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

　　“微时代”：消逝的闲暇与自由

　　申霞艳

传播与权力的改写

夜深，发现远处走过来的人脸上有一团离奇的光亮，难道真的活见鬼？擦肩而过时发现是在看手机。常见到不分年龄的人们和平共享一条长凳，各自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手指在上边忙碌，顾不得石凳的硬与冷、夏天的蚊子和秋天的露水。有次坐公交，小伙子忙着玩游戏，没抓扶手，汽车急刹车，他摔倒了，破例没有听到骂声，爬起来继续看手机，仿佛服下了平抚伤痛的良药。车祸现场，有观众为举起手机拍图片发微博而忘了打电话报警和急救。旅游和展览中会因为忙着拍照上传而忽略身边真实的风景。地铁上，因为专注而顾不上给老人让座，忘记到目的地下车。饭桌边、路旁、郊外、聚会、课堂……触目所及的都是专注于手机的人，甚至，恋人在现实中不能面对面谈情，必须借助手机才能说爱。两耳不闻机外事，双眼只盯手中屏。仿佛只有那片小小的发光的屏幕能调动我们全部的感官，手机成了开启我们情感的钥匙。

　　我们的灵魂存放在手机里？或者干脆是没有灵魂的一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和手机的联姻正在持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宠并非罪魁祸首，它们不过各领风骚三五年。

　　四十年前，中国还有很多乡村没有通电。盛夏，整个村子的人都将椅子、凉床搬到晒谷坪去，大家“济济一堂”，一边享受夜凉如水，一边听老人讲故事、妇女聊闲天，孩子们嬉戏打闹；或者单纯地仰望“头顶灿烂星空”，没有听说过康德之名的妇女同样能够朦胧地感受到心中道德的律动，孩子们总是沉浸在数星星、眺望远方的游戏中。老人的回忆与世界一样漫长，无所谓开始无所谓结束。历史就在暗夜那一代接一代的口述故事中延续，仿佛亘古如斯。而在欧洲，他们有一家人围在炉火边一起读书的传统，家长会给孩子们读书启蒙，几代人用同一本书、读同一首诗的家庭比比皆是。恒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就在故事和朗读中从一代流向下一代。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家教、世风，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力量。所谓中流砥柱，靠的是思想价值和文化传统的力量。

　　城镇，晚报曾经风靡一时。饭后，男家长就像绅士一样接过晚报，顺手将后边的副刊赏赐给洗碗后的女主人，从国家大事、天气预报到街头传说、商品广告，报纸一度像晚祷一样充当过我们的宗教，报刊的版面顺序安排意味着隐蔽的秩序，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实现从国到家的传递。我们在随意翻阅报刊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接受既定的国家意识形态，接受时代的主旋律。想想《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各大晚报的“威水”史，我想大家就会认同晚报的宗教仪式感。我家父辈总是将晚报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觉其今日之寥落正如人生晚景。

　　后来，电视出现了，它以动态的图像、有声有色的报道、形神兼备的采访、多频道可选择等优势掠夺了晚报的受众。电视可不像报纸那么随意，它尊贵地占据着家中的核心位置——与沙发相应，而且遥控器掌握在家庭权力者手中。《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节目长时间地垄断着每个家庭的晚餐时间。常见的图景是，男主人一下班回家换上拖鞋之后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摁开电视，随后，遥控器就变成了他手臂的一部分，他的身体窝在柔软的沙发里再也无法挪动，他的眼睛未必盯着电视机，他也许在电话、短信、打盹，也许什么也不干，但是他绝不让电视机休息，他已经不能忍受眼前没有光波跳动，睡着了关闭电视反而会被惊醒。而女主人大抵在厨房忙活，还有孩子无休止的纠缠。要等到将孩子送上床之后，女主人才有片刻闲暇。男权社会的权力延伸到晚报、遥控器这样的生活细节中。在经济宽裕的家庭，女主人会在卧室里再装一个小电视机，自己半躺在床上看肥皂剧，总之，在电视节目和报刊的选择上显示了性别差异和家庭权力分布。

