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语文资料：记录069号
选飞
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全国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班选拔战斗机飞行员。我那时初中毕业，家中生活困难，父母都没有工作，他们给哥哥姐姐们带小孩。我不忍心再给家里增加负担，打消了继续升学的念头，打定主意自己挣饭吃。国家选拔飞行员，这可真是难得的机会，大家想方设法被征招录用。大哥大我十九岁，社会经历多，出于关心，提醒我当战斗机飞行员是要参战打仗的，危险性极大，劝我慎重考虑。我思虑再三，觉得机会不能错过，一心想当飞行员，于是什么也不管不顾了。学校在选飞行员动员大会上讲：“应征当飞行员，保家卫国不仅光荣，而且飞行员的物质生活待遇很高——吃小灶，穿皮夹克，还有女医生、女护士随时陪护做保健，神气极了。当你驾驶着银白色的战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众人仰慕，那有多么自豪多么神圣啊！”学校的动员会更加坚定了我要当飞行员的决心。接下来是全面而严格的身体检查。体检项目有上百项：内科、外科、神经科、眼科、耳鼻喉科、生殖器科等等。其中好几科体检是裸检。虽有些不好意思，但看到在场的女医生、女护士表情坦然，似乎无所谓，也就顺乎自然听从安排。与我同检的一位同学，生殖器检查，在医生的查来检去间牛牛竟然勃起来了。我们虽不敢出声但偷着乐。医生和颜悦色地提醒他：“别紧张，放松点。”体检中对血压、耳鼻喉的要求尤其严，这与高空飞行特点有关，大多数受检者在这几项检查中落马。平衡机能的检查更是重要一关。大夫打开电动转椅，前俯后仰，左右摇摆，然后突然停止旋转，伸出几个手指，让你准确回答出来。这科体检难度也很大，又淘汰了一大批。我在各项检查中，憋足了劲，几乎调动起身体每一个神经细胞。加上我平时爱运动，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爱好田径、篮球和打秋千等活动，使我在这些检查中顺利过关。
体检是在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进行的，中午还发了一块酸列巴（面包），我吃得津津有味。检查快结束时，大夫问我得过什么病没有？答：“没得过。”大夫又问：“感冒也没得过？”答：“没有。”大夫笑了笑说：“不可能。小伙子当飞行员的决心真大。”我俩相视而笑。
眼科检查时，瞳孔放大等检查也顺利过关，二检、三检也全部合格。
全校五个毕业班，近二百名毕业生参加体检，最后合格的只有两名。相邻的市十二中学，初、高中八个毕业班也只选上了两名。全太平区那么多毕业生只选上了我们四名。真是千里挑一，比当时升大学要难多了。
体检合格后，政审又是一关。祖宗三代七大姑八大姨等社会关系、历史表现必须查个一清二楚。区武装部专门派两名同志，负责我俩的政审外调工作。其中一名是我校团总支书，他亲自到山东出差一个多月，死去四十年的奶奶、舅舅等都写进了我的档案，可见国家培养一名飞行员是多么慎重啊（后来多年的飞行生活，认识到这种做法是必须的——关系到部队的空中防线的安全，是防止敌军策反飞行员的重要措施之一）。
作者摄于1960年长春第一航空预备学校
学校欢送我俩选飞入伍的大会十分隆重。大会在学校临时搭建的场地进行，周边彩旗飘飘，锣鼓喧天。校团委选出两名漂亮的女同学为我俩戴上大红花。校长讲：“我校两名同学选飞入伍，这不仅是他们的光荣，也是家庭的光荣，更是学校的光荣。他们千里挑一被选为飞行学员实属不易，希望他们到了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学好技术，早日展翅蓝天。为保卫祖国建功立业，为国增光，为学校争光。”他还号召全体师生向我俩学习，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听着校长的讲话，我的热血再一次沸腾了。
接着，学校组织全校毕业班去哈尔滨松花江畔美丽的太阳岛野游。盛夏的太阳岛，游人如织，百舸争流。岸上花红柳绿，江水碧波荡漾。我们一伙伙一队队，有的在水中游泳打水仗，有的在岸上欢歌劲舞。我们吃着著名的哈尔滨大列巴、哈尔滨红肠和秋林的酒糖，玩着击鼓传花游戏，十分开心。老师同学们轮流着与我俩合影留念。男同学们要求我们到航校后继续与他们通信，不少女同学提出让我们到航校后照张相送给她们，有几个还频送秋波。当时我想，山东老家那个初恋的女同学在场该有多好，她会多高兴啊！
