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

　　“觅子”的歌唱

　　梁鸿

　　一口气读完杨红的这两篇小说，闭目微思，好像闻到了从太行山深处吹过来的气息，混沌、沉厚，有着黄土地的泥味儿和高远苍凉的阳光味儿，混杂着泼辣辣俏生生的倔强和坚韧；同时，又因层层山脉的封闭和固守生出一种诚实的纯朴，这纯朴在春天柳枝做成的叫“觅子”的哨声中飞向高远的天空，单纯、轻灵得让人心动。

　　说实话，我没有去过太行山那边，不知道那里的生活、语言和风土人情，不知道作者这两篇小说中的语言气息是否准确和贴切。但是，就小说而言，是不是真的符合太行山的空气、地理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两部小说是从某一片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有扎实可靠的基础和养分，有某一种特殊的气息和形状。它可能是太行山的，也可能是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

　　这扎实可靠的基础首先来自于小说的语言。两部小说用的都是半口语化形式，随意、自然，好像是在讲故事，夹杂着方言、俚语，又因为不是正在进行时，言语中多了一些因时过境迁而产生的超脱和审视。

　　口语化的叙说使得小说的前后语境特别紧凑，所以，方言、俚语活泼泼地嵌入在语言里面，形象而生动。读者即使不是太行山的人，不懂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却也能够根据前后语境猜出那一词语所要描述的形状、意义和味道。

　　譬如《最远的是爱情》中，母亲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扛着嘀里嘟噜一串行囊，拽着我和我妹妹，极像狼撵着屁股”，看着火车要走，“我母亲急得跺脚，霸住嗓子喊：‘快停下哟，还有人要下呢——’”

　　而在天津排队买票被插队，“人家那个女的听她吊起老高的嗓门，极像是蝴蝶蝶儿在囟门前旋旋儿，人家那个女的恼了。我母亲更恼，说：‘俺在滴疙瘩儿，你这夯货在呢疙瘩儿，怎似个米虫虫儿疙涌疙涌只说疙钻？’”

　　“嘀里嘟噜”，把母亲逃难似的奔亲戚及不回来的决心写了出来，“霸”字把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既无知又泼辣的形象写了出来。而母亲在天津站说的那一段话，虽然我们不是太懂，但那一长串的方言是初次出门的母亲情急之下的自然语言，你可以感受到母亲的愤怒和不顾一切。还有诸如“忙得脚后跟踢住笃腚”、“齐楚体面”、“毛头耷煞”这样的方言词语，它们总是随着人物的语言脱口而出，贴切准确。

　　在描述人物时，作者总是三言两语，就把人物的姿态充满趣味地刻画出来，譬如《最远的是爱情》中那个在乡政府看门的拐腿儿老赵的话：“看，杨秘书家里的，人家能做乡领导的那号儿人，都是修了好几辈儿，才修了那一颗脑袋瓜儿，灵的来，不是咱这号儿人能比的，看，杨秘书家里的——”

　　“看，杨秘书家里的”，这一前缀语其实毫无意义，它只是一个人在表达自己时的无意识缓冲而已，却形成一种它语言句式，既传达出拐腿儿老赵的姿态和表情，又成为一种心理意识，把一个胆小谨慎而又善良的看门人鲜活地呈现出来。

　　这一扎实可靠的基础还来自于作者对地方性的敏感度上。小说并没有特别去叙述地理，但却以“景观”方式为其叙事的地方定位。《最远的是爱情》开头即介绍“我老家在太行山深处”。那一带亲戚间称呼不叫人名，而是依据你身处的方位而叫，如“县”、“东北”、“南岭”，人与地方混为一体，相互指涉，于是，“东北”就缩小为关于大姨的一切，既遥远又实在，也是“下村”对外部世界的最大想象。当“东北”成为“孤儿寡母的我们”唯一可去的地方时，它的庞大无边和未知模糊就突然呈现了出来。

　　在来到东北“龙镇”时，作者又借少女的“我”惊奇的目光把龙镇的外观、精神气质及生活状态呈现出来。自然地理、小说结构和主人公的经历很自然地融为一体，成为人物命运变迁的一部分，而没有被“风俗化”和“客观化”。作者特别擅长于构制人物对话和场景，在对话和场景中推进情节，这也是作品之所以有扎实和浓烈的生活气息的原因。

