此追问如多米诺骨牌推倒，从2010年章梦奇第一次回村发生，估计连她本人都没有意料到的是，一直延续到2014年，并呈现在她继续下去的第三部影片《自画像：47公里跳舞》和第四部影片《自画像：47公里做梦》中。章梦奇，这个本来和村子已经“摆脱关系”的二十四岁舞蹈人，在走入村子、走近老人和那些隐藏在老人内心中陈旧久远往事时，也在靠近一个残酷并迷幻的乡村现实。

一部村民回忆录的发现，跟随前辈的记忆

罗兵，一个前美院艺术学生，曾浸淫现代艺术，热爱观念和大词，剥开其“艺术青年”外衣，他也出生在村里，一个在湖南茶陵县叫罗家屋的村子。因为“民间记忆计划”，罗兵返回村子，这是罗兵第一次区别以往的回村，以前的无数次只是“回去”而已，放假、春节、探亲、习惯性、礼节式、不得不回……这次不一样了，带着要找老人，找记忆，重新打量这个出生和长大的小村子，重新认识村里的那些人、房子、树、狗和牛。

　　这次回村的罗兵，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震撼自己的秘密：自家邻居一个外表平凡的村里老人，花十年时间写成一部回忆录。该老人名叫任定其，七十八岁，读书至小学，一生在村务农。1994年起，他开始以自己一生经历写回忆录，手稿写在其儿子和外孙女用剩的学生练习本上，共十本，约三十万字，章回体写法，共五十四回。回忆录由传主出生写起，经历抗战、内战、解放、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至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取名《天地无情》。

　　回忆录作者似乎对记录自己大半生随时代变迁和政治风浪颠簸坎坷命运的回忆录公诸于世仍心存余悸，不太信任罗兵这个邻居后生，只给看了回忆录目录，至于原稿，以“内部资料”为由不肯拿出来。罗兵开始去发现这个自己出生、长大的村子里埋藏着的秘密。

　　这个“走近和发现”过程也构成了罗兵完成的第一部纪录片《罗家屋：我和任定其》的叙述线索，牵引出来的是：任定其对罗兵公开自己回忆录的担心，理由是，“五七年号召大鸣大放，后来还不是抓辫子”。担心的同时，该老人又热情主动带着罗兵去找其他老人采访，包括“三年饥饿”时的前村领导（结果是遭到断然拒绝）。

　　影片结尾，那个写回忆录的任定其老人终于把回忆录手稿给罗兵看了。这是罗兵第一部纪录片隐含深意的结尾，也意味着罗兵第二部纪录片朝向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这个村子探进的继续。次年，罗兵继续回村，采访历史和拍摄同步。在他完成的第二部影片《罗家屋：天地无情》里，任定其老人记录自己过去五十年人生的回忆录被一页页打开：1949年土改风暴，地主家庭，父亡家破，一贫如洗……1958年“大跃进”，集体修水库……1959年开始的“三年饥荒”是更大灾难，食不果腹，野菜树叶都吃了……1966年“文革”，因地主家庭，年过三十仍未婚，时常提防被批斗，十年如噩梦……

　　影片中，罗兵不止是私下读邻居老人的个人历史回忆，他也把回忆录手稿抄录并打印成册，带到村民中一起看。出自本村人之手的回忆录，不仅是回忆录作者本人的故事，也是本村同代人共同的经历，当它在村民手中传阅时，碰到的反应是，有人感慨，因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被唤起；有人冷淡，说都过去那么多年，写这些有什么用；有人害怕，说黑纸白字写下这些事，再有运动来，被人算账时躲都躲不掉。回忆录作者的弟弟，就是持最后一种态度之人。

　　罗兵身处在这个记忆继续被习惯性掩盖的罗家屋村子，站在面前的那个“主动记录自己人生”、凭本能“作见证”的回忆录作者任定其老人，更显其非同凡响，证明着不是所有人都选择遗忘的，即使是毫无发声渠道的一介村夫。回忆录作者任定其就是这个村子的一个“异数”，一个老而弥坚的“异数”，和他相遇的罗兵，是否会成为罗家屋这个村子一个80后的年轻“异数”？

记忆在继续，不同身份的参与者

“民间记忆计划”2010年夏天开始，这是一个“尝试性”起步。之后每年冬天，成为这个计划参与者返回村子的固定时间，同时也卷动着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参与其中。