快入伍了，区政府武装部选飞办和学校组织联合家访，征求家里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需要组织出面解决。大哥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但这时话也多了也会说了。他说：“三弟选飞入伍，一个人参军全家光荣。弟弟能当上飞行员，祖坟都冒青烟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家里没什么困难，有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一定积极支持三弟安心部队工作。我是第五建筑工区的临时工，看组织能不能给我转为正式工人，我将感激不尽。”家访的同志立即答应协助解决。我人还未到部队，大哥已经转为正式工人了，负责看管建筑用沙，活不重工资还不少，全家人非常高兴。1960年6月8号，省军区首长为欢送我们去航校，在兆林公园军区招待所举行盛大欢送宴会。省军区司令员张少将亲自到会祝酒。我生平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酒席。接着用豪华大客车将我们送到了军区大礼堂，放映苏联电影：《蓝剑》。
进航空预备学校学习
1960年6月10号，哈尔滨市初高中应届毕业生选飞入伍的47名战友，齐集哈尔滨市火车站，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师长好友，都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尽的嘱托。有几对恋人在一起依依不舍地流着热泪，难舍难分。
1970年11月9日，作者待命起飞
行前，我到姐姐家与母亲辞行，母亲拿出20元钱给我，我说啥也不要，母亲不依，并说：“万一到部队不习惯，回家做路费。”我有些好笑，但母亲爱子的心意我要收下。
在预校接学员的首长的带领下，我们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下午三点钟左右到达长春火车站。来接我们的是两辆解放牌大卡车。我有些失望，快当飞行员了，怎么还坐这样的车？我心里很纳闷。在带队领导的安排下，我们分成数列站满了车厢，沿着笔直、宽广的斯大林大街，向南急驶。路两旁高楼林立，树木参天，不时路过一个个街心广场——人民广场、解放广场、工农兵广场。广场都很大，还有苏军的坦克雕塑等，很新颖。车行不到三十分钟就到达了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校首长、教员、老学员夹道欢迎，将我们迎进了各自的学员队。我被分到了三大队二区队五班。班长是于士树，副班长叫许朝刚。接着发军装。脱去学生服，我还真有点恋恋不舍，也有些不太习惯。但穿上学员装，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空军学员我又深感自豪光荣，帅气十足。
空军航空预备学校是飞行员的摇篮，是把学生变成飞行员的基地。在这里首先要进行三个月的入伍教育，端正入伍动机，教育飞行员牢固树立当兵打仗的思想观念。参加解放军当飞行员不是来享乐的，而是为战争做准备的，要牢记毛主席“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教导。学校将实施严格的甚至是残酷的飞行前的基础训练，如跳伞、滑翔。大运动量的体能训练和政治、军事理论学习。期间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人生价值观教育、忆苦思甜教育，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解放军光荣传统教育。在正式学飞行前组织到陆军连队，一般是去英雄连队当兵锻炼，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半。我在陆军两支英雄部队锻炼了一年半。
入伍教育开始，一项重要任务是向党表忠心。把个人家庭主要社会成员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向组织交代得越清楚越能得到领导的表扬。我写了17页的汇报材料，在全中队做为样板，得到了领导的好评。其中写到在山东省潍坊二中时，和一位女同学特别要好，是初恋女友。领导立即追问，是否有过性关系。刚十六七岁的小孩子哪懂这些，只不过是关系密切一点而已。有些年龄大一点的学员心眼多，继续保持着关系，转入了“地下”偷偷地写着恋爱信。预校的规定是，在校学习期间一律不允许谈恋爱，如若违反，将停止学习惨遭淘汰。为了继续学习飞行，在领导的多次劝告下，我忍痛割爱，终止了与初恋女友的关系，停止了通信。我着实难过了一阵子。常用一首诗安慰自己——“生命曾（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的初恋女友，中学毕业第二年就结婚了，我得知后又难过了一阵子。
飞行学员发的军装是干部服，四个兜，配上大盖帽、肩章、武装带、黑皮鞋，穿起来真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小军官。津贴费每人每月七元，比普通士兵多一元。军龄每满一年，增加两元。我们在预校航校加起来八年，是最长的学员，最后津贴快三十元了。这些钱现在看来不多，但当时可供一名中学生读书的学费了。
预校学院的伙食，虽然比不上空勤灶，但伙食标准也很高。每顿饭都会有肉、鱼、蛋副食品。比起入伍前家中的伙食，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都很满意。三个月的入伍教育期，学员们的体重大多增加了，我增加了3公斤。