　　在乡村，电视替代了那些会讲故事的老人的地位。电视将村庄集体生活纳入小家庭，手机则进一步从根本上瓦解了集体生活，让我们回归个体，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发射源、传播体，也是消费者。像电脑经过、……的升级一样，手机也在不断更新、扩大内存。早期的手机功能单一、笨重昂贵，别名“大哥大”，为少数人服务。数字机来到世间，体形和价格变得轻盈，“飞入寻常百姓手”。

　　手机的内置镜头悄悄地修改了性别权力。传统的摄影机镜头总是让人联想到男性的权力，女性的被看地位决定了她们经常成为镜头捕捉的猎物，时尚刊物的女星封面、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影楼的阴柔命名等等都在助长男权文化。传统的非智能手机往往在设计外形、颜色时考虑到性别因素，而智能手机却努力抹去性别的影响，中性化已经成为持续的时尚趋势。报刊的主副之分、电视的遥控器、相机的镜头都使人意识到性别权力。手机则还原个人的主体感，触摸屏改变了权力分布格局。

　　一根电线将电话、电脑与外部世界建立起联系，手机让这根线也隐身匿迹了。智能数字机改用触摸屏，体积小、容量大。如果说汽车是脚的延伸，那么，手机既是手的延长，更是生活的广延，移动互联网挑战了边界的概念，你可以随时随地与“地球村”的任何时空建立联系，而且是与电视被动接受完全不同的主动参与、回应。科技的更新使升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升级不仅吻合人类喜新厌旧的本能和对未知领域的探求兴趣，也符合消费社会的时尚和商业精神：消费者由普通客户向钻石级贵宾升级，时尚由审美功能转向身份认同功能，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符号。

朋友圈：重建流动的“熟人社会”

抵抗电视比较容易，只要离开电视所在的客厅就行了，但在有免费之处，我相信你很难抗拒微博、微信的诱惑。在路（机场、地铁、餐厅）上，你会去朋友圈逛逛，这和女性一边逛街一边会友没什么两样。如果你的飞机晚点，你还会由衷地庆幸有微博、微信可以观看。而且你绝不会在利用这些所谓的零散时间时还保持清醒的抵抗意识，你不会强烈地感觉到微信正在温柔地谋杀那些浪漫的、热情的或沉思的时刻，并在降低奇遇和邂逅以及与活生生的人对面沟通的机率。智能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平抚了等待的焦虑，貌似从心理上填平了现代交通的拥堵，那些搞笑的段子让时光飞逝。

　　就像烟瘾者的香烟不能离手一样，手机像掌纹一样镶嵌在现代人的手掌中，成为泄露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秘密的重要“试金石”。不信，你试试看自己能否随意将手机给旁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看，尤其是自己到底能够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暴露出手机对于个体的宰制力量。和其他家电不一样，手机以其体积优势与我们的身体、手构成对应，它每时每刻地伴随我们，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控制我们，尤其是男性，没有手机就会惶恐、焦虑、心神不宁，仿佛正在与钟爱的女郎失之交臂。没有工作的瞬间就要将手机握在手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性动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没带手机出门则会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今天典型的手机交往焦虑症。手机对我们的控制是与现代生活的变化相应的，社交是现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今天很多人花在社交上的时间、在旅馆度过的时光甚至超过了在家庭和单位度过的时间。这种频繁的社交更加凸显了手机的重要性，手机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朋友圈”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悄地将“熟人”接回来了。我们足不出户却能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不仅知道对方的行踪，还貌似知道对方的表情、思想和趣味。从各人贴在朋友圈的图片，我们知道朋友的生活：有的在会议中，提供座位名、出席人员合影；有的在去会议的路上，传上如诗风景画；有的在旅行，上传历史信物供大家凭吊；有的在演讲，传来标题和横幅。很多作家在写作之余，都去写字、画画、收藏去了。每天在“朋友圈”都能看到朋友们传上来的新作：收藏的字画、古董、黄花梨、红木家具，自己的字画习作……五花八门，全有物证贴在“朋友圈”。微信让生活“零距离”，随时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写真”之中。即便你没加入微信，也完全可能被你的朋友关照而暴露行踪。你不能掩饰说你不能喝酒，因为你喝茅台的壮举被拍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能撒谎说你不在广州，因为你刚刚上传了小蛮腰前的留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能的窥私癖、炫耀癖及自恋动机。人的表现欲和窥视欲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将自己的生活照上传“朋友圈”公布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回复制造了某种虚拟的明星感受。