　　李新民，一个从村子进城的打工女孩，老家是云南凤庆县花木林村子，一个地处高山丛林中的寨子。李新民上学至小学五年级，因家里拿不出八十八元学费而停学，十五岁进城打工。十八岁时，李新民到了草场地工作站，工作是厨房做饭，打扫卫生，业余时学电脑打字。“民间记忆计划”开始后的第二年，她觉得自己也来自村子，想参与其中，于是学习了基本拍摄方法，也回到云南老家村子。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是，李新民的回村不是一次性的“好玩”，而是一直持续了四个冬天，采访了二十多位老人，完成了《回到花木林》《花木林2012》《花木林，小强啊小强》三部纪录片。她采访的那些寨子老人，带着“三年饥饿”时期“吃伙食团”的记忆出现在片子里，除了这些痛苦记忆，也还有老人现实难熬的叹息：眼睛瞎了，还得摸着干活；儿子五十岁了还没有媳妇；病在床上，儿女不管，死后的棺材在哪里……

　　文慧，一个在舞蹈剧场从事近二十年的创作者，也寻找到她自己的村子，云南楚雄一个叫大河沿的村子，那里居住着一个她叫作“三奶奶”的老人，是她父亲的三婶，但这个老人直到她父亲去世也从未被提及。原因是1949年之后，“地主家庭背景”被父亲选择隐藏，闭口不讲，历史就在这里中断了。在城市生活了五十年的文慧，第一次回到这个自己从未涉足、一无所知的村子，找到自己的三奶奶这个文家唯一幸存的祖母辈老人，因人为强行中断的家庭历史由此被续上，一部叫作《听三奶奶讲从前的事情》的片子就此而成：老人沟壑纵横的脸出现，只剩一颗牙，眼睛依然炯炯，六十年前往事回忆清晰如昨日：土改，田地被分，桌椅被子也没剩下，公公被关，婆婆被吊打，母亲自尽，不敢吭声，变哑巴一样……

　　贾之坦，六十三岁，最年长的“民间记忆计划”参与者之一，和其他参与者最大区别是，他的身份是村民，来自湖南石门县一个叫鸡鸣桥的村子，以种植柑橘为生。贾之坦和“民间记忆计划”有关系，是因为草场地工作站之前的另外一个影像计划，即2005年开始的村民影像计划，贾之坦是十个参与计划的村民作者之一，并一直持续拍摄至今。贾之坦由村民影像计划到“民间记忆计划”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一样是在村子里拍摄。贾之坦作为一个在村子度过大半生之人，比起那些年轻的“返村者”，有着更明显的主动，当然也具有一个在本乡本土生活六十三年的“老村民”优势，他对本村老人的记忆采访，涉及1949年后整个三十年，包括“土改”、“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采访人数达一百余人。老人回忆中，谈到“文革”期间、即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发生在本村的一桩人为制造的“反革命集团案件”，被审查关押、刑讯逼供者有数十人。这段本村历史记忆触发了贾之坦的纪录片《“一打三反”在白云》，影片中，贾之坦这个本村人，以当时事件目击者、见证人、如今的历史调查者多种身份贯穿影片始终。在他的镜头寻找下，当年那些“整人者”、“受害人”和无数“旁观者”依次进入回忆现场，发生在四十年前那出“本村人整本村人”的悲剧露出冰山一角。

　　“民间记忆计划”是一种“滚雪球”运行方式，影片创作出来，在各个影展、艺术空间或大学放映，同时“民间记忆计划”与纪录片创作”也作为一个教学课题带入到一些大学和美术学院，更多的年轻人和学生也参与其中，在寒暑假时返回家乡和村子，采访老人记忆，并拍摄纪录片，其中也产生新的纪录片作者。王海安和舒侨，他们两人在2010年“民间记忆计划”开始时，是天津美院二年级学生，也自愿返回家乡村子采访老人和拍摄，王海安回去的是山东青州市张高村，舒侨回去的是湖南溆浦县双井村。这是两人出生和长大的村子，上大学后每年只是放假时回去探亲，因为“民间记忆计划”，他们开始带着摄像机去采访和拍摄。当然并非一次返回就有影片创作完成，这是一个需要耐心、韧劲、自我磨砺方有收获的持续动作。自参与开始，两人始终没有放弃，每年返回村子，持续采访和拍摄，包括“三年饥饿逝者”信息统计、在村子树碑等现实参与行动，两年后他们毕业时，王海安的《进攻张高村》，舒侨的《双井，我是你孙子》，成为他们的第一部纪录片。2012年两人毕业，选择在草场地工作站驻站，继续回村采访和拍摄。次年，王海安完成了第二部影片《信仰张高村》，舒侨完成了第二部影片《双井，我要嫁给你》。