第一次半夜紧急集合，我们三分钟就打完了行军背包，五分钟就集合完毕出发。有个别学员，一跑背包就散架了。经过几次紧急集合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在预校这座大熔炉里我们茁壮成长起来。
到陆军当兵锻炼
入伍教育三个月后，学校安排我们到陆军当兵锻炼。我分配到在抗美援朝有“万岁军”之称的38军113师337团红三连。这是一支红军时期组建的部队，历次战争中战功卓著。下连当兵三个月，赶上部队春节前的大演习。部队先后演练了急行军、强行军、防空、夜战等。在坦克掩护下的多兵种密切配合。一次夜间行军一百多里路，气温降至零下三十多度，无人掉队。我有些感冒，体力不支，渐渐要掉队，老排长发现后，立刻接过我的枪，我一路小跑赶上了部队。行军途中白指导员看到谁的脸冻白了，亲自用雪给战士擦脸。演习中处处体现了干部战士亲如兄弟情。我给连长当通信员，从这一山头跑到另一山头，又从另一山头跑回连部上传下达。演习结束后，军首长亲自到连队看望大家，告诉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吃尽了美军飞机的苦头，鼓励我们多了解步兵战斗特点，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在未来战争中空、步协同作战，共立新功。39军军长的儿子王小雷才14岁，演习表现突出受到表扬。入伍前他在家还需要保姆料理生活，到了部队几个月就变成钢铁战士。1960年，正是国家自然灾害时期。不仅老百姓吃不饱饭，当兵的也吃不饱，当时战士的伙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看起来不少，但支援全国人民每月扣三斤，支援本省人民每人每月扣两斤，这样就剩40斤了。那时副食品极缺，鱼、肉、蛋、糖都限量，蔬菜也很少。油水少，总觉得吃不饱。记得连队搞代食品，用石灰水煮苞米叶子，加一些面粉做饼子吃。人吃了拉不出屎来只好全给猪吃。猪也拉不出屎来，憋死了好几头，埋在了野地里。有几位四川老兵，夜里又将死猪扒了出来，用预校发给我们的铝制脸盆煮着吃。第二天早晨洗漱时间，我到处找脸盆找不到。副班长看我着急，告诉我：“你到门后看看那个黑乎乎的脸盆，可能是你的。”我将脸盆取回，用沙子费了很大劲儿才擦干净，方能正常使用。
一次部队修建营房亟需一批木料，要从长白山老林深处运出。因汽车进不了山，我们连三十几名当兵锻炼的学员，在老班长的带领下，踏着白雪，进了老林。虎啸狼嚎，全然不顾。上山下山二十多里路，一晚上运三次。每根木料碗口粗，五六米长，连续三个晚上作业，累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要过年了，为解决部队副食不足的问题，部队组织神枪手们到长白山打猎，打的野猪、狍子每个连队都分了不少，春节大家饱饱地吃了一顿。团长说：“要过一个饱年，大家放开肚皮吃。”还真有战士吃得胃穿孔，送到师部卫生队做手术。胃里掏出来的食品，一脸盆都装不下。
当兵锻炼一年，我们大多立功授奖，军事素质和身体素质都有了极大提高，部分学员入团入党。原以为该返回预校了，上级又来命令，要去福建前线值班部队再锻炼半年。原因是苏联不再供应航空器材，航油也极缺。回到预校也进不了航校，只好延长锻炼期。
一年半的陆军当兵锻炼，连队伙食不好，经常吃不饱饭，加之训练又苦又累。回到预校再检查身体时，有四分之一的学员已达不到飞行员的体质标准了，只好淘汰，改做其他工作。
1961年在“红三连”锻炼结束后与战友合影（第二排左二为作者）
预校多科目训练
1962年春节过后我们当兵锻炼结束，返回长春航空预备学校，但还不能转入航校学习飞行，学校就组织文化、政治、军事理论学习，滑翔等训练。文化课初中毕业的学员学习高中课程，高中毕业的学员继续复习高中课程。学习物理、数学是为将来学习航空理论打基础。已经快两年没有摸书本了，忘得都差不多了，学校组织摸底考试时，我两门功课都不及格。文化学习两年后，数学考试95分，物理（含加题20分）我得了116分。物理教员十分高兴，经常表扬我。我班高干子弟黎建华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的高材生，我和他同桌，经常向他请教，后来我俩做数学题比赛，不相上下。1962年秋，学校在黑龙江双城机场组织跳伞训练，先学习理论，后进行二米平台和驾伞的操控训练。一周后登机实施跳伞。飞机通过伞降地标，根据空中风速风向定点实施空降。我是跳伞组副组长，第二圈第一个开始跳。我在飞机上不断提醒自己沉住气莫慌张，按平时训练的要求离机。我按规定跳出机门，感觉迎面来风特别大，瞬间吹得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似昏迷状态。突然“砰”地一声，伞开了，并将人向上一提。周围出奇地静，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抬头一看，伞开得很正常，心里很高兴，心想这下安全了。我操纵着降落伞，向着着陆靶标前进，估计高度在200米左右，就听到了地面指挥员的声音：“02再左一点，注意刹车和着陆动作。”