　　微博像是自己经营的景点，需要不断打理来吸引游客和粉丝。而微信就像乡村的“晒谷坪”，自家的庭院，什么都可以拿出来晒一晒，来往的都是“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则是商家免费广告较有针对性和效率性的好渠道，这种巨大的潜力目前还没被恰当估算。

　　微信使“有朋自远方来”变成新的“现实一种”。费孝通先生曾将乡村定义为“熟人社会”，今天，“朋友圈”将乡村的“熟人社会”挪到了手机上。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关于“熟人社会”的想象，这当然与“乡土中国”有着质的不同，它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性的“流动”。比如“朋友圈”这个熟人社会是可大可小的，类似一场虚拟的圈地运动，你“朋友圈”的人数越多越容易给人膨胀感，越多信息在此汇集、转发、交锋，你陷入其中的时间就会越长、程度也会更深。

　　微信将人群进行新的划分，并以数字化的特有方式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改写了朋友的定义，成为新的缘分的代名词。“朋友圈”的选择的确经过你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是一键认证的，是本能式的，就是一两秒钟内的事情，远远不如“桃园三结义”来得复杂。你仅仅是“认识”他或她而已，这个“认识”的程度则深浅不一。在城市里，要认识一个新人太容易了，一个朋友约去的饭局、酒会你可能会认识十个陌生人，而一个朋友邀去的会议你可能会认识三五十个人，一个在街上邂逅的朋友随手拉去的你可能会认识上百人。参加一次家长会、一次出游、一个会议、兴趣爱好小组、民间团体或组织你都可能会认识几十上百人。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吗？因为免费，所以在加“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再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这种情感的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

　　我相信，以后“朋友圈”里的行踪和照片会成为撰写传记的重要依据。这是真正的图文并茂，以后的学术论文会以某年某月某日贴于“朋友圈”的文章作注释和参考。“朋友圈”也会成为区分人群的重要依据，某篇文章的被转率会成为新的时尚乃至文化生产的参考标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后台起推动乃至主导作用。“朋友圈”将成为社会学的分析指标，譬如我自己的“朋友圈”就是个微缩的“文艺现场”。我的微信群和“朋友圈”显示：中餐时间和下班的路上是群聊最集中的时间，而夜晚则是“朋友圈”发东西最频密的时段。

　　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呈平面的、浅表的、碎片化趋势。几十年未曾联系的小学同学可能通过蛛丝马迹要求加你微信，从未见面的粉丝、陌生人也可能不屈不挠地要求加你为好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聚会、聚餐，甚至恋爱、求婚这样神圣的时刻，如今都被手机的屏幕所笼罩。只有你意想不到的角落，没有手机无法光顾的角落。手机使一切时间意义平等：随时打声招呼，随地传一张图，举手交换彼此的“生活照”，以此作为活着的证据。生活不在别处，在手机里！不能提供免费的场所不能招徕好的生意；一份不能提供免费的职业将不再值得留恋。以致有篇文章戏称几千年后微博、微信会被子孙后代认为是碗筷一样的饮食工具，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即使吃饭都忙着刷微博、刷微信。

知识的民间化及甄别难度

无疑，传播是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假如没有现代传播技术，那么，能够在孔子身边侍座和亲眼目睹“蒙娜丽莎微笑”的人能有几个？印刷术扩大了知识的传播范围，加速了思想的启蒙与解放，使广大民众能够受惠于此。最终印刷术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从传播的速度和面积来说，移动互联网对知识普及以及信息传播带来的变革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上班白领还是无业游民、工人或老板、学生或教授，他们都可由此接触到无限多、无限新的知识：小到养生经验、书评影评、美食美景美文推荐，大至经济走向、国家时政、民族精神、全球大势等等，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一同分享了来自各种领域的知识，尤其是那些过去精英阶层才能够享受到的教育和知识，现在都可以在网上轻易获得。理论上任何一个终端都能分享哈佛等名校的公开课，光“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热烈拥护网络。