　　郭睿是另外一个例子，2012年初她知道“民间记忆计划”时，正在南开大学读历史专业研究生三年级，她返回父亲出生的河南临颍县大郭村，开始采访老人和拍摄。这是郭睿的最初尝试，历史专业学习和村子老人记忆现场调查结合，借助影像创作入手。研究生毕业后，郭睿没有读博或找工作，选择继续返回村子，继续“三年饥饿”的村子历史探进，其中贯穿一条跟踪调查线索，即自己从来没见过面、五十年前曾担任村干部的爷爷，他在“三年饥饿”期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何作为？影片结尾，作者在荒草从中寻找爷爷坟墓，最后一个画面是爷爷的墓碑，一个无字碑，镜头从墓碑摇开，移动，定格在持摄像机人郭睿脸上。这是郭睿的纪录片处女作《爷爷的饥荒》。

纵深探进，乡村建设参与和创作并行

“民间记忆计划”以“回村并非只是为纪录片创作搜集素材”为出发动机，纪录片作者是现实揭示、自省与批判者，同时也是被遗忘被掩盖被忽略的普通人历史的记录者和打捞者。返回历史现场，其实也是置身于充满矛盾纷争和种种冲突的现实陷阱中，这些回村者难以做到只是“冷静记录再记录”，“两腿干净地站在村子现实泥潭之外”，一旦回村不是一次性动作，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行为时，返村者势所必然地转化为“现实改变的参与者”。

　　自2010年开始的第一次回村，行动焦点在老人记忆采访拍摄。“三年饥饿”是采访第一题目，随着老人记忆延伸，又有“土改”、“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等各个历史时期内容加入。老人采访中很多人回忆到因饥饿死亡的亲人和乡亲，这些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名字是什么？岁数多大？他们是否应该被记录并被纪念……如此一些话题是参与者从村子回来后被追问和讨论的焦点，于是第二年回村有了“三年饥饿逝者”信息统计，并在村子为“三年饥饿逝者”建立墓碑行为。伴随着在村子现实中的行动递进，缺赡养少关怀的孤寡老人、村子垃圾成灾这些现实触目惊心，在第三年（2013年）冬天回村时，以帮助关怀孤寡和有病老人方式的“老人扶助基金计划”开始实施，并带领村里孩子清理垃圾。到2014年初的回村，行动主题是，着眼于村里留守儿童和缺少公共文化设施的现实，带领村里孩子建立村图书室。想法是，以图书室为基点，有阅读、有读书讨论和电影放映，也有教孩子们学习采访拍摄老人记忆以及辅导舞蹈、唱歌、绘画。长远的打算是，图书室建立和活动展开，也是朝着一个未来村子公共空间建立的逐步靠近。

　　可以这么说，每年的回村是一种开垦行为，也是一次播种。不断推进的“民间记忆计划”过程中，回村者原先的民间历史记录者和纪录片作者位置，也加入了乡村现实建设参与者身份。如此多重身份混合，也挑战着每一个参与者“立身处世”的行为选择：是做一个“纯粹的”或“不那么纯粹的”的电影作者？是“出世”，或者“入世”？

　　当然事实上这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问答题，只是以此作为坐标，置入“民间记忆计划”行动过程中，成为一种实验方式，即社会现实介入与创作并行的“两条腿行走”。如此方式走下来，历史尘封多年，现实泥潭冰冻也非一日之寒，深感现实高墙坚硬无比，脚下全是陷阱泥潭，改变和建设何其之难，但行走过程中，一个共识逐渐清晰：社会现实短期内无法改变，但自我改变可以就此开始。

　　如此将自己投身现实漩涡中，面对、参与、纠缠其中，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故事发生其间，体验、感悟、思考也随之深入和飞跃，这些都汇聚为纪录片创作的丰富资源，也是一个纪录片作者持续创作下去的可靠保证。回头看“民间记忆计划”过去的四个年头，所有参与者都是在其参与计划过程中完成自己的纪录片处女作，有的作者完成四部影片，如邹雪平的四部片子构成的“村子系列”，章梦奇的四部片子构成的“自画像系列”，有的作者完成三部或两部，影片都以“系列”构成。到2013年，有十二个参与者共完成二十六部纪录片。

　　参与到“民间记忆计划”中的人不止这些，截止到2014年初，先后有一百三十余人参与，共采访来自十九个省、二百余个村子一千余位老人，这些采访影像和文字也正在被整理，并陆续放到“民间记忆计划博客”，成为未来“民间记忆档案”一部分。

　　究竟能记忆到什么？如此乡村现实建设参与和纪录片创作同步行走方式能持续多远或多深？一切无法估量或预测，只是开始，或者说是一种永无终点的行走尝试，一种无数人自动集合前行的雪球滚动方式，或自生自灭，或越走越远。

　　吴文光，导演，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江湖报告》《流浪北京》（纪录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