我腿夹紧向下蹬直，全身肌肉紧张，准备着陆。只觉人向前一蹿落地了，接着向前摔了一个跟头。绝大多数战友伞开得都很正常，落地动作准确。但也有个别的战友因精神紧张，动作不标准。战友杨成久跳出机门伞衣刚开，便动作错误，双腿夹住了伞衣，快速地向地面坠落。指挥员拼命地喊：“07！07！拉备降伞！拉备降伞！”离地面五十米时，他的备降伞开了，这时候他分开了腿，主伞也正常开了。他安全落地，指挥员却惊出一身冷汗。接着组织第二次第三次跳伞。大家有了第一次跳伞的经验，一次比一次跳得好。全中队顺利地完成了跳伞任务。记忆里，那是深秋的早晨，机场草地到处是露水，我们在草地上做着跳伞前的准备。蚊子特多，个儿又大，用树枝赶都赶不跑。发给大家的防蚊油也不大起作用，弄得全身又痒又疼。但登机后，这些感觉全没了。
1975年8月在广东兴宁机场列队等待飞行命令（前排右一为作者）
双城机场离哈尔滨很近，坐火车只要40分钟就到市区。我参军两年多没回家了，经领导批准，给了一天假回家探亲。到了姐姐家，看到母亲已是满头白发，身体大不如以前，刚六十岁，脸上就布满了皱纹，出现了老年斑。她见到我很激动，高兴得直掉泪，嘴里喊道：“老儿子你可回来了，想死娘了。”我也掉下了眼泪。我离家才两年，母亲怎么会黑发变白发呢？和母亲唠起来才知道是因为我去福建当兵锻炼，台海前线随时都可能参战打仗。她是从战争过来的人，知道战争的残酷，为我担惊受怕，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饭也吃不好。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姐姐刚三十多岁，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日子过得很紧，请不起保姆，只好让母亲帮她带孩子。只有二十多米的住房，住着七口人，生活很艰难。
1962年我已满二十周岁，按当时的习俗，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当时法定婚姻年龄男20岁女18岁）。姐姐把她单位一位年轻姑娘的照片给我看，姑娘大眼睛，短发，笑得很甜，漂亮动人。可学校有规定，航校不毕业不允许谈恋爱，为了飞行事业再次作罢，仅在家中住了一晚上，就和老母亲别离。
1963年3月，我们来到黑龙江省佳木斯航空俱乐部进行滑翔训练。机场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修建的，年久失修，沥青跑道已经不能正常使用，只能在机场草地起降。用绞盘车牵引解放五型国产滑翔机实施滑翔训练。我的教员王老师是一位女同志，到我们这期学员学飞行时，她已经怀孕。但她很敬业，对我们施教很耐心。初学飞行有些紧张，她说：“在空中你把手脚全部放开，手不用握驾驶杆。滑翔机也会安全落在机场草地上。”在空中她敞开双手给我们示范，我们很快消除了紧张情绪。随着空中时间的增加，飞行动作越来越标准协调。特别是落地动作，常常是轻轻地落在“T”布旁，我感到美滋滋的，就像打篮球投进一个三分球那样高兴。
几年的军校生活，我们个个身强体壮，肌肉发达。不少学员的体操动作不亚于体育学院的专业运动员。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进入了青春期。有的学员偷偷地谈恋爱，有的学员利用探亲假的时间与女友发生了性关系。学校查实后，都要做停飞处理。
航空预校的生活，从早起床到晚点名，安排得十分紧张有序。后来看《日本海大战》的影片，片中描写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员的院校生活和我们的院校生活几乎一样。预校学员的紧张严格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晨踏着进行曲跑步，晚上听着熄灯号睡觉。分秒不差，天天如此。
1963年后，国家经济逐渐好转，航油、航空器材都能大批生产了。我们这批学员按年龄大小的顺序分批进入航校正式学习飞行。我于1964年秋进入空军三航校正式学飞行。1960年全国选飞行第一预校的两千多名学员，进航校学习的不足一千名，而真正航校毕业的飞行员只有500名左右。可见飞行员淘汰率有多高，培养一名飞行员有多么不易呀！
1974年12月战斗值班结束后与战友合影（左一为作者）
进航空学校学飞行
进入锦州空军三航校校门，首入眼帘的是一个高大的烟囱，上写着“烧锅油房”四个大字。走进宿舍，走廊和屋子里的暖气管道十分陈旧，来气时“咔咔”作响。培养天之骄子的地方竟如此破破烂烂，真是难以想象。但这是一座模范航校，空军的西点式军校，培养出无数空军战斗英雄。中国第一批女战斗机飞行员也是在这里展翅高飞的。进航校学习最大的变化是伙食，比想象的还要好。早餐牛奶、咖啡、面包、炒饭、面条、鸡蛋，随意选吃。蔬菜是一盘小炒。鸡蛋有多种吃法，蒸、炒、煮任意选用，不吃鸡蛋，就给一盘香肠。饭后有特供巧克力，每人一条，多吃也不限。中晚餐各四菜一汤，鸡鸭鱼肉等副食品，不重样的轮着吃。主食是米饭、馒头、包子等。食品计热量。脂肪、维生素、矿物质也精确计量。航校离渤海近，常吃各种海鲜，是全市副食供应的重点单位。我是海边长大的，特喜欢吃海产品，每次吃黄花鱼、螃蟹都比别人多。