　　数字时代的“平民化”知识传播以及“自媒体”的产生对提高普通民众文化素质提供了可能。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传播工具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并积极利用这些工具为传播思想服务。公共知识分子开通博客、微博成为“大”传播自己的观点，报纸刊物开通公共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传新闻和评论，都是为了引导“舆论风向”或者成为“舆论领袖”。爆炸性新闻事件一旦发生则以“千嘴百舌”的势头造成舆论风波。普通民众也可以就各种问题发言，传播“微”言论，参与到这个“微时代”之中，产生一种世界尽在“掌”握中的虚拟豪迈感。

　　移动互联网以传播优势迅速赢得了用户的青睐，它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想象。凯文·凯利所谓的“一千个铁杆粉丝”理论正在从硅谷走向全球。像定制衣服和物质食粮一样，精神食粮也可被个性化定制，因材施教在技术上完全可能。知识的二传手、专题整合推送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知识将比其他商品更方便地在移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移动互联网上雪球般滚动的信息具有不可控性和强制性，伴随这种强迫，我们会逐渐失去对信息真伪的甄别和批判能力，我们容易湮灭其中。社会新闻、思想评论、娱乐休闲、宗教和玄学、保健养生和笑话、假新闻等等具有同样的传播和流通机会，这改变了过往新闻的筛选和等级制度。在报刊上，头版头条一直享受特权；同样，在新闻联播、晚间新闻等黄金时间的节目具有优越性，新闻内部同样是按重要性排列的。而在手机上，“排名不分先后”，消费者似乎有了个人的选择权：打不打开某条新闻，上不上“朋友圈”，是默默浏览还是积极回应，是窥视别人的生活还是自己来担任主角，我们似乎都有了选择的自由。

　　数字时代病毒式的传播方式使得消息在无穷无尽地漂流，无所谓源头、无所谓终端，生产、传播、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一切简化为举手之劳，也使我们陷入其中，真伪莫辨。伪消息的传播同样呈几何倍数增长，无需代价。网络只是工具，全看如何使用。

闲暇的消逝

早在手机等现代传播方式还没出现之前，马尔库塞就敏锐地对工业社会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一个不能保护个人在室内的私人性的社会，能够自命它尊重个人吗？能够自命它是自由的社会吗？诚然，一个自由社会是根据远比私人自主性更重要的成就来确定的；但是，缺少私人自主性却使甚至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制度黯然失色——由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大规模的社会化从家庭开始，阻止了意识和良心的发展。……如果没有一切广告、没有一切灌输性的新闻媒介和娱乐媒介，就将使人陷入创伤性的空虚之中：在那里，他会有机会去惊奇、去思考、去了解他自己（毋宁说他自己的否定）及他的社会。失去他那些虚假的父亲、领导、朋友和代表之后，他就一定会重新学习他的。但是，他将构成的那些语词和句子可能大不一样，他的愿望、担忧也会大不一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确，手机将我们变成了身心异处的人。一方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另一方面是“在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鲁迅的名言可以戏仿地挪用到那些玩微信的人身上。快感、人造的快感正在操纵我们。娱乐成了人生的首要信条。消费社会消解了严肃的事物和价值，让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管是正能量还是负面消息，不管是政治、社会灾难还是明星八卦一经传播都被等量齐观，付诸一笑。“今天大众媒介的作用不是使事件像传统的方式那样成为‘可以记忆’的，而是在事件令人眼花缭乱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时，消灭这些时间，帮助人忘记它们。”（詹明信《德国批评传统》）因为覆盖是如此迅速，容不得转换头脑来细细思量。传播如风暴般不由分说地裹挟一切。不仅理性在强大的传播面前黯然，情感亦然。