　　《最远的是爱情》虽然写的是久远的和艰难的生活，但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开阔性。即使书写母亲在乡政府门口吵架，拖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去遥远陌生的地方投奔亲戚，也没有让其陷入到生活内部，不沉溺其中，苦涩和艰难只是其内核，有一种超拔之后的清明和疏阔。一方面叙述生活本身，另一方面又超然于这生活之上，具有经过时间、岁月沉淀后的距离和审美。

　　当母亲去给小刘姐姐送扁食，妹妹摔了一跤，母亲抱住哭泣的小妹时，按照通常的写法，娘仨个应该抱头痛哭，哭这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作者却转而让母亲唱歌去安慰小妹：“一朵白云悠悠地飘过来，我母亲的歌儿滚一滚，跃上白云，翻几下，悬了一悬，又往更高处去了，极像是游弋在空中一段细细的丝，叫太阳碎碎的光弹拨得金亮亮的，要断不断揪扯着人的心……也不知怎么着，我的心颤悠悠突然就这么放了出去，随那歌儿盘旋着往高再往高，飘呀飘的……”

　　也正是在此时，母亲的生命所散发的光彩深深吸引了小郭哥哥，生命的酸甜和苦辣，爱情的萌动和美好，在这阳光和歌唱中交织在一起，让人含泪带笑。

　　如果说《最远的是爱情》以流年似水般的流逝结构写一种既沉重艰辛又美好感伤的生活，那么，《觅子》则用典型的散点透视的方法书写生活的琐细复杂和生命飞扬的渴望。

　　《觅子》描写的就是一个生活场，在这个场里，有初懂风情的少女学生，有守寡的年轻母亲，有不安分的小媳妇，有让媳妇卖身换酒的男人，而在一路之隔，有帅军人、大学生，还有从郊区医院偷跑出来的疯癫病人，也有头缠白毛巾的羊倌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作者一路散漫写来，并无特别目的，各个人物都活动在前台，好像也没有什么重点。即使小说主人公富则，他的在街上流浪被人侮辱的知青疯老婆，作者也并无特别花笔墨去书写，而是把他们放置在这一生活之中，自自然然地呈现。

　　这样一种散点透视的写法，使得每一个人物既普通，就是生活长河中非常普通的一分子，但又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和别人同样重要的一分子。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有着同样的重要和不重要。悲剧既是悲剧，有着它的崇高和壮美，譬如富则寻妻，但又非常普通，因为这样的悲剧是生活中最普通的悲剧，是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这反倒使生活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悲情的美感和特别的温情的喜剧性。

　　其实《觅子》是篇很诗情的小说。这诗情不是来自于作者的抒情，相反，作者通篇都有一种近似嘲弄的语调，以一个有点优越感的小姑娘的视角去写富则和富则的生活，轻视，还带着些许少年的蒙昧和多变。这一诗情主要来自于羊倌富则嘴里含着的“觅子”和由“觅子”而生出的歌声和腔调。生活艰辛，羊倌嘴里的“觅子”却使所有艰难的表达都转化为一种歌唱，有对抗和坚持的意味在里面。这歌唱和他艰难的生活形成反差，衬托出富则品性的诚实纯朴和生命本身所包含的诗性。

　　作者捕捉到了生活内部偶尔的闪光和这闪光所拥有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世俗生活中的美好和人性恒久的某一部分，这也使她的小说有一种优雅和尊严。

　　在《最远的是爱情》的后半部分，作者着意强调是因“我”隐藏了小郭哥哥的来信而使得母亲失去了爱情的机会，又似乎略微缩小了小说的含义。其实，不管是从时代的强有力的背景，还是个人命运的错合中，母亲和小郭哥哥都不可能在一起，即使母亲接到了小郭哥哥的信，这段感情可能仍然会无疾而终。不过，作者并没有在此煽情，而是把笔锋一转，以“我”和妹妹的闲话道出了结局。这一闲话使前面略显小的格局和空间又一次荡开了去，生命消逝，时间也在消逝，沉重的命运最终也只化为闲谈中的一环。

　　是的，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小刘姐姐和小郭哥哥早已化为泥土，母亲老了，“县”舅舅死了，“台湾”舅舅又回来了，那个长辫子的疯知青被羊倌丈夫接回去了，我们长大了。生活还在继续。春天还会来临，也许已回到太行山深处的富则仍然会折下柳枝做成清亮的“觅子”，含在嘴里，以歌唱的方式说话。

　　一切既无情，却又有情；既无耻，却又坚强。作者以一颗好奇而又热爱的心，把生活的韧性和包容度，生活的苦楚和美好，把里面的褶皱尽可能充分地伸展出来，还原出其肌理、血肉和流淌的声音。

　　梁鸿，学者，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