紧张的航空理论学习开始了，要学的东西很多，有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军械、仪表、领航、气象、无线电、特设、空军常用战术等十几门课。好在预校文化课学得扎实，为学习这些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4月在佳木斯机场学员与滑翔女教员合影（后排左二为作者）
1965年7月，航空理论学习全部结束。学校放假一个月，可以回家探亲。此时父母都住在沈阳二哥家里。全家团聚，其乐融融。我们飞行学员是副食特供对象。一般市民买不到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买到。我给全家带了不少烟酒、糖果等在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全家非常高兴。父亲到医院看牙，拿了两盒在市面上买不到的香烟送给大夫。大夫问从哪儿买的？父亲自豪地说：“儿子是飞行员，部队发的。”医生很高兴，药费省了不少。父母看我都二十三岁了，急于给我找对象。但看了航校《致飞行员家长的一封公开信》，指出让家长配合学校遵守飞行学员在航校期间不允许找对象的规定，就打消了这种想法。
1965年9月，我们下团到锦州北机场学飞行。机场是草地机场，野兔特别多，业余休息时间，中队长黄天龙经常带我们抓兔子。老兔跑得快抓不住，但经常能抓到幼兔，红红的眼睛雪白的毛，真好看。部队不允许养宠物，抓到又放掉，有时送给中队长的儿子，孩子们可开心了。中队长的儿子才五岁，孩子之间也经常打个架，如果孩子被别的孩子打哭了，中队长不仅不同情反而大骂：“你个熊样，你没长手没长脚？你就不会干他？”下次孩子再打架，不管多大的孩子他都不畏惧，周围的孩子开始怕他。这就是教育方法，中队长把他带兵的方法搬到了家中，天不怕地不怕，敢于“亮剑”。
机场有段时间维修，我们转场到阜新机场飞行。阜新机场面积大，全团两个大队同时组织飞行，在草地设左右双轨道，双起飞线。经教员带飞几十个起落后，学员陆续放单飞。我被安排在后面放单飞。当时我是学员小组长，很爱面子，看到前面学员都单飞了，着急上火。教员手把手地教，就是听不进去，越着急越飞不好。终于轮到我单飞了，起飞后有些紧张，连塔台指挥员的指令都听不清楚。我是右航线起飞落地，四转弯下滑落地时却对准了另一大堆左航线的跑道落地，突然飞机里传出指挥员急促的命令：“61复飞！61复飞！”我立即加油门复飞。多飞了一圈，好在落地动作正常。但给别人的印象是飞得不泼辣，胆子小，思想右倾。在我入党转正的支部大会上，有的党员说我思想右倾，有的党员说我怕死。
十个月我们先后经过起落航线、特技、编队、仪表、航行转场等训练，在初级教练机上顺利结业。极个别学员在起飞后连天地线都找不到，就被停飞去做其他工作。原计划接着飞中级教练机，再飞高级教练机。这时文化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极左思潮泛滥。林彪把毛主席捧为神，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一切照毛主席的指挥办事。毛主席说：“培养飞机、军舰驾驶员，几个月，最多一年。”这样我们就免去了中级教练机训练，直接飞高级教练机，苏制雅克11飞机。老教员的经验：“飞中级教练机能够增加空中经验，节约航材和航油，不飞真是一大损失啊！”
航校毕业，我们很快转入了三团高级教练机的飞行。尽管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飞行部队军委规定不搞大串联、大字报等运动，部队照常训练。仅用半年时间，我们就在喷气式飞机上完成了各种训练项目，提前半年从航校毕业了。从参军到航校毕业整整八年，我们这一批被称作是抗战飞行员，学制之长是前所未有的。
1967年4月20日我们航校毕业，到航校来接飞行员的是广州空军35师周副师长、师政治部主任。周副师长与毕业的飞行学员同飞，检查大家的飞行技术，对三团航校教学质量给予好评。政治部主任宣布给大家放假一周回家探亲，并宣布航校毕业，成为正式飞行员，可以找对象谈恋爱了，但结婚必须要到部队达到作战水平才可以。这时我们飞行员的年龄段大多是二十四五岁。
1967年4月底，我们37名航校毕业的飞行员，在部队首长的带领下经北京南下广州。在北京两天的时间里，我们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天安门、故宫、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天坛等名胜古迹，去了王府井购物。飞行员收入高，在繁华的北京城挑选着手表、皮箱、床上用品等回到空军招待所，大小包裹将屋子摆得满满的。光是送到火车站托运就花了半天的时间。
1975年12月，飞行员家属在广东兴宁机场师部礼堂前合影