　　闪烁的屏幕有效地阻断了“激情”，比如足球赛现场，我们会听到歇斯底里的加油声或者愤怒的讨伐声、扔酒瓶的声音；看转播，人流的分化和屏幕的阻隔弱化了直观的感受。年8月7日，钢索王阿迪力来广州小蛮腰走钢索，我分别在现场和电视转播观看了一次。从观看效果来说，现场与电视转播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电视将每个细节都加以放大、拉近、聚焦，并辅以大特写，特别清晰，然而只有在现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高空的距离和他七岁的女儿所说的“特别的难过”，心一直吊到嗓子处的那个紧张！将近一个小时的演出，你几乎不敢将眼睛挪开，更甭提上厕所了，那时的我就像鲁迅笔下那只被拉长脖子的鸭，生怕错过任何一瞬。但看电视转播，你可以随时走动、喝水、吃零食、上厕所，你其实只关心一个结果就是阿迪力有无闪失，而且你已经在不断接受一个信息：不可能有任何意外。在现场，这种理性被具体的环境、高度、风的速度与级数等具体的因素干扰，更重要的是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的身体会自然地感受到周遭的一切，你的肌肉会不由自主地紧张，心跳加快、流汗、深呼吸、拍胸口、摩拳擦掌、唉声叹气。总之，你无法像在电视机前欣赏作秀那样平静自如、条分缕析、指点江山。因此，你才可以理解恒大的获胜之夜票价之高昂和群情之激奋；可以理解粉丝拿着鲜花去机场守候几个小时的疯狂。

　　现场夹杂着混乱、噪音与活力，夹杂着意外和诸多的可能性，媒介将现场过滤提纯，按照新闻机制经过“视点”修复成逻辑有序的画面，而受众往往将新闻和现实混为一谈。麦克卢汉早就说过：“读报纸的人不是把报纸看作高度人工制造的、与现实有对应关系的东西，他们往往把报纸当作现实来接受。结果也许就是，媒介取代现实，取代的程度就是媒介艺术形式的逼真度。……对于看电视的人来说，新闻自动成为实在的世界，而不是实在的替代物，它本身就是直接的现实。”事实正是如此，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与《一九八四》截然不同的思考和对未来时代的隐忧：人们会渐渐迷上奴役、爱上压迫，并不由自主地追随那些让人放弃思考的文化工业。新科技使奴役变得如此温柔、舒适、隐蔽，让人难以觉察。

　　微信无情地掠夺了我们的“闲暇”，闲暇是我们内心自由的标志，丰富的内心生活是人类乌托邦的栖居地，“有闲阶级”曾经是作为一个时间与财富都很宽裕的社会阶层被人向往。今天，微信挤榨你，它以休闲的名义让你处于忙碌之中。在你醒来的第一瞬，你就会习惯性地摸手机直至关机时仍恋恋不舍。微信让我们充满期待，让我们将自己陪父母孩子和独自发呆的时间全搭上去了，还将我们的休息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

　　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成年国民手机阅读率为27.6%，比2010年的23%上升了4.6%，增幅为20%。”“人们平均上网时间已经接近人们读书和读报所花时间的总和。”手机阅读呈快餐化，这种一次性的浅阅读只会刺激大脑表层细胞，未能进入到沉浸、审视的层面。我们沦为一个接受信息和中转信息的装置，内在的主体性未被有效唤醒，很容易就徜徉在“信息的海洋”中，在网上逛几个小时不会腰酸腿疼，还会让你愉悦，消息雪片飞来，快速覆盖，导致一切都是浮光掠影、如梦如幻。昨天已然苍老。更可怕的是当浏览、漫游、随机阅读变成习惯之后，我们就很难再集中精力去思索艰深的问题。

　　印刷文明将我们与过去，与人类历史发生稳固的精神联系，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过去的现存性与未来性，让我们在此时此刻回顾历史、眺望未来。正是这种联系让我们获得历史的坐标，找到一种纵深感、沉潜感以及对历史的敬意和深情。数字文明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它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从我们身上卸去，让我们在知识的片鳞只甲中得到转瞬即逝的快感。虚拟世界的控制和真伪莫辨的消息海洋使我们的人生丧失深度。

　　从大时代到“小时代”，博客到微博、短信到微信、电影到微电影、小说到手机小说、笑话到段子……被科技改写的夜晚无限度地延长了，与白天连成一片，夜班已成为常态。移动互联网让所有的时光平等：生活与上班、下班的界限模糊了。我们的行为也被微信及其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所控制，与自我和内心越来越远。

　　移动互联网给了我们整个世界和全部的自由，并以自由的幻觉对我们进行奴役和宰制，我们的自主意志在无形中被瓦解了。我们丧失的正是唯一重要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我们只能哀叹闲暇的消逝、内心生活的销蚀，却无法阻挡，因为这不只是时尚的步伐，也是历史的步伐，科技挟持历史的脚步勇往直前，只有加速度，没有目的地。

　　申霞艳，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消费、记忆与叙事》。