到达广州，第一感觉就是热浪滚滚，在锦州出发时穿的还是毛衣，到了广州穿单衣还觉热。当地人讲话全是方言，一句也听不懂，“一”和“二”都分不清。有的飞行员乘车按当地人的指引都走错了。市内中山四路五路，繁华而拥挤，街道比起北京城要狭窄。自行车、汽车、人流堵得街道满满的，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街面上有一道风景线，不少年轻女士光着脚，挑着大粪桶堂而皇之地走过，拿着一节甘蔗边走边吃，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有的飞行员顺便来了一首打油诗：“远看一枝花，近看光脚丫。挑着大粪桶，露着大金牙。”走进广州空军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冲凉，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都是热的，水温在四十度以上，跟北京澡堂子的水温差不多。带队领导抓紧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先后参观了黄花岗、红花岗、毛主席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到达广州后的第二天，大家乘坐当时比较先进的空调火车到达樟木头火车站，再坐上接站的大客车顺利到达惠阳机场驻地。
到飞行部队以后，立即投入了歼五战机的改装训练。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就完成了改装任务，达到了上级要求的作战水平。
1967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红火的年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部队的极左思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部队安排天天读毛主席的书一小时，雷打不动；每次开饭前要向毛主席三敬三祝，最后是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比封建王朝向皇帝三呼万岁有过之而无不及。部队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大搞红海洋，要求到处能看到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部队飞机修理厂的铝材本来是用于飞机维修的，却用来做毛主席像章。战士每人一枚，干部两枚，其中给爱人佩戴一枚。连飞行指挥也要用毛主席语录，如“请求起飞”，改为“请求上前线去”；“请求落地”改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将指挥术语改为别别扭扭的通话，简单的变为复杂的，短句变为长句。一位同期战友，驾机返场落地，到放起落架位置，想用毛主席语录向塔台请示，一时又想不起该用哪句语录，错过了放起落架时机，四转弯后下滑落地忘放起落架。幸亏指挥员及时发现，信号员及时发信号弹，指挥员在话筒里拼命喊：“拉起来复飞、复飞……”这才避免了一起严重的飞行事故。实践证明，飞行指挥用语和毛主席语录不能混用，否则要出大乱子。一个月后部队停止了这种做法，飞行按正常训练指挥术语进行，部队训练和作战步入正轨。
飞行员的婚姻生活
飞行员的婚姻，因要求严规定多，选择配偶十分困难。要求女方现实表现好，政治上绝对可靠，出身好，社会关系清白，身体健康，不能有传染病。确定恋爱关系必须由团政治部以上的政治机关批准。飞行员们常住在军营，活动范围小，通常是从机场到食堂到宿舍，多少天都见不到一个女同志，上哪儿谈对象去？更谈不上自由恋爱了。飞行员选择对象主要靠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们的介绍，二是靠从在机场周边医院的医生护士中选择，三靠在部队附近的厂矿企业的女职工中选择。飞行员大多是北方人，与当地的女同志语言不一样，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很难擦出火花来。我对象是大哥家的一位邻居大娘介绍的，是山东老乡，还是我侄女的同学。参军前曾见过面，但那已是八九年前了。当时分住两地，主要用通信谈恋爱。第一封信互相寄照片，看到照片上的女人模样还不错，对方又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就向政治部做了汇报，团政委部很快发了外调信，了解到女方家出身贫农，本人政治可信，思想作风好，还是太平邮局的支部书记。政治部允许建立恋爱关系，我们这才开始谈恋爱。文化大革命期间规定，飞行员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探亲，只能书信传情。对方也是大龄青年，也渴望早日成家，我们书信来往十分频繁。一周写两封信，一封刚收到，另一封就在路上了。虽是恋爱信，内容大多谈的是各自的工作、家庭、生活，还有更多是谈论着文化大革命。通信一年多觉得双方了解得差不多了，也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我这时的飞行技术也早已达作战水平，我就向组织申请结婚。组织审查同意后，允许女方到部队结婚。那时飞行员结婚，不是按婚姻法规定的条件，而是按组织的审查，党不仅指挥枪，而且还指挥要谁做老婆。1968年11月20日，我的对象与我教员的对象在北京聚合后，一同到部队准备举行婚礼。当时已是冬季，夜长昼短，她们乘车到达县城汽车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部队的通勤车已返回了部队，我俩叫了四辆单车，浩浩荡荡地奔向车站。九年不见，她已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长得墩墩实实，大头大脸，浓眉大眼，长得不是很漂亮，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穿一套军装，更显得庄重大方。第二天到部队卫生队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她体检的医生是师政委的爱人张医生。她还偷偷地告诉我：“你媳妇身体很好，一切正常，要好好地爱她。”我只知道傻笑。婚礼简单而热烈，先是领导讲话，紧接着是夫妻同唱语录歌，接着是全团飞行员集体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和丛教员每人拿出20元钱，买些水果、烟、糖果分给大家，大家边吃边乐，半个小时婚礼结束。接着部队观看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兵的电影，两对新人则进洞房。洞房设在军人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两张单人床一拼，两套军被一放，窗户上贴一大喜字。部队都去看电影了，没人闹洞房。婚后相当长了一段时间新娘的脸蛋都是红红的，挂满了笑容。部队放假休息的时间，飞行员们就成群地来拜访，不少领导也来探望。婚假一周，我马上又投入了紧张的飞行训练。就算是新婚，飞行前也必须在飞行员宿舍就寝，这是雷打不动的规定，也是保障飞行安全的措施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飞行员们谈恋爱的方式主要是书信，水到渠成，准备结婚时，不少飞行员还未曾与对象见过面。到汽车站接媳妇，将照片对号，就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接头那样，带着一本杂志或手绢什么的才不至于认错老婆。我同期的一位飞行员对象到部队结婚，看到他不像照片中的那么英俊帅气，尤其是皮肤黑，五大三粗的，不想结婚了。团领导为促成这件婚姻，采取了多种办法，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将老飞行员们的家属和团里的政工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组，轮流与她谈话做工作，谈话内容都是：“飞行员是天之骄子，他们为保卫祖国奉献很大。我们应体谅飞行员的辛苦，他们常年在阳光下工作，黑一点怕什么，黑是身体健康的体现。婚姻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嫁给飞行员就是革命的具体体现，也是忠于毛主席忠于祖国的体现。”许多老飞行员妻子现身说法嫁给飞行员的好处，甲工作组连续做八个小时思想工作，乙组接着跟上，八个小时后，丙组又来接班，不达目的工作不停。两天两宿除吃饭和睡觉外都有人陪伴做工作。第三天下午，她实在扛不住了，表示同意结婚。领导怕夜长梦多，抓紧布置新房。刚吃完晚饭部队便吹哨集合，为他们举行闪电式婚礼。这对夫妻婚姻很幸福，连续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媳妇调到机场子弟小学当教师。飞行员们多喜欢找当兵的做老婆，都说当兵的有共同语言，而女方收入也较高。飞行员们选择对象受到种种限制，普遍没有地面干部如飞机机械师等的媳妇长得漂亮。相当一部分飞行员的妻子是农村姑娘，连个工作都没有，部队为解决飞行员家属就业问题，开办了毛巾厂、火柴厂等集体企业。他们当时的工资一般为三四十元钱。
“文革”对飞行部队的冲击
一天，我接到父亲发来的航空信，说二哥让造反派抓去把腿打断了，全家急得不行。二嫂急得病倒了，两个孩子没人管。父亲在解放前开过饭馆，成分是小业主。他住在二嫂工作的厂职工宿舍，连续几晚受到职工家属的批斗。二哥出事他也没了主意，让我赶快想办法。我接到信后，急得一宿没睡着。二哥在我人生旅途中帮助最大，我上中学就是他提供的学费。他现在又是家里的顶梁柱。部队离沈阳很远，我没办法只能向领导汇报了家中的情况并提出请假回家去处理，领导对我家中发生的情况表示同情，但不同意让我回家处理，并提醒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对每个革命战士的考验，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劝我先寄上钱回家。我及时给家中汇去了100元钱。后来二嫂来信说：“寄回去的钱很及时，二哥治了病，家中买粮食救了急。”我的长机飞行员是全师的飞行尖子，飞行泼辣，为人直率，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飞行员。就因为他父亲在医院做领导被批斗，他说了几句不满意的话就被停飞。那时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停飞了，后来发现停错了也不再恢复飞行。
在文化大革命最红火的几年，部队飞行员平均每年只飞三十几个小时，不用说提高战斗力，就是保持基本驾驶技术都难。打仗只讲勇敢不讲飞行技术，极左思潮对部队战斗力破坏是巨大的。
我和团长飞空战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三个月，部队又恢复了正常的飞行训练。从老部队调来一位新团长，山东大汉，长得又高又黑。他文化水平不高，但飞行技术水平和指挥水平很高，对部队要求很严。一次我俩飞空战科目，对他高超的飞行技术着实领教了一番。模拟空战，双机起飞到达指定的空域后，他扮敌方被动一方，我为攻击机主动一方。他刚下达开始的口令后，立即采用飞机最大坡度向我扑来，我不甘示弱稍收油门切到了他的飞机的内侧半径，瞬间发现两机距离拉大，我立即将油门加到最大，并紧紧地咬住他，准备实施照相攻击。他做了一串不规则的蛇形转弯，我忙于跟踪，瞄准具始终难以套住目标。突然他做了一个急上升转弯，动作快，旋转角速度大，我立即跟了上去。虽然没被他甩掉，但始终难以实施攻击。正当我再次准备攻击时，他突然一个翻转，将飞机180度扣了过来，急速进入半滚倒转飞行状态。我跟着做了一个相同的动作，在飞机的垂直面上死死地咬住他。他像一只泥鳅一样特别滑，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我使出了全身的招数也找不到有力攻击的位置。他的垂直动作，旋转特别快，快达到了极限负荷。这又不是实战，干吗这么拼命？他接着又来了一个最大坡度盘旋想绕到我的背后，我又急忙切到他的内半径死死咬住他，他又突然做起了蛇形转弯，几乎要撞到我的座舱盖。我迅速飞到他的后上方，等待机会攻击。反复几十个回合，当他宣布停止攻击时，我虽戴着氧气面罩，还是一个劲地喘着粗气，就像在地面百米赛跑一样，上气不接下气。接着我们又以双机密集队形编队返场，快速通过跑道上空准备落地。落地后他讲评我的飞行动作。我以为他至少给我“良好”的评语，可他的评分只是“及格”，他看我有些不服气的样子，说：“你始终没有做到有利攻击位置实施攻击，给你及格就算不错了，再说我的动作还有所保留。”我心想，他要是不留有余地，我肯定会被甩掉。同机种攻击都这么困难，要想击溃敌机必须要深深了解敌机的性能，抓住其弱点实施攻击，方能取得胜利。
升为飞行副大队长
1972年，组织任命我为103团一大队副大队长。由飞行员直接提升为副大队长（副营职），也算是破格提拔了。但入伍十二年了，这和地面干部相比，提拔不算快。飞行部队是技术兵种，老飞行员多，人员流动少。我提拔时大部分同期飞行员还未提职。那个年代提职不提薪，唯一的变化是可以订《参考消息》报纸了，我除了积极协助大队长管理部队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作战值班和训练中起带头模范作用。当时战备值班任务特别繁重，主要作战对象是台湾国民党飞机，只要他们一过控制线，我们就起飞拦截。当时国民党飞机都是美国产的，性能比我们飞机先进。F-5A、F104都比我机飞得快飞得高，尤其是水平机动性能比我机更好，但他们很少飞过控制线。但我们的战备值班一刻也不能松懈，天亮前半小时，就进场做好战斗准备。要检查飞机，熟记通讯作战术语和导航数据，备降机场资料。日落半小时后才离开机场，由夜间战斗值班的飞行员接替。夏日昼长夜短，四点钟左右就要起床，正是人睡得香甜的时候。晚间七八点钟才从机场返回营地。头脑里始终准备着升空作战。一次我们正在午睡，一级战备警报一响，红色信号弹一打，我们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着飞行帽、穿飞行靴。有位战友正睡得朦朦胧胧的，硬是找不到门了，从窗户里跳出去奔向战机。人少，值班任务重，常常是十天半个月见不到妻子和孩子。我是全团出勤率最高的，一年要值班140多天，再加上飞行训练，大部分时间是在机场里度过的。战备值班无论平时还是节假日都没有补助和奖金。我们比民航飞行员要苦得多，但工资奖金不到人家的一半。我们无怨无悔！我们常年驻守在祖国的南大门，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的领空，换得了人民的生活安宁。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资料写作者：牟常之，原广州空军39255部队飞行员。退休干部，现居哈尔滨。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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